在很多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知县大人的身影，似乎知县大人负责全县的所有问题。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除了知县大人，全县还有很多官员，但加在一起，有品级的官员不超过10位。分别是：知县、县丞、主薄、巡检、教谕等等，那么，依靠这么几位官员如何管理全县几十万人口呢？其实，古代的人口没有那么多，而且官员们有自己的办法。

一、中国古代的县没有那么大，只有现在的一半

目前，我国很多县的人口能够达到几十万，那些人口稠密的县甚至能超过100万人。例如河南省的唐河县，全县总人口140多万。但是古代的人口没有这么多，一般来说，总人口超过10万人已经属于上等县了。至于中等县和下等县，只有几万人口。在明清时期，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当然了，江南富庶地区的人口稠密，吴江县当年的人口达到了好几十万。除了人口稀少，古代大部分县的管辖区都比现在的县要小一些。例如河南省著名的兰考县，就是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而来的。至于荥阳县，是成皋县、汜水县等3个县合并而成的。由此可见，古代县的管辖区比较小，再加上人口有限，人口总数自然不如现代县。除了人口，古代的县城面积也不大。

山西省的平遥古城是保留比较完好的县城之一，占地面积也就是2平方公里左右。按照平遥古城进行推测，古代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应该都是这样的类型，江南地区的县城可能会略微大一点。现在社会中，一些比较大的乡镇面积都超过了2平方公里。由此可见，古代的县城面积不是很大，和现在的乡镇差不多。当时，一般有3种人居住在县城里。第一就是在县衙工作的小吏和衙役们，为了工作方便，需要居住在城里。第二则是在县城做生意的商人，县城是全县的货物中转流通中心，适合商人们做生意。最后一种则是各乡镇的乡绅们，由于担心土匪的侵扰，一些乡绅喜欢居住在县城。在古代社会一直是这样的模式，因此县城的占地面积始终没有扩大。

二、一个县通常只有几位有品级的官员

在一个县里，有品级的官员不超过10个，我们慢慢讲。首先是七品知县大人，知县是一个县的正堂官，掌握一个县的所有权力。因此出现了“破家知县，灭门府尹”的说法，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知县大人是绝对不能惹的。此外就是八品县丞和九品主薄，这两位官员也在县衙办公。由于知县是主官，这两个官员属于副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被戏称为“摇头老爷。”每个县都会设立3个巡检司，主要设立在交通要道上。巡检属于九品武官，隶属于兵部，不归知县管理。因此，巡检虽然品级不高，但权力不小。在孔孟之道的时代，每个县都有县学，县学的当家人就是教谕。教谕也是九品官，负责全县的教谕工作。明朝著名的海瑞，就曾经做过教谕。

除了上述官员之外，每个县都有驿丞、税课大使、县仓大使和河泊大使等官职。但这些官职很模糊，那些资历老的可能是九品官，那种资历尚浅的只能是吏，根本就没有品级。因此，每个县真正拥有品级的官员，基本上都在10个以下。至于县衙的衙役、小吏们，都没有品级，在吏部也没有备案，属于临时性人员。衙役和小吏可以世袭，因此对于本地人的诱惑力很大。在明清时期，县衙里的办事人员，基本上都是乡绅们的亲戚。每个办事员的背后，都能找到靠山。因此，虽然知县大人高高在上，但不会轻易开除县衙的任何人。其实，想治理好一个地方，作为外来户的知县，必须依靠县衙的办事员和乡绅们。

三、县衙在很多问题上都依靠各地乡绅

一个县衙总计只有几十个人，依靠这些人根本无法管理到每一个村子。因此，知县属于最低一级的行政官员，知县治理地方基本上依靠各地的乡绅。在每个乡镇都会有那种德高望重的乡绅型人物，村民之间出现了纠纷，只要不是大案，一般都不会去县衙，而是会去找乡绅论理。至于征收钱粮，知县大人更是需要依靠乡绅。因此，一个新知县上任之后，乡绅们都会举行欢迎宴会，知县也趁这个机会认一下人。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风很盛，出现了很多高官。知县上任以后，需要打听一下，在自己的辖区里有没有高官家庭。如果有，知县大人会立刻主动拜访。尤其是京城的京官，在吏部、兵部等要害衙门工作的官员，这样的家庭不是知县能得罪的。

当时是需要20以上的官员。并且需要50名杂役，才可以管理一个县城。

一般会包括知县、县丞、县尉、主簿、巡检、典史这些人，这些都是带编制了，另外他们还会自己花钱雇佣一些人，比如押司、侍役、粮差等。

一起也就二三十个，因为普通百姓的小事他们几乎都不用管，有地主乡绅代劳。

县衙的规制和机构

衙门，是唐代以来官府的统称。清代县级官府自称县署、公署或县治，俗称县衙。它是封建统治者在基层的代表——县官行使权力，也是县级官吏办理公务的地方。即所谓“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为用也。”〔48〕可见，衙门在官吏施政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衙署的设置是有规制的。为显示等级差别，各级官员衙署的建筑结构包括油漆彩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分，不得逾越。清代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笔者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清津例·礼律》甚至对各级府第厅堂的间架结构及木构件绘饰也作了详细规定。笔者以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和河北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河南南阳府衙的建筑布局相对照，并与收集来的数十张清代县署图相印证，从而看到，清代各级地方衙门尽管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有所不同，但中轴线上的规制都是一样的。中轴线以外的建筑则比较灵活。鉴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县官制度，故归结县衙的建筑布局原则是：

清代县衙的建筑布局同其他衙署一样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堪舆学说的制约，具体建筑物随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随意变更而遭禁忌（内乡县衙大堂暖阁顶棚中心绘八卦太极图，就说明其设计依据是八卦图）。其二是受皇家建筑布局、规制的影响，主体建筑均布置在中轴线上，且不能追求奢华。〔50〕具体讲，县衙的建筑规制大致可以概括为：

1.建筑群座北朝南。主体建筑均集结在一条中轴线上，自南向北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坊，坊左右为六房，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和三堂，并配以相应的厢房，是长官及所属人员办公之所在。其佐贰官、属官均在东西副线上。

2.“左文右武”。六房的位置均在大堂前，按左右各三房，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然后再分先后，吏、兵（分别代表文、武官——笔者注）二房为前行，户、刑二房为中行，礼、工二房为后行。如有增设也不打乱这个格局。

3.“前衙后邸”。各县衙门均以大堂、二堂为知县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堂，形成前衙。二堂之后则为内宅，是县官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处。

4.监狱居南。各县衙门监狱均设于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坤位），俗称“南监”。

然而，当主持建设衙门的长官品级和所处衙门厅堂规制不符时，其厅堂大小以实职为依据，并不因某一长官级别较高，就说某衙门为某品衙门。如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大堂虽为五间，但它以明次三间为堂，梢间与次间之间有硬山相隔，梢间辟为夹室。形成“明三暗五”式建筑，这是为了烘托大堂的威严高大而采取的暗处理手法。内乡县衙大堂和南阳府衙大堂虽同为五间，但南阳府衙是以五间为堂。所以内乡县衙大堂五间，既不能视为五品衙门，又不能视为按七品县衙逾越。加之，知县章炳焘（同知衔，五品官）兴建县衙后尚有七品、四品官仍在此办公，故内乡县衙说到底是县衙，而不是五品衙门。

清代的县署衙门除了有严格的建筑规制外，其署内职官编制和实际办事人员分佐贰官、属官、佐杂、三班六房和幕友、长随等人员，他们既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进行着正常的工作运转。其县署的职官没置和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县设长官一人，正七品，主一县之政，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并聘请幕友为其参谋顾问。

佐贰官，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分掌粮马、户籍、征税、缉捕诸事，各设专署办公，称县丞衙（廨）、主簿衙（廨），各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据《清史稿·职官三》载，全国1358县，仅设县丞345人，主簿55人。清内乡县未设县丞、主簿佐贰官。

属官，典史，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清代一般县份不设县丞、主簿佐贰官，而由典史兼领其事，因掌治安刑狱，故（沿元制）习称典史为县尉，设专署办公称为典史衙（廨）、巡捕衙或捕厅署，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儒学教谕（正八品）、训导（正九品）各一人，“掌训迪生员及学政各事。”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设于县境边远要害地方，“掌捕盗贼，诘奸宄”。元、明、清内乡县均在西峡口设巡检司。

杂职官，各县均设有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

此外，还有驿丞（掌邮传）、闸官（掌河闸启闭事），税课大使（掌典商税）、县仓大使（管仓庾）、河泊所官（掌收渔税）等均视事而设，也属未入流之杂职官。〔51〕

六房。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沿明之制，一般称为六房或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是中央朝廷六部之缩影。但清代县署之六房，只是习称、概称，其实是以六房为主，多有增设。据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载，内乡县署于吏、户、礼三房下设铺长房，又于兵、刑、工三房下设承发房，而成为八房。光绪时，除六房之外，又设仓房、库房办公处、承发房等，办事机构增至十房。其各房的职能是：吏房，掌吏员选用，乡绅丁忧、起复，在外省做官各事；户房，掌户口管理，征税纳粮，灾荒赈济等事；礼房，掌兴学、科举、教化、旌表、礼仪、祭祀、节庆等事；兵房，掌兵差、民壮、考武、治安等事；刑房，掌破案侦缉、堂事笔录，拟写案牍、管理刑狱诸事；工房，掌工程营造，起盖衙门等事：铺长房，掌邮传及迎送官员之事；承发房，应办各种公文信札，皆由此房挂号，又分发各房转办；仓库积储粮食，库房积储财物。〔52〕其职权无一不是在知县的主持监督下，由各房办理具体事务。

六房办事人员，按《清会典·吏部》卷12载，“外吏之别四，一曰书吏，二曰承差，三曰典吏，四曰攒典”，四种名称，以府州县之吏通称“典吏”。府州县首领官、佐贰官、属官所属之吏为攒典。而各房之头目，或称经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称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六房”书吏一般为十余名，不超过二十人。他们不是官员，没有品级，或“选于民而充之”“役五年而更”〔53〕（也有纳粟争充的）。他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靠领取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作为维持生计的来源，还可获取各种陋规，以补收入之不足。他们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决窍，擅长处理衙门的内部事务，掌握着衙门的实权，甚至造成一种危害，利用其在官府的特殊优势，事无空过，动笔即索，以平衡身在官府但政治前途被堵、经济待遇低微的心理。〔54〕

三班衙役。即皂、壮、快三班。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55〕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人民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清代州县长官同其他官署一样，普遍使用着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长随，做为自己的智囊、心腹和随从。

师爷，亦称幕友、幕宾、西宾、西席，县官称其夫子或老夫子。现存内乡县衙就有一个院子叫“刑钱夫子院”，在一般县份，不管有几个师爷，钱谷，刑名师爷是必有的。

长随，也称长班，是县官普遍使用的家奴、家人，但他们不是那种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而是专门投身衙门以当奴仆为职业的人，他们与县官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人身依附性不强，并可以自由地择主，今日同李官一起上任，明日又可投奔张某衙门；他们的职责是帮办公务，不同于伺侯主人生活起居的奴婢，其从事的公务主要有门上、司印、签押、司仓、跟班、值堂、书启、呈词、执贴、传话等。长随与幕友、书吏、衙役在职责上的区别是，幕友在署内核议批拟，书吏在六房办理文稿，衙役做力差，而长随则在官、幕、吏、役中往来传达，“安排”事务，是地方官的贴身心腹。〔56〕

关于衙署的职官设置和吏役人数，例有编制，清代规定，“凡内外官衙门官有额定数，多添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只杖一百徒三年”。〔57〕对于吏役滥设者，主管官也要受处分。

然而，虽律例条文那样明确规定，但实际上衙门人数也往往超编。据道光七年（1827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清廷批准，裁减清退全省吏役23900名，并规定今后州县衙门吏役不得超过80名，其余一概斥退，编入里甲当差。〔58〕而实际上这个定例仍难实行，清代中央规定各县民壮就有50名。据清同治《内乡通考》记载，时，内乡县设知县一人，属官典史、教谕、训导、巡检各一人，其他役杂如三班衙役、伞扇轿夫、门子、禁卒、厨夫等109人，加上未计的医官、阴阳生、志书未载的书吏、师爷和仵作（验尸的医生）、稳婆（验女尸的医生）、官媒（女役）等，内乡县署内的实际“工作人员”，达150人以上，由此可见一班。

注释：

〔1〕〔13〕《历代职官表·概述》。

〔2〕《清史稿·职官志三》。

〔3〕参见《雍正朱批谕旨》，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见刘子扬著《清代地方官制考·各省府州县官缺一览表》。

〔5〕〔7〕《清会典·吏部》卷10。

〔6〕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8〕康熙《内乡县志·职官志》。

〔9〕据现存于内乡马山口镇的清宣统汪继祖德政碑。

〔10〕《大清律例·吏律·官员赴任过限》。

〔11〕〔17〕〔36〕民国《内乡县志·职官志》。

〔12〕《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14〕大堂题记为：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七日卯时立，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内乡县事会稽章炳焘重建。

〔15〕见《政法论坛》1990年第4期，张晋藩《中国古代惩贪治吏的历史借鉴》。

〔16〕见《文史哲》1991年第2期，鹿xū＠④慧《中国古代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18〕《东华录》康熙34年。

〔19〕《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6。

〔20〕〔21〕《清史稿·舆服二》。

〔22〕《清史稿·舆服四》。

〔23〕〔24〕《清会典·吏部》卷11。

〔25〕参见《燕京岁时记》。

〔26〕《朱元璋系年要录》。

〔27〕《日知录·奔丧守制》。

〔28〕转引自《历史大观园·清朝严密的教化制度》1994年第10期。

〔29〕抄自清道光《六安州志》。

〔30〕参见《清会典·吏部》。

〔31〕康熙《内乡县志·建置》。

〔32〕《清会典·刑部》卷53。

〔33〕〔56〕参见郑秦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34〕〔35〕《清会典·刑部》卷56。

〔37〕转引自《光明日报》赵秀玲《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与启示》。

〔38〕〔39〕参见《清会典·户部》卷18。

〔40〕《清会典·户部》卷19。

〔41〕清同治《内乡通考·职官考》。

〔42〕〔43〕〔44〕〔45〕《清史稿·选举志·考绩》。

〔46〕据现存于内乡县衙的“募化碑”和“典重引年”匾额记载。

〔47〕参见《清会典·吏部》卷11。

〔48〕明成化《内乡县志·创设志》。

〔49〕《清会典·工部》卷58。

〔50〕〔58〕参见黎仁凯、衡志义等《清代直隶总督及总督署》。

〔51〕以上参见《清史稿·职官志三》

〔52〕参见台湾《新竹县志》及《清代直隶总督和总督署》。

〔53〕《清会典·吏部》卷12。

〔54〕参见吴吉远《古代社会的吏员》，《文史知识》1993年第9期。

〔55〕梁章钜《退庵随笔》。

〔57〕《大清律例·吏律》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溪加鸟

＠②原字为澜右半部加鸟

＠③原字为礻加侵去亻

＠④原字为讠加胥

是的啊，县官平时也是住在县衙啊 审案也是县令审啊

古代的县衙就像现在县政府大院。就是办公的地方。县令就像现在的县长一样。住在自己家里。审案的问题，我不确定。一般应该是由县尉来办吧，因为他相当于公安局长。如果事情比较大，可以是县令亲自过问。这个不太确定。可以查一查资料。

住的都是衙役因为衙役都是在那工作的

长官以下的佐属官，假如其办公廨署和“正堂”同在一个大院内，自然也有各自的生活起居场所。 由前一节所述可知，在综理一方行政司法的地方衙署大墙内，包括办公、法庭、档案、仓储、监狱等多个区域。此外，衙署内还包括专供自长官、佐以下各色“办公”人等生活起居的空间，近似现代的机关宿舍。这些“生活区域”，对外有高高的围墙同衙署外的街道分隔，对内亦有院墙夹壁之类的构筑，以同其他区域相隔离。 地方政府的官员必须住在衙署内，出于履行职责、方便工作、环境安全和廉政保密等多方面的需要。据《东观奏记》等史书记载，唐代宣宗时，崔郢任京兆尹，发生了“囚徒逸狱而走”事件，皇帝遂“命造京兆尹廨宅”于衙内，并严申“京兆尹不得离府”。因知这个制度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有了。《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写唐牛儿想帮助正被阎婆缠住的宋江脱身，撒谎说：“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阎婆立刻揭穿他道：“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乐，有甚么事务得发作？”这里所谓“回衙”，就是回到郓城知县和夫人住房所在的内衙。所以这一段对话，也是宋代地方官员及随任家属都住衙门的佐证。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明清。宜加说明的是，长官及其眷属所住的院落，通常都是相对而言位置最好的所在，通称“上房”；复以男女防嫌的缘故，其封闭性也很强，特别是女眷，一般是不走出来的。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曾在晚清时署理崇阳知县，所以他也有过跟着父母居住后衙的经历，其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 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 其实，如果是条件较好的衙门，内衙生活区内尚有池榭假山、凉亭台阁等人工景观，供那些被圈在院子里的太太小姐等女眷走动散心。如明代嘉靖《江阴县志》卷1述江阴县衙内的建筑，就有若梅亭、练江亭、翠光亭、漾花池、莲风阁等多种名色。 确定在内衙办事或侍候的幕友、长随和侍役、丫环等，也在内衙区域居住，其中又以幕友的住房条件较好。《老残游记》中记山东巡抚邀请老残先生入幕，吩咐推荐人高师爷说：“你叫他们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收拾，只便请铁先生就搬到衙门里来去罢，以便随时请教。”为方便和保密起见，幕友的办公处和起居处往往都连在一起，自成一个小单元。如《宦海》第四回述衙署长官庄岩到其最宠信的幕友邵凤康的房里，见其“正在那里办着公事，手不停挥的十分忙碌”，便道：“你不要招呼，只管办你的公事”；“说着，便随随便便的躺在邵孝廉床上，不觉打了一个呵欠，有些朦朦胧胧的起来……”这里说的幕友邵氏尚在打光棍，倘若幕友是带着家眷随老爷上任，也得给他分配一个相对隔离的空间。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有叙述—— 这一类的师爷，在衙门里地位很高，官见了他们也要称他“老夫子”。他们工资最高，可是生活却很“苦”。照规矩，他们是不能跟衙门以外的人接触的，就是跟衙门以内的人也很少接触。他们只带着他们的眷属住在衙门内单独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离起来。 长官以下的佐属官，假如其办公廨署和“正堂”同在一个大院内，自然也有各自的生活起居场所。有单独建廨的，亦有连山共墙的。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一回，专述成都府推官(亦称“刑厅”，掌理刑名的佐官)吴以义和经历(推官的属员，掌管收发文移和用印)狄希陈在机关大院内的家庭生活。狄希陈“住的衙舍与那刑厅紧紧隔壁，彼此放个屁，大家都是听见的”。巧的是狄经历带到任上的小妾童寄姐乃打降老公的魔头，吴推官供在内衙的夫人更是武力镇压丈夫的天王—— 起初时节，寄姐怕刑厅计较，不敢十分作恶；大奶奶又怕狄经历家笑话，不肯十分逞凶。及至听来听去，一个是半斤，一个就是八两，你也说不得我头秃，我也笑不得你眼瞎。有时吴推官衙里受罪，狄希陈那边听了赞叹；有时狄希陈衙里挨打，吴推官听了心酸；有时推官、经历一起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你倡我随。 其后吴推官因为怕老婆影响了工作，被几位领导取笑，便与佐杂同事们一起探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家庭问题，一位医官告诉他，你这种家庭暴力事件，在我们这个机关大院里，几乎家家都有—— 堂上太爷(即第一把手)也不是个不惧内的人，夏间冲撞了太奶奶，被太奶奶一巴掌打在鼻上，打得鲜血横流，再止不住，慌忙叫了医官去治，烧了许多驴粪吹在鼻孔，暂时止了，到如今成了鼻衄的锢疾，按了日子举发。怎还讥诮得老爷？就是军厅的胡爷，也常是被奶奶打得没处逃避，蓬了头，赤着脚，出到堂上坐的。粮厅童爷的奶奶更是利害。童爷躲在堂上，奶奶也就赶出堂来便要行法教诲。书办、门子、快手、皂隶，跪了满满的两丹墀，替童爷讨饶。看了众人分上，方得饶免。衙役有犯事的，童爷待要责他几下，他还禀道：“某月某日，奶奶在堂上要责罚老爷，也亏小的们再三与老爷哀告，乞念微功，姑恕这次。”童爷也只得将就罢了。老爷虽是有些惧内，又不曾被奶奶打破鼻子，又不曾被奶奶打出堂上，又不求衙役代说人情，怎么倒还笑话老爷？ 照这样看，同住一个大院内也有种种不便，起码有些个人隐私不易瞒住。稗官子部里常有一些历史人物的家庭生活披露，怕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供职衙署的吏员书办之类，按规定也得住在衙门里。倒不是国家有意照顾他们的生活，而是出于防止他们进出衙门泄露舞弊的考虑。这是汉唐时就通行的制度，《孔雀东南飞》述焦仲卿在庐江府当小吏，只有在休假时才得回家与妻子刘兰芝团聚，便是一个例证。 书吏们的宿舍，多盖在衙署大堂以南、仪门以内的两侧。明代嘉靖《江阴县志》记载县衙建制，谓“吏胥居庐则分列六房廊舍之后”，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嘉靖《南宁府志》卷4记载该府所属宣化、武缘、横州、永淳、上思、隆安共两州四县的衙门建设，多有“吏舍”一项，可知吏员应住机关宿舍，在明代还是普遍现象。吏员宿舍的多少，大约同在编吏员的人数有关。如万历《营山县志》卷2记县衙建筑共有“吏舍二十二间”，以每间居住三到四人计，推算该衙门约有七八十个在编制内的吏员。弘治《句容县志》卷2记该衙门的建筑，吏舍有40间，那么其在编吏数就可以一百四五十人推度了。 吏员的宿舍，多处在夹院位置，居住条件比内衙要差得多。如正德《新乡县志》卷2述该县衙署的吏舍，“墙不及肩，茅不蔽日”，不堪忍受者“甚有寄居市井的”，不过这又违背了严禁吏员在衙外住宿的制度。后来新知县到任，“遂废旧址，构新屋。以连计，七；以间计，六十有六，极为完美”。对吏员而言，此为碰上了关心下级生活的好领导；对领导而言，则是同时落实了规章制度，所谓两全其美。不过制度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否切实遵守又是一回事。比如《水浒传》里的宋江，不就是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包养了一个带丈母娘的小蜜阎婆惜吗？再往后他的同事张文远也和阎婆惜姘上了，“如胶似漆，夜去明来”，又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好押司！ (责编：采蘋)文章摘自 《天下衙门》 作者：完颜绍元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更多文章进入书摘频道>>>

知县家人 和他的下属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