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内容丰富，可以简要概括为六个字，即“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气”（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心”（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性）、“舞”（中国传统艺术的乐舞精神）、“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继承与弘扬。

人类都要追求真善美，但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西方传统美学观念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影响到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既有不少共同之处，也有很多明显的区别。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主客分立”。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的，最早是上帝和人二元对立，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就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正因为这样，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都是他们的体系，都是他们划分的。可以说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工业化时期是功不可没的。现在进入21世纪，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环境的破坏。如厄尔尼诺现象等等，都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用至东方传统文化中去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方文化来说，很难说孰优孰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是三家：孔孟儒学、老庄道学、佛禅六祖的禅学。这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就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我主编的《中国艺术学》共80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荣获中国文科科研最高奖“第一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学术成果奖”。这本书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来源于三家: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及六祖惠能为代表的禅宗美学。这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其中，儒家的孔子、孟子，以及道家的老子、庄子都属于人类的“轴心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专门提到关于“轴心时代”的话题。所谓“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发现“轴心时代”是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左右，也就是公元前二三百年到公元前八百年间，人类出现了一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还有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以及一批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甚至我个人认为也包括晩于他们两百年出现的耶稣基督。这些人的思想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其中，影响西方国家的主要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耶稣基督等等，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亚洲的是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思想，此外还包括印度的释迦牟尼。

单纯谈论这三家的思想，似乎太过于抽象，那么我们就以唐代三位大诗人为例，来进行三家美学思想的比较。当然，其中每一位诗人所体现的都是这三家的统一，但显然又各有侧重。在唐代的杰出诗人中，儒家美学可以由杜甫代表，道家美学可以由李白代表，禅宗美学自然是王维代表。如果进一步来分析这三位诗人，我们还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比较。第一点是比较他们的人生态度。为何大家认为杜甫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李白是道家的人生态度，王维是禅宗的人生态度？第二点是他们的诗歌风格。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儒家的，李白的诗歌风格是道家的，王维的诗歌风格是禅宗的。

二

儒家思想的代表是孔子、孟子，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儒家思想的内涵，就是“仁”字，“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2021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讲座的内容几乎都在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也讲到了“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在一起。

现在教育部也特别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个原因。当今中小学的课程大量恢复和增加唐诗宋词，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小学生应该背诵唐诗宋词，即使现在不懂也需要背诵。“仁者爱人”中的“仁”是指人们常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种大爱和博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强调入世，入世强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人才能，投入到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其基础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和谐，便与社会和谐。

杜甫代表了儒家思想中最可贵的仁爱精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儒家的精神体现,杜甫亦是如此。在我的家乡成都有一间杜甫草堂，也称为工部草堂。因为杜甫做过最大的官职是工部员外郎，因此大家都尊称他为杜工部，所以杜甫草堂简称工部草堂。杜甫是三位诗人中官职最小的，他一生写下一千四百余首诗，诗中都体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最著名的诗是他的“三吏三别”，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

杜甫的其他诗中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被后世称为“诗圣”，封建社会中孔子、孟子等人才能被称为圣人，杜甫也被称为诗圣说明他是赞同儒家思想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讲述了有一天刮风下雨，将杜甫茅屋上的茅草刮到河对岸，对岸的孩子不懂事将茅草抱到家中当成柴火，杜甫追赶不及，怎么呼喊这群孩子也不理睬。诗中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拄着拐杖叹气的杜甫仍然在思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仍然在考虑何时能够让天下的穷苦人都住上房子，哪怕将“我”冻死，“我”也心满意足。这是非常可贵的儒家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杜甫的人生态度毫无疑问是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都很规范，中国封建社会先秦时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秦统一六国，事实上不应该是封建而是中央集权。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秦朝是真正的中央集权,但是秦朝的历史很短，只有十五年。历史上常讲“汉承秦制”，汉代300多年基本是按照秦朝的制度，所以是汉代真正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汉武帝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要凭借儒家思想维持汉代的中央集权，能够凝聚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只有儒家思想才能做到，所以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曾说过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华民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今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没有儒家思想便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长期统一。

但是儒家思想同时又存在糟粕，特别是明代以后的程朱理学。像“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明清后期完全颠覆了先秦儒家的思想理念。先秦儒家思想是正确的，但被程朱理学改造成彻底为专制集权服务，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先秦时期的而不是明清时期的儒家传统。既然儒家思想是中央集权或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就一定要求稳定。事实上，任何政权在取得政权前都需要强调斗争,得到政权后都需要强调稳定。儒家思想特别强调稳定,从事美术工作的人都知道对称的图形最为稳定，所以在艺术的问题上也涉及儒家思想。例如书法，书法中代表儒家思想的是颜真卿的颜体，颜体字工工整整，中规中矩。任何一位老师教学生书法一定是先教学生写颜体字，而没有一位老师是先教草书的。

儒家建筑以故宫为代表。故宫的中心是三大殿。三大殿既是故宫的中心，也是北京城的中心，东宫西宫左右对称。实际上，整个北京城市规划也是严格遵循儒家精神的。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就是从最北端的奥运村亚运村开始，经过故宫三大殿，再到天安门，再到前门，再到现在刚刚建成的北京大兴机场。整个北京城都是建立在依据这条中轴线的左右对称。除此之外，北京城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北京城就修在这样一个大的十字架上，正北、正南、正东、正西。中国古代做过都城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正北、正南、正东、正西的，包括西安、南京、成都、洛阳、开封。历史上没有作为都城的城市则不是这样，例如上海。

为什么说杜甫的诗歌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因为他的诗特别讲究规矩,讲究格律，讲究对称。例如，“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面两句中“两个”对应“一行”，“黄鹏”对应“白鹭”，“鸣”对应“上”，“翠柳”对应“青天”，中规中矩，对仗工整，无法改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甚至还可以把前两句拆开了单独看。数词“两”对应数词“一”，量词“个”对应量词“行”，颜色“黄”对应颜色“白”。名词“鹂”对应名词“鹭”，动词“鸣”对应动词“上”，颜色“翠”对应颜色“青”，名词“柳”对应名词“天”，后面两句也是同样。能否实质性地改变诗中的一个字，将意思也改变，并且对仗工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杜甫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推敲出每一个字。实际上，“推敲”这个词，也是来源于唐代诗人贾岛写诗时就“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展开思索，所以产生“推敲”一词。杜甫诗都是“推敲”出来的，杜甫的诗作为儒家美学思想的体现，非常严谨。

下面，我们再讨论道家的美学思想。首先需要申明，道家与道教不同，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道家是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道教是张天师在成都青城山遵从道家思想所创立的宗教。

前面我们为儒家拈出一个“仁”字作为儒家的核心，那么我们现在要为道家拈出一个“道”字，作为道家的核心。所谓“道”，确实是“道可道，非常道”，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总体上讲，所谓“道”就是道家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英国科学家霍金所著的《时间简史》中写道，宇宙是150亿年前大爆炸所形成，关于此说有人问霍金：“为什么天上的星空排列得如此整齐？天上为什么不发生星球碰撞？是什么在控制？”霍金巧妙答道：“它应该如此，所以它就如此。”这个回答其实就是老子、庄子的道。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但宇宙是无限的，量子力学中出现了人类目前不能理解的种种现象，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距离认识宇宙的终极目标还很远，我本人甚至认为宇宙终极目标永远不会被认识，它是一种终极真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认为，无数相对真理的长河汇成了绝对真理，绝对真理的长河永远没有尽头地向前流着，每个时代的相对真理融入其中。马克思认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全世界每个民族所创造的宗教，神一定是与他们同人种的人：白人创造基督教、天主教，耶稣基督一定是白人；释迦牟尼和佛教出现在亚洲，佛祖一定是黄种人；中国创造的玉皇大帝则很像汉族的皇帝。“道”不是人形，但它是一种人类至今没有认识到的客观规律，是一种绝对真理，所以称之为人无法解释的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句话是目前关于“道”最权威的解释。

儒家强调入世，道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人与社会之和，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和。人与自然之和更重要，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西方哲学强调主客分离，是二元对立的。西方最早是人与神（上帝）的二元对立，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所以人要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如今，西方自然科学极大发展，但对自然环境也产生极大破坏。西方的有识之士，包括思想家、哲学家都主张从道家的智慧中去找寻人类的前途，即天人合一。

唐代代表道家美学的诗人毫无疑问是李白。中国历代文人总是先学儒家追求功名进取，官场失意后才会学道家与禅宗，李白也不例外。其挚友贺知章向唐玄宗推荐李白，唐玄宗马上下令让李白进京，下诏后李白便踌躇满志离开了家乡，到达长安之前在峨眉山上写下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唐玄宗诏李白进京并不是让其施展政治抱负，而是让其作为御用诗人，陪唐玄宗、杨贵妃喝酒吟诗。李白在长安期间郁郁不得志，常喝得伶仃大醉。史书上记载有一天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御花园喝得兴起，派人将李白诏来，李白借着酒劲羞辱杨贵妃的哥哥、当朝宰相杨国忠与当朝大太监高力士，非要让这两个奸臣为自己脱靴磨墨才肯写诗。二人自此怀恨在心，进谗言挑拨离间，并教唆杨贵妃将李白告倒，唐玄宗珍惜李白的才气，赏了不少金子让其“赐金放还”，实际上是把他赶出长安让他回家。然而李白并没有归乡而是四处游历，其名诗大多是在离开长安十年之间游遍祖国名山大川时所写。常言道，悲愤出诗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伟大的作品《离骚》就是屈原被贬官后所写。屈原被贬官著《离骚》，司马迁遭宫刑著《史记》，孙膑受髌刑著兵法，曹雪芹被抄家写《红楼梦》。人生磨难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是创造的根基。曹雪芹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红楼梦》。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奶妈，康熙皇帝登基后任命曹家为江宁织造，五次南巡四次住曹家。雍正继位后，曹家被抄，《红楼梦》中查抄贾府，历史上是查抄曹府。曹雪芹被抄家后流落北京，写诗道，“举家食粥酒常赊，卖画钱来付酒家”。在如此艰苦的情境下写出《石头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甚至想不到《石头记》会成为著名的小说，他发泄出心中的不平，恰恰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毫无疑问，经典的著作会被永远流传研究下去，甚至永远研究不完。尽管已经有如此众多的研究文章与著作，但是我认为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至少有两个方面至今还没被人涉及过。第一，还没有用结构主义去研究《红楼梦》。我曾经读到过，曾有一篇文章用结构主义研究歌德的《浮士德》，写得很好。歌德年轻时代开始写《浮士德》，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才全部完成。他撰写此书历经六十年，《浮士德》是当之无愧的经典。第二，还没有任何一篇好的论文用符号学去研究《红楼梦》。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旦丢失便疯疯癫癫，这块通灵宝玉就是很好的符号。电影中的符号学已经成为电影美学的一个分支，电影符号学甚至成为电影美学史上的分水岭,在电影符号学之前是经典电影美学，在电影符号学之后就是现代电影美学。符号学如此重要，却并没有人用其去认真研究《红楼梦》。

李白离开长安后，漫游十年所写诗歌更是经典，应该说是李白诗歌的最高峰，其诗歌风格与儒家完全不同，《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为表愤世嫉俗之精神披散头发,划着小船漂流，乃是道家之精神。他的诗歌全无儒家的规矩，如《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噫吁嚱”为三字，“危乎高哉”为四字，之后五字、七字，甚至十一字“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五言为五字，七言为七字，李白这首诗从三字到十一字并无规则但人人称好，因其达到了“至法无法”的最高境界。

清代画僧石涛曾言“有法无法，乃为至法”，而所有的艺术实际上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阶段一，“有法”便是学习规矩，把规矩烂熟于心；阶段二，“无法”是指将规矩烂熟于心后,便可随心所欲的创作；阶段三，只有大师能达到“至法”。李白就是达到了“至法无法”的最高境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规矩。

最后，我们讲讲禅宗。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如果说儒家为“仁”，道家为“道”，禅宗毫无疑问为“心”，禅宗的真谛是“以心传心”，以自己的心传达给他人的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禅宗“遁世”。道家“出世”仍需入世方可出世，禅宗则远远绕开，根本不要进去，所以说禅宗是比道家更彻底的遁世。儒家强调“人与社会之和”，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和”，禅宗强调“人与人心之和”，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很难。

禅宗的故事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拈花示众”。佛祖讲经时指上拈花示众，几百弟子无人明其深意，唯有大弟子迦叶对佛祖微微一笑，以心传心。大弟子迦叶是印度禅宗创始人，印度禅宗传到第28代便是达摩祖师，达摩来到中国传播禅宗无人理会，只得一人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找了一个山洞对墙念经，后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中国禅宗史上真正有影响的是六祖慧能。慧能来自于穷乡僻壤，从小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虽不识字，却因其悟性成为禅宗的祖师。悟性对于艺术至关重要，禅宗与艺术的关系比儒家、道家更为密切，禅宗讲求悟性，艺术亦如此。有无悟性是能否从事艺术的根基。慧能进庙做个烧火的小和尚，但他极有悟性。五祖讲经，让众弟子作诗，大弟子神秀踌躇满志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所有弟子纷纷叫好，但慧能说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另一次，五祖讲经时狂风大作，吹得庙前风幡乱动，五祖问众弟子是风动还是幡动，众说纷纭。只有小和尚慧能道:什么风动幡动？无非是你自己心在动。经过种种，五祖便认定慧能是禅宗的接班人。五祖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深夜把慧能唤至禅房对他念《金刚经》，念到最关键的一句时慧能顿悟成佛，五祖将衣钵郑重交至慧能并交代其去往南方讲经弘道。从此，禅宗分为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禅宗影响广且深，不但影响中国，还影响到韩国和日本。

儒家、道家、禅宗对艺术的影响是各有侧重的。儒家美学影响更大的是文学与戏曲，文学在古代的地位很高，曹丕曾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戏曲在中国古代是大众艺术，最为普及。与此相反,道家与禅宗主要影响的是个体艺术，如绘画、书法甚至音乐。道家和禅宗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对于音乐、美术包括绘画、书法影响最大。

唐代大诗人中禅宗的代表毫无疑问是王维。杜甫儒家诗圣，李白道家诗仙，王维禅宗诗佛。王维的诗歌与绘画都有很高的成就，苏东坡称赞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画注重体现意境，从其著名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中不难看出他的诗意、画意、禅意。

明代画家董其昌依据禅宗的南北宗把中国画分成两派。他认为中国画从唐代开始分成了北宗和南宗，北宗是唐代李将军父子,美术史上被称为大小李将军，南宗的代表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董其昌看来，北宗李将军父子的画是水彩画、工笔画，是工匠画。他推崇的是南宗王维的画，认为王维的画是写意画、水墨画，是正宗。此后，中国美术史基本上颂扬南宗，贬低北宗。从唐代王维开始，五代北宋的荆、关、李、范、董、巨，以及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四僧、四王，直到近代的大师——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中国文人画一直是中国美术史的主流。但是，中国美术史不仅应该包括文人画，也要囊括工匠画、民间画、宗教画、年画，这样才是中国美术史全集，现在只是中国文人美术史全集。

以上基于唐代三位大诗人我们分别介绍了三种美学,但是还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虽然每位诗人以一种美学为主，但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既受儒家影响，也受道家与禅宗的影响。更何况“儒道互补，庄禅相通”（李泽厚语），儒家道家互为补充，老庄之说与禅宗本就一脉相通。例如，我们说李白是道家美学的代表,但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气质；王维是禅宗美学的代表，但是他白天上朝做官，也必然知晓并奉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理念。

第二，季羡林先生认为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很好，但和谐社会，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是三个方面：（一）人与社会之和（儒家）；（二）人与自然之和（道家）；（三）人与人心之和（禅宗）。事实上，正是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三

那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专著《中国艺术学》中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道、气、心、舞、悟、和”。

1.“道”，道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中国传统艺术要从“道”开始，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中国艺术强调一种内在的精神性，比如意境都是从道来的。

2.“气”，中国文化离不开气。中国的中医、气功要讲究气，中国的艺术更离不开气，书法要运气，绘画要运气，音乐舞蹈更离不开气。

3.“心”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性。中国传统艺术一直以来讲究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等，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主体性。

4.“舞”，宗白华先生特别强调中国艺术都有乐舞的精神。不但中国的音乐舞蹈离不开乐舞精神，草书也有一种舞的精神，甚至古典建筑的飞檐也体现出一种舞的精神。

5.“悟”讲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

6.“和”讲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

“道”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有天道、人道之分，道家讲天道，儒家讲人道。天道是关于世界根本问题的学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人道是儒家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其内容关于道德起源或道德标准，关于人生价值或人生理想的问题。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都曾说过中国文化归根结底就是天人合一，所以天人合一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强调主客分离。在西方中世纪人与上帝二元对立，文艺复兴后变为人与自然主客对立，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这一观念延续至今，这是东西方哲学很大的不同。道家讲天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儒家讲人道，人道表现为礼，表现为仁。仁是儒家的核心，是一种大爱博爱的精神。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把宇宙收入人心，使自然无限情感化、人格化、伦理化，强调个体内在伦理道德的充实性，从而达到精神的无限扩展与深化。儒家是自然的人化，道家是人的自然化，把人投放到宇宙中去，把人的情感、人格宇宙化，强调个体内在身体的充实，从而达到精神的无限扩展与深化。中国艺术来源于道，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所以精神性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特征或特性，与西方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道”用到中国艺术哪些方面呢？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形的作用是为了写神。画龙点睛的故事将龙画完而不能画眼，神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画并不注重人物的外形，而注重人物的神态，关键在于寥寥几笔将人物的神勾勒出来。意境也来源于道，通过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去体验宇宙生命本体的道。意境是艺术中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的统一。

以前讲意境只讲“情景交融”，现在我要指出它的三个特点：首先，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其次，意境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美；再次，意境是一种不设不施的自然美。陶渊明的诗很有意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不能用语言表现。正因为语言表达不充分，人们才发明各种各样的艺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语言是苍白的，不能够充分表达情感，陶渊明的意境是一种虚实结合。南宗的马远被称之为马一角，他的画永远一个角是空白的，他的《寒江独钓图》甚至整个画面是空白的，画面中央有一条孤舟，孤舟上面有一个老翁正在钓鱼。《寒江独钓图》突出“独”与“寒”二字，大部分是空白。中国画中空白是最有意味的，空白能产生意境。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中有两种美——人工美与自然美。

人工美是错彩镂金的美，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工美，例如商周青铜器、楚辞、汉赋、明清瓷器、戏曲服饰、民间刺绣、年画，都是人工美。但是，中国艺术也有不少自然美的作品。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自然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与朋友聚会喝酒后乘兴而作，酒醒后再写不出相同的作品。顾恺之的《洛神赋》、陶渊明的诗歌、宋代定窑和龙泉窑的瓷器、元代四大家的画、明代四大家的画、清代扬州八怪的画都是自然美的显现。在美国参观苏富比拍卖行，一对毫无雕饰的明代家具可卖至百万美金，暗合着西方极简主义。张若虚有诗名为《春江花月夜》,被改编成音乐与舞蹈，无论是诗歌、音乐还是舞蹈的《春江花月夜》,都在追求意境。甚至浙江电视台的一部电视纪录片《苏园六记》，其文学作者是已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这部电视纪录片极其富有意境。总而言之，中国艺术重表现、重抒情、重写意、重意境，而意境就是来源于“道”。

“气”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中国文化离不开“气”，中国传统美学用“气”阐释美的本源，提倡艺术描写表现天地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孕育与和谐，世间拥有生命是因为有“气”的存在。“气”在美学中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美学十分重视作家艺术家养气，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艺术家不能只依靠单纯的技巧，而需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来养气，“气”也是艺术家创造能力的总概括。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又要求艺术家将主观之气与客观的宇宙之气相结合，让“气”成为艺术作品内在的精神或生命的标志。第一步艺术家养好“气”，第二步艺术家将自己的“气”转化为作品的“气”，拥有“气”的作品才是成功的作品。

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其中第一法“气韵生动”是最重要的，针对中国所有的艺术都适用，随后才是关于绘画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所有的艺术门类，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等都需做到气韵生动。“气”是生命的动力，韵是生命的风采，动是“气”的核心，“气”是韵的根本。气韵的范畴富有民族特色，指审美对象内在生命中显现出来的具有韵律美的形态。哲学中重视的“气”，音乐中讲究的“韵”，均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中国艺术史上是从以“气”取“韵”，再到“韵”中有“气”。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是以“气”取“韵”，“气”占上风；魏晋南北朝之后，是“韵”中有“气”，“韵”占上风。魏晋南北朝前的作品多是以“气”为主,商周的青铜器、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以“气”为主，汉代雕塑的浑然天成也是强调其“气”，但到魏晋南北朝便开始以“韵”为主。魏晋南北朝绵延近百年，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艺术家转向自己的内心以寻求心灵的平衡，这时便从以“气”为主转为以“韵”为主，整个艺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心”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性。中国传统美学与中国传统艺术十分重视艺术主体——艺为心之表，心为物之君。中国传统艺术强调审美主客体的统一，与西方主客体观念对立，西方强调二元分离，而中国天人合一体现生命性、主体性、表现性,成为中国艺术的特点。中国艺术强调情理交融，一方面提倡以理节情，另一方面提倡以情融理。在情与理的关系中，中国艺术较西方艺术好些，西方艺术重情而无理，中世纪重理而无情。中国艺术将两者结合，主张情理交融。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又强调艺品、人品的关系，认为艺品出于人品，人品决定艺品，所以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诗如其人、书如其人。叶燮论胸襟与面目，原诗中面目与胸襟其实是一个意思，比如杜甫的诗忧国忧民，杜甫的人格同样忧国忧民，美善同一，以善为本。

“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把笔墨作为人格的化身而不是单纯的技巧,技巧中体现的是人格、胸襟与面目。石涛的话完全突破技巧的城池，上升到艺术家创作的高度，甚至扩展到宇宙的规律。中国文人有两极——狂放与清逸。狂放的生命人格的主要特点是愤慨。悲愤出诗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文王因苦难演《周易》，孔子因磨难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书《国语》，孙子遭髌刑著《兵法》，韩非困秦著《说难》，不吐不快,便成为文学作品与绘画作品传于世间，作品表达内心的情感与块垒。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讲的情结,是创作的源泉。人的情结各种各样,有性的情结、社会生活的情结、家庭生活的情结,这一切都可以创造出艺术作品。

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不平则鸣是历史创作的根基，狂的原因是愤，狂的生命人格内在的本质是童心，李贽《焚书》的童心是回到人本身的地方。儒家后期程朱理学完全走到了儒家的反面,所以李贽要求童心，要求发狂大叫、流涕痛苦、不能自持。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也写到“发狂大叫，留涕痛哭不能自已”。而李贽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并不是狂人，以癫狂之态，表现内心的愤慨。

另一极是清逸。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其愤慨但将其隐藏，用一种超然于世的态度表现愤慨。逸的人格第一层面表现为清高，《世说新语》讲王羲之“飘若游云,娇若惊龙”。王羲之这样清高的人物，所写出来的书法自然是神来之笔。第二个层面痴怪，顾恺之有三绝：画绝、书绝、痴绝。甚至正因为他的痴绝，才成就其画绝和书绝。黄公望号大痴道人，他的痴是人格的表现，有人用狂来表现自己，有人用痴来表现自己，有人用清高来表现自己，倪瓒同样也是。

八大山人朱耷的《荷花水鸟图》,就是八大山人的心态，画的荷花是残枝败叶，画的水鸟是个落汤鸡，他也这样看待当时的社会。朱耷本是明朝朱元璋的后代，清兵入关清除明朝后裔,他东躲西藏最后做了和尚。中国文人入世追求功名之时靠儒家，但追求功名失意不得志，再去走道家或禅宗继续书画。这是中国与西方很大的一个区别，西方很多人功成名就之后选择自杀，如著名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就算人生是场梦，也要有滋有味地做好这场梦；就算人生是场悲剧，也要有声有色地演好这场悲剧”，可惜他自己也没能演完就自杀了。著名的小说家茨威格,著有《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拿到文学奖后选择自杀，因其越写文章，越认为没有出路。西方不信教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了精神寄托最终选择自杀，而中国文人进可攻依靠儒家，退可守依靠道家禅宗，用书画发泄心中的块垒。朱耷的《荷花水鸟图》是残枝半叶，他对社会人生也失去了信心，但他不选择自杀而继续画画，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的名家。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提供了历朝历代文人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家园。艺术就应该是人的精神家园，中小学义务教育中的艺术教育就是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一辈子的精神家园，从小让其学会欣赏艺术，让他们真正拥有其精神家园，这就是艺术教育最根本的作用。

“舞”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乐舞精神。中国的音乐、舞蹈离不开舞，中国的书法也离不开舞，草书本身就是飞舞的笔迹，甚至中国建筑的飞檐也是在表达乐舞精神。舞是中国艺术境界的典型，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来表现舞姿。宗白华先生认为“舞的精神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美学散步》中讲到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都贯彻着乐舞精神，贯穿到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戏曲非常值得研究，西方把戏剧分为话剧、歌剧、舞剧，中国的戏曲则将其全部涵盖。中国的戏曲，既是话剧又是歌剧、舞剧，非常像西方近年流行的音乐剧。宗白华先生的“舞”指出了中国艺术外在形式的共同特点，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艺术的形态。从“道的精神”至“气的生命”，再到“舞的形态”，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整体内在结构。

中国艺术是“线”的艺术，因为中国艺术是舞与乐的艺术，音乐是在时间中流动的“线”的艺术，舞蹈是在空间中流动的“线”的艺术，乐舞精神抽象化的最终形态是“线”。“线”实际上是被乐舞精神所造型，所以中国传统艺术是线的艺术，中国的国画与书法也是“线”的艺术。张旭的草书是“线”的艺术，中国画甚至中国戏曲也是“线”的艺术。中国戏曲与西方的话剧完全不同，西方话剧是板块式结构，分为三幕四幕或三场四场，而中国戏曲则是点线串珠式结构，大幕拉开就不再落下，所有的演员带戏上场，带戏下场，“线”的艺术不是板块式结构。中国小说也是线性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电影也是一样。甚至“四大名著”都可以用四个字一条线索来概括：《西游记》毫无疑问是“西天取经”；《水浒传》是“逼上梁山”，一百零八将每人都有自己的苦难与经历，但最终结果是逼上梁山；《三国演义》是“三国归晋”；《红楼梦》是“宝黛爱情”，用一条线贯穿整个长篇小说。所以，中国艺术是“线”的艺术。

“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艺术家的思维方式需要转化为艺术创造思维，因此“悟”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直觉思维。艺术需要直觉，比如我们走进中国美术馆大厅，一眼就被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观看，完全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直觉。审美与其他科学不同，其他科学是先理解后体验，而审美是先体验后理解。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里讲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以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为特色。重直觉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思维或审美思维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以“悟”为核心的审美方式。

悟性对于艺术人才特别重要，“悟”作为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的重要范畴，创造出很多其他相关范畴，比如顿悟、妙悟等，钱锤书认为“人性中皆有悟性”。每个人其实都有悟性，但必须功夫不断,像原始人最早用石头取火，用力敲到一定程度石头才会出现火花，要经过艰苦的探索与辛勤的实践才能从有法、无法到活法，所以艺术离不开实践。基本功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掌握，但一旦掌握后再提高就要靠文化的跟进，要想达到悟性还需要解放心灵。“澄怀味象，乘物游心”是心灵的绝对解放。消除杂念，达到无私无欲的审美境界，艺术创作是不能带有功利的。如果画画前，想着这幅画卖多少钱卖给谁，便绝对画不好,这幅画只能用来卖钱，而不会被称为专业创作。庄子的“心斋”与“坐忘”对艺术家非常重要。如果达到了“心斋”与“坐忘”的程度，无私心杂念，完全进入一种无私无欲的创作状态，各种创作的灵感便会出现。艺术活动中的顿悟，是感觉、知觉、联想、想象、情感、理解各种心理因素融合成为艺术直觉。“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就是以道驭技,达到悟的境界。“庖丁解牛”中庄子去看一个屠夫杀牛，屠夫（庖丁）像跳舞一样剔出牛肉，把牛的各个部位摆放整齐，庄子很好奇去问庖丁，庖丁说刚开始杀牛的前三年，所看到是整个牛，后来上升到道的状态，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全牛，“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于是以道驭技，技已经升华为道，庖丁像跳舞一样便解完全牛并且将其摆放整齐了。可见，庖丁悟道解牛与艺术家悟道创作，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艺术非常强调辩证，整体思维本就包含直觉思维的“悟”与辩证思维的“和”。中国传统美学与传统艺术主张中和为美，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艺术不能形式大于内容，也不能内容大于形式，两者和谐就成功了。中和之美就强调适中的精神，艺术要揭露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的不公平，揭露社会黑暗的部分，但一定要掌握好度。

“和”是两个方面，包括多样统一与对立统一，与艺术的关系都很密切。中国古典小说讲求“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中国小说很多情节是重复的，比如《水浒传》，金圣叹讲到林冲卖刀与杨志卖刀、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等都是重复的情景，但为什么观众不认为重复，就在于“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违是故意去重复，但不犯是指在重复里不重复，比如江州劫法场与大名府劫法场表面上都是劫法场,但人物、故事、时间、地点都不同，所以是和而不同，关键是写出不同人的不同性格，由于人物性格不同，情节也完全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是“和而不同”？“同”就是把同类事物拼凑结合在一起，“和”则是由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事物统一为一个整体。以四川担担面为例来讲什么是“和而不同”：担担面需要有酱油的咸味、醋的酸味、辣椒的辣味、花椒的麻味、酸咸麻辣，本来完全对立，但掌握好“度”混合在面里之后非常好吃，所以担担面就是“和而不同”的。而什么是“同”呢?那就是一碗面，只放酱油你说不好吃,再倒酱油还是不好吃，最后放很多酱油便没法吃了，这就是同，同样的东西简单地重复。所以说,我们记住担担面和酱油面的区别，便知道什么是和、什么是同。这就是和而不同。此外，多样统一的关键是“度”，中国菜的厨师非常重要，原料大致相同，厨师水平却有高低之分,就在于厨师掌握的度。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厨师一样，也同样需要掌握好度，处理好社会上各方面的矛盾，这就是古人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和而不同”不仅仅是美学概念，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范畴。

相比之下，对立统一更具有朴素辩证思维观。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的很多范畴都是对立统一的，比如刚柔、虚实、动静、形神、文质、情理、情景、意境、意象等等，都是两个字合成的新词，产生崭新的含义。它的重点往往在于精神方面，例如“形神”重要的是“神”而不是“形”，“意境”重要的是“意”而不是“境”。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字“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因为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学十分重视精神性,所以在对立的范畴中，重心是精神的一面，而不是物质的一面，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

“中”是处理事物矛盾的一种正确原则方法,是实现“和”的途径与标准。“中”就是要不走极端，辩证地处理问题，在艺术中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但“中”绝对不是四平八稳的，“中”是在不平衡中求平衡，换句话说，就是“A而不B”。孔子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绘画意象上讲，似而不似；从绘画结构讲，虚而不实、实而不塞，动而不噪、静而不死；从绘画风格讲，雅而不俗，淡而有味；从绘画的技法讲，熟而不滑，生而不嫩，重而不滞，轻而不飘，干而不枯，湿而不烂。“A而不B”就是要强调A但不能忽视B。西方艺术精神比较走极端：一强调客观，主观的便不要了；一强调主观，客观的便不要了。中国艺术则是A和B都要。“中”就是要权衡把握“度”，在不平衡中求平衡。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先生主张，艺术上需要中国的老秤而不是西方的天平，因为中国的老秤正是在不平衡中求平衡。众所周知，中国老秤的秤杆与提手的位置与秤身长度的比例，就是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西方的天平则是四平八稳的，可以说是在平衡中求平衡。潘天寿先生正是用这个例子说明，艺术的创作需要是在不平衡中求平衡。显而易见，在不平衡中求平衡才是中国艺术应该走的路，从而达到“和”的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境界在儒家更多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在道家，更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心与物的统一；而禅宗则更多强调人与人心和谐，追求心灵的澄静，“即心即佛”。“大乐与天地同和”是中国审美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追求，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实际上是达到了三个境界：真的境界、善的境界和美的境界。正是在真善美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中国传统艺术将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最高境界与最高追求。

本文根据作者2021年8月25日在东北师大美术学院举办“国家艺术基金”学习班讲座录音整理,内容有所增删。

原文刊发于《东北师大学报》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