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还相当普遍，二战后的建国元老，除非不是长期在位，几乎没有好的
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把他最好的政治朋友都杀了。

英国的有华伦斯坦，法国的圣女贞德可以算半个，然后罗马帝国后期其实还有一大堆被干掉的将军性质都差不多的，加里波第其实在建国后在国内也不受加富尔他们待见，但是群众声望实在太高了，而且这个人自个儿也没啥太大威胁，所以就没杀（俾斯麦的情况有点类似）然后苏联开国以后又杀了一批，比如季诺维也夫什么的。但总的来说国外开国后杀功臣的比较少，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古代欧洲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少会有所谓的“统一”“平天下”，大家都是撮尔小国，强大的外患永远是存在的（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周边国家的实力要小的多得多），所以很少有君主杀功臣的。

确切的讲不叫杀功臣，是叫清除最威胁其统治的人——通常是有功或有能力的大臣。功臣不死的大把了。萧何和张良是开国功臣，谁杀他们？周总理朱德元帅，也没杀掉啊！只有敢于否定当权者的决策，并有能力实现这个否决的，才会招致杀身之祸。 至于皇帝本身，越是平民出身的，对权力就越紧张，才更要大开杀戒。比如刘邦，朱元璋。实际上也不是所有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的。宋太祖就不杀，只是喝杯酒把威胁者搞定了。而毛主席只要对方写检讨认个错，再不行就发动群众孤立他斗争他，再关起来，最后谁去干掉与他无关就是了。所以，这是个管治艺术的问题。 总之，杀和不杀，是两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可以调和的不杀，不可调和的杀。皇帝固然有维护权利的需要，但也不能绝对排除臣子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只能由双方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决定。由始至终，都是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罢！

功臣往往掌握了军权；怕子孙控制不足他们；功臣自以为功高，骄横仗势欺人。

功臣在朝廷的权利太大了、当皇帝后两人的关系不密切了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他要实行君主专制。想要一个人大权独揽。但臣是那些大臣是随他出生入死的人。他不好意思当面要回权力。也不一定要的回。就干脆来个兔死狗烹。杀了他们 第一，曾经的功臣掌握的权利太大，对其子孙的继位和权利的掌控有极大的威胁。其次，皇帝他本性多疑也是这件事发生的潜在因素。 我认为有3个原因 1:绞兔死,走狗烹 2:功高盖主 3:功臣都是他的老朋友,怕他们把堂堂皇帝做和尚,当乞丐的事情传开,就像春秋末年勾贱那样怕人说他在吴国为奴,吃夫差的粪便的事情传开,于是杀文种,杀老婆,还想把西施和范蠡杀掉

自古有之啊。。功高震主。。哪个皇帝希望自己的臣子比自己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