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官方规定的普通话，但各个朝代都有大家普遍认可的标准语。
（1）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方言的差异相当于现在南北方言的差异，周天子讲的洛阳话——雅言（不是现在的洛阳话）成为各国交流的标准语。
（2）以后各朝代洛阳方言一直被认为是中原汉语的正宗，同时首都（长安、开封、金陵）的方言也很有影响力。

（3）当然，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话也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据说粤语比今天的普通话更接近唐朝的中原话。

（4）明清时，北方方言区（长江以北、西南、江南部分地区）内部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其他方言区的人将北方方言区的话称为官话，不过他们学讲的官话往往接近长江流域的方言（南京话、湖北话等），今天京剧的韵白脱胎于此。
（5）清朝入主中原带来了关外的汉语方言，取代了原来的北京方言，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话和普通话，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方言几乎是旗人的专利，北方人对外交流时往往直接讲自己的母语，南方人则讲“官话”。

曾经做为全国通行语的方言如下：

周至西晋：古代雅言（时洛阳话）官方通行，当然和今天洛阳话差别是比较大的。
东晋至南北朝：北方雅言（时洛阳雅言）官方通行。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国官方话开始分为两种：北方雅言和南方雅言。北方雅言是北朝标准音，和今天洛阳话差别较大。
南方雅言（时建康雅言）官方通行。
建康今为南京。南朝以南方雅言为官方标准音。南方雅言以当时建康话为标准，但是和今天南京话不同源。当时建康话属于吴语，和今天苏州话同源，但是差别仍然很大。

隋：北方雅言（时洛阳雅言）官方通行。
隋朝统一，北方雅言重新获得唯一的官方地位，北方雅言和今天洛阳话差别较大。
南方雅言（时金陵雅言、扬州吴音）官方通行。
金陵今为南京。由于扬州经济的繁荣，原南方雅言分化为两支，一支以金陵话为代表，一支以扬州话为代表，他们都属于吴语，比较接近。吴音和今天的苏州话同源。上层社会一般通晓扬州吴音。隋炀帝也学习过吴音。吴音和今天的苏州话差别较大。今天的南京话和扬州话属于江淮官话。一般认为江淮官话是北方雅言和吴语的结合，和吴音不同源但是受到吴音影响。

唐：北方雅言（时洛阳雅言、长安雅言）官方通行。
长安官话是长安化的北方雅言，和今天西安话差别较大，有专家称接近今天的粤语。
南方雅言（时苏州吴音、金陵雅言、扬州吴音）官方通行。
唐初扬州话也是吴音的代表，但是后来扬州由于战争，经济地位让位于苏州。由于唐朝苏州经济的大发展，苏州吴音一开始流行于沿江和江南，后重新转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通行，通行主要人群是知识分子，当时的艺术工作者，歌妓等中间一般也流行使用吴音。和今天苏州话差别较大。
金陵今为南京。和今天的南京话不同源。今天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

北宋：北方雅言（时洛阳雅言、开封雅言）官方通行，和今开封话差别很大。
南方雅言（时平江吴音、金陵雅言）官方通行。平江即今天的苏州。北宋的江南文化承袭了唐代的强势地位。吴音继续流行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和今天的苏州话差别较大。
金陵今为南京。和今天的南京话不同源。今天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

南宋：南方雅言（时临安雅言、平江吴音、金陵雅言）官方通行。
南宋的三大有通行地位的语言（临安话、平江话、金陵话）都属于吴音。从南宋开始，南北雅言合并为一种，结束了1000多年的标准语言分裂。临安即今天的杭州，临安雅言是受到北方雅言影响的吴音。今天的杭州话仍然带有北方口音。和今杭州话差别很大。平江即今天的苏州。和今天的苏州话差别较大。金陵今为南京。和今天的南京话不同源。今天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

元：蒙古语，官方通行。大都话，官方通行。
元代汉语没有标准音，官方语言一般沿革宋朝的南方雅言，但大都话亦有通行度。
明：南方官话（时南京官话）官方通行。
南京方言从吴音转为江淮官话，当时南京话类似今老南京话，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较多以南京官话为主。迁都北京后，仍然以南京官话为主。
北方官话（时北京官话）官方通行。类似今北京话，开始为土话，后来随着迁都北京，开始有一定影响力。官方语言重新开始分为南北两支。
吴音（时苏州白话）民间通行。继承宋代南方雅言。明代开始，南方雅言转为民间。明代江南承袭了历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当时有人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白话对各个剧种有很大的影响。百戏只祖昆曲也是使用苏州白话。苏州白话发音类似今苏州话。

清：南方官话（时南京官话）官方通行。
类似今老南京话，清初流行于官方，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取消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
北方官话（时北京官话）官方通行。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类似今北京话。吴语（时苏州白话、上海苏白）民间通行。
类似今苏州话，清末由于战争，苏州经济地位下降，让位于上海。苏州的文化影响力开始减小。上海式苏州白话，是苏州话和上海话的结合，苏州经济文化地位让位于上海之后，上海文化开始影响中国。
粤语（时广州白话）民间通行。
类似今广州话，由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清末开始流行，影响力慢慢扩大。

民国：老国语（北京话）官方通行。类似今北京话，兼顾南北官话，带有入声。
新国语（北京话）官方通行。和今天普通话相差不大，无入声。
吴语（苏州话、上海话）民间通行。
今天的上海话在民国形成。影响力在华东地区较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但相比历代苏州话的地位就逊色多了。
粤语（广州话）民间通行。影响力在华南和海外较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现在：普通话（北京话）官方通行。
上海话（上海话）民间通行
上海话属于吴语，在江南影响力较大，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闽南语（厦门话）民间通行
随着福建和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放开了方言使用，闽南语的地位正在上升。目前在福建和台湾影响力较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力。
粤语（广州话）民间通行
随着改革开放和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加上香港的地位。粤语的地位仅次于普通话。目前在广东影响力较大，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很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力。
四川话 （成都话）民间通行
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和较大的人口底数，四川话的地位正在上升，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力。目前仅次于普通话和粤语。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13 21:16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注：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另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着《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不过不像我们现在推广普通话这样大力去普及。

古代也是有“普通话”的，只不过不是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形成的。
古时候不同的朝代也都在制定自己的普通话。
古代的韵书就是对字音做注解和解释的书。
比如唐代的普通话是以陕西关中一代的语音为基础形成的，所以那时的“普通话”就是陕西西安腔。

他们使用官话。

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语等不同的称呼，也是不同时期“普通话”的定义。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同时因政权的变迁、定都的不同、人口的迁移等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现代国语是在古中原华夏雅言的基础上，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随时代演化而来。 　　1、先秦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 　　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 　　（说到雅言的起源，据专家称，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2、秦汉 　　秦时代的标准语已无可考，而语法体系，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了。这种语法体系，也成为后来“官话”的语法体系。 　　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扬雄著书《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3、两晋与南北朝 　　（这个时期的标准语称呼很多，不同朝代也有所不同，有雅音、汉音等。现代汉语诸方言的语音，以及日语、韩语、越南语的汉字读音，都是源自中古标准音的。按对中古标准音入声字的继承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是汉语方言分类的重要方法之一。）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4、隋唐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 　　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5、宋元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后以元大都（北平）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6、明清 　　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江淮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方言

和现在一样

不要小看中国古代人的智慧啊！！

为了方便交流，从古到今，分别有“雅言”、“通语”、“官话”、“普通话”，其实都是指一种全国的通用语，不同的朝代，选定通用语的地域不一样，比如明朝就曾经用吴语（也就是淮徐一带的方言）作为官话。直到清代的官话选定了北京方言，经过400多年，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普通话。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

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痴→在异域℃ 回答时间 2007-12-05 02:00

其他答案上古音的确定

凡例：

首先，在论述之前，笔者先进行一个凡例说明。为了阅读方便，本文不用国际音标注音，而用汉语拼音形式。古音者皆依据并模仿闽南语音。但由于有的音用汉语拼音无法拼出，就引进了“[]”，该符号内的字母发英语音标的音。如：“[e]”和“[ng]”，还有英语音标“з”和“ae”；“—”在标音之后，表示发音短促。若与“——”相遇，则作“__——”；“( )”内表示字母与标调一致；“:”表示缓音或与前音隔开并拉长音，若后加大写字母则代表其与前面字母不能相拼而要隔开并拉长音，且轻轻发尾音。如“da:N”；“<”代表小口音，即比前面字母正常发音的开口要略小；“>”代表大口音，即比前面字母正常发音的开口要略大；“&”代表连接一个字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古音；“~~~”表示拉长音；“…”表示声音渐渐变弱；如果“~~~”与“…”同时存在，则标为“~~…”以示区分。

根据笔者的反复研究，可以将汉字的理据划分为以下几类：

1、法自然之声

这是模仿自然界万物的声音而约定俗成的读音。它可分为两类：

① 模仿万物固有之声 比如“也”字，其古音读若à…、yā或ā。很明显，“也”字是古汉语中十分常见的语气助词，其古音读起来如同今天我们的口语中的“啊”、“呀”等。再如“亚”字，其古音读若ā~~…，很有意思，哑巴所发出的声音正是像ā~~…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哑”字，左边形旁表属性，为人口发出的声音，右边的“亚”为声旁表音，“哑”字读音正是模仿哑巴的发声所定下的。其实，我们今天还存在着用此种方法造字的传统。比如许多被发现的化学新元素，“镁、钙、钡、氦”等就是例子。

②根据会意所模仿之声 有些会意字亦表现出自然界固有的声音。下面列举“害”与“毅”为例，阐释其音源。先看“害”字，《说文》云：“害，伤也。从宀、从口、丰声。”金文“害”字作害，下为一“口”，上为舌头之象形，中间一横表示舌头被割掉的意思。“害”其发音源自无舌之人的“嘿嘿”声。④可见，“割舌”是“害”字的原始含义，其后才引申出“伤害”、“害处”的意义。再看“毅”，《说文》：“豙，豕怒毛竖也，从豕辛。”其中，“豙”是“毅”的初字，金文作毅。古人以木杈将野猪按倒在地，会在木杈与猪脖子之间迅速绑上一段横木棍，形似“辛”字形。“豙”的发音，可能来自套上这种械具后，猪的尖声嘶鸣，且持续时间会惊人地长久。所以《说文》释为“豙，有决也”，就是坚毅的意思。⑤这些原始读音都是源自万物在某些情况下所发出的声音。

2、声韵母合音

当然，光模仿自然界发出的声音来传达信息显然是不够的。在表达一些较复杂的概念时往往不能够形容出来。于是就迫切地需要用到非自然音来表达抽象或无法用自然音来形容的语音。

有一类字是由两个字组成，而取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拼起来，正好是这个字的读音。如：“就”字，左边的“京”的声母j与“尤”的韵母ou相拼读成jiu；“费”字上的“弗”的声母f与下部的“贝”的韵母ei组拼为fei；笔者经过考证，试将“告”字的音源解析如下：告，本意是祭祀时的祷告。自甲骨文到楷书，字型都是从牛，从口。从金文来看，告作告。下面的口与独体的“口”字字型完全一样。“牛”的古音读若gǔ，其同族词“梏”gù仍较好地保留了原始读音。“口”的古音读若kào或k（зˋ），而“告”的古音读若g（зˋ）<，很显然，“牛”的古声母与“口”的古韵母相拼，与“告”的古音正相匹配。依照此法，“和”字与“告”字的构字原理及读法如出一辙。还有“不可”[叵]（“可”字反写）、“不用”[甭]（二字组合）、“之于”[诸]和“何不”[盍]（借字表音）等，都是把常用二字短语快读，使之成为一个新字的读音。近现代亦有新造汉字运用此法，如：羟。它在现代汉语中被视为合音字。“羟”实为“氢氧”二字去气字头后合为一体，可称合文。合文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下图所示：

“羟”的读法为“氢氧”快读，即依此法。大约古代的合文亦是双字连读。用这种方法来定读音的字并不多。

3、切音字

与合音字相反，即一个字（或一个单音词）的读音由于缓读而切割成两个音节。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句龙”是由“共”衍变而来。即“共”——“句龙”。句龙后成为姓氏。这是利用语法类推作用证明的。现代汉语中这类切音字也不少。如“胡弄（哄）”、“窟窿（孔）”等，也是切音现象。

4、同源字、同族词

要想确定更多的汉字读音的规律，光靠上述的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有雄厚的国学基础知识才能将其阐释清楚。下面，我们引进同源字的概念来破解比用上面的方法破解的多得多的汉字字音。王力说：“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叫同源字。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得细微差别（或同音）来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

依据此原理，我们将同源字划分为音义皆近、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三组同源字。

①音义皆近。在上古时期，妇女都是以制陶和纺线织布为主业。“陶”字在金文中就是一个人在专心制陶的样子，作“陶”。此字为“陶”之初文；“专”字在金文里被写成“专”，为人用手在纺锤上专心纺线之会意。本义是纺线，引申为专心干某事。二者意义十分接近，都有专心致志地生产制造的意思。“陶”字与“专”字的古音相若，从现代汉语读音中，“专”字的一个同族词“抟”读为tuán，与今音“陶”音亦相若。且“抟”含义便是抟土制陶，与“陶”的意义相关。再如，介、甲和革字。“介”古音gài—；“甲”古音gā—；“革”古音g[ē]—，读音皆近。《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杜注：“介，甲也。”又《史记·韩非子列传》：“急则用介胄之士。”或谓“介胄”即“甲胄”。由上可知，甲、介二字同源。上古时的甲衣不是像后来的铠甲一样为全金属甲片连缀而成，而是用犀牛等猛兽的皮做成革后再制成甲衣。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皮甲胄。《楚辞·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说明当时的甲衣确为犀牛等野兽的皮革制成。可见，原始甲衣的材质属性是革。这便是甲与革意义相近的证明。

②音近义同。《周易·大有》：“公用亨于天子。”这里的“亨”的意义一般写作“享”。甲骨文、金文的亨与享字形完全相同，所以在古文献中被训为“献”的含义时二字互通，意义完全相同。而亨的古音为hiàng，享的古音为hi（зˋ）[ng]，读音相似。“开”与“启”意思完全一样，“开”古音kā:i & kūi,“启”古音k[ē],二者音近。像这类同源字，古文献里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它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通假字。

③义近音同。我们可以举“原”与“元”，“国”与“郭”的例子。“原”为泉水从山崖下流出的象形。本义指水源，即水流初始。这个意义后被写成“源”。实际上，“原”为“源”的本字。只是后来“原”有了很多引申义，所以加了三点水用来专门指水源或源头。“元”是个指事字。古文为一个人的象形，在其头部加了一个指事符号。其本义是人头，后来引申为“开头”、“第一”等含义，如“元月”、“元旦”、“元首”等。这恰恰与“源”字的本义接近。都有起始的意思。再说读音相同，且古音亦相同。可视为同源字。“郭”与“国”虽然现今读音不同，但古音却完全相同。此外，“郭”与“虢”二字相通，且读音亦同。古时候一座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曰城，外城曰郭。而“国”有时候也当外城讲。如《庄子·秋水》：“搜于国中三日三夜”。这里的“国”即外城，而不是国境线以内的区域。由此可知，郭与国是同源字。此外，“人”与“仁”，“侵”与“沁”也属于这类同源字，研究方法大致与上面类似，故不再赘述。

所以就有了方言

学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