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阳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如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

中华传统美德是以“诚信礼义，忠孝廉耻”这八个字为中心代表的道德行为；中国革命道德也就是依此而形成的。所以两者是同出一道德文化背景的，也就是就有了中华传统美德才有中国革命道德。中国革命道德也就因中华传统美德而深化和发展，并依中华传统美德而生更加让中国革命道德发出伟大的耀眼的光亮。

没有什么关系。传统美德是传统美德。革命道德是革命道德。

没研究研究马

整个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华民族文化不一定是传统美德，但传统美德一定是中华文化，民族文化越发达，民族精神就越高涨

面人、糖人、糖画、泥人、糖人、泥塑、木雕、影雕、盐雕、剪纸、剪影、木偶、布艺、玻璃拉丝、琉璃坊、葫芦烙花、串珠工艺、纸雕、蛋雕、核桃雕刻、花鸟字画、木版年画、大米刻字、民间玩具、手工编戒指、纸雕、豆艺、香包、草编、中国结、布贴画、丝网花、铜艺自行车、篆刻、魔术气球、

文化和美德是精神的具体呈现
精神是文化和美德的集中提炼

社会主义道德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升华，是对中国革命道德的继承和发展。

以善为主，传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