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主要靠天吃饭，以土地为生，对土地和水源的重视甚于金银。因为农作物生长期长的原因，一年中只有一次或几次收获时，才能获得收益，所以一般忍耐力较强，比较稳定、封闭、保守，追求安定，不喜欢冒险，对外交流少，一般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常占有整个流域，农民对土地依附性较大，导致对统治者依附性较大，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文明比较稳定持久（或者说发展缓慢）。 以腓尼基、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则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加工制作，来钱快，对土地的依赖较小，对交通航运依赖较大，对外交流多，一般比较外向、活跃，喜欢冒险，不太稳定，一般幅员不大，人口不太多，仅满足占领贸易据点，常常是小国寡民，但往往巨富。一般商人依附性不大，不易形成中央集权，常常是贵族寡头统治（平民共和也不多见），文明活跃但不稳定，发展快速，易变，但缺乏持续性。 罗马文明尽管吸收了希腊文明的精华，但它并不是典型的海洋文明，而是海洋与大河文明的混合体，兼有二者特点。

古代大河文明与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是分适于农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由于地理、气候、土地等原因不适宜土地发展，因此处于海洋文明国家的人民就只能通过经商、贸易等形式用自己国家的特产来换取的和文明国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有的国家以暴力形式获取其他国家肥沃的耕地，从而获得生活必需品等）。 在思想方面上，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也有很大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大多数都深处内陆，粮食等也可自给自足，就没有必要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也就会有些封闭；而海洋文明由于经常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往来）从而把自己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合起来，与大河文明相比就十分开放，同时由于结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会指定些民主的法定（如希腊民主制度），同时加快了思想的解放。

希腊罗马文明是属于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他们发源于岛屿和海洋 而大河流域，就是发源于河流的文明，就是一个是地点不同 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的是，希腊罗马他们的文明是城邦式的文明，尤其是希腊，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古代世界无哪个国家能及的。

大河文明： 1、历史事实简介 大河文明与农业文明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在原始农业出现后，人类便逐渐定居下来，聚落成一个个村社。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广袤无垠西亚的土地上便有原始农业出现。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的不同，大河流域的物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差异。 大河文明与农业灌溉 东方村社居民建库蓄水，挖沟修渠，灌溉排涝。北非的尼罗河定期泛滥，埃及人的灌溉农业特别发达。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时涨时落，来势凶猛，常常泛滥成灾，两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 村社的管理形式 村社里的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他们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长者管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宗法制是中国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这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计算，宗族主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中央集权的形式 在大河流域，疆域辽阔，农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东方的文明古国，大都建立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但其运作方式各有特色。埃及的法老统治，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十分严密，而古印度实行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中国的皇帝专权。 2、文献资料释读 “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在公元前第8千年纪后半期，在西亚的利凡特和扎格罗斯地区普遍建立了农业村社，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说明已有永久性村社，在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的蹄印。著名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于20世纪40、50年代在扎格罗斯地区发现了贾莫遗址，该遗址面积有3至4英亩C14 测定为公元前6050年。共分16个文化层，延续了大约400年，有陶器、动物和农作物麦，这个遗址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 埃及的农业灌溉 农业是古埃及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埃及国家走向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过来又促使灌溉农业的大发展。因此，不论是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居民，还是法老埃及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土地视为最大和最宝贵的财富，都把发展灌溉农业置于首位。法老埃及时代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就十分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把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设立灌溉大臣，专门负责修建和管理水利灌溉工程。在新都白城附近曾筑过大坝和挖掘了水库。古王国时期留下来的许多大臣的碑铭中，都着意夸耀自己在这方面的功绩。例如，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大臣涅海布，在自己的碑铭中说，他奉国王之命，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埃及南部和北部都开凿过运河。 尼罗河灌溉系统 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大概到公元前3000 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古代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开渠筑堤，改进耕作，农田灌溉特别发达。埃及人用砖块建成长方形的房屋。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是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中国大河流域的居民利用天然崖洞避雨雪风寒，后来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穴式的房屋，到商代已有使用版筑（即打垒）的方法立墙。中国古代粮食有六谷之称，即黍、稷、麦、菽、麻、稻。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种植了世界上最早的棉花。 村社是种姓制度的堡垒 在古代印度，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村社制度。村社大多是自然形成的，大者上千户，小者几十家。村社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并有固定的分工。这种村社经济上自给自足，行政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村民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并不特别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 村社内部自古以来就实行种姓制度，高种姓把低种姓的人紧紧地束缚在村社的土地上，长期地进行奴役和剥削。种姓制度还实行职业世袭制和内婚制，低种姓人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只能干一种职业，只能同一种人交往，他们没有选择其他工作的机会和与整个社会交往的自由，从而变得更加愚昧和落后。所以，尽管王朝不断更替，村社却很少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反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保守。只要村社存在，依附于村社的种姓制度必然存在。因此，到了现代，虽然印度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种姓制度仍然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国西周的宗法制 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同一宗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在一定意义上又有共同的财产，参加共同的祭祀，死后葬于共同的墓地，族中所有人员都要按亲属关系的亲疏不同为之服丧，这样合族在大小宗宗子的统率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依靠对自己领地上劳动者的剥削而存在的统治集团。这种宗法制度与等级分封、世卿世禄制度互为表里，又有其政治上的功能。周王称天子，是所谓上帝的长子，被尊为天下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代代都是天下大宗的宗子，为所有诸侯国政治上的共主。正因为周天子是天下大宗，他所居的都城也被称为“宗周”。周王的其他儿子被分封为诸侯，作为王室屏藩，他们的国君地位也由嫡长子代代相承。对周王而言，同姓诸侯自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又成为大宗宗子。 埃及人的信仰 埃及人把太阳神奉为主神，这也体现出农业社会的特征。法老被看作是太阳神的后裔。为得到神权的支持，历代法老都把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劳动力捐赠给神庙，致使神庙祭司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古代埃及的渠道官比较多，他们负责水利灌溉，享有很大的权力。埃及的书吏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中有的通过掌管国家机关中的公文、书信、档案的机会而成为高级官吏，因而也就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是登记居民户口的册簿。始编于秦献公十年（前375年）。商鞅变法中的编制户籍，实行五家为伍，二伍为什，有罪连坐；把乡聚合并设县，由国家直接派官吏治理。以后历代相沿，定期分类审编。户籍按人口、姓名、年龄、职业、财产、住址等项内容逐户详细登记，严禁隐匿或擅自迁徙，以作为分授土地、征课赋税、调派劳役的依据。至唐代渐臻完备。唐代户籍据民户手实编造，登载本户应受、已受、未受田数及园宅地段亩数、四至，并记有民户户口变动情况。户籍由州县官府三年编造一次。誊写三份，分存县、州、户部。清雍正时将丁税摊入田赋，户籍不再作为征调赋税的依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遂停止编修。 宗祠 在我国习惯上多被称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后世天子、诸侯的祖庙为宗庙，士大夫的祖庙为家庙。夏商二代都已有了宗庙，周代以后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而庶人只能祭于寝。就是说一般平民只能在自己的居室中祭祀祖先，士大夫以上才能立祠庙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罗马文明 文艺复兴 古罗马文学指纪元前后繁荣于古罗马政权（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治下的文学。其主要语言是拉丁语。尽管古罗马共和国诞生于公元前510年（摆脱伊特鲁利亚王朝的统治），但按照惯例，真正意义上的古罗马文学则从公元前240年算起。 起源与概述 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在古罗马人生活的伊特鲁利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包含文艺活动的拉丁朱庇特庆祭节的设立应该不迟于公元前7世纪。受伊特鲁利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 古罗马的文化主要是继承希腊文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摹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找了许多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来做家庭教师，让他们编剧作诗，并研究各种科学，这使得古罗马文学染上了浓厚的希腊色彩。以神话为例，同希腊文化接触后，许多罗马的神祗便同希腊的神祗结合起来。如罗马人信奉的主神朱庇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朱诺则等同于赫拉。至于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等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连名字都没有变。 当然，古罗马文学也并非全是古希腊文学的仿造品，因为它毕竟是罗马社会的产物，其采用的语言是拉丁语。在西方学术界，古罗马文学被认为是广义的拉丁文学的一部分。与古希腊海洋民族不同，古罗马属于内陆民族，主要以耕牧方式生存，具有上古农民和牧民粗鄙、蒙昧、淳朴的特点。建国之后的古罗马崇尚武力，追求社会与国家、法律与集权的强盛与完美，其文学具有更强的理性精神和集体意识，具有庄严崇高的气质，却也缺少希腊文学生动活泼的灵气和无拘无束的儿童式的天真烂漫。古罗马文学在艺术上强调均衡、严整、和谐，重视修辞与句法，技巧上偏于雕琢与矫饰。 历史沿革 古罗马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共和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应该指出的是，“共和时代”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则是两个主要根据拉丁语言的发展和问题特征定性的名称。共和时代止于公元前30年，实际上也包含了70年的黄金时代。此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共和时代始于公元前510年，但作为一个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名称，它的起始则从前240年算起。而尽管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覆灭于公元476年，学术界通常仍习惯于将公元2世纪中期（130－150）作为古罗马文学的终点。2世纪中期以后的拉丁语文学被定义为“后古典拉丁文学”，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文学已经开始向中世纪基督教文学过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罗马文学了。 共和时代（前240年－前30年） 古罗马文学的正式形成与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叫做利维乌斯·安德罗尼斯库的希腊人密切相关。他是古罗马文学的奠基人，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大量古希腊抒情诗。利维乌斯的功绩主要在于把古希腊文学中的某些精品介绍给了缺少书面文学传统的罗马人，把古希腊文学的某些主要形式移栽到了缺少骨干文学类型的古罗马。 诗歌 早期的古罗马诗人中颇多全能型作家。诗人埃纽斯（前239－前168）不仅改写和创作过悲剧，而且还写过戏剧和4至6卷讽刺诗。他的史诗《编年史》追溯罗马的历史，始于埃涅阿斯的经历，止于作者生活年代的战争，洋洋18卷篇幅，不过已基本散佚，仅剩不到600行传世。从文学史角度看，《编年史》摈弃了古老的神农格，采纳了荷马史诗所用的六步音长短短格。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模仿荷马的痕迹。埃纽斯对古罗马文学影响深远，西塞罗、卢克莱修和维吉尔都表示自己曾受其影响，他被尊为“古罗马文学之父”。 喜剧 普劳图斯（约前254年－前184年）精通古希腊文，是共和时代最著名的剧作家。相传普劳图斯著有戏剧130部，但据考证仅有21部出自他的手笔，其他均系后人伪作。他的喜剧主要以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的风俗喜剧为蓝本改作，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风习。其主要作品包括《孪生兄弟》、《俘虏》、《商人》、《驴》、《蝗虫》等。 泰伦提乌斯（前190年－前159年）生于迦太基，本是奴隶，后来获释。他一生共写过六部喜剧，包括《婆母》、《两兄弟》等代表作品都是从古希腊新喜剧改编或翻译过来的。其喜剧结构严谨、语言文雅但欠生动，人物内心矛盾刻画细腻，人物形象自然。他的喜剧不如普劳图斯的滑稽有趣，在当时仅受到有教养的观众喜爱。泰伦斯对后世的喜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斯梯尔和谢里丹都曾模仿过他的作品。 黄金时代（前100年－17年） “黄金时代”即拉丁语和广义的拉丁文学（包括修辞、历史和哲学）发展史上的古典或辉煌时期，涵盖两位著名人物的活动年代，即“西塞罗时期”（前70－前30）和“奥古斯都时期”（前31－14）。这一时期的罗马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阶段，并于公元前27年结束了共和制政体，建立了帝国。古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即屋大维）治下（前31－14）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拉丁语文学和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屋大维统治时期采取了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一度动荡的古罗马社会呈现出和平稳定的景象。屋大维本人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笼络文人墨客为自己的文化政策服务，这一时期的大文豪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都曾是他的御用作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缺乏共和时代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政治辩论热情，而更多的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强大国力。文学风格也不及前一时期遒劲豪放，但技巧却更趋成熟，追求形式的完美。 诗歌 卢克莱修（前99年－前55年）生于共和国末期，唯一的传世之作《物性论》（一译《论自然》）共六卷，每卷千余行，是一部哲理诗。全诗着重阐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示物质不灭、凡人不必惧怕死亡的生活观。卢克莱修是古罗马文学史上著名的智者，维吉尔曾称羡慕他知晓事物的起因，是个“幸福的人”。 卡图鲁斯（前84年－前5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维罗那一个富有的家庭，经常出入罗马上流社会，是黄金时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人。他是坚定不移的共和派，曾公然反对过恺撒，曾创作过许多辛辣的讽刺短诗。卡图鲁斯的诗作现存116首，他善用警句式的语言表达浓郁热烈、复杂微妙的感情。他的抒情诗对后世欧洲许多伟大诗人都产生过影响。 贺拉斯（前65年－前8年）出生于拍卖商家庭，是和卡图鲁斯齐名的抒情诗人。他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能诵荷马史诗原文，并到雅典学过哲学。他的代表作品包括《长短句集》17首和《闲谈集》18首。前者表明作者反对内战，幻想黄金时代到来的思想；后者则讽刺罗马社会的恶习。但贺拉斯最著名的作品是后期的《歌集》（一译《颂歌集》）和《诗艺》。贺拉斯的抒情诗改造了希腊抒情诗的格律，构思巧妙，语言优美，优雅庄重，以有意、爱情、诗艺为题，融哲理和感情于一路，不少人竞相模仿。《诗艺》则是古罗马时期文艺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被古典主义文学视为经典。 维吉尔（前70年－前19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埃涅阿斯纪》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维吉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其抒情诗充满浪漫的田园风光。代表作品包括《牧歌》、《农事诗》和《工作与时日》，主要抒发对爱情、时政以及乡村生活的种种感受。然而，维吉尔成就最高的作品却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全诗计12卷，长达近万行，是遵照奥古斯都的旨意创作出来的。史诗讲述特洛伊王和女神维纳斯所生之子埃涅阿斯到意大利建立新王朝的故事，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和罗马的光荣。诗人把埃涅阿斯写成恺撒和屋大维的祖先，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纪》的时候虽有意摹仿荷马史诗，但全诗强调使命感、责任感，洋溢着严肃、哀婉和悲天悯人的情调，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在语言特色和艺术手法上，《埃涅阿斯纪》辞藻华丽，行文略显呆板。维吉尔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丁认为维吉尔最有智慧，最了解人类，因而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斯宾塞的《仙后》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也有模仿《埃涅阿斯纪》的痕迹。 黄金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奥维德（前43年－18年），年轻时曾在罗马学习修辞。不过成年以后，他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成为诉讼师而是成为一位诗人。他的代表诗作包括《爱情诗》49首以及《爱艺》和《古代名媛》。然而奥维德最著名的作品则是神话诗《变形记》，以史诗格律写成，包括250个神话故事，集希腊、罗马神话之大成，为后世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创作灵感。《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故事集都在框架上模仿《变形记》。此外，但丁、莎士比亚、蒙田、莫里哀、歌德等大文豪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黄金时代的抒情诗人还包括普洛佩提乌斯（前50－前15）和提布鲁斯（前54－前19）。前者以抒写感情细腻的爱情诗而著称，而后者则擅长描写淳朴的田园风光。 散文 古罗马的散文发源于加图（前234－前149）的演说文，繁荣于“黄金时代”，即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罗马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一场激烈，统治阶级的法律体系已经开始形成，这就使得许多政治家热心于雄辩术的研究，致使散文这一文体得以迅速发展。 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家。他年少时曾学习哲学和法律，并做过一段时间律师。43岁进入政界任执政官，后任西西里总督。内战时期他追随庞培反对恺撒，维护贵族元老派的立场，后来在政治倾轧中被刺杀。 西塞罗的主要散文成就是演说词和书信。他的书信现存约900封，主要包括《致阿提库斯书》16卷、《致友人书》16卷。这些书信反映共和国末期的社会生活，描绘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其演说词传世58篇，分为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两类。西塞罗的散文注重材料的程式组织，句法考究，词汇丰富，段落对称，音调铿锵，被成为“西塞罗句法”。他的演说具有很强的鼓动力量，有时甚至不惜用侮蔑和歪曲事实的手段来感染观众的情绪。 西塞罗对拉丁语散文的贡献非常之大，他确立了拉丁语文学语言“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其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欧洲诸民族散文的楷模。他的政敌恺撒甚至曾公然称赞他：“你的功绩高于军事将领，扩大知识领域比之于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恺撒（前102年－前44年）是奥古斯都的养父，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独裁者，于前44年被共和派刺杀。他在散文上的贡献主要包括历史著作《高卢战记》七卷和回忆他和庞培之间战争的《内战记》三卷。其散文语言简洁凝练，朴实无华，体现了和西塞罗迥异的风格。 此外，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生卒年不详）和李维（前64－17）也发展了拉丁语文体。 白银时代（17年－130年） 屋大维死后的一百年间，史称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在政治上不断衰弱，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宫廷趣味日趋浓厚，崇尚文风的花哨和滥用修辞，使得文体显得逼挤、臃肿。这一特点在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成为少数人的消遣。白银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 诗歌 卢肯（39年－65年）是白银时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创作了继《埃涅阿斯纪》之后最优秀的史诗《法萨利亚》。马提阿利（40－104）则是这一时代最优秀的碑铭体诗人，主要诗作是《碑铭体诗集》（一译《警句诗集》）12卷，1500余首。其风格短小精悍，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幽默。朱文纳尔（60－127）则以讽刺诗著称。他长于借古喻今，诗风严峻而尖锐，其诗句“即使没有天才，愤怒出诗句”已经成为名言。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朱文纳尔的作品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席勒、雨果和别林斯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在抒情诗方面，斯泰提乌斯（45－95）几乎是唯一有成就的诗人，擅长描写有闲阶层生活情趣。 戏剧 塞内卡（4年－65年）是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精于修辞和哲学，并曾担任过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宣传同情、仁爱。他一生共写过9部悲剧和1部讽刺剧，多半取材自希腊悲剧。其作品风格崇高严肃，夹杂大量的道德说教，使得其笔下的对话和人物都缺乏真实感。其代表作是悲剧《特洛伊妇女》。塞内卡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 散文 这里的“散文”并非现代文学上所讲的狭义上的散文，而是泛指拉丁语文学中的“散文体”，和诗体相对，包括散文、小说、传记文学和编年史等。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欧洲文学史上“小说”这一体裁就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彼特隆纽斯（生卒不详）的《萨蒂里卡》是传奇式小说，现存两章残篇，广泛记录了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流行的享乐生活。书中人物语言符合方言特点，文笔典雅，机智风趣。尽管其形式和传统意义的小说还存在差别，但学术界还是倾向于将它看作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 然而公认的“小说之父”却是阿普列尤斯（124年－175年），他出生于北非的军官家庭，曾漫游各地，研究过哲学和幻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金驴记》，用自叙形式写成，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长篇小说。 在编年史和传记文学方面，代表人物包括塔西佗（55年－118年）、普鲁塔克（46年－120年）和苏维托尼乌斯（69年－140年）。 塔西佗是共和贵族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主要著作包括《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著作虽然都是历史著作，却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其历史观源于“个人创造历史”，其中对历代帝王将相的实录描写非常真实且具感染力。普鲁塔克的代表作品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1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莎士比亚、歌德等人均曾从中取材创作。但这部著作在史实上有诸多失真的地方，从19世纪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苏维托尼乌斯则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记述了罗马社会及自恺撒到图密善共12个皇帝的概况，行文朴实流畅，是古罗马文学中难得的不事辞藻的作品。此外，他还著有《名人传》，后世对古罗马文学家的生平的了解几乎都出自此书。

古代大河文明与希腊罗马海洋文明<海洋文明>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是分适于农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由于地理、气候、土地等原因不适宜土地发展，因此处于海洋文明国家的人民就只能通过经商、贸易等形式用自己国家的特产来换取的和文明国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有的国家以暴力形式获取其他国家肥沃的耕地，从而获得生活必需品等）。 在思想方面上，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也有很大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大多数都深处内陆，粮食等也可自给自足，就没有必要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也就会有些封闭；而海洋文明由于经常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往来）从而把自己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合起来，与大河文明相比就十分开放，同时由于结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会指定些民主的法定（如希腊民主制度），同时加快了思想的解放。 古代大河文明与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是分适于农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由于地理、气候、土地等原因不适宜土地发展，因此处于海洋文明国家的人民就只能通过经商、贸易等形式用自己国家的特产来换取的和文明国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有的国家以暴力形式获取其他国家肥沃的耕地，从而获得生活必需品等）。 在思想方面上，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也有很大的差异。 古代大河文明大多数都深处内陆，粮食等也可自给自足，就没有必要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也就会有些封闭；而海洋文明由于经常进行文化交流（经商、贸易往来）从而把自己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合起来，与大河文明相比就十分开放，同时由于结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会指定些民主的法定（如希腊民主制度），同时加快了思想的解放。 大河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埃及等 海洋文明的主要代表：希腊、罗马等 http://wenku.baidu.com/view/a724f4360b4c2e3f5727633e.html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第一节生平与著作一、从乡村到罗马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雄辩家、思想家。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于他是沟通古代希腊与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的桥梁。西塞罗的家乡位于罗马城东南约100公里的山区小镇阿尔比尼姆。小镇坐落的山岗，俯瞰利利河谷地。农村地区生产葡萄、油橄榄和小麦。古老的城墙环绕着市区，乡民为它悠久的历史感到自豪，到处风气纯朴厚道。这里有过王政的统治，据说西塞罗所属的蒂利（Tullii）氏族就是王室的后裔之一。幼年求学时的西塞罗聪颖异常，他的名气传播开来，竟引得不少同学的家长前来旁听学校的教学。到了他的青年时期，阿尔比尼姆已经成为罗马共和国辖下的自治市。当过市政官的祖父异常珍视乡间流传的古老传统，敌视希腊文化的侵袭，也排斥到罗马从政的欲念。但是作了罗马骑士的父亲有所不同。西塞罗和小他四岁的兄弟昆图斯被送到罗马，陪伴、追随父亲的贵族朋友，如占卜官Q·斯凯沃拉，以图受到最好的高等教育。观其一生，西塞罗一直对故乡抱着眷恋之情。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对家传地产的珍视，把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即使他以后常常远在它乡，但是从未放弃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土地，有机会便乐于返回故乡，还会像经营有道的地主那样对土地进行开发。这也是他历来反对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的原因之一。二是怀有为共和国尽职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家族古老显赫的历史，其中流传下来的为共和国服务的公民精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还重视同胞间相互依存的情感联系，熟悉家乡各个等级的普通人，打招呼时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彼此视为朋友。以后他怀疑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接受候选人津贴的罗马城居民，认为全体意大利人才是共和国更可靠的公民，也和他的出身有关。三是承认社会上自然形成的等级制。在阿尔比尼姆，他认为拥有田产的贵族恪守乡间古老的美德，天生反对变革，是小镇的社会支柱。他相信，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应该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些最富有的人既对经济活跃有更多的贡献，又有资格管理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应该是封闭的，不是像罗马城那样由少数权贵家族把持，而应该向各种人才开放。大约在16岁那年，西塞罗到军队当兵，征讨反叛罗马的意大利人。但由于他身体瘦弱，极不适应野营生活，变得对军事生活毫无兴趣。他把志向定位于罗马城市举行集会的广场上，决定从政治中获取荣誉。这就是当时人们称呼的“广场的荣誉”。在罗马，西塞罗最早接触的是伊璧鸠鲁学派。但他不久便转向雅典来的学园派门徒菲隆，学习雄辩术和哲学。菲隆不相信单一的绝对真理，主张在各种现存的哲学中广采博收，同时摈弃了柏拉图关于雄辩术有如欺诈的说法，认为这两门学科是相互补充的。这些观点深深吸引了西塞罗。通过斯凯沃拉家族的小圈子，他还接触到希腊学者波利比的混合政体学说，特别是结合罗马国家的历史论证这一体制合理性的作法。此后，他又接触到斯多葛派哲学家潘尼提乌的学说。尽管他对比雄辩术，原先并不喜欢斯多葛派冷静的逻辑推理风格，但还是吸收了其中的许多思想，比如普及于自然万物的理性以及贵族政治的主张。随着年岁的增大，他对这一学说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二、学术与从政西塞罗是以为雇主作司法辩护在社会上谋生的。那些诉讼案往往具有政治性质，其结果不仅关系到被告的生死，也会影响到辩护人的命运。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他在少数权贵家庭控制政坛的罗马只算是一个“新人”，即没有显赫背景，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高级官职的人。西塞罗在政治上倾向于元老院贵族派。面对共和国末期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他往往采取谨慎应对的态度。如果环境允许，他乐于投身政治活动；一旦形势险恶，他就埋首于学术研究。一生如此。20岁上下，西塞罗写下了第一部讨论演讲艺术的著作，即两卷本的《论创意》。同一时期，他还将色诺芬的《经济学》以及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译成拉丁文。前79年，他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学术旅行。先在雅典住了6个月，旁听学园派古典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课程，继续学习雄辩术。此后去了雄辩术的故乡小亚细亚，多方求师，使这门技艺精益求精。在西塞罗看来，演讲与修辞对于法庭诉讼和政治性演讲，都是重要的经世济用之学。他甚至认为，雄辩家是杰出的统治者的楷模。在学习中他博采众长，又保持罗马坚定沉着的风格，修辞以华丽多彩见长。一篇托名于朗吉努斯的美学著作《论崇高》里这样形容：“德莫斯提尼的崇高风格在于其峻峭挺拔，孤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其蔓延扩伸，有如燎原大火，无往不届，喷爆腾跃于整个四野。” 前76年年底，西塞罗担任财政官，开始走上仕途。他被派往西西里岛，担任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以处事公道、清正廉洁赢得人们的敬重。返回罗马后，他进入元老院，同时重操旧业，前66年还选任大法官。由于他品格端正、才能出众，两年后又由百人团大会一致通过，当选为执政官，步入一生的巅峰时期。走在仕途路上的西塞罗，在社会上保护土地贵族的财产权利，在政治上维护古老的共和国制度。前63年，当野心家喀提林在凯撒的纵容下以取消平民债务的名义竞选执政官失败，准备以武装推翻共和国时，西塞罗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连续发表了四篇声讨檄文，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同时以周密的布置加以防范。在他的努力下，本来没有司法审判权的元老院处死了喀提林，西塞罗的政治声望达到顶点，同时也埋伏下以后遭受陷害的口实。几年后，他果真受到国家的放逐，财产也遭洗劫。一阵颠沛流离后才返回罗马。三、卷入政治角逐前60年，凯撒、庞培、克拉苏组成密谋瓜分权力的前三头联盟。在西塞罗看来，三头政治是“不公正的统治者”、复活的“王政”。他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的态度，但利用种种机会阻挡逼近共和国的危险，为此受到过敌手的威胁和亲人的劝告，但他不为所动。在繁忙的政务之外，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深深担忧传统体制的衰落以及公民道德的腐化堕落。前54年，他开始写作《论共和国》，赞美罗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深入探讨它发生的渊源，其矛头指向破坏共和国的“专制君主们”。前53年，他被遴选到占卜官团，成为传统信仰的保护人之一。内战的烟火日趋浓烈。西塞罗偏向庞培，多次拒绝凯撒示好的举动。这个时期的大量信件，反映了他当时经受的希望与悲观轮流交替的感情煎熬。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只好退缩到研究生活中去，终日与哲学家为伍。即使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也始终保持沉默。前45年，他开始写作《论法律》。第二年年初，女儿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巨大的感情创伤。在他此后的著作里，明显增多了灵魂不朽和神性统治一切的思想。据说这一学说构成《论共和国》最后一卷的基础。凯撒遇刺并没有改变共和国的厄运。事件发生后，西塞罗作为元老派的代表，协调过元老贵族与统帅凯撒部众的安东尼之间的关系，但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很快组成后三头联盟，展开了新一轮的勾结与角逐。这证实了他的担心，即“暴君倒下去，暴政却还存在”。前44年，西塞罗写作了一系列伦理学著作，其中以秋天完成的《论责任》对政治思想研究最为重要。此外，他在元老院作过一系列《反腓力辩》的演讲，阻挠安东尼等人复活君主体制的企图。此举招致了严厉的处罚，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哲学家最终丧身于政治漩涡之中。四、希腊化影响下的罗马人西塞罗曾经坦然承认，自己的著作只是一些抄本，即对希腊思想的转述。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西塞罗思想的特点是兼收并蓄，他继承了当时丰富多彩的希腊思想，特别是掌握了最为完备的有关斯多葛派的资料，但主要是用拉丁语译述这一学派的希腊原文。这种说法肯定了西塞罗的理论贡献，但也多少贬低了他思想上的独创性。实际上，西塞罗在接受希腊成果的同时，总是十分强调自己坚持了罗马文化的传统和特征。这一点恰恰是十分可贵的。在《论责任》中，西塞罗曾说明他的伦理学受到斯多葛学派、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影响，特别是主要遵从了斯多葛派的教诲，但他同时强调：“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翻译，而是按照我的习惯，根据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以某种适合于我的目的的尺度和方式，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塞罗对罗马人创造的一切充满自信心。前45至44年，他写作了《图斯库卢姆谈话录》，其中第一卷讨论了灵魂不死的问题。一开始，他便借用主人公的口吻，讲到有必要用拉丁文来阐述哲学，因为罗马人既能够不亚于希腊人地独立研究一切，也能够使从他们那里吸取来的东西变得更为完善。他还讲，罗马使习俗、生活规则、家庭和家族事物保持得更好、更纯洁，祖辈曾经用无疑更为优越的规章和法律管理国家，至于军事方面，罗马人不仅非常富有勇敢精神，而且更富有纪律；说到那些靠天性领悟，而不是靠书本学习的东西，无论是希腊人或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罗马人相比拟。在这篇谈话录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主人公在对年轻人讲话时，特意说明：“我尽可能用拉丁语对你作说明。你知道，我既不喜欢说希腊语时插入拉丁语，也不喜欢说拉丁语时插入希腊语。” 实际上西塞罗在不止一个地方重复过这个思想。这同后世有些民族的贵族不愿意讲本民族的语言，而喜欢说发达国家的语言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西塞罗对罗马文明的热爱与肯定，也包括它的国家哲学。在《论共和国》里，当对话参与者讨论到管理国家的艺术时，他借斯基皮奥之口说：“我对杰出的希腊贤者们就这一问题撰述而遗留给我们的那些著作并不满意。我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取知识的。”他的同伴立刻接上来说：“我深信，没有人能在智慧方面超过你，你在重要的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远胜过其他人。你所要说的话会比希腊作家所写的著作更为有用。” 西塞罗就是怀抱这样的自信态度与独特方式，创作自己的哲学和国家学说的。第二节道德与政治一、基本的道德义务题献表明，《论责任》是西塞罗写给当时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这部论著采用了书信的形式，分为三卷。总地来看，西塞罗十分强调道德义务同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强调对国家法律的服从，使伦理义务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第一卷通论道德上的善。西塞罗提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出于履行道德责任。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所作所为只关系到个人的还是牵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没有道德责任。他把这些责任分为普通的与绝对的两种，指出后者就是人们讲的“义”。有四种基本美德，称为一切有德之事的四种来源：一是充分地发现并明智地发展真理；二是保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负有其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三是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四是一切言行都稳重而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西塞罗强调：“柏拉图说得好，我们生下来并非只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都有权要求我们尽一份责任。我们应当彼此关爱，相互授受，为公众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例如用我们的技能和才智，以及通过我们辛勤的劳动，使人类社会更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友爱。” 可见，这种责任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里讲的这种紧密联系，来源于西塞罗有关人的包容广泛的社会性。他认为，自然为人类制定了一些社会与群体的原则，人类的一切成员之间互相联系。联系的媒介是理性和语言，还有公平、平等和善良，这些把人们结合成一种互助互爱的自然联合体。但是人类社会中亲疏关系有许多不同的等级。根据他的论述，这种等级分为：其一，人的普遍关系；其二，同属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以及说同一种语言的那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其三，同一个城邦的公民更加密切的关系，比如他们有许多共享的事物，像广场、神殿、柱廊、街道、雕像、法律、法庭、投票权，以及社交和朋友的圈子，与许多人的各种业务上的关系；第四，亲属之间的更加密切的联系，其中基本的联系纽带是夫妻，其次是父母与子女，然后是一切共有共享的家庭。应该注意的是，西塞罗将国家公民间的关系比附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他说，家庭是公民政府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国家的“苗床”。因为在家庭的基本联系之外，还有其他亲戚关系，像兄弟姐妹之间、嫡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间、嫡堂（或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的种种关系。等到在一个屋檐下住不下时，他们就搬出去另建新家，就像开拓新的殖民地一样。接着在这些家庭之间又进行联姻，从中又产生出新的血亲关系，这样一代代地繁衍和分裂出新的家庭，于是就慢慢地形成了国家。西塞罗讲：“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没有比用国家把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的那种社会关系更亲密的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 他又讲，如果要在各种道德责任中分出主次，那么首先是国家和父母，为他们服务是人们所负有的最重大的责任，其次是儿女和家人，最后是亲戚。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在西塞罗心目中的位置。有关担任政府公职的那些人应该具有的品质，西塞罗主张他们不必贪恋权力和荣誉。他指出，柏拉图说过两条戒律，第一条，要一心只考虑人民的利益；第二条，要顾全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辜负其余的人。政府的行政部门应当像信托事务管理局一样，总是为委托的一方而不是为受托的一方着想。他特意点明，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里，都出现过那种只关心一部分公民利益的党派精神。某些人是民主派的忠实支持者，另一些人是贵族派的忠实支持者，很少有人关心整个民族的利益。他在这里不仅批评喀提林阴谋，而且暗中谴责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论责任》包含了一种关怀社会的人文主义底蕴。这一点受到近代西方人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称罗马大诗人维吉尔为父亲，彼脱拉克则尊西塞罗为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但是令后世人难忘的，还有西塞罗伦理学说里那种浓烈的爱国热忱。二、为国家服务是最高的美德在《论责任》里，西塞罗就批评过那种只关心一己兴趣的哲学家，认为政治家对国家的贡献要大于前者。他认为，那些天生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才能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公职的竞争，参与指导国事的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方法能治理一个政府，或表现伟大的气魄了。同哲学家一样，政治家也——甚至也许更——应当具有伟大的气魄。他又讲，大多数人认为，战争的功绩比和平的功绩更伟大，这种看法需要修正。实际上，有许多和平时期的功绩比战争时期的功绩更伟大，更光荣。比如，梭伦的功绩就高于为雅典赢得海战胜利的将军，因为后者的胜利只是一度有利于国家，而前者的工作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梭伦通过他的立法，维持了雅典人的法律以及他们祖先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同理，斯巴达的将军们为城邦赢得了霸权，但是他们的功绩远远不能和吕库古制定法律和纪律的功绩相提并论。不如说，将军们有如此勇敢、如此纪律严明的军队，这应当归功于吕库古。西塞罗的这一思想也延续到《论共和国》里。《论共和国》形式上是一部对话录，分为6卷。奇怪的是，对话的时间放在了前129年1月的一场假日聚会里，共进行了三天，一天记录两卷。参与者基本都是当时共和国政坛上一些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属斯基皮奥集团，如小斯基皮奥（又译西庇阿）、小莱利乌斯等，共九人。西塞罗在书中只是作为卷一、三、五的序言作者出现的。这样作是有用意的。一是避开了对前一世纪罗马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主人公们都是共和国历史上卓越的人物，都反对当时的格拉古改革，认为改革分裂了国家。这部著作自12世纪以后曾经长时间佚失，直到1822年才由安基罗·麦在梵蒂冈的一部隐迹纸本手稿中发现。因此之故，这部著作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流传下来。前三卷（有些地方脱字）较比完整，第四、五卷支离破碎，第六卷即《西庇阿的梦幻》则是学者马克罗比乌斯的转述。但是这部著作的许多精彩段落被奥古斯丁等学者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里，流传于世，也使现代学者得以对原作加以修改、补充。对话一开始，参与者频频涉及一个奇怪的天象，就是罗马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这个题目具有隐喻之义。一是，西塞罗借主人公之口表明，世人最好先不要关心天上的事情，而应多关注身边的事情。二是，罗马的真正危险，是它可能分裂为两个国家，即一国之内有两个元老院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人民。形势如此严峻，所以每当话题涉及伊璧鸠鲁哲学时，西塞罗就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远离社会，只关心一己的道德修养。所谓美德，全赖于对它的运用；而对美德最好地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哲学家以自己的演讲只能说服少数人，而政治家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法纪威力，迫使所有的人去做法律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后者也应当受到人们更多的敬重。他在这里赞扬苏格拉底的智慧，因为苏格拉底主张探讨自然问题或是超出人的智慧能力的许可，或者与人类生活毫不相干。他又以希腊七贤为例，肯定他们深陷在繁忙的国务之中，并认为没有哪一件事情，人类的德性在其中比在建立新国家或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与神意更接近。总之，西塞罗认为，“研究那些能使我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的科学，是智慧的最光荣的义务，德性的最高表现和责任。” 第三节国家与政体观一、国家与国家的目的在《论共和国》里，西塞罗借斯基皮奥的讲述，为国家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人民不是偶然汇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 这个定义里包含了几个关键性的思想。一是人民的事务。拉丁文“人民的事务”（res publica），组合起来就是“共和国”（republic），和后来英文的拼写一样。在中文里，“人民的”可以译成“公共的”或“公众的”。人民应该包括罗马公民以及不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人。这种区分依托于罗马国家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即异族人，首先是地方贵族，逐渐取得公民权以求分享征战得来的土地，同时大家都是罗马国家的居民。公共与私人正相对立。西塞罗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高无上，赞美公民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同时又主张法律确认公民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私有财产。他努力调和公共事务与私人事物之间的关系。 “事务”有时译为“事物”、“事业”或“财产”。它的涵盖也很广泛。有一处可以证实。在《反喀提林第四演说》中，西塞罗呼吁元老们保护好整个国家的事务，包括元老和罗马人民、他们的妻子儿女、祭坛和炉灶、所有人的财产、庙宇和神殿、全城的住宅和家庭、统治大权和自由、意大利的安全、整个国家。西方学者十分重视“人民的事务”这个术语在国家概念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是它取代了古代希腊人狭隘的城邦概念，把一个不断扩张的、由法律维系起来的、囊括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人们的共和国意识注入到人们的观念中。二是这里的权利与利益意识。当代西方学者十分重视西塞罗有关私有财产权的主张。实际上，把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罗马国家的社会背景下，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既有利于元老贵族的利益，也有利于同一部分人极力维护的共和国体制。因此西塞罗反对格拉古兄弟取消平民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措施，也反对与他同时的凯撒等野心家借取消债务以赢得人心、进而颠覆共和国的做法。在《论责任》的第二卷讨论功利的问题时，西塞罗明确提出：建立立宪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因为，人们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社会，寻求城市的保护，就是希望自己的财产不受侵掠。这一主张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第一，他反对平民动辄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他引用凯撒敕令里的一句话：“让他们住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用不着付房租”，然后加以反驳。他讲，有些人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讨好百姓，或者试图使土地改革法得以通过，把土地占有者逐出他们的家园，或者建议以前的债务应当一笔勾销，这显然都是在毁坏国家的基础。因为首先，他们是在破坏和谐，如果把一部分人的钱财夺走，送给另一部分人，和谐就不可能存在；其次，他们是在废除公平，如果不尊重财产权，公平就会完全颠覆。为了说明正确的做法，西塞罗在这里举了西西昂的阿拉图斯的例子。阿拉图斯回到被僭主统治了50年之后的故乡城市，夺取了权力，招回了曾是该城最富有的600个流放者。但是在财产和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他觉得很难处理。一方面，原先的富人不应该继续受穷。另一方面，不宜打乱持续了50年之久的财产权。于是他去了一趟亚历山大里亚，向富有的国王托勒密借了一大笔援款。回来后，他劝说一些人放弃现有的财产，接受等值的金钱补偿，又让另一些人接受与他们失去的财产等价的现款。结果双方各得其所，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第二，西塞罗尽力维持元老贵族同骑士贵族的团结，避免将后者逼迫到平民派一边去。当时罗马的骑士阶层是国家的保税人。他们从元老院购得收税权，再将承包合同分包给收税员。其中有些人发现，他们原先同意支付的税额太高，于是请求元老院解除承包合同，或是降低税额。在前61年的冲突中，骑士的请求受到以加图为首的元老贵族的反对，从而许多骑士转向凯撒一方。面对这种局势，西塞罗极力劝说元老院与骑士阶层保持团结，以求罗马摆脱凯撒与平民派的操纵。他认为，各阶级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的兴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当时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简称S.P.Q.R.）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同义语。但是西塞罗在自己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之间插入自己出身的骑士等级（equitibus），足见他对前两个阶层加强团结的重视。

目无王法

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心理偏差 比生理的疾病更可怕 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