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董伯仁，北周末隋初画家。汝南（今属河南）人。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初尚在。多才艺，乡里称为『智海』。官至光禄大夫殿内将军，与北齐与展子虔同召入隋，并称“董、展”。则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

汝州白雀寺、江陵终圣寺、洛阳光严寺、上都崇圣寺、海觉寺皆有其画迹。《后画录》、《续画品》、《画拾遗》、《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画后品》、《宣和画谱》、《图绘宝鉴》。

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尤工楼台人物。虽无祖述，不愧前贤，动笔肖似，笔外有情。与北齐展子虔同时入隋室，并称『董展」，备受唐代张彦远等人的看重。先後在汝州白雀寺、固州海觉寺、江陵终圣寺、洛阳光发寺等处作壁画。

界画:中国绘画很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董伯仁的界画“楼生人物,旷绝古今”。

唐代张彦远评董、展之画云：「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窦蒙也誽：『伯仁楼台人物，旷绝古今，杂画巧瞻，变化万殊。」画迹有隋朝官本《周明帝畋游图》、《弥勒变相图》、《隋文帝上马厩图》、《农家田舍图》等五卷。

著录於《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仅载《道经变相图》一件，以董展作伯仁之名，《图绘宝鉴》沿袭之，实误。《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6件，今画迹已无存于世。

2、展子虔（约545—618年），隋代绘画大师，汉族，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经东魏、北齐、北周、隋朝，到隋代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

他是唯一有画迹可考的隋代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他擅画佛道、人物、鞍马、车舆、宫苑、楼阁、翎毛、历史故事，尤长于山水。人物描法细致，以色景染面部；画马入神，立马有足势，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之势。

写山水远近，有咫尺千里之势，被称为“唐画之祖”。  传世作品《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中独具风格的画体，亦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山水画。

展子虔创作题材涉猎广泛，工绘人物、山水、车马、楼阁及翎毛等，但他流传的作品则是一件名为《游春图》的山水画。

这一画名并不是他本人所题写，因为该画原本既无作者名款，也无作品名称，至北宋晚期，徽宗皇帝在其前隔水处题签为“展子虔游春图”，元明清时期的鉴赏家因此也称其为《游春图》。多数学者认为此画是隋代展子虔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卷，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丁道护，[隋]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善正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所书襄阳启法与国寺碑最精，为欧、虞之所自出。《墨池璅录、书小史、蔡忠惠公集》。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郡（今安徽亳州）人。隋文帝时书家。官襄州祭酒从事。擅长真书，溢妍华致，在当时名声颇大，对初唐真书颇有影响。明丰坊《书诀》列记钟、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

有刻本《启法兴国寺碑》，传世有剪裱拓本，为传世仅存唯一拓本孤本，已流日本。

启法寺，开皇四年（584）四月一日齐州刺史韦世康奉诏复建，初名“光福禅房”，后改“启法寺”，即宋之“龙兴寺”。

隋民部员外侍郎福嗣兄弟为志，其父韦世康造寺事，于仁寿二年（602）十二月十五日立碑，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李宝刻字，赵励等人题名。此碑楷书，其书法工整典雅，笔法精熟，为丁道护的代表作。

宋蔡襄评《启法寺碑》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阮元《北碑南帖论》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

此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钤有贾似道“魏国公印”。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启法寺碑于隋文帝仁寿二年立于湖北襄阳，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人署名的。

丁道护这块碑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就算放在唐楷间也丝毫不逊色，可隐约见到唐代书家之笔法。

4、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唐太宗与汉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书法虽称高古，至中唐《述书赋》，已不及见。

张怀瓘《书断》云：“有骨直，伤于疏瘦也。”唐人卢携《临池诀》始云：“陵盖隋人也。”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606）五月立在越州，有跋云：“其文字磨灭十五六，而其末隐隐可辨，云‘会稽郡’……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

今此碑磨灭而仅存，世之藏书者皆未尝有，非余收录之富，则遂不复见于世矣。”《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施宿当时尝令拓之，仅得二二四字。

李嗣真《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也。”。另见《书小史》。

李嗣真《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也。”。另见《书小史》。

5、智永和尚（生卒不详），南朝人，本名王法极，字智永，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第五子王徽之后代，号“永禅师”。

智永善书，书有家法。将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原名永欣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留下了“退笔冢”、”铁门槛“等传说。

智永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他传“永字八法”，为后代楷书立下典范。所临《真草千字文》八百多份，广为分发，影响远及日本。即使现在，依然是书法学习的经典教材。

对于智永的 书法，历代书法家与书法著作多有评价。乐安薛氏云：“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间学书者宗匠”；都穆《寓意编》云：“智永真草千文真迹，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

解缙云“智永瑶台雪鹤，高标出群”：韦续《九品书人论》云“智永正草，品上之下”；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智永“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

（唐）张怀瓘《书断》云：“智永师远祖逸少（逸少，王羲之字），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有道，书法家）之风，半得右军（右军，指王羲之）之肉。兼能诸体，於草最优。

气调下於欧（欧阳询）、虞（虞世南），精熟过于羊（羊欣）、薄（薄绍之）。”张怀瓘将古今善书法者分成三品：神品、妙品、能品。智永的行书入能品，隶书、章草、草书皆入妙品。可见智永书法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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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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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消灭割据，完成天下一统的愿望，同时，其国祚也非常短，二世而亡，为什么隋朝会突然之间灭亡，隋炀帝杨广负很大责任。由于杨广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耗尽天下民力，从而引起天下大乱，农民起义迭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广无疑是一个暴君。

事实上，秦朝也是由于暴政导致天下大乱，可是据统计秦朝的官员相当的本分，没有一人主动扯旗造反，而隋朝就不一样了，不仅民反，而且官也反。那么，为什么隋朝会突然土崩瓦解，官民皆反呢？

首先，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兴建科举。理性而言，兴建科举，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无论为国，还是为民，此举的益处非常大，事实却不一样。众所周知，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陈群提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它是根据家世、行状和定品三个步骤来选拔人才的。但是自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坐大，往往由他们中的人来实施选人制度。

如此一来，这些豪族间接地控制国家选人，安插自己家族的人就是非常平常的事。到了西晋时期，曾有人发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感慨。此后的王朝统治者不是不知道这些豪族严重影响着国家的决策，但为了获得他们的拥护，也只能默许，不看他们的才能。

其次，重新编订户籍，引起士族不满。中国古代是个农业国家，国家税收的多寡与政府掌握的户籍的数量有着重要的国家。自两汉以来，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严重，很大人口都依附于他们，而政府不能管理这群百姓，自然政府也就收不到多少赋税。整个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政府财政吃紧，而士族们却富得流油，比如谢氏家族在会稽就有庄园达数千亩。

最后，当然是隋炀帝的失策，无论是征高句丽，还是修宫殿、挖运河，民力被严重的使用。再加上在此过程中，中间官僚趁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无视底层人民的疾苦，百姓的造反也就不可避免的。

总之，隋朝建立后，很多地区是从南陈和北齐所得，原本国家就不稳定，此时又与支持政权的门阀决裂，自然是隋朝表面繁荣鼎盛，而底下暗流涌动。

       我觉得每一个政权被推翻都有历史必然性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行为导致结果，大家想要知道隋朝为什么会瓦解，应该先了解隋朝的整个过程。换句话说，看看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陈，统一了中国，617年，隋朝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则不过二十九年。

      隋朝灭亡之昏君暴政

我们读历史你会发昏君误国呀，隋炀帝杨广就是这么一位残暴，昏庸，荒淫无度的皇帝，我们从社会角度分析隋炀帝。隋炀帝的腐败和残暴统治，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最终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而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人民反抗隋朝统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修筑大运河，而是因为大运河开通后，隋炀帝三次游江都，再加上滥用民力，使社会矛盾尖锐，最终葬送了隋王朝。

        隋朝灭亡之突厥，高句丽

          一个政权灭亡，要先看看他的敌人们是否强大，是否正值鼎盛。隋炀帝养突厥，征高句丽，不仅劳民生财，而且结果是突厥养越来越强大，高句丽没征成。《隋书》：“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始毕可汗咄吉者，启民可汗子也。隋大业中嗣位，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上：“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隋朝灭亡之社会矛盾激化

       一个政权结束总归于社会矛盾，社会上层压迫社会底层，“官逼民反”是迟早的事。隋朝社会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如晏金铭在《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一文中认为，隋朝的短暂在于腐朽的门阀士族统治，统治集团既然不能遏制大地主的发展，也就无法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隋炀帝的苛征重敛和胡作非为，加速了农民破产。广大农民为求生存而斗争，奋起反抗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赵云旗则认为，在隋代速亡的诸多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动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受其制约，又反过来促进阶级矛盾的激化，加速了隋朝灭亡形势的形成。 

    以上。

隋和秦很相似，都是大一统朝代，都是表里强横暗涌不断，都是两代而亡，然而原因却并不相同，隋亡的主要原因有几点，下面详说：

隋亡于门阀门阀和皇权的斗争自东汉以来开始，到两晋时期尤盛，包括隋唐时期依然是皇族的主要对手。总的来说，隋朝时期门阀势力是可以影响到皇权的强大。杨坚废九品，杨广兴科举，也是和门阀正面对抗的标志，科举开辟了寒门的仕途通道，想法是对的，但时机不对，一来，那个时候书籍有限都是内部流转，普通人根本没有应试能力，所以即便科举考试，绝大部分官源还是掌握在门阀手中；二来，新的政治人才还没有成长，此时杨广依然势单力薄。所以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权力依然垄断在门阀手里。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那时的杨广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隋亡于内乱这里的内乱不是农民起义，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

隋末的动乱中，门阀自然是起兵的中坚力量，这里我们不说陇西门阀，更多说的是家贼，也就是隋朝的各路藩镇，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

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这里要重点说说罗艺，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这五千具装骑是由卫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杨广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

隋末杨广欲调罗艺镇压时，罗艺异心已起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罗艺与朝廷反目后，没有了朝廷援给，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不过罗艺归唐之后押宝李建成，为了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玄武门之变后罗艺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当然这是后话了。

另一个要说的是杨玄感，隋末造反争天下的不计其数，但杨玄感此次的叛乱却是仅次于后来李渊造反的致命一击。

杨玄感当时位高权重，因为杨广猜忌过杨素，随即叛变，杨素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杨玄感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根深势大的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为其它高门大阀取杨家而代之立下了榜样。

最后说的是宇文家，正是他们的反叛给杨广的生命划上了句号。《资治通鉴》中宇文智及话「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可以看出，杨广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

在隋末河南大乱后，杨广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并非如那些丑化他的宣传中所述，是自欺欺人地逃避，一心在扬州混吃等死，爽最后几年。杨广的想法非常清楚，他此时已经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失去了把握，北方的局势太险恶了，突厥、高句丽、李渊、罗艺，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军，个个都对洛阳形成威胁，与其在虎口战战兢兢，倒不如干脆驻跸到比较安全的江都，这样万一北方的局面完全失控，还能像凭借长江天险在江南保聚半壁江山，稳扎稳打，割据江东一隅。可惜一场意料之外的兵变打破了杨广的如意算盘，宇文化及扬州兵变，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着实令人叹惋。

至于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便在王世充等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这也是后话了。

隋亡于宗教这个祸根是杨坚埋下的，杨坚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可以说杨坚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仅仅是开皇十年时期，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那时和尚算是一个超级吃香的职业了。

杨广时期，维系佛教寺院等支出已经接近于洛阳工程+运河工程的支出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隋亡于人口古代土地承载都有一个极限，我们可以看看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

总结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