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话，这个在法律文化作用的话，也是特别大的，因此这个情况还是特别巨大的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也就是这两种学派，或者说是在这个春秋决狱里面就体现了法家思想的一种儒家思想的一种精神，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代表，但是在里面的思想内涵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也不完全是法家思想的内容，这个是一个东西。

春秋在法律儒家化中的作用，就是指的起到一个制约和一个控制的作用。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董仲舒依据《春秋》断狱,称之为春秋决狱，这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首犯要从重处罚。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还曾被汇编成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
　　第一个案例。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第二个案例。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按照法律，打父亲要处死刑。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第三个案例。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第四个案例。有个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
　　第五个案例。有个大夫跟着君主出外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大夫可怜他们，就放了小鹿。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秦汉时禁止捕杀小鹿，以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但提拔是不应该的。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以后封建时代官吏审判案件起了指导作用，一般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基层官吏审判时都是按照动机以及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
　　春秋断狱：
　　论语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庄子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杀。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生杀之德者。其德之两仪乎。故生德之用也。治世之大法也。杀德之用也。刑之所以生也。古圣以春秋命史。法春秋断狱。何谓邪。春生秋杀其所本之也。故曰。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所为者何邪。中用於人事也。仰观俯察於人事而无用。栖栖何益哉。故天人合一之道归乎人道者也。易之参赞天地之化育。此之谓也。故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故观其天事人事。则知其天文人文之用也。互观方知其虚实臧否矣。谬誉者枉矣。先圣章天文以教人事。故曰文章。章者彰也。所以化也。大戴礼记之盛德云：故曰刑罚之所从生有源。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是为民设陷以贼之也。刑罚之源。生於嗜欲好恶不节。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一屋曰。天地不因圣人而改常。因圣人而笃运。非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