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宋朝以前没棉被，那么古人在冬天是如何御寒的？古人的冬天确实不太好过，不过以我们祖先的智慧有很过御寒的方法的。取火盆放床旁...
大家说说宋朝以前没棉被，那么古人在冬天是如何御寒的？
古人穿袜子御寒始于何时 进门为何要脱袜子
那么，古代皇室及贵族阶层，不是可以穿裘么看
羔羊皮、狐白裘等高档动物毛皮，王室贵族当然服用，而且庶民也可以用劣质的羊皮或者狗皮。
另外，《周礼》对天子、诸侯之服有很多讲究，裘属于亵衣，穿法为：内衣--裘--裼--袭，外面一定要罩上衣服。外面的裼衣、袭衣的材质，也随地位财富的高低多少，而有优劣之分。
中国自夏商周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了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逗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地
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种景象，今日之中国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更是可以制作成麻绳之类，而丝絮，则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
《重赋》诗描写逗官库地内逗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地，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
李白《子夜吴歌》说：逗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看地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
要知道，中国古时所谓的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逗布衣地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
杜甫《北征》诗说：逗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地 反映了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
陆游《霜风》诗说：逗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地 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逗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地 都反映了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逗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地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逗骄儿恶卧地，已丧失保暖作用。
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逗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地，即逗布絮衲被地。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逗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地，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
中国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逗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地
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绝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
汉武帝时，曾一次逗均输帛五百万匹地，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
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
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
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6匹紬绢约折合78米。
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
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要考虑到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
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中国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
至元明时，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
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
此文对中国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逗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地，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
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逗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地
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逗虔（州）布、木绵地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
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逗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地，逗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地。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逗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地。
明《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逗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地。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
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
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逗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地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逗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地，逗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地。福建人依靠广东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
方大琮说，逗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地，逗敢劝织妇地，逗虽不必仰泉可也地，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
《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逗土产地，逗帛之属地有逗绫、紬、布地，而布则有逗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地六种。
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逗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地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后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
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逗黎布敌纯绵。地他在诗下自注说：逗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地
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逗黎布地。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逗纯绵地。
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逗奇温吉贝裘。地
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
苏籀《闽中秩满》诗说：逗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地
苏轼《金山梦中作》说：逗江东贾客木绵裘。地
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地
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逗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地
朱熹在信中说，逗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地，逗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地。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
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地
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逗木绵裘地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
褙子，是宋代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逗吉贝背子地。
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逗欠伸吉贝重衾里。地
张镃《晓寝喜成》诗：逗木绵衾暖足慵移。地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
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逗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地
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地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是棉花取代丝麻的过渡期。
东汉的《说文解字》尚无逗棉地字。
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逗棉地字，释义为：逗棉也，又木绵树名地。
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的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逗木棉布地。
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逗木棉地与逗木绵地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
元明时，仍旧行用逗木绵地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逗木绵地。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逗芦花纫被暖如绵地之句。
此后，逗棉地字逐渐取代了古词逗木绵地。
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在《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逗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地。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
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逗视丝枲盖百倍地，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在中国，丝麻与棉花的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
宋代，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
所可庆幸者，曾是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国内外，享誉全球。
古代人冬天怎样御寒？
古代的冬天肯定比现在更冷，我想问一下，古代人特别是棉花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是怎样保暖的？是靠动物皮毛还是用一件又一件的单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没有棉被时，晚上睡觉盖什么呢？现在科技发达了，人们不用为了冬天取暖而烦恼，空调的问世，是人类的福音。还有就是大部分人家里都是有暖气的，在家就不用操心取暖问题，在外有羽绒服什么的，那么古代人是怎么取暖的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艰苦，毕竟古人的智慧也是很高的。
另外，古人出门穿的是很保暖的。在宋末元初时候，海南岛已经广泛种植棉花，并且种植技术较为成熟了，还拥有棉纺织技术，他们开始用棉花做衣服，用来抵御风寒，后来黄道婆大幅革新棉纺织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更进一步，慢慢地在广大南方地区推广开来，但此内陆地区仍未接触到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到了明朝，朱元璋意识到棉花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所以开始用强制的方法让棉花的种植在全国逐渐普及。
除了棉制品，古人还会用动物的毛皮，他们制成衣服，裹在身上，保暖性非常好。包括原始时期的人，动物的肉用来充饥，毛皮就用来做衣服。就象现在的貂皮大衣，大家都应该知道有多保暖了。
古人的智慧，是很难想象的，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会想办法解决。御寒只是个小问题，但可能穷苦家庭就可能难熬一些，不像现在的生活安宁。古人的御寒方法在现在，还是会有人用到的，毕竟也是古人劳动成果，一种传承。
这周中期开始全国普迎“超级寒潮”，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再也不用去北方看雪了。在我们对没有暖气的南方深感同情的同时，不禁会想那没有暖气、电暖气、空调暖风的古人要怎么御寒抗冻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红楼梦》、唐诗和历史研究中看古人从衣食住行上怎么御寒，尤其那些精致的手炉们也如今成了金贵的展品，让人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精致。
保暖衣物
如今有长到脚踝的羽绒服、羊驼毛的围巾，那古代穿什么抗冻？看过《红楼梦》的应该都对其中“晴雯补裘”这出很难忘，宝玉的雀金呢大氅烧了个洞，晴雯拖着病身补到和原来一模一样。
要论保暖的材料，肯定要数动物的皮毛了，灰鼠皮、狐狸皮拿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保暖。根据沈从文先生在其晚年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说法，《晋书五行志》称两晋时，袴褶服更多用毛织物作成。
而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中，还有露指短手套。北朝和明代，也都有手套出土，带有精美的刺绣。
手炉、熏炉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虽然这首中学课本中的《卖炭翁》已经不能完整背出，但是那寒冬中单薄的身影，尤其是“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情让人难以忘怀。
白居易另一首诗《问刘十九》写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镜头一转到相对富裕的人家，小火炉已经出现。
看过的人也应该会记得，《红楼梦》中有一出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这小小的物件又引来敏感的黛玉一番语带讥讽。
古人在使用时，先把烧红的木炭放进火炉内，再通过铜质镂空的盖子感受热量——这样的“暖宝宝”也是太精致了。
熏炉是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其金属或陶瓷外表上刻有精美的图案；炉内装着点燃的碳火和撒上去的香料，香气缭绕。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把熏炉称为“别春炉”，曾作诗：“暖阁春初入，温炉兴渐阑。晚风犹冷在，夜火且留看。独宿相依久，多情欲别难。谁能共天语，长遣四时寒。”别有一番围炉夜话之感。
饮食
《红楼梦》中，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大观园一处，贾母吃牛乳蒸羊羔，公子、姑娘们则一起烧烤新鲜鹿肉。羊羔肉和鹿肉热量大，正是冬令滋补佳食。
除了肉类，当然也不能缺了红枣、姜等暖身的小食。《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有写道，“小丫头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宝玉噙了一块。又嘱咐了晴雯，便忙往贾母处来。”
家中取暖
火塘也叫火炕，是中国最古老的取暖方式。北方的民居一般都设有火炕，内有孔道，在冬季通过燃烧产生热量进入炕内通道来加温，同时配备有火盆等取暖设施，这种取暖方式，直到现在，北方农村依然在使用着。
再看更遥远的汉朝时期，我们知道有“椒房”这个说法，这个名字的来历正与房间的保暖有关。《汉宫仪》上称，“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当时花椒已被视为一种防寒保暖材料，捣碎和泥，制成墙壁保温层。
加热砚台、保温碗
古代文人必离不开墨汁，而一研磨好的墨汁放置不用，很快就会凝固。这种带有加热功能的砚台其实结构也很简单，它下面是空心的，可以把蜡烛放到里面去。
再说这个曾在博物馆展出的“保温碗”：青花温碗的外壳与内胆分隔开，形成中空的结构。而瓷器无法形成真空，又容易导热。因此，要在“锅”里倒上热水，把盛着饭菜、汤羹的瓷碗放进去，浸泡在开水中，饭食得以保温。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后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满》诗说：“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梦中作》说：“江东贾客木绵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后“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
棉花最早在中国什么地方种植？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后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满》诗说：“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梦中作》说：“江东贾客木绵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后“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
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是：A、中国 B、美国 C、印度 D、埃及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还有两句是什么？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还有两句是“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
前两句是说已经枯萎的树木等到了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次发芽，可是人生只有一次，年轻的时光虚度了，就再也弥补不了了。
后两句是说人老的时候一事无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学习。
这几句出自《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为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扩展资料：
内容简介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增广贤文》艾广勤书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增广贤文》有大量篇幅叙述如何待人接物，这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
文中对忍让多有描述，认为忍让是消除烦恼祸患的方法。在主张自我保护、谨慎忍让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是做事的原则。文中也不乏劝人向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增广贤文》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之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增广贤文
下一句是“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
全句意思是：已经枯萎的树木等到了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次发芽,可是人生只有一次,年轻的时光虚度了，就再也弥补不了。人不怕老了没什么成就，就怕年轻的时候不学习不上进。
出自明朝的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劝学篇。
该书集结中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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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价
《增广贤文》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之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
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增广贤文，其实有它笼统的价值。我们鉴赏的时候要看清楚它每一句话的立场。一个是社会本位立场，一个是自然法则立场。不同的立场所产生的观念自然不同，更何况我们社会立场和自然立场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感觉到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像古贤圣人和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人的立场相反一样。圣人适应于自然，而我们随流于社会。我们是欲得而终不能得，而圣人欲舍而终有得。我们修果，他们修根。我们修名利，他们修根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增广贤文
下一句是“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
全句意思是：已经枯萎的树木等到了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次发芽,可是人生只有一次,年轻的时光虚度了，就再也弥补不了。人不怕老了没什么成就，就怕年轻的时候不学习不上进。
出自明朝的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劝学篇，该书集结中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而成。
全文如下：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不患老而无成，只怕幼而不学。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若使年华虚度过，到老空留后悔心。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坚持不懈，久炼成钢。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身怕不动，脑怕不用。手越用越巧，脑越用越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心二意，一事无成。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熟能生巧，业精于勤。
扩展资料：
《增广贤文》劝学篇中还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意思是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顺风船可驶，如果你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刻苦”是必不可少的。
这句诗可以做为座右铭来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学习上哪怕不聪明，只有勤奋、坚持不懈，才会有所收获，走向成功。此句出自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
此句在《增广贤文》中有收录，是其治学名言，旨在鼓励人们不怕苦多读书，只有勤奋才能成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增广贤文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译文：已死之树,本是不可能再活过来的，到了春天它还会重新长出新芽.而人却的的确确不可能再有两次少年时光；
这是将两种情况作为对比,强调了青春一去不再回来的残酷性.告诫年轻人要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原文：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拓展资料: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增广贤文》集结中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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