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历史上做过一个国家的正式首都吗在抗战时期做过陪都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
重庆在历史上做过一个国家的正式首都吗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或者两京制、陪都制度等。
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不过如果真正要作为首都可能也是成都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土地丰饶的天府之国，自古都是衣食无忧之地，吃饭有老天爷保佑，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所以成都人追求安逸、懂得生活的特点是自古而来、有深厚积淀的。
重庆自然环境则恰恰相反。重庆两江交汇，崇山峻岭，没什么农业基础，自然条件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形成了特殊的码头文化，靠力气吃饭是主要的价值观，这些主要体现在重庆人身上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敢闯敢拼，同时脾气火爆、直来直去，让人感到亲切。
重庆为何能成为直辖市
它好在哪里 交通好像不怎么方便长期以来就有很多人对重庆直辖不满，认为从经济到位置比重庆好的城市比比皆是，为什么中央就决定把重庆直辖了哪?难道就没人看出重庆直辖的真正原因吗?据我的全面调查原因如下。看看还有其他城市符合不?如果差不多就可能是下一个直辖市、
1、战争的需要，看看现在北京的地理位置，就能明白要是出现战争会有多危险，而且发生战争的机率很高，如果发生战争，必然要有一个大后方，现在你在看看重庆的位置，内陆，盆地，山区，特大城市，从任何方向都有大山阻拦。而且水，电，气都充足。另外，重庆跟周边的四川地区还有众多的兵工企业。二战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他的安全了。
2、三峡移民的需要，三峡移民70%在原来的四川管辖内，且80%属于贫困县，成都距离三峡太远，管理难度重重，而移民的成功与否是三峡工程成功的关键。用距离三峡最近的特大城市去带动肯定好过四川的管理。而且在重庆的带动下可以让三峡地区的800万贫困人口尽快脱贫。所以原属于四川的涪，万，黔江划给了重庆。
3、重复行政的安排，开始中央是准备设立三峡省的，后来发现要是设立省，省会重庆的话就会多很多行政部门，等于重复设立，所以经过论证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的城市。为此国家节约了数十亿的开销，和减少了数万公务员队伍。
4、经济建设的需要。原来的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交接处的数十个县大部分都是贫困县，贫困人口2000万，要发展就需要一个有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带动，而重庆以前只是个省辖市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带动这些地区，直辖后通过重庆的总体招商，采购的扩大和路网的建设，已经有很多的县已经脱贫。
5、在直辖前重庆就是全国十大城市。是三个不是省会城市的特大城市之一(其他两个是青岛和大连)。相比青岛跟大连成熟的经济跟定位。重庆在四川一直是很被动的。相对于人口跟面积都很巨大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重庆每年都有繁重的税收任务，使得重庆的经济投资环境越来越难。而把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对双方都有好处，四川可以把2000万人口的负担减掉，重庆可以把经济补上去，而重庆的经济好了后还可以带动重庆周边的四川地区。
6、历史曾经的选择，刚解放的时候，重庆就是直辖市，而且是西南大区的区府所在地，当时做阵重庆的是邓小平，陈毅，刘伯承，当时的重庆总管云，贵，川三省。
只是1955年全国从新规划，重庆连降三级。而当时的直辖市基本上都成了省会城市，所以重庆现在直辖并不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以上就是重庆直辖的一家之言，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如果还有这样的城市那么直辖就不远了。当然，重庆直辖并不代表就一步登天了。要补的课很多。要完成中央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庆为什么被人们称为巴国?
朝天门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叫朝天门?雾霭，渐次褪去，武陵山脚下沸腾的土地彻夜喧嚣不息。在一轮圆月辉映下，灯火阑珊的黔江城区，显得愈加梦幻迷人。
在黔江卷烟厂厂部机关会议室里，新产品商标“诸葛命名会”正在连夜召开。能不能在全厂征集筛选上来的370多件创意稿中，精选或提炼出一个新产品的商标名称呢？大家都在细细地琢磨，苦苦地思索……
一篇“金口岸——朝天门”的来稿，引起了大家对世界知名码头——朝天门的无穷联想。是啊！重庆刚刚直辖，其政治、经济地位陡升，黔江亦随之划归为有“内陆香港”之称的山城直管。身处巴渝东南武陵山腹地的黔江卷烟厂，至今尚无一个在全国能够叫得响的品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能不能抓住机遇，巧借重庆直辖之东风，迅速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提升品牌效应和企业形象呢？回答是肯定的。朝天门，这条巴渝黄金水道，这个名扬四海的通商口岸，或许会成为黔江卷烟厂“借船出海”和快速冲出武陵深山，走向市场的金字招牌。
好，新产品就叫“朝天门”！大家都为商标的妙手偶得而惊喜。一锤定音后，大家迅速展开商标申报及生产组织工作……于是“朝天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黔烟人扬帆远征的“通海战舰”。
重庆在先秦时期名叫巴国，今天的渝中区叫江州，所以重庆在古代也叫江州、渝州。现代说到巴国、渝，都是指重庆。
当时代表性的文化是“巫山大溪文化”，也就是“巴文化”重庆人也叫“巴人”。巴人是古羌的一支
朝天门是公元前314年，秦将张仪灭亡巴国后修筑巴郡城池时所建。明初戴鼎扩建重庆旧城，按九宫八卦之数造城门17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门即朝天门。
朝天门，为历代官接皇帝圣旨的地方，因古代称皇帝为天子，故此而得名。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重庆为陪都？
有没有个人观点南京沦陷后，蒋介石为何选择重庆为陪都，而不是成都，主要是这三点：
1、重庆全是山，因此，对于轰炸来说，有山就有巨大的优势，而且挖防空洞那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也是，日本持续几年的轰炸，重庆岿然不动的原因。
2、重庆直接链接长江，而且交通运输与西北西南等大后方较为方便，因此，一方面，战略物资能够通过长江很容易就运到重庆。另一方面，大后方的支持也能够直达重庆。
3、蒋介石很早就控制了长江沿线各省，，可以说重庆是蒋介石的固有地盘，而且主要的军政长官也都是自己嫡系。因此，到重庆对蒋介石来说更为妥当。
扩展资料：
蒋介石1935年就在重庆设立了“行辕”，也就是国务院重庆分院。可见，定都重庆都是经过很久的考量的。
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多的建设设想都是围绕着广州、重庆和上海。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就围绕着这三个城市进行了建设，因此，重庆比成都更具有现代工业基础。
在农业时代重庆比不上成都，在近代，重庆的交通远比成都方便得多，工商业比成都发展得更好。
重庆被日军连番轰炸了好几年，都没伤到统治中心。这如果一望无际的成都估计丧失是没法估计的，且重庆还跟下江的武汉、南京、上海在一条线上，联络更加严密，一样属于沿江城市都会。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陪都重庆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上海危在旦夕，历时3个多月的这场战争，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上海一失守，南京便全部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鉴于此情况，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迁都了。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的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的主席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面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首次提议迁都重庆。蒋介石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蒋介石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借追缴红军为借口来到四川，但他的根本目的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和支撑中华民族长期对日作战的根据地。蒋介石他很清楚的知道，凭中国现有的空军力量，和日本人经过短期交战之后，中国的制空权可能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控制。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战争时，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5000支步枪，外加500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枪械。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而重庆，它作为一个山地城市，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在近代制空权上缺失之后，由于地理环境，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指挥中心。
另外，重庆有得天独厚的两条大江，这是重庆一个重要的交通条件。那么当时靠水运就可以把兵源和战争物资这些军备等等，通过这个水道向重庆汇集。
再有，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比西安，比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介石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首都，就确定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1月15日临时发布。装船时间非常紧张。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七十岁高龄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他的部下，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在月光中登上了“永绥号”兵舰，先离南京而赴重庆。
林森走之前蒋介石来送他，他告诫蒋介石说，你们将来一定要打回南京去，他没有说我们，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了南京了，他这个预感很正确，他当时已经70岁了，就像一个为国殉职的这么一个慈父一样。离开南京前夕，林森还曾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有二矣了，要预以为之谋，我死之后，我还有存款50万元，拨为基金，专供那些留学欧美的那些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们，供他们学习，后来具体多少人没有统计。
林森离开南京三天，到达武汉时，1937年11月20日中央通讯社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选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并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是为重庆国民政府。自11月18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即络绎迁往重庆。20日，中央电台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这条消息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去长沙。撤离简直是逃亡。他们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车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顾上带，但车上已人满为患，秩序大乱，最后是砸开玻璃爬了进去。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云集重庆的世界名人、各国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庆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城市。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段时期重庆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极大的提升，重庆由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sz.people.com.cn/n2/2021/0119/c202846-27577202-4.html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3789800.html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不过，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却是呆在成都，住在北校场（今天的成都军区司令部的位置）。夏天天气太热的时候，他还会去峨眉山避暑。当然，这么重要的少数人，都是乘飞机飞来飞去了。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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