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的生活

布伦达-维纳普尔（Brenda Wineapple）

《最后的美国贵族：亨利·亚当斯的辉煌人生和不可思议的教育》

作者：大卫·S.布朗（David S. Brown）。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451页，30美元

家庭祝福是一种诅咒，或可能是。如果你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孙子，同时也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开国元勋的曾孙，那么你的名字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劣势。没有人比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更清楚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并非白手起家的人——“可能没有一个孩子，”他写道，“拥有比他更好的牌”——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以犀利的机智讲述了那些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权让他准备的很少。他年纪越大，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教育》于1907年私下发行，但直到1918年亚当斯去世时才开始商业出版。《教育》因其“教导人们爱国和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而在其死后获得普利策传记奖。一本关于教育失败的书会被誉为一种教学工具，这可能会让亚当斯感到好笑。但《教育》无疑是美国人的哀嚎。它警告说，20世纪将释放出无限、不可估量的力量，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能力。因为政治只是“有系统地组织仇恨，” 而“实际的政治在于无视事实。” 也许并不奇怪，1999年，《教育》在现代图书馆的世纪最佳非小说类书籍名单中名列榜首。这是及时的。

这部以第三人称写成的作品，带着一个刻意摒弃自我主义的人的自负，仿佛亨利-亚当斯是一个半虚构的人物，这个精心制作的关于推定失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满怀希望地寻找 "一根可以缠绕历史线而不致断裂的线轴。” 带着讽刺者对讽刺极限的认识，亚当斯对自然和被创造的事物的美感感到真正的愉悦，无论是远处看到的国会大厦圆润壮丽的穹顶，还是春天的杜鹃花，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传达出 "没有冰川的隐秘恐怖。"

《教育》也是一本避免揭露真相的回忆录。“在所有的研究中，他宁愿避免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亚当斯写道。“他知道没有比自省更令人心碎的悲剧了。” 但是他仔细反省了一下，而且是复仇似的。1870年，他32岁时，他深爱的姐姐路易莎在一次马车事故中伤了脚，死于破伤风。亚当斯回忆道：“这一击突然降临在他的脸上，伴随着偶然的残酷，从那以后他的一生都受到了恐怖的打击。对于纯粹的亵渎，它使纯粹的无神论成为一种安慰。正如教会所说，上帝可能是一个实体，但他不可能是一个人。”这就是他所受的教育。生活是不可预测的，往往是残酷的。他经历了三位总统遇刺事件。他妻子自杀了。

他没有写她的死。相反，他委托奥古斯都·圣·高登(Augustus Saint-Gaudens)为她的坟墓雕刻一座纪念碑。 与学者冈库拉·卡库兹，后来的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策展人的谈话，以及他在日本镰仓看到的巨大佛像，使亚当斯得到启发，他对结果感到满意：一个巨大的静思与休息的青铜雕像，面部被遮盖，性别模糊。没有可辨认的铭文。困惑的游客开始蜂拥到华盛顿的石溪公墓去看这个奇怪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在圣高登死后，亚当斯恳求雕塑家的儿子，“不要让世界给我的雕像贴上名字! 你父亲的意思是问一个问题，而不是回答。” 对一位困惑的朋友，他说，“这个塑像的全部意义和感觉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匿名性。”

尽管亚当斯挣扎着，怀着矛盾的心情，想要从与国家紧密相连的个人历史中挣脱出来，但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做不到。他现在也不能。在亚当斯最新的传记《最后一位美国贵族》中，宾夕法尼亚伊丽莎白镇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大卫·S.布朗，将他描述为“亚当斯特权，布鲁克斯的财富(在他母亲的那一边) 的受益者，并接受过哈佛教育，”他 “希望恢复不可磨灭的家族封地。” 亚当斯对“文明的衰落”感到痛苦，他“寻求用一支足够锋利的笔来武装骑士的盔甲，” 并向往“现在处于垂死挣扎中的简单的农业共和国。” 在布朗的叙述中，圣高登的形象“不过是一座充满挑战的理想化的纪念碑，用来纪念正在消失的前工业化民族的历史和传统。”

布朗把他的书分为两部分——“成为亨利·亚当斯”和“展示亨利·亚当斯”——他解释说，第一部分在亚当斯的妻子于1885年自杀前“分析了主题”；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亚当斯所谓的“死后的生活。” 布朗写道，那剩下的33年的特点是 "执着旅行的漂流，对资本主义日益加快的步伐的阴郁沉思，以及对玩弄人设的品味"，这些人设 "是'原始的'，对自动化时代持怀疑态度"。(布朗喜欢吓唬人的话。) 尽管如此，亚当斯还是“欣然接受了发明的成果，” 布朗继续说道，“乘坐最新的梅塞德斯、最快的联合太平洋豪华列车，以及最平稳的轮船(购买一张从未用过的泰坦尼克号返程票)。” 这些形容词——“最新的”、“最快的”、“最平稳的”——暗示着某种鄙视。在布朗看来，亚当斯不仅是一位“像任何时代的美国思想家一样，收获了丰富、复杂、多样的成果” 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无情地行使自己特权的白人富豪。

在这33年的时间里，亚当斯完成了巨著《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1889-1891)，包括九卷经过充分研究的书籍，以及两部文学编年史：《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山》和《教育》。他撰写了一篇主张古巴独立的论文，并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宣读；他帮助约翰·海(John Hay)的遗孀编辑丈夫的信件；他不情愿地接受委托，为乔治·卡伯特·洛奇(George Cabot Lodge)撰写传记，乔治·卡伯特·洛奇是他以前的学生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儿子。与此同时，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亚当斯宣扬了令人厌恶和沮丧的反犹太主义。布朗写道："充斥着势利和自怜、精英主义，特别是在1893年恐慌之后的经济萧条时期的那些人，充满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亚当斯出版的信件(共六卷)还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观察，读者们必须自己判断，亚当斯对他的国家及其不断发展的文化机构的见解是否超过了他的傲慢。”

尽管他声称自己不偏不倚，布朗还是时不时地引用这些信件，充斥着反复无常、充满深情、常常令人心驰神往、常常脾气暴躁、偏执，把亚当斯描绘成一种“正在衰落的新英格兰贵族，” 拥有“先天的头脑僵化(当你瞥一眼家谱时就会发现这一点)。” 作为一个“传家宝贵族，” 亚当斯“经常抱怨他的家庭地位的下降。” 因此，布朗认为亚当斯理想化了他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祖居，“在亨利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一种神圣的地位，” 是“一个失去的天堂。” 因此，亚当斯是一个被无休止地带回到过去的贵族；这个论点与布朗在《失乐园》中提出的论点相似，《失乐园》是布朗对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同情传记，在其中他认为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被“家”所困扰——也就是说，由于他的情感“倾向于贵族、前现代和浪漫主义”，人们对他的理解最好是“在意识形态上，他是一个年长的、前资本主义权利的人。”

但是亚当斯很谨慎，用评论家约翰·麦克威廉姆斯(John McWilliams)所称的“假怀旧”来形容他所熟悉的苍白、与世隔绝的新英格兰人。当然，他是天生的。他是政治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阿比盖尔·布鲁克斯·亚当斯(Abigail Brooks Adams)的儿子，后者的父亲彼得·查登·布鲁克斯(Peter Chardon Brooks)是波士顿富商。他们家族在昆西建了一所房子，离亚当斯的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住处不远，但他们在波士顿过冬。亚当斯在《教育》的开篇章节中将这两个地方并列在一起：“生活是双重的东西，”他写道，“冬天和夏天，寒冷和炎热，城镇和乡村，力量和自由，标志着两种生活和思维模式，就像大脑的脑叶一样平衡。”

如果有的话，平衡是不稳定的。亚当斯指出，昆西并不是“无刺玫瑰的花圃。” “在那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个残酷的宇宙联合起来摧毁了一个孩子。” 他讲述了他六岁那年的一个夏天，他决定不去上学。严厉的祖父从书房里走出来，抓着他的帽子，拉着男孩的手，默默地送他去了学校。男孩坐了下来，祖父终于放开了他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家了。那一定很可怕；这当然是令人难忘的。

从后来的《教育》的角度，倒读亚当斯的错误在于，你错过了他早期的亢奋。他可能热情、多情、滑稽、天真、好奇，而且难以捉摸。他在1877年宣称：“我属于对这个国家有极大信心的那一类人，他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纪，这个国家将会说出文明的最后一句话。” 他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两年后，当他的父亲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22岁的亚当斯在华盛顿加入了他的团队，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为《波士顿每日广告报》撰写匿名稿件。布朗提醒我们，他“虽然没有尝试过，但人脉很广。” 1861年，林肯总统任命亨利的父亲为圣詹姆斯宫的大臣，小亚当斯随他去了伦敦，成为他的私人秘书。他焦急地等待着关于战争的消息，当那么多的同学在战斗中战死或受伤时，他却坐在那里，感到“羞愧和受辱。”“我们现在必须解放奴隶，武装奴隶，” 他在信中写道，他的弟弟小查尔斯(Charles Jr.)当时被任命为联邦军队的军官。

亚当斯直到1868年才回到美国，当时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了奴隶，75万多人丧生，并引发了一场拖了很久的关于公民身份的辩论，正如布朗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这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然而，被职业问题所困扰的亚当斯告诉他的兄弟，“我确实是想让自己不可能跟着家里的小推车走。” 在写完一篇揭露约翰·史密斯上尉传奇的文章和两篇关于金融的文章后，他开始从事调查记者的工作——一个 "上流社会捣乱 "的实践者，布朗说，但他会抨击战利品制度，铁路垄断，金钱贪婪，以及一个国家的镀金贪婪，亚当斯写道，在那里，公司可以 "凌驾和践踏法律，习俗，体面，以及社会已知的所有约束，毫无顾忌，而且还没有抑制。"

布朗指责亚当斯忽视了种族问题，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忽视了种族问题，在他的文章中，布朗称亚当斯“充满了利己主义”。他宣称，这些文章“可能激怒了国会议员，惹恼了一两个扫兴的人，” “但它们没有改变什么。” 根据布朗的说法，亚当斯“有时沉溺于一种备受宠爱的悲哀之中。” （在他睿智的《亨利·亚当斯在华盛顿》（2021）一书中，奥蒙德·西维（Ormond Seavey）根据亚当斯对民主治理的献身精神阅读了这些文章。） 布朗认为亚当斯希望在政治谈判桌上获得一个真正的席位。可能吧，但他想继续在美国首都报道华盛顿，根据获得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他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塞缪尔斯(Ernest Samuels)的说法，他是“国会的高级审查官。”

当哈佛大学给他提供一个教授中世纪历史的职位时——他对这个职位一无所知——亚当斯一开始拒绝了。他的家人随后强迫他接受这个提议；他们肯定不想让一个揭发丑闻的人散漫放纵。他的父亲希望在1872年被提名为自由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该党反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并承诺，正如该党创始人之一的密苏里州参议员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所宣布的那样，政府只由“最优秀的人”组成——换句话说，白人，正直和有道德价值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厌恶政府激进主义、腐败和公司诈骗。相反，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获得了提名，可以说不是最佳人选。

在哈佛，亚当斯的学生们会记得他是一个有魅力、激励人心、富有同情心的老师，他重视合作而不是死记硬背。然而，他变得不耐烦了。“我们正在培养的就是这样一群学究，全都是学究组成的，” 他大声说。

1872年，亚当斯和玛丽安(克鲁瓦)·胡珀（Marian (Clover) Hooper）结婚了，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婚姻，亚当斯感到很惊讶，“我是怎么勾搭上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满足我的欲望，而且听起来不空洞的女人的?” 大家都说，克鲁瓦聪明、尖刻、对政治着迷，而且容易抑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称她为“穿着衬裙的完美伏尔泰。” 她是一位寡居的眼科医生的女儿，她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最大银行的总裁。布朗写道：“在决定结婚时，他和克鲁瓦创造了新英格兰家族姓氏的结合——古老、受人尊敬，但不可避免地在背景中褪色。” 然而，克鲁瓦的叔叔当时在众议院任职，她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肖像摄影师。正如布朗在书中所言，亚当斯将“获得全国的认可。” 那些名字没有褪色。

亚当斯于1877年辞去教师职务后，夫妇二人前往欧洲进行了一段漫长的旅行。亚当斯在那里他着手进行研究，为杰斐逊和麦迪逊时期出生于瑞士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的传记，以及他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的巨著做准备。亚当斯夫妇定居在能看到白宫的华盛顿，成为约翰、克拉拉·海(Clara Hay)和克拉伦斯·金(Clarence King)一生的朋友；他们将自己命名为“红桃五，” 以呼应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圈子“梅花五，” 帕特里夏·奥图尔（Patricia O’toole）在她关于该组织的优秀传记《红桃五》(1990)中写道。海曾是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后来也是林肯传记的合著者，当时是助理国务卿，金曾写过畅销书《在内华达山脉登山》，是美国第四十个平行地带地质勘探局局长。(亚当斯和海不知道，在1887年，金会冒充詹姆斯-托德，普尔曼的搬运工，成为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艾达-科普兰（Ada Copeland）的普通法丈夫。)

当亚当斯写到失败时，他可能想到的是金。金于1901年去世，享年59岁，独自一人，穷困潦倒地生活在亚利桑那州。失败和权力：两者都是近距离观察的对象。“权力是毒药，”他在《教育》上写道。布朗推测，一旦回到华盛顿，亚当斯可能会再次希望获得一个政府职位——“不是说亨利会遭受竞选公职的‘耻辱’”；他的背景“暗示了另一种服务形式：任命。”事实上，亚当斯在1882年拒绝担任驻中美洲大使。他说他更喜欢人们读他的书；他当时正忙着查阅国务院的档案，想要写出一部关于共和国早期的伟大历史。

他还在写小说：一部隐去真名的真人真事小说《民主》(1880)和《以斯帖》(1884)。正如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所言，对政治阴谋的仔细剖析“就像先知参加野宴一样适合当时的时代，” 《民主》质疑诚实的政府在美国是否可能存在。这是角色玛德琳·莱特福特·李（Madeline Lightfoot Lee）提出的问题。“没有哪个代议制政府能够比它所代表的社会更好或更坏，” 她的追求者、道德受到挑战的塞拉斯·B.拉特克利夫(Silas B. Ratcliffe)参议员回答说。“净化社会，你就净化了政府。” 更为乐观的是， 新英格兰外交官内森·戈尔（Nathan Gore）不同意这种观点：

民主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群众的智力水平比以前提高了……我承认这是一个实验，但这是社会唯一值得采取的方向。

在亚当斯传记的第二卷中，塞缪尔斯将这部小说描述为“民主政府研讨会。” 匿名出版的《民主》后来被传是亨利·詹姆斯的杰作，1911年，亚当斯开玩笑地说：“真的，当然，是亨利·詹姆斯写的，与他的兄弟威利有关，是为了说明实用主义。”

当查尔斯听说哥哥订婚的消息时，他哭着说胡珀一家“像傻瓜一样疯了”。克鲁瓦的妹妹会跳火车自杀，而她的弟弟会从三楼的窗户掉下去或者跳下去。不管怎样，后人偶尔会怀疑亚当斯是否要为他妻子的自杀负部分责任，似乎他把她从《教育》中遗漏了，这表明他的冷漠而不是感情过剩。1885年，她深爱着的父亲去世了，克鲁瓦深受打击，吞下了氰化钾，这是她暗房里的一种化学药品。亚当斯被打得粉碎。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没能有幸参加我自己的葬礼，” 亚当斯吐露道，“但除了这个例外，我几乎埋葬了我活着的一切。” 在不久前送给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的一批信件中，他优美地表达了在布朗看来已经变得“令人厌倦的辛辣” 的悲痛。然而，他给遭受各种损失的朋友的信，甚至是离家出走的朋友的信，始终令人感动。正如他对伊迪丝·罗斯福(Edith Roosevelt)所说：“在所有人间的考验中，告别是最糟糕的。”

布朗称，在克鲁瓦自杀后，亚当斯邀请艺术家约翰·拉·法奇(John La Farge)和他一起去日本生活五个月，“以寻求消遣，寻找‘死亡’。”他还补充说，“日本接待了不断增长的旅游业精英”，这些人“也许渴望老波士顿，但却向往老日本。” 诚然，亚当斯的旅行很有格调，但他对所有宗教和各种文明的好奇心， 即使在他假装鄙视它们的时候，也是无限的：总而言之，他对生活很好奇。他访问的地方包括古巴、夏威夷、萨摩亚、塔希提岛、澳大利亚、西西里岛、俄罗斯、土耳其、希腊、巴尔干半岛、瑞典、美国落基山脉和挪威。尽管布朗认为亚当斯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在萨摩亚群岛发现了自己的偏见，但他给朋友写了40页的信，描述了衣服、舞蹈、食物和各种崇拜形式。

回到华盛顿后，亚当斯终于完成了对杰斐逊和麦迪逊两届政府的研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在其富有启发性的《亨利·亚当斯与美国的形成》(2005)一书中称其为“19世纪美国的非虚构散文杰作。” 亚当斯的书部分模仿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他以华丽、隽语般的智慧和才华来写作，展示了最好的意图是如何与环境或机遇发生冲突的。此外，该书的开篇用了四章讲述了美国不同地区的地理和每个地区的人的性格——包括移民，他们来到美国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工作——亚当斯也证明了创新是如何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以及当权的保守派是如何狂热地相信“过去的就一定会过去。”

再想想那些历史人物：神秘莫测的杰斐逊，他尖头靴子上的鞋跟被“原始的政治生活”磨得破旧不堪，饱受折磨，了解到他的和平政策“导致了战争的必要性。” 拿破仑“就像弥尔顿的撒旦坐在王位上，” 而聪明勇敢的杜桑·卢维杜尔又太像拿破仑了，“激起了波拿巴的愤怒。”有阿伦·伯尔(Aaron Burr)的“政治的靡菲斯特”（注：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还有狡猾的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他“对杰斐逊的仇恨就像科顿·麦哲(Cotton Mather)对女巫的仇恨。” 布朗赞扬这段历史“对精英领袖的漠视，” 赞扬它的国际视野，赞扬它对科技的思考，他也可以理解地批评它对奴隶制和妇女的忽视。

“历史永远不会告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亚当斯半开玩笑地对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说。“玛士撒拉患有风湿病吗? 奥德修斯在意天气吗?” 作为旁观者，他仍然参与政治、科学和文化，无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争取银币自由铸造的运动，还是波利尼西亚的岩层，无论是建筑、棒球还是热力学。他贬低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德雷福萨（Dreyfusards）、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社会主义，但厌恶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想法，这种看法认为"政府可以安全地使用军队射杀社会主义者 "。他称新闻界是“金钱体系的雇佣代理人，设立新闻界的目的就是在涉及其利益的领域撒谎。”

在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曾非正式地为海出谋划策。(亚当斯曾说过，罗斯福“纯粹是演戏”。更有名的一句是：“如果你对他说上帝是伟大的，他就会天真地问这会对他的选举产生什么影响。”) 他接纳了很多人，改变了主意，犹豫不决，对犹太人发泄了愤怒，还鼓励孩子们玩他藏在一块滑动板后面的玩具屋。这枚戒指最初是买给伊丽莎白·卡梅伦（Elizabeth Cameron）的女儿的，他对这位已婚女子充满了激情，但在妻子死后，他一直没有结婚。

亚当斯理解美国作家的困境：

美国作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一个养了一只心爱的狗的人，他把狗扔进密西西比河，以引起轰动为乐。河水不溅，却把狗淹死了。

毫无疑问，亚当斯对人们对他的历史漠然的回应感到沮丧，他仍然在寻求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于是他转而采用不同的形式——例如，根据他的采访，用塔希提女王的声音复述她的一生。

1904年，他私下出版了《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山》一书，大概是为了给他许多心爱的侄女看。布朗将其描述为一种“认知上的味觉净化，” 这让亚当斯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古语。”此外，他写道，书中“以法国为中心的中世纪观点，” 排除了古挪威传奇，并在教皇争夺教区居民时省略了西方的分裂主义，这些都产生了中世纪世界的“截断故事。”布朗将《圣米歇尔山》与马克·吐温的讽刺小说《亚瑟王宫廷中的康涅狄格美国佬》(1889年)进行了不利的比较，并认为在吐温的作品中“封建主义的残余继续(负面)影响着现代生活；当然，亚当斯哀悼封建主义。”

然而，亚当斯原本打算把《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山》作为一本精神自传。用幽默和想象力，他解读他所读到和看到的东西，比如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作为代表

人类对命运的全部反抗；对神法的全部抗议；其结果就是对人类法律的全部蔑视；人性中难以言喻的全部愤怒，敲打着监狱的墙壁。

这是一种愿望，一种恳求，一种愿景，在这本书结尾对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诗意描述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

它的抱负的喜悦被抛向天空。它的不自信的悲怆和怀疑的痛苦作为它最后的秘密被埋葬在地下。你可以读任何其他令你年轻和自信愉悦的书；对我来说，这就是全部。

亚当斯曾笑着说：“我一直试图说服人们，我不是波士顿人，我是个没心没肺的骗子。”“如果我站在第五大道上……在明显醉醺醺的状态下，他们拥抱亲吻每一个经过的漂亮女人，他们只会说我是一个冷酷的灯塔街头的贵族。” 这可能是真的。同样，我们读他的作品是因为他那辛辣的散文，那不安的声音，以及那些精妙平衡的句子，尽管存在怀疑、缺乏自信、不可解释的损失——以及即将到来的世纪，这些句子仍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我们读他的作品是因为他对人生的悲剧性认识，以及他不断地、可悲地、错误地、孜孜不倦地试图理解人生。

《教育》结束时，亚当斯得知约翰·海已经死了。“现在，至少，人们不用为自己的朋友担心了，” 亚当斯平静地哀叹道。“是时候走了。” 但亨利·詹姆斯提醒他写作“仍然是一种生活行为。” 亚当斯表示理解。 正如他在1867年所说：“生活并不是学习表达你的思想的大好时机。”

《纽约书评》2021/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