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官学与私学于一身，容育士与养士于一体。稷下学宫是由田齐创办的官学，但其基本细胞却又是私学。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淳于髡“弟子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宋研、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些大师的从游弟子多者数千百人，少者也有几十或数人。弟子来稷下学宫仍从其师受教，这样便形成了官学中有私学的局面，私学成为官学中的个体。稷下学宫成为官方主持之下，私学云集的一种官资私办的联合体。实际上稷下学宫是由春秋私学向汉代官学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教学与咨询相结合。稷下学宫人材济济，荟萃了儒、道、法、阴阳、名等各家各派有谋略的知识分子，自然形成了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咨询群体。战国时期，群雄角逐，战争频仍，呈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景象。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稷下先生们纷然为社稷安危出谋划策。稷下先生虽有上卿、客卿、大夫之别的封位，但这仅标明荣誉、待遇的高低，他们没有加入实际的官僚行列，不负责具体政务，“不任职而论国事”，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他们议论时政的利弊，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民”。“议执政之善否”，或“咸作书刺世”。这承袭了春秋时期郑国“乡校”清议政治的风尚。稷下先生即为国学老师，也为谋士。他们在带徒授课的同时又充当着国君的顾问。博学强记的淳于髡喻谏齐威王之举，至今仍然传作美谈。正是有淳于髡等稷下先生的晋谏，齐威王励精图治，复兴霸业，重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军政，增强了国力。稷下先生们不仅在齐国谏威王、说宣王、劝滑王，而且率徒游学，穿梭于各国之间“上说下教”，各抒己见，陈清利害。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脉络追溯其渊源，稷下学宫这种教学兼咨询政治的形式，是历史上由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转变，由养士演变、升华为育士学堂过程的中间形式。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相结合。稷下先生可自由招生，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学生进校后，也有择师的自由，听课的自由，不限于仅听一个老师的课，也不拘于从一而终地追随某个先生，出现了学无常师的状况，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扩大视野。这便呈现出教与学双向选择的自由。此外，在稷下学宫，还常有“游学”活动，即稷下先生携其学生周游列国，进行讲学或交流学术，对于扩大该学说的影响，活跃学生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它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教学自由的精神。但是在自由讲学的同时，还有一套对学生严格管理的规则，《管子·弟子职》篇据郭沫若考定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这个守则从学生日常起居的衣着服饰，从课内听讲到课外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行修养，面面俱到。可以窥见昔日稷下学宫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风纪。教学自由与严格学规的结合，使得学校呈现出既严肃、又活泼，既紧张、又自如的有张有弛的教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