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属于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是典型的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只重利己的道德先生。从学术上，他的成就不可否认，他的学识渊博，著作颇多；在政治上，他明哲保身，在变法派得势时，从不正面反对，而是申请国家财政的支持，躲到洛阳主持修史；在宋神宗去世后，积极响应当政的宣仁太皇太后的要求，不遗余力地废除新法，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政治人物。

山西司马光塑像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明哲自保，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首相）。

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被保守的宣仁太皇太后委任为首相，上台后不遗余力地废除新法，并积极奉行妥协投降政策，将宋神宗和王安石时代所获取的边功全部毁弃，成为“元祐党人”之魁首。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

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据史料记载，司马光之所以反对青苗法，实则是因为青苗法等新法损害了以其为代表的保守派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为当时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从这些势家大族大官僚手中借贷。他们借贷的利息是王安石变法所规定的利息的二至五倍。青苗法规定每期取息2分，而民间借贷的利息通常高达5分至1毛。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宋神宗擢司马光枢密副使，但是司马光看到大局势不利于保守派，便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司马光形象图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司马光对司马迁因直言李陵之事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之事曾经慨叹指出，司马迁不够圆滑，是“读史而不得自保之道”。由此可见其心机之深。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

司马光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后世证明，司马光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也从此断送了北宋的自保能力。

宣仁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到任就职后，司马光向宣仁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为了废除新法，司马光先后上了《请革弊札子》和《请更新新法札子》，并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

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宣仁太后是前此宋神宗时期宫廷中反对变法的总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

新法基本全部被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司马光等保守派势力丧失道德底线，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并将一些变法派迫害致死。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章惇（dūn）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

在对西夏方面，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

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综上所述，司马光在学问上是有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成就的。但是在政治上，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势力的利益代表者，是地地道道的“口喊爱国，实则卖国”的反动政治势力的代表。

司马光受到追捧推崇是因为他的确有突出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学术成就

司马光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突出成就主要就体现在学术上。

1、史学上：司马光学术上最大成就就是修史，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这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居住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从起例到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不假手他人，最终完成了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宏伟巨著。只此一部《资治通鉴》他便足称“伟人”。

2、经学上：他一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思想，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堪称一代经学大家，南宋朱熹将他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经学成就可见一斑。

3、文学上：司马光学问博大精深，把学问和作文相结合，提倡文以载道，极大影响了北宋的诗风文风。不过他从不以文学自矜，很谦虚，认为写文章“实非所长”。

此外书法上他也有一定的建树。

二、道德魅力

从个人品质修养方面看，司马光绝对是君子楷模。他“忠信孝友，恭俭正直”（苏轼语），“方直”（宋神宗语），诸如孝顺、友爱兄弟、忠君、诚信，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等等词汇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他做一切事皆有法度，言行举止都符合礼节，一度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

如果说司马光有争议，有污点，那就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上。

司马光刚正不阿，却也是迂腐、顽固、保守的典型。

宋神宗继位之初，锐意进取立志改变面对契丹、党项的屈辱。他求治心切，向司马光咨询治国之策，司马光却只是老生常谈，只给六字真言“官人、信赏、必罚”，让年轻的宋神宗大失所望。

后来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成了变法的坚定反对者。后来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司马光主政他罢尽新法，只因为不满王安石而不分新法有无优劣，一切皆废除，分明是陷入党争之战，为了反对而反对了。

对于司马光罢尽新法虽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过他的政治立场保守顽固是肯定的，他太过于理想主义，治国能力远不如他的治学能力。

在军事上他的忍让保守也是值得批评的。

宋神宗时期，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拓边战略和王韶的熙河之役也被他彻底，他要将熙河之役好不容易取得的熙河六州还给西夏，说这些祖宗故地是“夏国旧日之境”。

虽然一批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坚决反对，司马光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屠、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放弃掉，白白送给了西夏。

这也成了他保守迂腐短视的污点。

好的学问家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司马光在学问上的严谨治学，博学多才、刻苦好学等精神都值得后人学习，在个人修身道德上严于律己，正直等也是后辈楷模。至于政治上的不足则需要我们客观地看待，这是他的局限，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