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刀光剑雨，河朔三镇在宪宗之后还是独立了。对于河北，大唐彻底丧失了信心。于是，帝国不再执着与河朔三镇，而是将工作重心向两个方面转移。纵向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横向方面，巩固江淮财源。

到9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效。朝廷开始变强，藩镇已经变弱，关键是江淮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一切都与河朔三镇无关。河朔三镇以前是谁也管不了，现在是谁也不愿意管。即便没有河朔三镇，我们还是可以说：事情正在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积极向好的，至少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预期。

但是，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预期，却不见得就一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大唐开始遭遇了新危机。而这个新危机才是大唐的真正劫难。发生危机的地方，不再是一直不听话的河朔三镇，而是一直很听话的江淮地区。

01.朝廷变强但地方不满，节度使遭遇驱逐

公元807年的时候，大唐在册户数仅有250万。经历宪宗雷霆治理，大唐的在册户数增加到400万。到了公元839年的时候，大唐在册户数达到了500万。这是安史之乱后的新巅峰。朝廷能数出多少户数和和人口，就能向多少户和多少人收税。可统计的户数和人口在增加，朝廷的财政状况就一定能够改善。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即朝廷在变强。

同时，公元809年限制节度使财权的改革、公元819年限制节度使军权的改革，使得朝廷与藩镇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财政能力增强、中央力量变强，地方藩镇还在变弱。于是，无论财政还是力量，朝廷都已经实现了对地方的强势碾压。

公元855年，浙东观察使李讷遭遇士兵哗变，被赶出浙东。对于这件事，朝廷是怎么处理的？观察使李讷贬官去职，监军王景宗杖责四十、发配皇陵。

如果公元855年驱逐观察使一事，还只是偶发事件的话，那么公元858年的四起军乱，就怎么也不能说是偶发事件了。

公元858年4月，岭南军乱，节度使杨发被囚禁；5月，湖南军乱，观察使韩悰被驱逐；6月，江西军乱，观察使郑宪被驱逐；7月，宣州军乱，观察使郑薰被驱逐。

公元855年浙东军乱到公元858年的四起军乱，起因几乎如出一辙，要么是因为节度使骄横、要么是因为观察使无礼。实际上，只能是一个原因，那就是：地方州镇对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不满意。虽然都称之为军乱，但是地方富商和豪族才是真正的主谋，而操刀驱逐的都将和士兵只是打手。

那么，原因是什么？浙东、江西、湖南、宣州，都是大唐的江淮财源之地，而且一直很听话。到这个时候，怎么变得如此彪悍？

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馀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

右补阙张潜，一语道破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所在，指出了士兵哗变的原因所在。

大唐朝廷已经变强，而变强的朝廷自然要以代理官僚控制地方。但是，官僚与国家之间是存在利益接合部的。这个接合部就是朝廷的考核和官员的升降。官员向朝廷缴纳财政结余，才能获得升迁。而为了这种升迁，节度使和观察使等封疆大吏们一定会搜刮地方、制造财政结余。实际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封疆大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代表朝廷抢劫地方。地方不满意、地方要军乱，朝廷不答应、朝廷要平乱。于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就无休无止了。

02.台面上中央和地方博弈，但搭台子的是平民

藩镇节度使在乎朝廷的册封，但他们更在乎地方的利益。所以，藩镇做大，往往是藩镇节度使代表地方与中央开展博弈。在藩镇节度使与朝廷较量的过程中，地方的利益是被维护的，因为节度使很彪悍、藩镇大兵不温柔。所以，台面上就是节度使和皇帝的较量、藩镇军事利益集团与中央朝廷的较量。

宪宗之后，中央变强了，藩镇变弱了，代理官僚成为节度使和观察使。之前是武将大比例的垄断地方权力，现在是文官代理官僚垄断地方权力。特别是在朝廷绝对控制的江淮地区，朝廷委派的文官，几乎完全取代了武将，成为节度使和观察使。文官的命运，基本上就握在皇帝和朝廷手中。于是，他们不会代表地方，而只会听命于中央。为了自己的官场前途和政治利益，文官节度使和观察使，一定会拼命掠夺地方。

这个时候，矛盾较量的角色已经彻底变了。因为没有了彪悍的节度使，所以地方利益集团只能亲自上阵，直接与朝廷较量，而较量的对象就是严格执行朝廷政令的节度使和观察使。所以，在公元950年之后，兵变和叛乱都是以驱逐节度使和观察使为标志。但是，在这之前，则是节度使和藩镇大兵带领地方一致对抗中央。

台面上是朝廷和地方，是皇帝和地方利益集团。但是，搭台子的是谁呢？是平民。在这些人拼命较量的过程中，平民的利益能够被维护吗？平民利益从来不会被维护，平民一直是被伤害的对象。

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就已经指出了平民遭遇的苛政赋敛之苦。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虽然“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但是大唐朝廷却从来没有这种观人风者。来得都是只管赋敛升迁而不顾平民死活的官吏。

台面上激烈较量，台面下苦不堪言，那么大唐的江淮财源会不会遭遇经济破产？非但没有遭遇经济破产，江淮地区一直快速发展，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安史之乱引爆了又一批北人南迁，南方遭遇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于是，以前的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生产，被精耕细作所取代。在农业的支撑下，江淮的商业也出现了大繁荣。但是，占有发展果实的，永远是地方豪强和富商巨贾，永远不是平民。所以，一边是江淮经济的繁荣，一边却是盗匪横行。富豪集团和盗匪集团交相作恶，再加上朝廷官员的大肆掠夺，平民的日子只能愈发苦不堪言。

03.裘甫起义彻底的反王朝，武宁平叛彻底的大屠杀

公元859年，浙东爆发了裘甫起义，在大唐平静的江淮财源点燃战火。

裘甫贫民出身，做过私盐贩子，是彻头彻尾的底层平民。而其之所以聚众起义，就是因为底层平民已经不堪剥削。这伙人必须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生存下来的权利。所以，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裘甫是陈胜吴广，而不是藩镇节度使；造反的起义军是普通平民，而不是藩镇大兵。因此，裘甫起义不是向皇帝和朝廷要利益，而是彻底的反王朝，目的就是要推翻大唐在浙东的政治存在。

这场起义几乎波及了整个浙东地区，起义军从最初的200人发展到3万人。起义仅持续了7个月，但战争却极为惨烈。剡县之战，三天时间激战83次，起义军甚至组织女军参加作战。节度使造反要钱，而平民造反要命。所以，裘甫起义真正敲响了大唐丧钟。裘甫起义只是浙东民变，没能冲出浙东这个地方局限。而大唐朝廷则可以动员举国的力量。但是，待到黄巢起义之时，大唐就不会再如此轻松了。

安南都护王式，被紧急召回，担任浙东观察使，组织平叛战争。王式彻底消灭了裘甫起义军。裘甫被俘，押至长安斩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元862年，徐州武宁军驱逐节度使温璋，爆发兵乱。王式再次临危受命，前往徐州平叛。这是一起藩镇骄兵引发的叛乱。兵乱的主力是武宁军的银刀军。这伙职业军人的战斗力极为强悍，大唐几次平叛均无功而返。最后，王式调集数道大军才平定了叛乱。为了彻底解决徐州的频繁叛乱，王式下令屠杀了数千武宁军，彻底消灭徐州的造反基础。同时，朝廷开始在徐州实施去军事化，废撤武宁军节度使。

裘甫起义，是一起农民起义。武宁军乱，是一起骄兵叛乱。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接近，但却是质的不同，因为两起造反事件的主体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要把裘甫起义和武宁军乱联系在一起？农民起义军和藩镇骄兵，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当然有，而且这个共同之处，正在酝酿更大波澜。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就是怨恨。

怨恨的结果就是朝廷不得不以屠杀的方式结束叛乱。即便是安史之乱，大唐朝廷也没有采取如此严厉的方式。德宗朝的危机是四镇造反、五镇称王、朱泚称帝，但是德宗皇帝一纸罪己诏，藩镇大兵痛哭流涕、藩镇造反立即烟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必须要采取屠杀的方式才能消灭叛乱。除了对武宁军的屠杀，大唐朝廷还在公元819年的兖海、公元831年的山南西道、公元840年的义武、公元845年昭义，采取了对叛乱的大规模屠杀。

方式之所以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怨恨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极限。此种形势下，帝国的合法性和皇帝一纸罪己诏，已经无法终结叛乱。

残酷屠杀，能够彻底结束地方的叛乱吗？特别是大唐的江淮财源，以后就不会再有叛乱了吗？不仅不会，反而会增大叛乱的可能，因为怨恨一直在被放大。满是仇恨的士兵、山间河泽的流寇土匪以及不堪压榨的农民，都变成了大唐朝廷的敌人。他们心怀不满，他们全是怨恨。如果说他们只是零散的乌合之众，那么江淮地方豪族和富商巨贾们，也在酝酿对朝廷的仇视。

04.大唐日暮途远，却不能倒行暴施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汉武帝宠臣主父偃，雷厉削藩、不容朝臣，成了武帝朝的一枚孤臣。当有人劝他有所收敛之时，主父偃如是说：大丈夫生不能享受五鼎珍馐，死就该遭五鼎烹杀，我已经垂垂老矣、行将就木，但是路途还很遥远，所以必须不择手段、雷霆作为。

主父偃就是为求富贵，所以才要“倒行暴施之”吗？

别人都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底层，而我在在马斯洛金字塔的顶层。我们看别人，总以为别人是小人，就是在为了利益狡诈算计。但是，我们看自己呢？总会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自我实现，是在求取万世之名。所以，我们总是高估自己而低估别人。

司马迁自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是，他对主父偃的认识，可能就失于这种偏颇了。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余年，所求的就是一个富贵功名吗？主父偃也有马斯洛金字塔的高层追求。所以，日暮途远之时，他要在武帝朝赶紧做出一番大事，求得万世之名。

主父偃能如此？但是，大唐呢？大唐此时已经日暮，但还途远。已经充满怨恨的国内危机，正在把他送到终点。这时候的大唐，最需要的就是雷霆作为，重视这个一直为自己输血续命的江淮财源。但是，唐懿宗时代，即公元859年到公元873年之间，大唐朝廷却一直在鸵鸟作为。皇帝看不见江淮危机，朝廷看不到国家危机，不要说什么“倒行暴施之”，就是认真思考一下江淮问题的动作，都没有。

大唐正在酝酿内战，而且即将爆发举国内战。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提出了科利尔-霍夫勒模型，简称C-H模型。这个模型指出了内战爆发的五个关键因素。

反叛力量能够获得财源，江淮地区和地方利益集团就是反叛的财源；反叛成本极低，满是怨恨的各色群体可以为反叛提供数不尽的兵源；反叛能够获得军事优势，偏居关中的大唐朝廷，无力在局部形成军事优势；社会的怨恨程度极高，这是最要命的问题，因为大唐帝国已经全是怨恨；人口规模越大越容易爆发内战，江淮、河朔、中原天然就划分出了不同规模的社会群体。

大唐已经具备了全部五个关键因素，举国内战可能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随时都可能出现，而且马上就要出现。但是，在此之前，大唐已经变强，集权的朝廷却很有力量。但是，皇帝和朝廷，已经失去了人心。而节度使和藩镇呢？节度使和藩镇已经变弱。被削弱了的藩镇，已经无力再为大唐巩固统治秩序。所以，内战爆发，大唐势必遭遇真正的劫难。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刀光剑雨，河朔三镇在宪宗之后还是独立了。对于河北，大唐彻底丧失了信心。于是，帝国不再执着与河朔三镇，而是将工作重心向两个方面转移。纵向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横向方面，巩固江淮财源。

到9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效。朝廷开始变强，藩镇已经变弱，关键是江淮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一切都与河朔三镇无关。河朔三镇以前是谁也管不了，现在是谁也不愿意管。即便没有河朔三镇，我们还是可以说：事情正在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积极向好的，至少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预期。

但是，符合皇帝和朝廷的预期，却不见得就一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大唐开始遭遇了新危机。而这个新危机才是大唐的真正劫难。发生危机的地方，不再是一直不听话的河朔三镇，而是一直很听话的江淮地区。

01.朝廷变强但地方不满，节度使遭遇驱逐

公元807年的时候，大唐在册户数仅有250万。经历宪宗雷霆治理，大唐的在册户数增加到400万。到了公元839年的时候，大唐在册户数达到了500万。这是安史之乱后的新巅峰。朝廷能数出多少户数和和人口，就能向多少户和多少人收税。可统计的户数和人口在增加，朝廷的财政状况就一定能够改善。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即朝廷在变强。

同时，公元809年限制节度使财权的改革、公元819年限制节度使军权的改革，使得朝廷与藩镇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财政能力增强、中央力量变强，地方藩镇还在变弱。于是，无论财政还是力量，朝廷都已经实现了对地方的强势碾压。

公元855年，浙东观察使李讷遭遇士兵哗变，被赶出浙东。对于这件事，朝廷是怎么处理的？观察使李讷贬官去职，监军王景宗杖责四十、发配皇陵。

如果公元855年驱逐观察使一事，还只是偶发事件的话，那么公元858年的四起军乱，就怎么也不能说是偶发事件了。

公元858年4月，岭南军乱，节度使杨发被囚禁；5月，湖南军乱，观察使韩悰被驱逐；6月，江西军乱，观察使郑宪被驱逐；7月，宣州军乱，观察使郑薰被驱逐。

公元855年浙东军乱到公元858年的四起军乱，起因几乎如出一辙，要么是因为节度使骄横、要么是因为观察使无礼。实际上，只能是一个原因，那就是：地方州镇对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不满意。虽然都称之为军乱，但是地方富商和豪族才是真正的主谋，而操刀驱逐的都将和士兵只是打手。

那么，原因是什么？浙东、江西、湖南、宣州，都是大唐的江淮财源之地，而且一直很听话。到这个时候，怎么变得如此彪悍？

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馀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

右补阙张潜，一语道破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所在，指出了士兵哗变的原因所在。

大唐朝廷已经变强，而变强的朝廷自然要以代理官僚控制地方。但是，官僚与国家之间是存在利益接合部的。这个接合部就是朝廷的考核和官员的升降。官员向朝廷缴纳财政结余，才能获得升迁。而为了这种升迁，节度使和观察使等封疆大吏们一定会搜刮地方、制造财政结余。实际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封疆大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代表朝廷抢劫地方。地方不满意、地方要军乱，朝廷不答应、朝廷要平乱。于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就无休无止了。

02.台面上中央和地方博弈，但搭台子的是平民

藩镇节度使在乎朝廷的册封，但他们更在乎地方的利益。所以，藩镇做大，往往是藩镇节度使代表地方与中央开展博弈。在藩镇节度使与朝廷较量的过程中，地方的利益是被维护的，因为节度使很彪悍、藩镇大兵不温柔。所以，台面上就是节度使和皇帝的较量、藩镇军事利益集团与中央朝廷的较量。

宪宗之后，中央变强了，藩镇变弱了，代理官僚成为节度使和观察使。之前是武将大比例的垄断地方权力，现在是文官代理官僚垄断地方权力。特别是在朝廷绝对控制的江淮地区，朝廷委派的文官，几乎完全取代了武将，成为节度使和观察使。文官的命运，基本上就握在皇帝和朝廷手中。于是，他们不会代表地方，而只会听命于中央。为了自己的官场前途和政治利益，文官节度使和观察使，一定会拼命掠夺地方。

这个时候，矛盾较量的角色已经彻底变了。因为没有了彪悍的节度使，所以地方利益集团只能亲自上阵，直接与朝廷较量，而较量的对象就是严格执行朝廷政令的节度使和观察使。所以，在公元950年之后，兵变和叛乱都是以驱逐节度使和观察使为标志。但是，在这之前，则是节度使和藩镇大兵带领地方一致对抗中央。

台面上是朝廷和地方，是皇帝和地方利益集团。但是，搭台子的是谁呢？是平民。在这些人拼命较量的过程中，平民的利益能够被维护吗？平民利益从来不会被维护，平民一直是被伤害的对象。

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就已经指出了平民遭遇的苛政赋敛之苦。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虽然“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但是大唐朝廷却从来没有这种观人风者。来得都是只管赋敛升迁而不顾平民死活的官吏。

台面上激烈较量，台面下苦不堪言，那么大唐的江淮财源会不会遭遇经济破产？非但没有遭遇经济破产，江淮地区一直快速发展，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安史之乱引爆了又一批北人南迁，南方遭遇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于是，以前的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生产，被精耕细作所取代。在农业的支撑下，江淮的商业也出现了大繁荣。但是，占有发展果实的，永远是地方豪强和富商巨贾，永远不是平民。所以，一边是江淮经济的繁荣，一边却是盗匪横行。富豪集团和盗匪集团交相作恶，再加上朝廷官员的大肆掠夺，平民的日子只能愈发苦不堪言。

03.裘甫起义彻底的反王朝，武宁平叛彻底的大屠杀

公元859年，浙东爆发了裘甫起义，在大唐平静的江淮财源点燃战火。

裘甫贫民出身，做过私盐贩子，是彻头彻尾的底层平民。而其之所以聚众起义，就是因为底层平民已经不堪剥削。这伙人必须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生存下来的权利。所以，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裘甫是陈胜吴广，而不是藩镇节度使；造反的起义军是普通平民，而不是藩镇大兵。因此，裘甫起义不是向皇帝和朝廷要利益，而是彻底的反王朝，目的就是要推翻大唐在浙东的政治存在。

这场起义几乎波及了整个浙东地区，起义军从最初的200人发展到3万人。起义仅持续了7个月，但战争却极为惨烈。剡县之战，三天时间激战83次，起义军甚至组织女军参加作战。节度使造反要钱，而平民造反要命。所以，裘甫起义真正敲响了大唐丧钟。裘甫起义只是浙东民变，没能冲出浙东这个地方局限。而大唐朝廷则可以动员举国的力量。但是，待到黄巢起义之时，大唐就不会再如此轻松了。

安南都护王式，被紧急召回，担任浙东观察使，组织平叛战争。王式彻底消灭了裘甫起义军。裘甫被俘，押至长安斩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元862年，徐州武宁军驱逐节度使温璋，爆发兵乱。王式再次临危受命，前往徐州平叛。这是一起藩镇骄兵引发的叛乱。兵乱的主力是武宁军的银刀军。这伙职业军人的战斗力极为强悍，大唐几次平叛均无功而返。最后，王式调集数道大军才平定了叛乱。为了彻底解决徐州的频繁叛乱，王式下令屠杀了数千武宁军，彻底消灭徐州的造反基础。同时，朝廷开始在徐州实施去军事化，废撤武宁军节度使。

裘甫起义，是一起农民起义。武宁军乱，是一起骄兵叛乱。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接近，但却是质的不同，因为两起造反事件的主体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要把裘甫起义和武宁军乱联系在一起？农民起义军和藩镇骄兵，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当然有，而且这个共同之处，正在酝酿更大波澜。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就是怨恨。

怨恨的结果就是朝廷不得不以屠杀的方式结束叛乱。即便是安史之乱，大唐朝廷也没有采取如此严厉的方式。德宗朝的危机是四镇造反、五镇称王、朱泚称帝，但是德宗皇帝一纸罪己诏，藩镇大兵痛哭流涕、藩镇造反立即烟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必须要采取屠杀的方式才能消灭叛乱。除了对武宁军的屠杀，大唐朝廷还在公元819年的兖海、公元831年的山南西道、公元840年的义武、公元845年昭义，采取了对叛乱的大规模屠杀。

方式之所以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怨恨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极限。此种形势下，帝国的合法性和皇帝一纸罪己诏，已经无法终结叛乱。

残酷屠杀，能够彻底结束地方的叛乱吗？特别是大唐的江淮财源，以后就不会再有叛乱了吗？不仅不会，反而会增大叛乱的可能，因为怨恨一直在被放大。满是仇恨的士兵、山间河泽的流寇土匪以及不堪压榨的农民，都变成了大唐朝廷的敌人。他们心怀不满，他们全是怨恨。如果说他们只是零散的乌合之众，那么江淮地方豪族和富商巨贾们，也在酝酿对朝廷的仇视。

04.大唐日暮途远，却不能倒行暴施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汉武帝宠臣主父偃，雷厉削藩、不容朝臣，成了武帝朝的一枚孤臣。当有人劝他有所收敛之时，主父偃如是说：大丈夫生不能享受五鼎珍馐，死就该遭五鼎烹杀，我已经垂垂老矣、行将就木，但是路途还很遥远，所以必须不择手段、雷霆作为。

主父偃就是为求富贵，所以才要“倒行暴施之”吗？

别人都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底层，而我在在马斯洛金字塔的顶层。我们看别人，总以为别人是小人，就是在为了利益狡诈算计。但是，我们看自己呢？总会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自我实现，是在求取万世之名。所以，我们总是高估自己而低估别人。

司马迁自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是，他对主父偃的认识，可能就失于这种偏颇了。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余年，所求的就是一个富贵功名吗？主父偃也有马斯洛金字塔的高层追求。所以，日暮途远之时，他要在武帝朝赶紧做出一番大事，求得万世之名。

主父偃能如此？但是，大唐呢？大唐此时已经日暮，但还途远。已经充满怨恨的国内危机，正在把他送到终点。这时候的大唐，最需要的就是雷霆作为，重视这个一直为自己输血续命的江淮财源。但是，唐懿宗时代，即公元859年到公元873年之间，大唐朝廷却一直在鸵鸟作为。皇帝看不见江淮危机，朝廷看不到国家危机，不要说什么“倒行暴施之”，就是认真思考一下江淮问题的动作，都没有。

大唐正在酝酿内战，而且即将爆发举国内战。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提出了科利尔-霍夫勒模型，简称C-H模型。这个模型指出了内战爆发的五个关键因素。

反叛力量能够获得财源，江淮地区和地方利益集团就是反叛的财源；反叛成本极低，满是怨恨的各色群体可以为反叛提供数不尽的兵源；反叛能够获得军事优势，偏居关中的大唐朝廷，无力在局部形成军事优势；社会的怨恨程度极高，这是最要命的问题，因为大唐帝国已经全是怨恨；人口规模越大越容易爆发内战，江淮、河朔、中原天然就划分出了不同规模的社会群体。

大唐已经具备了全部五个关键因素，举国内战可能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随时都可能出现，而且马上就要出现。但是，在此之前，大唐已经变强，集权的朝廷却很有力量。但是，皇帝和朝廷，已经失去了人心。而节度使和藩镇呢？节度使和藩镇已经变弱。被削弱了的藩镇，已经无力再为大唐巩固统治秩序。所以，内战爆发，大唐势必遭遇真正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