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改粮为桑是存在的，不过规模不大。

桑树代表的是丝织品还有生丝。明初朱元璋就改稻为桑了，而且推行的比较顺利，这个明史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朱元璋命令田10亩者，必须有1亩半种桑，三亩种棉。政府予以税收优惠。

到了明中期以后丝、棉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主要产桑区都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链。宋朝的主要产粮区苏州湖州等地，明朝时已经普遍种桑种棉。宋朝民谚“苏湖熟，天下足”，明朝时已经改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主要产粮区已经移至湖广洞庭湖流域。

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明朝前期除了永乐年间之外，对海洋的态度是比较排斥的（皇明祖训），因此被法律承认的朝贡贸易，商业流通的意义是很小的，更多在于宣扬天朝威仪。这可能要归于老朱的小农意识。

我们知道明代中期倭寇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嘉靖先生的任期内。事实上，虽然这批海盗被世人称为倭寇，他们中来自日本四岛的人并不多，真正的大佬是海盗派的徐海和走私派的汪直。所谓倭寇大部分是沿海地区的民众。倭寇既有渔民，也有世家大族，还有走私海商。那个时候生丝（不是奢侈品）从明到日本的利润是十倍，好像是因为生丝在日本是战略物资。

隆庆开关，私人贸易才被允许。不过因为倭寇，明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可想而知。

从宋代机户开始，桑田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体制了。在万历一条鞭法之前，官员的俸禄中也有直接发丝绵的部分。从中也可见改粮为桑。

为什么没有圈地运动，可能是因为生丝出口的高利润始终没有一个开放市场。而丝绸作为一种昂贵的商品，市场用量也不大。（部分答案来自网页链接）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了弥补上一年的巨大财政赤字，严家父子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实现方方面面多赢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好就好在他手下有人。
浙直总署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朝廷重臣，人品才干都是一等一的国家栋梁之才，并且深得皇上信任。浙江的布政吏郑泌昌，按察吏何茂才，也都是嫡系，由他们来组织扩大丝绸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增收几百万两白银来填补亏空，看来没有多大问题。而且，项目过手的环节多，肥水丰厚，不仅手下的人有积极性，把他们养肥了，自然也就有了孝敬老师的银子。
然而，严家父子也知道，关系如此重大的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推行起来难度比较大。首先，必须要得到皇上的首肯，并且使之成为一项国策，推行起来才有可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要搞定太监总管吕公公，以及他的干儿子--江南织造局兼浙江舶司的一把手杨金水，并且可以拿虎皮做大旗，排除反对党的干扰，达到预期的目的。创新总是很难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真是难为了严家父子，在周云逸死后的这个难过的春节期间，经过反复论证，精心谋划，总算是拿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救方略，并且在如何抛出这个方略的问题上，也都颇费心思，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谋划。这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招术套路，都显见八十一岁的严嵩，是何等的老成谋国。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嘉靖明知严嵩一伙为恶多端、贪得无厌，却还是离不开他们。
借着张居正提出扩充海防、抗击倭寇所引出的话题，严嵩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给嘉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和发挥空间，一步一步地把皇帝装进了套子。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嘉靖，这个春节自然是过得不开心，所谓“斋戒祈雪”，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好听一点的词，闭门思过罢了。十多天下来，他为自己去年的个人消费过多，心里正难受着呢：一是气这些做事人，巧借他的个人项目，不惜成本，中饱私囊；二是花就花了吧，却搞得满城风雨，居然让地球人都知道了，遭来周云逸等臭知识份子的辱骂。现在严嵩引进了这么一个本土化的项目，可以进一千万两的银子，他能不高兴吗？于是，拍着掌，满怀欣喜地恩准了推行“改稻为桑”的经济政策，并且定为国策。 

表面听起来，“改稻为桑”无论如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好政策。农民种地的收入不如种桑的收入高，嘉靖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而且蚕桑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向手工业的转移，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因此有望拿到“农转非”户口，这是多大的好事呀，老百姓怎能不拥护？
然而，“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了问题。
急功近利。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去踏农民的秧田，引发了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的事件。
兼并土地。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一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于是，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百姓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阳奉阴违。于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
简单问题复杂化。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观念，且行事谨慎。原本是能把“改稻为桑”处理好的，但太子党却派谭伦督战，把局面搞乱了，使胡宗宪腹背受敌，左右为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课。接下来，严世藩又想加强力量，但为了避嫌，派出的是一个不谙政治险恶，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高翰文，结果彻底把事情搅黄了。任何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就事论事，而是以人划线，必然会将问题复杂化。互相掣肘的结果是，不但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官场问题外部化。官场争斗一旦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出于对失败的恐惧，各方出手都趋向于斗狠，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为理性选择。为了嫁祸于人，郑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纵火劫狱，诬良通倭。但这也是一着险棋，把外敌都请出来当棋子了，难怪郑泌昌对何茂才说：“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车上去吧。”
一个问题在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何况一系列问题在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会繁殖出多少问题。于是，“改稻为桑”的结局如何就不难预见了。淳安、建德两县被淹，马宁远等四人问斩，胡宗宪被迫辞去浙江巡抚，郑泌昌、何茂才被处决，沈一石放火自焚，杨金水疯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次向自然要资源的经济活动，最终却变成了向官场要命的斗争。 

其实这就是嘉靖帝甩锅的顶级权谋！

要想解释清楚这件事，我们就要看看这句话是出自哪，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嘉靖帝默许陈洪鞭打百官，并在良辰吉时不肯移宫，黄锦宣读上谕时泪流满面，跪倒一地的内阁成员更是胆战心惊……

尤其是那道上谕，写得相当凄惨和悲凉，嘉靖帝对百官心理的把控，可谓登峰造极。一道上谕已经让百官诚惶诚恐，紧接着裕王又跑到卧病的百官面前，一番陈词之后，众人纷纷落泪，表示，必须上贺表。

一、

移宫的日子到了，官员跪倒一片，嘉靖帝身穿李妃缝制的道袍，看着面前众位官员的贺表。

由于贺表较少，扫了嘉靖帝的兴，陈洪讲是官员怕累到皇上，这才没有上那么多贺表，嘉靖帝冷冷一笑：

“每个官员上一道奏疏不怕劳累了朕，每个官员上一道贺表倒怕劳累了朕？”

随后嘉靖帝猛得把黄锦递过来的磬杵摔到地上，同时把袖子里的一道御旨也甩了出去，由此可见，嘉靖帝这次绝对是有备而来，那么这封上谕怎么说的呢？

“朕御极四十有五矣，敬天修身，卧不过一塌，食不求五味，服不逾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避而不居，思天下尚有无立锥之民也。故迁居西苑，唯求一修身之所，以避风雨而已……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人而已！”

这段话多少熟悉，如果把嘉靖帝下过的所有上谕都统计一下，很容易就会发现，所有内容大同小异。

开篇久旱无雪，周云逸跳出来借天象指责朝政，被冯保活活打死，嘉靖帝一句“罪在朕躬”，使得内阁也罢，司礼监也罢，天下臣民也罢，纷纷请罪。

可以这样说，虽然嘉靖帝每次都讲“罪在朕躬”，其实恰恰是罪在别人：

“前因严嵩父子及其党羽，天下为私，贪墨而害民，今而徐阶等大臣举止无措，踟躇而误国。”

二、

实际上怪严党也罢，怪清流也罢，怪嘉靖帝也罢，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库空虚！

嘉靖帝的帝王之术虽然听起来很高大上，说到底就一招，把这个招数搞明白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那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落实行动、肩负责任！

比如改稻为桑政策的落地，真正在引导大家的其实是嘉靖帝，清流派充其量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是严党，落实行动的也是严党，最终肩负责任的还是严党。

为什么严嵩、严世蕃父子敢毁堤淹田，敢贪污受贿，说到底就是因为有恃无恐。财政问题如果能解决，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财政问题没能解决，那么你不好，我不好，大家都不好，大明朝说不定也得玩完。

正因为财政出现了赤字，国库出现了亏空，而且还是一年不如一年，那么从上到下都得思考。为什么会亏空？是谁造成的亏空？谁来解决这个亏空？谁又来为此负责？以后能不能不亏空？

全剧的主线就在这里，其实就算是海瑞上疏说服了嘉靖帝，嘉靖帝认了罪，也是于事无补，因为大明朝的祖制就注定了这个后果。用《建国大业》中老蒋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

“改了，亡（DANG），不改，亡国！”

这才是嘉靖帝一再强调，自己是：

“卧不过一塌，食不求五味，服不逾八套……”

人们常说的花销，就是“衣食住行”，嘉靖帝的衣服就八套，吃喝也很节俭，住不过一间房，行，他连宫门都不出，更没有花销了。

三、

嘉靖帝此举就是告诉别人，亏空可不是朕造成的，朕很节俭的，不是他造成的，那么排第二位的就是内阁了。

所以，严党就一个劲地把自己往皇上身上贴，只要牵扯到皇上，那么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

不得不说，严党的计策是成功的，其他人确实投鼠忌器，一旦问题到了宫里，也就不了了之。只是严党千算万算没有算出倭寇来袭，于是东南抗倭成了首要大事。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嘉靖帝，还是严党，清流，甚至所有的臣民，都清楚。

于是浙江首富沈一石被推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由于胡宗宪以及海瑞的阻碍。迫使沈一石不得不拿出钱财赈灾，于是改稻为桑买地的钱用光，还因为打着织造局牌子，把嘉靖帝也推到了前面。

随着沈一石的死，以及抄家无钱，这种各派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从此局势开始走向失控。

浙江首富沈一石不明不白就死了，包括他的钱财秘密走向，总得给一个交代吧？

于是各种势力挨个上场，问题根源直指嘉靖帝，结果被嘉靖帝派往浙江的“那条狗”杨金水首当其冲，不得不装傻挡了一枪；海瑞等人继续往上顶，吕芳不得不玩了次“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自己跳出来挡枪，证词再次被打回浙江；海瑞继续发力，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嘉靖帝，这下子他坐不住了，于是又是一道圣旨：

“朕四季常服不过八套，换干洗湿……无时不念国步之艰，民生之难……”

这句话熟悉不熟悉？

四、

这次危机是离嘉靖帝最近的一次，他不得不把宫里，把内阁的人推到前面挡枪，同时痛骂那些贪官污吏，以洗清自己的过错。

甚至于当着众人的面烧掉海瑞的证词，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其实内心慌得一笔……

当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之后，嘉靖帝丢掉了严党，再次恶化，嘉靖帝痛骂徐阶等人举止无措，但只字未提自己的问题。

就如同他明知毁堤淹田真相，还是替胡宗宪掩护过去，回头还跟裕王讲：

“吾有三德，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朕如此仁慈，国库空虚，朕让你们改稻为桑以补国库，一再仁慈退让，舍不得杀人；朕又如此节俭，四季常服不过八套，吃不好，住不好，又不出行；朕又如此不争先，卖命的事你们去做，功劳你们去领，出了问题，那就是“罪在朕躬”。

毕竟内事是司礼监顶着，外事由内阁扛着，如果两边都扛不住了，那么大明朝皇帝离去歪脖子树上吊也不远了。

正如恶搞《大明王朝1566》的鬼畜视频《万方有罪》歌词中唱的那样：

“邪恶正在酝酿，冷眼看道义沦丧，当初心迷失方向，在浊世跌跌撞撞，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

当海瑞面对着千万百姓倒在了大年夜，没能挺到嘉靖帝四十五年，泪水在他的眼中打转。回到京城大病一场，醒过来后面对李时珍敞开了心怀，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是时候给大明朝治治病了：

“视国为家，一人独治，予取予夺，置百官如虚设，置天下苍生于不顾，这就是病根！”

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不过是嘉靖帝掩饰自己骄奢淫逸的幌子罢了

当杭州知府马宁远在胡宗宪的一番劝说下，供出并写下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胡宗宪便将这最重要的一纸供状作为有力的武器牵制住了郑必昌何茂才一伙，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接下来，我们以为胡宗宪会将这个供状交给嘉靖皇帝，以此扳倒掌控朝局二十余年的严嵩。但是出乎意料，但也是情理之中的是胡宗宪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把供状收起来了，没让任何人知晓，即使严世璠用翻脸的姿态来对待他，都没有成功。

假如：胡宗宪当时拿出马宁远的供状，结局会怎么样？能扳倒严党吗？

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

从当时的朝局形势来看，国库亏空已经难以为继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一个国家？明朝的这位嘉靖皇帝非常喜欢朋党之争的存在，因为这是他驾驭群臣的最好形式。此时，他还要利用严嵩一党为他找钱充实国库。二十多年来，他修身悟道，依靠严嵩已经成为习惯，既恨之，又爱之。正如乾隆皇帝与和珅的关系，几乎奈何不得，只要严嵩还能够稳住朝局形势，不给他朱厚熜找什么不痛快，他都认了。这二十余年严世璠的种种行为，嘉靖皇帝心知肚明，但这都无关紧要。再者，改稻为桑的国策是嘉靖本人定下来的，是嘉靖皇帝认可了的，要是胡宗宪供出真相，嘉靖皇帝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我们不说胡宗宪与严嵩的关系，只要是影响到嘉靖皇帝的皇权的事，都不是一个杭州知府马宁远所能左右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细节。要是胡宗宪供出真相，会怎么样。

第一，要是胡宗宪将马宁远的状纸呈贡上去，嘉靖皇帝一定会向严世璠求证这事。严世璠可能有两种表现。一是因为毁堤淹田的事情一定是严世璠指示郑必昌何茂才做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专门的书信往来，剧中没说，但可以推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严世璠还不至于蠢到留下字句，所以，严世璠一定只是口头传达。他可以死咬住自己说并没下达毁堤淹田的指令，把这件事一股脑儿的推到郑必昌何茂才身上，因为当时郑必昌何茂才还是胡宗宪的下属，这样，胡宗宪也反而跑不掉了。

第二，即使严世璠承认毁堤淹田是他的指示，但严世璠一定会说这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改稻为桑当年完不成任务，做不出五十万匹丝绸，那么国库就没有银子，倭寇就难平复，北边边境也会有危险，只有毁堤淹田了，改稻为桑的策略才能最快实行。只是急功近利了一点，对于可能引发的民变估计不足而已。其实这也正中了嘉靖皇帝的心思：尽快来钱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改稻为桑其中的蹊跷，在于地主豪强权贵通过贱买贱卖土地从中渔利，这一点，嘉靖皇帝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完全按照改稻为桑的策略，指望很快从百姓手里获得桑叶变丝绸以期望迅速变现，那可就太迟了，更何况老百姓还在抗拒改稻为桑。打家劫舍的关键是打劫有钱人，没钱人打劫有什么用，通过土地贱买贱卖，让有钱人获利，然后从中取利，这是最快的变现方式，嘉靖皇帝是认可的。

通过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即使胡宗宪将马宁远的供状呈上去，既扳不倒严党，反而还会惹祸上身，干掉严世璠，扳倒严党的时机并不成熟，嘉靖皇帝除了斥责严世璠外，并不会有什么实际手段整治严嵩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