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对当时的局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北魏的汉化改革,为华夏文明的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而忽略了对代北六镇的安抚,是不是可以说,他对北魏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对当时的局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北魏的汉化改革,为华夏文明的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

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和羌这五个少数民族,趁西晋发生内乱之际,先后入主中原,建立起许多政权。到了南北朝初年,汉民已经宅居江南,出现刘宋与萧齐两个朝代;而北方地区,随着鲜卑族的崛起,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全部被消灭。由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南朝对峙。

北魏太武帝对汉民建立的刘宋政权颇为轻视,双方共进行了三次南北大战,都未能实现统一。由于敌视刘宋,所以太武帝对境内的汉民采用压迫的政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矛盾。到了冯太后之时,国家承平日久,鲜卑与汉民逐渐融合,这时候定都平城,歧视汉民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因此北魏开始推行汉化改革运动。

太和十四年,冯太皇太后驾崩,孝文帝得以亲政,北魏的汉化改革运动也就由此进入了高潮时期,为缓和鲜卑与汉民的矛盾,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再度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标志着南北分裂之后,趋同的力量开始出现

一、改革的准备阶段。孝文帝通过恢复古礼,确定官制,崇尚儒学来推动汉化改革。

孝文帝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为帝,但他直到冯太皇太后驾崩后才开始亲政。他对太后皇太后的感情极深,一方面是出于留恋,另一方面是为了挟持群臣,迫使他们同意施行汉民的丧礼。因此,在将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之后,孝文帝依然不肯除去丧服、欲行三年之丧,这与鲜卑人的习俗相违背。

于是群臣急忙上疏劝阻孝文帝,却被他以至情难却由因顶了回来。他对群臣说:“朕仰惟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终三年之礼。”这是要借冯太皇太后的丧事来变革旧俗,采用汉民的古礼。每当遇到群臣劝阻时,孝文帝就表现出悔哀过甚、米粒不进的样子,以此来胁迫群臣答应变更礼仪。

经过这场礼仪之争,刚继位的孝文帝树立起了“孝”的形象,并且能够胁迫百官顺从自己的意愿,变革旧俗,为推动汉化改革打下了基础。除了“孝”之外,孝文帝又重视“文”的建设。他认为鲜卑人在马背上打下了天下,只懂武功而不讲文治,所以发展落后。而要重视文治,就得加强官制的建设。北魏从建立以后,从未有官禄之制,许多官员都过得很穷苦。像高允这样的大臣,也只是拥有草屋数间的家产而已。官员如果没有恒产,那也便无恒心,而且容易滋生腐败。故而,在孝文帝当政初年,才正式下诏,要求“置官班禄”,不准百官从事经商,他们的一切收入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使北魏的官僚制度走向了正规化。

要施行文治,就得尊崇儒学,重用儒生。孝文帝继位后,立即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兴建学堂。在皇家宗室里还设有“皇宗学”,邀请名儒来给皇家子弟讲授古代的礼乐制度。孝文帝对儒学很感兴趣,经常亲临“皇宗学”,向博士们咨询经义,访问治道。

这样,在迁都洛阳,变更法制、移风易俗之前,孝文帝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从礼仪入手,重新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从官禄入手,建立起一支文官队伍;从教育入手,培养新一代学人,变更人们的价值观念。为大规模的汉化改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孝文帝亲政之初,就已在酝酿汉化改革

二、改革的高潮阶段。孝文帝力排众议,以南征为借口,胁迫群臣同意迁都洛阳,正式入主中原。

北魏建国之初,以武功为主,所以都城的位置也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量。在明元帝的时候,有人就曾建议离开平城,迁都于邺。但大臣崔浩却说:“此乃非计也”,他认为北魏把首都定在平城,可以威制四夷。因为平城位于北方,如果汉民聚集的地方有叛变,鲜卑族的骑兵就可以横冲直下,立即平定。而如果把都城定到河南的邺地,那里鲜卑人稀少,到处都是汉民,而且会有水土不服之患,对于北魏立国无益。

孝文帝则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北魏既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就不能制造鲜卑与汉民的对立,而是要通过汉化来加强民族融合。鲜卑族的风俗对于汉民来说太过于野蛮落后了,而且国家建立已届百年,兵力强盛而百姓愁苦,这是只修重武功、不兴文治的恶果。要想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就应当迁都洛阳,入主中原。不能再像之前的石赵、慕容燕和姚秦那样,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胡人的政权。

因此,在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正式下诏,否定十六国的正统地位,认为北魏不是承续了十六国的国统,而是继承晋朝为水德,表露出即将要入主中原的意向。两年之后,孝文帝看着六月雨雪、风沙常起的平城,正式下了迁都洛阳的决心。他担心群臣不同意,便假装下令说要南征萧齐。不料任城王拓跋澄却认为此时出师不吉,不该轻举妄动。孝文帝本想独断专行,不用管群臣的意见,因此说:“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谁知拓跋澄寸步不让,反驳说:“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

孝文帝这才醒悟,要想推动改革,单靠自己不行,还需要得到拓跋澄这样有名望的大臣来支持。所以他私下召见拓跋澄,坦诚相告,并取得了后者的认可,成功以出师为名,胁迫百官离开平城,迁往河南。大军渡过黄河,来到洛阳之后,不朽遇到了连日暴雨。百官苦不堪言,便劝阻孝文帝不要南征,孝文帝就以定都洛阳为条件,权衡之下,百官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孝文帝借助要掀开房顶的恐吓之辞,成功让保守的鲜卑人同意要打开一扇窗的要求,汉化改革顺利进行。

在胁迫群臣答应迁都之后,孝文帝便在洛阳营建宫室,命拓跋澄到平城去将百官的家室子女全部迁徙过来。这次迁都举措,大大推动了汉化的进程,为后来变更胡服、修改胡姓、以华风而化胡俗提供了保障,使保守派再也无力反对汉化改革。

北魏迁都洛阳

三、改革的成熟阶段。孝文帝变更北语,革除衣服旧制,改变国姓,将北魏打造成一个隶属于华夏文明的国家。

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即使军事实力强大,也依然是一个蛮夷之国,就像匈奴一样,不被汉民所认可。孝文帝鉴于五胡兴衰得失,知道“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原因就在于未取得汉民之心。石赵、苻秦与慕容燕都先后据有中原,但他们施行的都是分裂政策,没有取得汉民的支持,所以兴起不到百年便相继亡灭。要想走出“胡运不过百年”的宿命,就得变胡为汉,施行汉化改革。

北魏建立于398年,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的493年时,百年即将届满。为了冲破魔咒,定都洛阳后,孝文帝再度大举改革。次年,他正式下诏禁止国中士民穿着胡人的服饰。这让许多人很不高兴,为了安抚民心,便下诏从平城迁过来的人,一律免除三年租赋。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宣布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官员使用北语,全部改用正音。年龄超过三十岁的,因习性已久,可以慢慢改变;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如果在诏令发布之后,依然使用北语,那么将要受到降黜及免官的处分。之后,北魏又改用长尺与大斗,一遵《汉志》;又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继续推行汉化教育。

二十年,孝文帝再次下诏,宣布皇室正式改姓为元,不再以拓跋为姓,诸功臣皆应响应改姓的要求。此时,恰巧皇太子因不满河南苦热,密谋逃回平城。孝文帝知道后,决定杀鸡儆猴,废太子为庶人,反对派见此再也不敢吭声。

二十一年,北魏南征,连下南阳、新野、南乡诸地,恰逢齐高宗驾崩,而孝文帝也身染重病,只得还军;二十三年,孝文帝病危,然而念不念不忘改革的进展,他招任城王拓跋澄到自己的病榻之前,询问道:“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不久便驾崩,年仅三十二岁。

结语: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评价。这场汉化改革运动,消除了南北朝在文化方面的隔阂,为华夏的再度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

孝文帝死后其庙号为“高祖”,古人云“祖有功而宗有德”,可见在北魏后世君臣看来,孝武帝具有着很大的功勋。他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摆脱了“胡运不过百年”的宿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运超过百年的胡人政权。但是,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曾在钟离之战中惨败于萧梁;宣武帝之后又是孝明帝,发生六镇之乱,尔朱氏趁机崛起,不久北魏便陷入东西分裂,名存而实亡的境地。因此,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导致北魏丢弃了赖于崛起的彪悍风俗,文治兴起使武事渐弛,国家遂陷入衰亡。

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意义,我们不是站在一姓之兴衰的角度来评价,不是要为拓跋氏进行凭悼。而是要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之中,这场汉化改革转变了五胡乱华之后,南北分裂、渐行渐远的局面,通过鲜卑人汉化,消除了南北之间的隔阂。在经历百年丧乱之后,北方逐渐摆脱胡人的野蛮风俗,通过民族融合的方式来重建华夏文明,恢复社会生产,为后世隋唐的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

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在缓和鲜卑人与汉民间的矛盾,乃至于缩小南北朝的分化与对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历史上趋同的力量逐渐战胜分化的力量,在“合久必分”之后,重新走向“分久必合”。

经过战国的诸侯割据,秦始皇灭六国,成就一统天下。汉刘邦开创大汉王朝基业422年,到了汉代末期,军阀割据,三国并立,历史车轮滚入了分裂、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生命遭遇摧残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蛮夷入主中原”,非汉民族在中原纷纷建立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交流,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饮食、服饰等生活习惯、习俗的融合,各族服饰之间的交融也是一种必然。由此带来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服饰变革。宋儒朱熹指出:“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北魏政权的创立者是鲜卑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孝文帝认为鲜卑族只有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举国移风易俗,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改革鲜卑旧俗,服饰自然不能例外,“诏禁士民禁胡服”(《资治通鉴·齐纪五》),改穿汉人服装,“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尤其是祭祀之服及朝会之服,几乎完全采用汉魏制度。禁说鲜卑族语言,改说汉语;禁用鲜卑姓氏,改用汉族姓氏,例如拓拔(皇族)改元姓,独孤改刘姓,丘穆棱改穆姓,步六孤改陆姓,贺赖改贺姓,贺楼改楼姓。《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但是管理国家,再以马上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在与汉民族的交战、交流中,孝文帝发现了鲜卑民族的不足,强壮的鲜卑民族需要注入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来提升民族政权的力量,坐江山管国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要用汉文化来改造鲜卑民族,让鲜卑民族脱胎换骨,强盛国家。孝文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这显现了孝文帝改革的勇气、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似乎与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相反,禁穿胡服,改穿汉人之服。孝文帝出身于戎狄,笼统讲就是出身于胡人,北魏是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统治者是戎狄,即胡人。禁穿胡服是为了汉化的需要,让北魏人民融入汉民族大家庭。赵武灵王改革改穿胡服,使汉人肢体解放,变得更加灵活,军队战斗力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视野开阔,超越自我,丰富汉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其目的与赵武灵王是一致的,殊途同归。
北魏迁都是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到拓跋宏即位,北魏历经百年,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激烈。为了革除北魏旧势力的影响,强化中央集权,缓解社会矛盾,孝文帝拓跋宏继承冯太后遗志,推行新一轮汉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迁都洛阳。

不过,北魏迁都洛阳后,虽然一度迎来高速发展,但新的矛盾很快吞噬了北魏政权。仅仅四十年,北魏变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

史学家分析,北魏汉化改革流于形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进而导致北魏灭亡。其实这个观点一点站不住脚,我认为,北魏灭亡另有他因,与孝文帝改革无关。

孝文帝为何要进行汉化改革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政权。关于鲜卑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

跟所有的北方民族一样,鲜卑族是草原游牧民族,由若干个部落联盟构成。西晋末年的五胡十六国,基本都是由鲜卑各大部落联盟建立的政权,比如慕容部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部建立的西秦;秃发部建立的南凉;吐谷浑部建立的吐谷浑等。

北魏是道武帝拓跋珪,在鲜卑贺兰部、慕容部、长孙部等各部落的支持下建立,保留着中原夏商时期的部落邦联制结构特征。

一百年来,北魏在军事上频频开疆拓土,入主中原,但是原始的邦联制结构,已经远远不适应帝国的统治需求,一度让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1.邦联制结构导致的权力分化

邦联制结构是一种由各大部落联盟,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模式,部落联盟拥有对各自部落的治权,同时又对皇权形成掣肘。这种结构决定了最高领导人,离不开部落首领们的支持,相互权力的分配,取决于各部落的实力,是一种半松散联合结构。

所以,早期的北魏政权不存在皇权独裁,更没有统一的国家意志,甚至很难形成统一的政令。

基本上所有的草原民族政权,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比如辽国,耶律阿保机与各大部落联盟斗了二十余年,才实现了真正的皇权独裁,和中央集权。

显然,这种结构适合于社会结构简单,生产力落后的状态,随着北魏政权的疆域扩大,和社会阶级的复杂化,这种结构必然崩溃。

2.封建宗主的特权激化阶级矛盾

北魏初期的政治结构,类似于西周的封建宗主制,由此慢慢形成三种矛盾的叠加:一是宗主与皇权的矛盾,二是宗主与农民的矛盾,以及宗主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

①宗主与皇权的矛盾

宗主拥有对奴隶(依附民)的私有权,以及土地私有权,他们事实上弱化,甚至剥夺了皇权对这些土地和子民的统治。

②宗主与农民的矛盾

北魏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一方面接管了中原文明大量的农民,另一方面促进了牧民向农民身份的转化。可是,宗主制利益结构,依然停留在宗主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起义不断。

自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十余年间农民起义不断,严重动摇了北魏统治基础。

③宗主之间资源分配的矛盾

北魏的宗主,由旧的部落贵族演化而来,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势力。资源的掠夺,也加剧了宗主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

3.民族矛盾逼迫北魏改革

民族矛盾是所有草原民族入主中原逃不掉的魔障,随着北魏政权的触角,一步步向黄河流域伸展,他们与汉民族的矛盾不断加剧。

相对于鲜卑族,汉民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北魏面临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压力。这个课题不光古代难以解决,放在今天都是最棘手的问题。

武力可以征服身体,征服不了人心,更征服不了思想。作为外来民族,主动变革,融于地方文化,对北魏来说势在必行。

4.汉文化对鲜卑贵族的影响

汉民族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其文化的力量。汉文化所展现的博大精深,对一个刚从游牧文明转变过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其魅力无以言表。

崇尚武力的鲜卑贵族,尤其是拓跋宏本人,在汉人祖母冯太后的悉心教导下,已经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汉族儒家弟子。

我们发现,每一个游牧民族向中原入侵的过程,就是其本身,一直被中原汉文化不断改造基因的过程。拓跋宏也一样,作为皇帝,将他的民众改造成标准汉人,就是其文化基因的推动。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深层含义

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涉及多项内容,其中迁都洛阳,看似无足轻重,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

太和十七年,拓跋宏以南征的幌子,率领百官以及百万大军,由平城(大同)出发一路南下:

“(帝)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颗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

大军行进到洛阳,遇到连绵大雨,行军极其困难。这些贵族们本不愿意南征,于是请求停止南行,驻留洛阳。就这样,拓跋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悄悄地完成了迁都计划。

贵族们为何不愿意南迁,孝文帝又为何坚决力主迁都洛阳?

1.削弱贵族势力影响强化皇权独裁

每一个旧势力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范围,远离其利益控制区,就是摆脱他们影响的最有效手段,这就是孝文帝迁都的思想出发点。

后来的隋炀帝迁都洛阳,和宋太祖未遂的迁都计划,都暗含着摆脱旧势力控制的意图。孝文帝也是为了摆脱草原部落宗主的势力控制,我们也明显看出,北魏皇权的独立性,从那以后才体现的更明显。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废除。北魏前期实行这项残忍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政治势力的过度渗透,迁都以后,这种影响力锐减,“子贵母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革除地方势力实施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和皇权独裁是一对伴生体,迁都后,孝文帝大刀阔斧地展开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彻底摧毁了宗主制地方势力,将国家领导权牢牢收归中央政府。从那时候起,北魏政权才真正具备汉民族帝制文化的内涵。

3.促进民族融合巩固统治基础

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的全盘汉化改革,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少数民族文化运动。北魏从服饰、语言、文字、教育、度量衡、姓氏、婚姻、官至、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颠覆性的推倒重建。

为了保证汉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一方面他带头示范,将拓跋氏改称“元”氏,强制规定官员必须用汉语,否则一律免官。他还积极与中原世家大族通婚,亲自为皇族子弟与汉民族通婚保媒,并赐给这些家族一些特权。

对抵制改革的旧势力,孝文帝严厉打击。他的儿子,太子元恂因为组织逃归平城,被孝文帝废为庶人,不久遭遇杀害!

这些举措,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快速融合,也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

4.利用地理优势强化内政外交效率

平城接近草原,远离中原,其实很不适合做都城。当北魏的疆域拓展到黄河以南地区时,与南朝将不可避免发生交集,洛阳这个四通八达的天下中心,其便利性远非平城可比。

北魏灭亡跟孝文帝改革没一毛钱关系

公元534年,孝武帝元修逃奔长安,尔朱荣拥立元善为孝静帝,迁都邺城。由此形成了邺城的东魏政权,和长安的西魏政权。此时距孝文帝驾崩,刚刚三十五年,距迁都洛阳四十一年。

由此,很多人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是失败的。尤其是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导致北魏丧失了自身优势,导致亡国,其理由主要由以下几点:

①北魏尚武精神的丢失

他们认为,鲜卑族最大的优势是尚武精神,北魏帝国的建立,尚武是基础。而孝文帝的改革,丢掉了尚武精神,导致军事力量下滑

②汉文化糟粕的副作用

孝文帝全盘汉化,把儒家文化里的很多糟粕,不加分辨地全部带进来,甚至糟粕多过精华。他们认为,孝文帝迂腐不化,没有掌握汉文化精髓,只是表面汉化,导致自身“中毒”。

1.鲜卑尚武精神的丢失与汉文化无关

鲜卑族起源于游牧文明,尚武是所有游牧文明的标志,崇文则是农业文明的标志。当鲜卑人选择了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过度时,其尚武精神必然弱化,跟汉文化没有关系。

以清王朝为例,满清没有全盘汉化,但是满人后来的尚武精神在哪里?我看还不如汉人!根子不在汉文化,而是他们自己抛弃了游牧文明的尚武。

2.如果没有孝文帝改革,北魏亡得会更快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主动的,因为改革的难度之大,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孝文帝改革也是如此,早在献文帝时期,北魏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社会危机,面临着再不改革就要灭亡的危险。

冯太后作为汉人,她深刻明了汉文化对鲜卑困局的有效性,所以,从她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汉化改革,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孝文帝亲政后,延续和发展了改革,不能将北魏灭亡的责任,推给汉化改革。

3.北魏亡于门阀势力,这是它躲不掉的历史宿命

有人拿满清跟北魏比较,说满清之所以能长久,就是没有全盘汉化,保留了满族文化的主体。这话很扯淡,请告诉我满族文化的主体优秀在哪里?除了所谓的尚武,都已经被丢了,还剩啥?

北魏其实亡于门阀士族集团,跟后来的北齐、北周,以及南朝的改朝换代一个性质。

门阀士族集团是东汉末年以来,士族豪门集团的升级版,士族阶级的3.0版本。这个集团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缔造的结果。所以,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权,从魏、晋,到南北朝,全是门阀集团的玩物,怎么能把北魏的灭亡,单单归于孝文帝改革呢?

除非鲜卑不入主中原,依然保持草原游牧民族状态,那就另当别论,只要跨进中原文明的大门,那个阶段,注定是门阀集团当家作主。

满清为何长寿?很简单,那时候已经没了威胁皇权的门阀集团了!从唐以后,与皇权共生的是寒门士族阶级,这个阶级,慢慢沦为皇权的附属品,因而明清时期的皇权,越来越独裁,这才是满清汉化不被灭亡的原因。

用通俗的话讲,北魏相对于满清,就是命不好,正好处于门阀集团肆虐的时期,满清走运,没有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了,两个政权宿命不同而已!

孝文帝改革或许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是很成功的,四十年亡国不是汉化改革的错,那是因为历史的车轮,正好把它带到了终点站!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而忽略了对代北六镇的安抚,是不是可以说,他对北魏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镇兵变主因不在孝文帝力行汉化,而应在”重文轻武“。北魏末期兵源枯竭,而中央文官集团(包括汉化鲜卑贵族)实行汉化后,为排斥其他集团中央,也为保持足够的兵源,他们把六镇府户及本族人在内一齐束缚在军镇上,不准他们”浮游在外“,以至“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阻遏了六镇汉化及晋升的途径,致使北魏末期北镇兵的地位日渐降低,最终暴发兵变。若如此认为孝文帝有责任,也无可厚非,但其中牵涉阶层斗争。文官与武将的矛盾,也可视为汉胡矛盾。另一方面,若孝文帝未实行深层次的汉化,其结果会与前秦差不多,覆亡后北方四分五裂。而东魏和西魏都是袭北魏正统的,也没有造成大的分裂局面。北魏的汉化终究为隋统一中国奠定基础,后世推崇魏孝文帝,自是情理之中。

据材料一,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地方上实行的行政制度是什么?这一制度对北魏社会有何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地方基层组织实行的是:宗主督护制
  宗主督护制
  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
  产生背景
  一:西晋末年以来,有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原有的乡里组织丧失了控制百姓的职能;
  二:封建“荫附”关系迅速发展,士族大姓依靠经济与宗族势力建有坞堡等带有军事职能的自保组织大量涌现,众多的人口为逃避战乱而为坞堡主所控制。
  影响
  《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因此,当国家统治关系逐渐理顺后,它是必然要为其他有效的管理制度所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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