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气？ “气”和“炼气”的问题。

有人认为，“气”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承认“气”的存在并主张“炼气”，似乎缺乏科学性。如前所述，气功中的气与瑜伽中的普拉纳同质，是一种生命能量。气是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的气概念衍生出来，是中医理论气的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尽管气功中的气尚不能用现代科学的规律和原理来加以严格界定，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现象和客观吱应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应当从唯物科学理论的角度来承认它的存在。至于其实质的揭示，尚待科学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发达和东西方科学的进一步交汇融合。中医理论中的概念，不少都处于唯象理论的阶段，如经络，其实质尚未被揭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存在，不能认为承人经络的存在就是不科学。而事实恰恰是，经络针灸学已成为中医药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学科，越来越受到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在这里，需要附带对“科学”的问题怍一点说明。有学拟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大师荣格就曾这样论述过：“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如许多中国的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应把以探索自然界的简单性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作为衡量包括气功在内的中医科学性的标准。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科学一元论”的束缚。总之，“气”和“炼气”可以而且应当写进气功的概念。气功就是一种通过培育调动气即生命能量来达到身心健康的内炼方法。如果去除了“气”和‘炼气”，气功概念也就失去了灵魂。

知道什么是气，你要看看，什么是气功？

什么是气功

气功是以调心、调息、调身为手段，以防病治病、健身延年、开发潜能为目的的一种身心锻炼方法。调心是调控心理活动，调息是调控呼吸运动，调身是调控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这三调是气功锻炼的基本方法，是气功学科的三大要素或称基本规范。

原始的气功没有名称，以后一部分称为“舞”，如《吕氏春秋》所说的“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春秋战国时期，气功被概括于“导引按跷”之中，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的“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而散见于历代名家著作中的静坐、坐忘、禅定、胎息、行气、服气、调气、周天、内丹等也都属于气功的内容。至于“气功”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道士许逊所著《净明宗教录》一书，即使这是后世托名之作，那么最晚也在隋唐时期。在隋唐以后才出现的《中山玉柜服气经》记载：“气功妙篇，气术之道略同……”，但在内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气功不完全一致。现在所通用的气功，则是在50年代建立了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之后才逐渐得到推广的。

气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医疗保健等多种实践中，逐渐总结而形成的。气功疗法与体育疗法有联系又有区别，它可以包括体育疗法，但体育疗法却代替不了气功疗法。肢体运动始终只是气功调心的手段之一，呼吸运动也是为调心服务的，三调是统一的整体，必以调心为核心。内练与外练是结合的，应以内练为主。气功之气是指“内气”、“真气”，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气功疗法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至少它是心理疗法与体育疗法的综合。

气功疗法包含心理疗法，但是与心理疗法有区别。心理疗法一般是指医生用语言、表情、姿势、态度等，对觉醒状态下的病人进行说理、暗示治疗；或用一些特殊的诱导方法，使病人引起一种表面上有些类似于睡眠的催眠状态，再对呈催眠状态下的病人进行暗示治疗。故病人始终是被动的。而气功疗法的特点是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病人在医生指导下，通过自我锻炼从而加强自我控制能力而收效。

气功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气功作为一门科学，不涉及各教派的宗旨与教义，只从教徒的修炼实践中提取科学的内涵。这反映在道藏、佛经中也记载了不少古代气功的资料；另外宗教中的一些理论，也常为练功者所借鉴。

气是人体真实存在的东西。中医理论中有详细描述。
气功也是确实可以练的，可以强身健体，祛病延年。但是其他的就有些虚无缥缈，跟宗教有很密切的联系。一般人只需要达到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目的就可以了。

“气”是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基本物质，也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的、是物质的。这是古人的一种描述方式，并没有迷信在里面。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古希腊哲学理论中的“原子”。
当然，我们古人所说的气，也是能量、功能的代表。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可以看些古代哲学类书籍，或中医基础类书籍来具体了解一下

西方传统医学基础是四元素学说，类似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理论是体液平衡学说类似于中国的冷热平衡学说。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并与西方传统医学激烈碰撞数百年，最终取代传统医学的主流地位。
现代医学取代传统医学是一个历史必然，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传统医学并不会彻底消亡，它将会在治疗可自愈的疾病（如感冒、口腔溃疡等），为绝症患者提供精神抚慰，以及无法短期证明疗效的保健养生等方面长期存在。

首先要定义科学是什么，我们现代人所研究的东西称为“科技”。能用现代科技解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科学。解释不了的，很多人定义为“不科学”。科技这个东西是从近代物理学，化学根据经验和现象推理而得来的结果。科技解释不了的东西，很多很多。比如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针灸就无法用现代西方科学解释，至今还没有人用现代科技来定位穴位。
如果你是学中医，请不要往科技上靠，那样你将一无所获。更多是要考虑天地自然，考虑人与宇宙的关系，上观星辰，下察地理，中知人事，那样可能会有所收获。
至于拿什么去解释中医，那要靠中医几千年的经典，如《黄帝内经》等。不过很遗憾，现代科技无法解释《黄帝内经》中的内容。

A

所谓“气节”，指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了正义，在敌人或困难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

中华民族历来重气节，千百年来涌现出了很多讲品行、保气节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比如，勤俭办事业的“孟泰精神”，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以及甘当人民公仆的焦裕禄、孔繁森精神。

出处没找到，只在一篇介绍谢振定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负经世才，尚气节”

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

朱自清选集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载1947年5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

所谓“气节”，指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了正义，在敌人或困难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

中华民族历来重气节，千百年来涌现出了很多讲品行、保气节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比如，勤俭办事业的“孟泰精神”，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以及甘当人民公仆的焦裕禄、孔繁森精神。

出处没找到，只在一篇介绍谢振定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负经世才，尚气节”
岳飞[宋]（1103～1142）

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河南），为宋朝名将。事母至孝，家贫力学。其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之。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惜宰相秦桧力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还，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

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兵非常害怕「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 原名云孙, 字宋瑞, 又字履善, 号文山. 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 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 因父丧未受官职. 开庆初年(1259)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 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以避敌锋, 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 以振奋人心, 并献御敌之计, 未被采纳. 后历任刑部郎官, 知瑞州等职. 咸淳六年(1270), 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 德佑元年(1275)正月, 闻元军东下, 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 开赴临安(今杭州, 当时南宋的京城). 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 被派往元营中谈判, 遭扣留, 押往北就. 二月底, 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 夜亡入真州. 复由海路南下, 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 景炎二年(1277), 进兵江西, 收复州县多处. 不久, 为元重兵所败, 妻子儿女皆被执, 将士牺牲甚众, 天祥只身逃脱, 乃退广东继续抗元. 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 同年十二月, 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 元将张弘范迫其招降张世杰, 乃书《过零丁洋》诗以诉之. 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次年, 被押送大都(今北京), 囚禁四年, 经历种种严酷考验, 始终不屈. 于1283年从容就义, 年仅47岁. 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 其中诗作达百余首, 成就很高. 有《文山先生全集》. 其中有《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千古绝唱.

苏武

苏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60年），字子卿。杜陵（今中国中西部陕西西安）人，是西汉尽忠守节的著名人物。父亲苏建，曾经几次跟随名将卫青北击匈奴，后来做过代郡太守。当时的官僚制度规定，父亲做官的，其子可以先从品级较低的郎官入仕做官。苏武也是先任郎官，然后逐步升迁。在汉武帝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他以中郎将之职奉命出使匈奴。由于匈奴的缑王谋划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顺汉朝，而汉朝的副使张胜牵涉在内，苏武也受牵连。

匈奴单于为了逼迫苏武投降，开始时将他幽禁在大窖中，苏武饥渴难忍，就吃雪和旃毛维生，但绝不投降。单于又把他弄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苏武更是不为所动，依旧手持汉朝符节，牧羊为生，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气节。后来，昭帝即位后，汉朝和匈奴和亲，汉朝要匈奴送还苏武等使臣，但单于却慌称苏武等人已经死去。

后来，汉朝使者有到了匈奴地区，终于得知苏武依然健在，于是扬言说，汉朝的天子在上林苑中射到一只大雁，雁的脚上系着帛书，帛书中清楚地写着苏武在北方的沼泽之中。单于只好把苏武等九人送还。

苏武在匈奴的时间很长，前后共有十九年。

在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了长安。第二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和桑弘羊被人控告谋反，苏武和上官父子、桑弘羊原来关系很好，加上他的儿子也参与其中，苏武被罢官。昭帝死后，苏武因为参与了拥立宣帝，被赐爵关内侯。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

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丁汝昌（1836-1895）字先达，号禹廷，安徽省庐江县北乡丁家坎村人。他自幼饱受贫困的煎熬，18岁参加太平军程学启部，后随程学启投到湘军曾国荃部下，官拜千总。1862年受李鸿章赏识，被编入淮军“铭”字营，授参将之职，指挥马队。1874年因他的三营马队被裁撤，遂解甲归田。1877年被重新起用。1888年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虽是陆军出身，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但他好学嗜读，虚心求教，克尽职守，任劳任怨，北洋水师在他的统带之下，面貌焕然一新。黄海海战时，他身先士卒，虽身负重伤，仍不肯下舱裹伤，始终坐在甲板上督战。威海卫之战时，他面对敌人的诱降和部分反动官员的胁迫，坚贞不屈，誓死抗敌，最终服鸦片殉国。
苏武牧羊
苏武，西汉武帝时中郎将。公元前100年，汉武帝任苏武为汉朝正使，护送匈奴使节回国。苏武到达匈奴完成皇命后正准备起程回汉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匈奴缑王和汉朝叛使卫律手下的虞常正在策划叛乱，准备联络卫律投降匈奴时所带来的原汉朝兵将，劫持匈奴单于的母亲，逃回汉朝。虞常十分忠心于汉朝，痛恨卫律叛国求荣的可耻行径，苏武和张胜出使匈奴，虞常很高兴，虞常在汉朝时就和张胜经常来往。虞常秘密地找到张胜说：“听说汉武帝十分痛恨叛国的卫律，我可以暗地里埋伏人除掉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万一我出现不测，希望你回汉后能够照顾他们。”张胜同意了虞常的计谋，并给了虞常一些钱物，支持虞常的行动。不料虞常被人告发，单于发兵追捕，缑王等人被杀，虞常被活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伯夷、叔齐于商亡后隐居首阳山，决心不食周粟。

2．西晋大音乐家、“竹林七贤”头面人物嵇康宁可被斩首洛阳东市，也不为司马氏王朝所用，临刑前还当众演奏了他的拿手保留曲目《广陵散》。

3．东晋诗人陶渊明（陶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4．唐朝诗人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戏万乘若僚友，视侪列如草芥”。他高扬人格，宣称“君不能狸膏金踞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郑燮，号板桥，乾隆元年进士，做过山东范县和潍县知县，后因请求赈助农民而得罪豪吏，告疾罢官归，“掷去纱帽不为官”，居扬州以诗书画自适。

6．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频频向反动当局和一切恶势力挥去他的“投枪”。他那不为权势为国为民坚持真理的傲骨简直是金石铸成的。

7．朱自清：
宁可饿死也不吃“ 嗟来之食”－－美国的救济粮。

8．梅兰芳：
蓄须明志，不为日寇演戏。

传承是为了鼓励我国人傲立于天地之间，活出自己的骨气与风格

既然楼主提的是“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普遍意义，那么我就简单笼统的回答一下。 无论什么样的哲学体系，都一定不能脱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存在中间派，或第三种可能。中国古代也是一样。 由于古代的科学水平有限，不能更加真切的认识世界。 所以当时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气”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物质。 而相对应的唯心主义，则是认为“理”或者“道”为世界的本源。 举个例子，朱熹的“理在气先”，就是说他认为“理”是第一性，“气”是第二性。即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所以说，由此可以判别，这种说法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应该不是太深吧。
麻烦采纳，谢谢!

（一）气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物质。 （二）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三）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 哲学与文化形态的歧异主要基于思想范畴的不同.气是中国思想史主干范畴之一,气在甲骨文中已出现,至迟在西周晚期已升华为哲学概念.气论彰显出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四大哲学特质,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一般性质。

　　中国的起源与主体」
　　政权概念上的“中国”是由华夏族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缔造者为汉族。承认汉族在中国的主体性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并不一样，因为汉族人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其前身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一、“中国”一词的历史含义变迁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百家的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二、中国一词的含义
　　2.1 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2.2 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三、中国历史简介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
　　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他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公元740年（唐代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古代中国人历来就有抵抗外侵、保卫家园的光荣传统，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英勇反抗，绝不允许外来入侵者篡夺中华正统的地位。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 “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满清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可见，明朝的民众，已经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满清入关，则被视为外侵。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中国国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关于国名的相关记载
　　① 〔Central Plain〕指华夏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
　　例A：《诗经·民劳》注 “中国，京师也”，而当时的“京师”正是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例B：《大雅·民劳》首节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
　　例C：《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指中原地区。
　　例D：《论语集解》 “诸夏，中国也”。
　　例E：《史记·武帝本纪》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例F：《三国志》 “驱中国士众”。
　　例G：《资治通鉴》 “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例H：《史记·东越列传》 “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例I： 《宋史·儒林六》 “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
　　“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王国”。相传3000多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今登封嵩山有周公测影台遗址），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
　　②〔Central State〕中央之国，含有正统、正宗一类的褒义。
　　例A：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华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
　　例B：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虽然南宋仍会出于地理称呼习惯称金所统治的中原地区为中国。。
　　③〔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④〔梵Madhya-desa〕古地名，即恒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印度，佛教徒译称“中国”。
　　注：需要注意的是，在日语中“中国”并不专指我国，还指称日本的一个地区，也称作中国（なかくに）。由于日语与我们的语言接近，很容易产生误解。

1.中国人爱面子。这在全世界几乎是公认的。婚丧嫁娶中相互送礼问候就是例证，现在推而广之后，连升学、考大学、升职、乔迁都开始大行送礼之风。之所以这样做，多半是面子原因，相互给足面子后，好多事情才算是正常、才算是有人情味；
2.中国人含蓄内敛。在国内，人与人之间大家保持着适当的心里距离，对容易相处的人，大家相互客套、谦虚谨慎；对小人、恶人大家采取敬而远之的方式，基本上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在国外，中国人很少向外推销强权政治，很少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甚至就是自己的主权受到冒犯时，也多采用温和的方式去寻求解决。
3.中国人都很中庸。五千年的文明把中庸之道深沉铬进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对人不温不火，对事一分为二，对钱又喜又骂，对政治、权利得过且过，不到万不得已，很难让一个中国人明确地表明立场和观点。
4.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曾说他们的财富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而他们的智慧掌握在华人手中。世界各地的华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当地的社会做出着巨大的贡献，虽然这贡献不一定被承认。
5.中国人也很丑陋。自私自利几乎快成了国民的共性。只有在“法不责众”的情形下才有人敢于维护集团的利益。柏杨曾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则成了虫。
6.中国人很团结。表面上看中国人是自私的，但一旦中国人的团体利益受到侵犯或威胁后，中国人却会表现出很抱团的一面，5.12汶川大地震就是一个例证。林语堂也曾举过一个例子：把一群美国放到中国后，若干年后，你很难找到这群美国人了，因为他们各忙各的，甚至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络；若把一群中国人放到美国，情况正相反，若干年后，你会发现这群中国人组成了“华人会”，相互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中国人很世故。如果你理解这种心态，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成熟，如果你不理解，这种世故则有些可恨，中国最容易出现许多有法不依、有规矩不循、有原则却无实际效用的事。
这就是中国人，类似的共性还有很多，这几点算是更为典型的吧。

政权概念上的“中国”是由华夏族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缔造者为汉族。承认汉族在中国的主体性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并不一样，因为汉族人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其前身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一、“中国”一词的历史含义变迁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百家的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二、中国一词的含义
2.1 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2.2 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三、中国历史简介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
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他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公元740年（唐代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古代中国人历来就有抵抗外侵、保卫家园的光荣传统，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英勇反抗，绝不允许外来入侵者篡夺中华正统的地位。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 “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满清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可见，明朝的民众，已经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满清入关，则被视为外侵。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中国国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关于国名的相关记载
① 〔Central Plain〕指华夏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
例A：《诗经·民劳》注 “中国，京师也”，而当时的“京师”正是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例B：《大雅·民劳》首节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
例C：《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指中原地区。
例D：《论语集解》 “诸夏，中国也”。
例E：《史记·武帝本纪》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例F：《三国志》 “驱中国士众”。
例G：《资治通鉴》 “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例H：《史记·东越列传》 “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例I： 《宋史·儒林六》 “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
“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王国”。相传3000多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今登封嵩山有周公测影台遗址），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
②〔Central State〕中央之国，含有正统、正宗一类的褒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