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人在做，天在看】，如此则做人有底线。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文化的研究
引起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越来越大的兴趣。中国传
统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曾经是辉煌的,但在近代
却黯然失色了。要使中国文化再度兴盛,就需要对
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从文化的核心即价值系统入
手,通过分析价值系统对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社会
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挖掘出传统文化的
精华,同时发现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方面并予以摈弃。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
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
念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
等。此种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寻觅的是一
种中庸的、调和的途径,使之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
念相契合。也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与善的东西连
接为一体;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可以说,中国
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
绝对的价值尺度,即主体对客体(包括人事、社会生
活、自然万物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一切对象) 的评
价都是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符合伦理道德就是有价
值的,反之,则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西方思想家孟德
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
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 1 ]黑格
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
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
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
务。”[ 2 ]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
为何属于调剂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能够成
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察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孔孟儒学的伦理道
德最初只是用来维系家庭和睦的一种手段,而在儒
家后学的阐述中,这种最初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
质的变化:伦理道德与宇宙自然、政治制度相互叠
合,构成自然———社会———人伦道德三位一体的稳
固系统;人伦道德取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自然社
会的法则。《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
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
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使宇宙万物
成为人类精神生命以及社会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
它与人类生命融为一体。人伦道德中便体现着宇宙
生命的精神,而宇宙也打上了人伦道德的烙印,二者
靠活的生命之流———“气”相为贯通,即庄子所谓“通
天下一气耳”。从某种程度上,对宇宙现象的描述在
于昭示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的完善无缺。
伦理道德观念除了保存伦理道德特性,对自身
内容还进行了“外化”、“超越”,从而具有法律约束的
功能。“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
度的总称。在中国,人们常习惯于“礼”、“法”并称,
主张“隆礼尊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法
律,从来就有着浓重的伦理色彩。违背礼义道德也
就是触犯了法律。《新唐书·刑法志》载:“令者,尊卑
贵贱之等级,国家之制度也。”这就使得伦理道德从
内在取向变成了外在的规范,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
的主导精神力量。
当然,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是中
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原则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型民族。农业耕作的特殊性,使人民长期定居于某一区域; 在同一空间区域
内,要达到长期共存的目的,维持一定区域内家族之
间,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封
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
建构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
地位。以父亲为中心,确定上下贵践、尊卑长幼秩
序,任何一级不得逾越。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君
主作为一国之主,是权力的化身和象征。统治者为
了达到永享国嗣的目的,竭力向国民灌输封建道德
意识,道德原则被进一步国家化。
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封建社
会结构的变生物。特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相应的政
治结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隶属依附关系。
一个人的臧否废黜、贬谪擢升,不是看他的实际才
能,而是看他的德行;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道德的
衰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可以从三个方
面进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
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人伦关系是中国传
统伦理价值观思想的起点;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重人道精神、重群体精神;从人
与自我的关系看,中国传统价值观重修养之道。
“人伦”概念最早提出者是孟子。他指出,人伦
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 3 ] 。“人伦”是人和人之间的五种关系。每一
种关系,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处理两
者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孟子明确地把“明人伦”作
为“新民”以致“王天下”的大法。他说:“人伦明于
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
也。”[4 ]就是说,统治者向百姓教以人伦,是统治者
最重要的一个统治方法。先秦时期,人伦是五种人
际关系的概括,没有尊卑、贵贱及绝对服从的含义。
《中庸》把人伦看作五达道,认为:“天下之达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到了荀子,其“人
伦”思想特别强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认为“人伦”
所确定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社会稳定和统一的条
件。“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
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
宜。⋯⋯故曰斩而差,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
人伦。”[5 ]董仲舒把“人伦”看作与天地一样永恒的
规范,更加突出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尤其强
调君臣与父子两大伦。他认为:“是故大小不逾等,
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6] 《论语·颜渊》认为,“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治统治中必须特别注意的人
际关系,尊奉君臣关系即是“忠”的道德观念,父子关
系即是“孝”的道德观念;认为君王对待臣要有一定
的礼节,臣对待君王则必须忠诚。父亲对待儿子要
慈善而严格,儿子对待父亲必须有孝敬之心。这种
君君、臣臣的尊卑等级关系,经过后世儒家和统治者
的不断强化,使尊卑等级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成为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价值伦理原则的核心是一种具有民族
特点的仁爱思想。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
“仁”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就是要舍己利
人,舍己爱人,并且强调这种爱应该是从无私的动机
出发的。在孔子的言论中“, 仁”包含三种意思:一是
对父母兄弟等家族内部成员的爱。孝悌、亲亲等都
是“仁”的一种特殊表现。二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
的爱,忠恕、尊尊、守礼等都是这种爱的表现。三是
对下属的被统治阶级的爱,体现为宽、惠、富之、教之
等仁政。“仁”的这三个方面的规定,以亲亲、孝悌等
对家族内部的爱最为根本,故有若说“孝悌也者,其
为人之本”[7 ] 。孔子以后的墨子并不像孔丘那样,
把“爱人”的思想建筑在纯粹利他的动机上,而是从
功利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兼相爱”和“交相利”,提
出了“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亦从而利
之”的思想,使自己的理论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墨
子认为,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能够“爱人若爱其
身”,即在爱别人的时候,要能够做到像爱自己一样
去爱别人。自西汉以后,儒家的人道思想(其中也包
含对墨家人道思想的吸收) 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思
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重群体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伦理的主干部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群体,也就是社会和
国家,即所谓“公”、“公利”。因此这种群体精神,又
往往是和义利之辩或公私之辩相联系的。中国传统
价值哲学中,儒家义利价值观由孔子肇始,经由孟、
荀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董仲舒定于一尊,到程朱集大
成,贯穿中国两千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
这里所言之“义”是指封建社会宗法等级秩序及其国
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是某种性质的公利,是指体现人
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无上的道义,是人之为人的内
在属性。这基本上属于道德价值。“利”则是指私
利,是臣父之利,个人之利,是指人的物质需要,使人
获得幸福的物质利益,属于物质价值。孔子极力推
崇“义”而对“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8 ] ,把义与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
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发展到极端,提出:“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9 ]荀子综合了先秦
诸子之学说,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他
主张“先义后利”才能“义利两得”。董仲舒提出:“正
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10 ]的重义轻
利的主张;其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义”作
为“三纲五常”的总称,并以此作为其道德规范轻人
欲私利,强人节欲。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
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导向。
强调内在价值,注重自身修养一直是中国人的
特点。这里的修养主要指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就
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个体修养;
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强调
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扬中来完善人格,来享受至
高无上的精神幸福,从而达到至人、圣人、真人、完人
的目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价值源于一己之心,
由己而通之于人和天地万物,因而极为重视个人的
自我修养。“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
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
以于天地参矣。”[11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封建
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发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与加强
自身的修养、陶冶情操是分不开的。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质是一个处处显示着
两重特性、两重作用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统一体
又深深根植于封建社会的矛盾之中。那么究竟其对
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具体价值判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呢?
第一,中国传统的人伦价值观造成了根深蒂固的
道德不平等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中“, 伦”成为表示
贵贱的概念。董仲舒说:“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
伦,以之正也。”[12 ]人伦关系被划分为宗法的伦理关
系、政治的伦理关系和朋友之交、路人之交的个体之
间自由交往的伦理关系三种。其中前两种关系最为
重要。在宗法伦理诸关系中,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在
政治伦理诸关系中,君尊臣卑、爵大者尊位低者卑、官
尊民卑等等。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
等,导致了人与人的道德不平等。传统的人伦关系,
不是整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而是一部分人必须遵
守,一部分不必遵守;遵守者尽义务,不遵守者享权
利:尊者享权利,卑者尽义务。这种道德不平等观念
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密切联系的。
第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道精神虽然主要是
维持宗法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但也推进了社会交
往关系的文明化,即:以礼待人,厚德载物。以礼待
人的核心是“敬”。“敬”意味着对交往对象的尊重。
《礼记·曲礼》载:“夫礼者,自尊而尊人。虽负贩者必
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敬人尊人,先人后己,是“礼”
的内在要求。厚德载物是指实行仁爱,就是要忠以
尽己,恕以待人,即:为人谋尽心尽力,己所不欲而不
加于别人。实行“仁”与“礼”,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
于人,厚爱于众而不求自利。这种道德观念伴随儒
家的“仁”、“礼”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第三,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即重义轻利的价
值观具有片面的价值导向。在传统道德谋义不谋利
的价值导向下,人们在言行上由鄙视私利发展到鄙
视一切正常的生利、理财。于是高谈仁义者愈受到
尊敬,愈是实干者愈受贬抑。这种风气,在宋、明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世俗中形成了一个“指办干
政事为粗豪、为俗吏, 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
霸”[ 13 ]的传统。颜元痛切地指出,重义轻利,读书穷
理、明道不计功的道德,“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
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 14 ] 。影响
是如此严重,以至旧中国的读书人都不去生财利。
但是,对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的认识也不能
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们在这里讲的群体是指义
和公,即仁义、正义和国家。重群体也可以形成重公
爱国的识大体的道德意识。重公、尚义、爱国的道
德,在历史上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历史
上出现了“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伟大政治家。
第四,传统价值观的道德修养虽然能够提高人的
道德品行,但这种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约束了中国古
代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追求
主体与客体的混然合一,还形成了人们追求统一的思
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人眼里,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
伦理性,都能以人的道德原则来说明。北宋张载认为
宇宙万物丝毫没有与人离异感:“乾称父,坤成母,予
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体之赛吾其体,天地之师吾
其性,民吾同跑,物吾与也。”[ 15 ]这种宇宙与人和社会
不分内外的观念,实则否定了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导
致放弃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于是人们对外部世界
的探讨反归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研究,认识自然、社
会的规律变成人们对道德伦理原则的自我体悟,改造
世界的实践活动变成个人的道德践履。

传统价值观是儒家思想被歪曲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管仲，孔子，孟子，老子等思想多元化的存在，体现了思想自由。经历这段战乱后，秦始皇统一华夏，为了专制焚书坑儒。到了汉朝，佛教引入与诸子百家文化多元化的存在，西汉庸臣董仲舒提议废除其他思想，实行专制，利用并歪曲儒家思想，而实现愚民政策。从两晋时期开始三武一宗灭佛，都是为了封建专制。这用愚昧的做法，到现在都根深蒂固。历史证明，执一法而分别度量，非明智者所为。

你把成语词典拿出来念一遍，八九不离十。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卷轶浩繁，其中蕴藏的价值理念几乎覆盖了人心、人生、社会、自然的方方面面，倘非专业研究者，如果要想一探究竟，恐怕穷年累月也难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便是专业研究者，对自己研究之外的东西也不能说能够全面掌握了。如何更好地普及中华文化？如何更便捷地引导读者进入中国精神文化殿堂？这套丛书匠心独运，也可以说急读者之所急，选用了语录体。“语录体”无疑是介绍中国文化的有力工具。其实，国外也有用语录体介绍其文化精华的，比如，著名的“牛津引文词典”。这套小书，着眼于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或立言者为伍，以语录体的形似，将他们有关著名的言论编排到一起，方便我们反复玩味、咀嚼、使用，有很强的实用性，功不可没。

本套丛书从内容上看，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全套丛书独具慧眼，具有相当的系统性，每本小书也自成一体，11小书分别代表11种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了主编、编者和策划人对相关问题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天人之际》围绕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难题――天人关系，选择从不同纬度论述天人关系的条目，一书在手，使我们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方面的各种观点；“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纲领，是中国文化典型特色之一，《道法自然》按照老子、道家和道教思想自身的理论环节，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各个层面上遵循自然的论述；《生生不息》赞颂了宇宙的大化流行、生命的尊严和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它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之一，重要性自不带问；“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表现突出的历史精神之一，《居安思危》以历史辩证法为内在线索，围绕安危、存亡、兴衰的原因和过程，选择了较为丰富的论断，展现了忧患意识；“以民为本”是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识，它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之中，有爱民、重民、保民、富民、乐民等多种体现，《以民为本》选择的语录较为充分地解读了这一价值观念；《仁者爱人》旨在详细摘录儒家关于其“仁爱”这一核心观念的历代语录，本书较好地反映了儒家仁爱的出发点和推广的逻辑；《慈悲为怀》重点在于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反映佛教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养生文化的魅力经久不衰，《养生有道》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养生家和思想家门的经典论述，读者读来一定会受益匪浅；《明德至善》汇编了中国道德人格修养的一些论述，重在提示人们，人人皆可成为圣贤，不靠天赋，也不靠家庭门第，而是要凭借自身的努力，充分彰显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诚实守信”是做人做事的通理，也是最低准则，《诚实守信》一书从多个方面反映了相关的论断；“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一种表达，同名语录集中展示了大同价值观及其激励功能。这些价值观念，源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可是也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对于向其它地区、民族、国家推广中国文化理念，也是有意义的。

本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位编者对文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翻译，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特别是，该套丛书每个条目都有“时析”部分，这部分虽然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了，但是，编者们努力贯通古今中外的动机是很好的，有些时析，文字活泼，思路开阔，也确实能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即每本书都先有一个导读，这是普及图书所必要的。导读不仅是本书的介绍，也是围绕这一观念进行学术论述。

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所言：“我认为，这一套丛书从第一卷到第十一卷，主题次序很有逻辑性，符合我们祖先对自然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认知的过程，从自然的对天的认识开始，一直到最后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这是非常科学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先生在谈到这十一本主题时说:“这十一个主题，合起来就能够概括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这套丛书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举。”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伟大的民族复兴，这需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该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甚得其时。我们殷切期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丛书能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综合来看，这套丛书仍不失为一部普及中华价值观念的精品。当然，选编者难免带有自己的选择意识，经典语录的时析也不是一劳永逸完成的，也就是说，选择可能还有遗漏，阐释还要深入下去，大家有必要共同参与进来。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
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
三、中国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四、异质文化的相处之道：融合会通，和而不同

仁爱

天人合一，和光同尘，中庸无为，超凡入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