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至19世纪，中国明清时期的外部世界虽有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一度称霸亚、欧、非三大洲，但在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变革的刺激下，欧洲各国的近代化浪潮才是这一时期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也是近代西方的主要国家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的根源所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王朝变本加厉地使得中央集权变成了中央极权，以致中国的大一统迅速走向没落。此时的中国表面上仍很强大，实际上却是僵化保守、封闭落后，外强中干，距离世界文明的发展主流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走向了它的反面。

第一节 近代化的狂飙

欧洲的中世纪晚期之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近代化的变革激活了整个西方世界，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开辟新航线并建立了海上霸权，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近代化的革命浪潮，并在后来的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称霸整个欧洲乃至全球。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称霸一时，近代化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大国活力迸发，轮番登场，而后又盛极而衰，黯然退场，这就是西方大国的近代兴亡史。

1.欧洲近代化变革

中世纪（Middle Ages），是欧洲历史的三大传统阶段（古典时代、中世纪、近现代）的一个中间时期，始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终于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攻灭。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各国割据混战，地区动荡不安，而等级森严的基督教一度成为地区的主宰，因而又称中世纪的欧洲为“黑暗时代”。

中世纪晚期，特别是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兴起于欧洲主要是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空前释放了整个欧洲乃至西亚被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压制了上千年的人类天性，从此拉开了人类历史迈入近代化征程的伟大序幕。

文艺复兴。14世纪到16世纪，一场起源于南欧意大利，之后扩展至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后来的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技革命等引领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实现历史性巨变的大事件都源于此。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就要受到宗教法庭的制裁。基督教的严格教规，禁锢了人民的思想。此外，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万能的宗教表现出来的无力感，更是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一落千丈。为此，中世纪被定义为一个“无知和迷信的时代”，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的停滞期。此说法源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彼特拉克，之后很多学者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文艺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却衰败了，直到14世纪后文艺才获得“再生”与“复兴”，“文艺复兴”由此得名。

中世纪后期，由于意大利三面临海的独特地理环境、政治结构和社会氛围，使得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邦兴起。当时，意大利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在南部有那不勒斯王国，中部有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国，北部和西部的热那亚共和国与米兰公国，东部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在当时的欧洲处于最高水平，商人和商业已成为社会的重要基础。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新兴阶层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的冒险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14世纪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不断入侵，东罗马帝国的很多人带着大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他们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开办了“希腊学院”，讲授希腊曾经辉煌的历史文明等。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欧的学者为冲破教会神学的束缚，纷纷要求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化和艺术。

1300年左右，但丁创作了《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明确表达了对教会的厌恶，反对教皇独裁，不久被关入狱中，贫困而死。但是，他的作品却影响到了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从1338年起，彼特拉克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背景，创作了叙事史诗《阿非利加》，称颂西庇阿。彼特拉克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荣誉。彼特拉克此后到处演讲，呼吁开启一个古代学术，包括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他将自己的思想称之为“人学”或“人文学”，以此和“神学”相对立。彼特拉克因此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起者，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1338年，安布罗焦·洛伦采蒂在锡耶纳创作的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讽喻》，也表达出了反君主制的思想，体现了对公正与善治的强烈渴盼。1348年，黑死病流行，薄伽丘为此写出了《十日谈》，批判宗教守旧思想，主张“幸福在人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成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与但丁的《神曲》并称为“人曲”。此后，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蓬勃发展，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被后世并成为文艺复兴“文学三杰”。1401年，洛伦佐·吉贝尔蒂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两位天才雕塑家为争夺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洗礼堂的铜门合约而展开竞争，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全面展开。艺术家和博学家为获得艺术品创作委托的普遍竞争，激发了大师们的创造力。

15至16世纪之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又涌现了达·芬奇、拉斐尔·桑西、米开朗基罗“美术三杰”。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全才式的伟大人物，是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地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生中的三大杰作。拉斐尔·桑西是意大利的画家，代表作为《卡斯蒂廖内像》和《披纱女子像》。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代表作《酒神巴库斯》、《哀悼基督》、《大卫》、《摩西》和《末日审判》等。

15世纪中期以后，文艺复兴开始慢慢向欧洲其他国家传开，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出现了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16世纪后期，英国的文艺复兴，威廉·莎士比亚成为文艺复习最杰出的代表，他是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以及全世界最卓越的作家。他的早期剧本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晚期主要创作悲剧，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操，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批判了中世纪的伦理观念和社会陋习，包括《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等，被认为是英语的最佳范例。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托马斯·莫尔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于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

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两派，一派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另一派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七星诗社”以龙沙和杜贝莱为代表，他们最早提出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促进了法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拉伯雷用20年时间创作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欧洲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西班牙，文艺复习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塞万提斯是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是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维加是“西班牙戏剧之父”，一生共创作了2000多个剧本，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文艺复习时期，其他学科也突飞猛进。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完全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进一步指出，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先后出版了《星界信使》《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还发现了自由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类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笛卡儿运用坐标几何学从事光学研究，在《屈光学》中第一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上的推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动量守恒定律。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新天文学》和《世界的谐和》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英国解剖学家哈维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民被基督教压制千年后，新兴阶层表达追求人文精神和现世价值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破除神学迷信，否定宗教特权，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性，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成为冲破中世纪宗教束缚的有力武器，开启了世界的现代化征程。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称“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此后，欧洲国家的许多重要科技成就已领先世界。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与国家制度，无非就是古希腊时代城邦文明的复制而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除了增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和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没什么区别。

地理大发现。15世纪到17世纪，受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发展的影响，欧洲的冒险家开始陆续远航探险，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他们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探求到了新的财富之地。

由于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经阿拉伯人西传后在欧洲被普遍使用，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进步，欧洲出现了新型的多桅多帆、轻便快速的大船，他们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航往大西洋的开放水域。由于此时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陆路贸易关卡重重，为此西方人急需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行，给欧洲人带来了东方遍地财富的幻想，刺激了他们出海探险的欲望。

南欧的葡萄牙是出海非洲探险的先锋。1415年后，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个儿子恩里克王子曾两次派人探索加那利群岛。1418年，恩里克派贵族扎尔科和特谢拉出航探险，意外发现了马德拉群岛的圣港岛，次年又发现了马德拉主岛。1431年，恩里克派出的探险队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此后又越过了博哈多尔角，这里成为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非洲最南点。1448年，阿奎姆岛成为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他们用武力取得了撒哈拉地区的控制权，并开始在塞内加尔地区进行黄金与奴隶贸易。1469年，葡萄牙人发现了非洲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此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制糖业殖民地。1487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迪亚士出海，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与西南端的风暴角，被若昂二世改名为好望角，从此进入印度洋的航线被发现。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得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的唯一途径。

15世纪下半叶，尽管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阿拉贡王国后称西班牙）已开始在大西洋从事商业贸易与海上劫掠活动，但还未与它的邻居葡萄牙展开直接的竞争。因两国在加那利群岛的第一次对抗，迫使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于1479年9月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共主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订《阿尔卡苏瓦什条约》，条约明确规定葡萄牙国王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宣称权和加那利群岛的所有权。双方以加那利群岛为界线，将世界上所有待发现的领土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归卡斯蒂利亚王国开发，南部则由葡萄牙开发。该条约开创了殖民帝国瓜分世界的先河。

1492年，伊莎贝拉女王开始资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通往印度洋的航线，以替代《阿尔卡苏瓦什条约》中由葡萄牙人占有的南非航线。哥伦布虽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美洲，当时西班牙人以为是亚洲的印度或中国。

由于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处于北纬20度左右，根据《阿尔卡苏瓦什条约》，应该属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当葡萄牙人宣称对该地的主权时，伊莎贝拉女王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直接找到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因为教皇是阿拉贡王国的贵族出身，其在竞选教皇以及早年担任主教时接受了西班牙给予的诸多好处。作为回报，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了系列教皇训谕。在《中间分界线训谕》中，教皇将哥伦布在大西洋西岸发现的土地和海洋的主权全部给予了西班牙人。

葡萄牙极力反对此条训谕，坚持认为不管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土地距离非洲多么遥远，只要其在加那利群岛的纬度以南，葡萄牙就对其享有完全的所有权。西班牙对《中间分界线训谕》也不满意，因为该训谕只提到已发现的土地主权归西班牙，并未将新大陆所有未发现土地的主权给予西班牙，即西班牙对新大陆还没有垄断权。

为了获得开拓美洲新大陆的垄断权，西班牙再次派使者联络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以教皇的各种丑闻相威胁，要求他将新大陆所有发现和未发现土地的主权都给予西班牙。亚历山大六世被迫重新颁布了训谕。他在地球仪上用一条黑线连接北极和南极，将欧洲以外的世界一分为二，分别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条分界线就是著名的教皇子午线，西班牙人因此获得了对美洲的垄断权。

对于葡萄牙来说，这条在西班牙主导之下划分的分界线无异于是对葡萄牙利益的严重侵犯，但葡萄牙国王知道自已无法从西班牙籍的教皇手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训谕，便直接找到西班牙女王进行激烈交锋。考虑到葡萄牙王国的实力，西班牙女王放弃了一部分权益，将分界线向西再挪动270里格，以换取殖民地与本土之间的航路安全。

1494年6月，经过激烈谈判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终签订了《托尔德西利亚条约》，规定双方在佛得角群岛往西370里格处，从北极到南极重新画出一条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一分为二，该线以西归属西班牙，以东归属葡萄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不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但是他们在全球地表的完整轮廓还未被完全发现时就敢凭借自己暂时领先的海上优势瓜分世界。然而，当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也将目光转向海洋时，这张没有给他们留有任何权益的《托尔德西利亚条约》就成了一纸空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老牌殖民强国也因此很快衰落。

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哥伦布与西班牙的其他探险家都对这次以经济为目的的探索感到失望，因为加勒比群岛并没有黄金、香料或者其他西班牙人觉得有价值的财物，有的只是欧洲人一无所知的玉米、木薯、棉花、花生、辣椒、菠萝、甘薯与烟草等作物。但是，西班牙王室依然对东印度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1519年，在麦哲伦的游说下，为了夺取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上的优势地位，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资助了麦哲伦向西寻找通往香料群岛（即东印度群岛）贸易路线的航海探险。9月底，麦哲伦率领5艘船的船队抵达特内里费岛，10月初麦哲伦改变注意，命令船队驶向南方的塞拉利昂。他的副手卡塔赫纳对舰队没有按照既定航线驶向巴西感到不满，麦哲伦下令解除了副手的军职并将其逮捕。不久，由于船队在南北美洲海峡的探索屡遭挫折，加上冬季严寒的到来，还引发了船长叛乱。在圣胡利安港停泊时，麦哲伦让圣地亚哥号向南探索附近地区，但遭遇风暴沉没。次年8月，剩下的4艘船重新出发，抵达了塞拉诺发现的河口并停留了近两个月。10月，舰队继续朝南航行，抵达比尔赫内斯角后，麦哲伦派圣安东尼奥号与康塞普西翁号深入海湾内部探索，但圣安东尼奥号私自返回了西班牙。最终，只剩下3艘船进入了海峡内部，历经艰险从希望角驶出来，成功找到了穿越南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海峡。然而，在经过菲律宾时，麦哲伦为当地土著所杀。经过3年艰苦航行，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

尽管面临西班牙的激烈竞争，葡萄牙的海上探索与殖民依然继续进行。但是，由于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对海洋探索的展开，葡萄牙、西班牙在海上的霸权开始衰落。1577年到1580年，英国的航海家德雷克爵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环球航行，此后法国、荷兰的航海家们也对世界地理各有新的发现。

文艺复兴以来，征服海洋成了称霸世界的第一步。英国华尔特·雷利曾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终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在葡萄牙、西班牙相继衰落后，荷兰凭借其先进的造船业和强大的炮舰，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运输国家，被世人冠以“海上马车夫”的美誉。

在荷兰称霸海洋的同时，英国也悄然崛起，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在西非、中东与远东地区，英国与荷兰逐渐蚕食掉了葡萄牙的殖民地。17世纪初，北欧的法、荷、英等国在北美洲东岸，陆续建立起了最早的一批北美殖民地，之后三国的贸易份额逐年上升，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

地理大发现，加强了各大陆之间的联系，使得世界开始走向整体，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对世界各大洲之后数百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而他们在亚非拉等新发现地区的资源掠夺、屠杀与奴役当地居民、贩卖奴隶等暴行，造成了如今亚非拉地区总体落后的局面。

宗教改革。受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强烈冲击，欧洲基督教的神圣权威荡然无存，其教义的核心信仰和理念随着形势的变化早已堕落俗化，只是他们保存《圣经》真理的精神依然存在。7至8世纪，一些忠于《圣经》的教士开始反对教会如同异教的跪拜神像以及抬举马利亚为圣母的错误。12世纪，法国瓦勒度派主张教会应恢复以《圣经》为唯一真理，反对炼狱邪说，强调平民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后被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

中世纪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欧洲的部分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英、法等国的世俗王权主动适应新形势，推行重商主义，奖励文化创造，赐给城市自由贸易乃至自治的特权，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新兴市民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的思想束缚越来越不满。为了抵制教会的掠夺与控制，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世俗王权，希望建立适应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以及适应新兴阶层需要的“廉价教会”。新兴市民的这种宗教“异端”思想，成为了宗教改革的思想源头。

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极力鼓吹个人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冲击了宗教神权的权威。

1376年，英国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看见教皇生活奢靡，教会因竞逐财富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倡导世俗事务应由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因此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他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1384年，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异常畅销。他主张“平民主权”，教会应以平民信徒为中心，而非教皇，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咎拿，其学说也被摧毁殆尽。

威克里夫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约翰·胡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深受威克里夫著作的影响，开始宣扬类似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行为，于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定罪，1414年赴君士坦丁堡会议后被拘留，次年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的反教皇战争。

宗教改革运动首先发生在德意志。15世纪末，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在政治上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为教会的剥削提供了方便。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数额巨大，被称为“教皇的奶牛”。由于罗马教廷的经济掠夺日趋严重，特别是教会向教徒兜售赎罪券，直接触发了宗教改革。

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表述时突然觉醒，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便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1517年10月，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看法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此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马丁·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因信称义”，即信仰即可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而不是通过金钱交易就能赎罪；《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此前被看成是神的教皇并不是信仰的来源；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洗礼和圣体圣事是唯一值得保留的仪式；取消了对圣母玛利亚及圣徒的崇拜；炼狱是不存在的；教士可以有性行为，也可以结婚；修会不必存在。

《九十五条论纲》犹如晴天霹雳，虽然欧洲的印刷术才使用不久，但仅仅两周以后，马丁·路德的战斗檄文就已经传遍德意志，得到了各公国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的大力赞同和支持，之后各种译文传遍西欧。教皇和教廷大为震怒，下令革除他的教籍。马丁·路德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所代表的教派称为“更正教”或“新教”，天主教则成为旧教，但新教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等。

由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很快席卷西欧各国。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开始攻击赎罪券。1527年，英格兰亨利八世要求离婚，遭到罗马教皇拒绝，他便指使议会通过一系列法令，割断英国教会对罗马教廷的宗属关系，禁止英国教会向教皇缴纳贡赋，还大量没收了寺院财产。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令》，规定英王为英国教会之首，有权任命教职和解释教义，英国国教就此确立。

1536年，加尔文在法兰西出版《基督教原理》，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1541年，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握了法兰西政权，加尔文受邀治理当地教会20余年，成为法兰西新教的中心。他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新教的长老制，由议会选举产生，组成长老会议，设立宗教法庭，独立行使教会司法权。改组市议会，将日内瓦划分为数个教区，市议会负责世俗事务，教会负责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1555年，因新教势力迅速壮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境内奉行新教的各公国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由各公国自行决定国民所信仰的教派，不能接受者可以迁居他国。

但是，由于每个新教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便产生了对《圣经》的不同见解，这种“五花八门”且“自以为是”的见解，导致新教内部很快陷入分裂，并开始迫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最终演变成了宗教迫害。宗教迫害的升级，便引发了宗教战争。

随着法兰西加尔文新教（也称胡格诺教）的势力迅速壮大，法兰西南部信奉新教的大贵族为夺取北方信奉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产，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最终演变成长达30余年的内战，对法兰西造成了严重破坏。1598年，法兰西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推行宗教宽容，准予人民自由信仰新教，法国宗教战争结束。1610年，亨利四世被杀，法国内战再起，新教徒大量逃亡。

1618年，因不满奥格斯堡和约被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领导路德派与国内的罗马天主教徒交战30年，最终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得以平息。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西班牙国王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

由于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想恢复旧教，导致很多被迫害的新教徒纷纷逃至美洲新大陆。1640年，英格兰爆发新旧教派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得了自由发展。1685年，新任国王詹姆斯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导致民怨沸腾。1688年，经过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英格兰新教徒才重获信仰自由。

面对严峻挑战，基督教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抨击教会腐败，称各种邪恶和弊端就像藏在特洛伊木马中的士兵一样从教会中涌出，纷纷倡议实行内部改革。如主张清除内部积弊，重新审定教规、教义，清除了一批无知、腐败、贪婪的神职人员，规定教士必须穿僧衣，执行教士独身制。在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教会在肯定赎罪券功效的同时，禁止非宗教目的的出售行为，并取消了销售机构。

然而，罗马天主教却进一步强化了异端裁判所。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马建立最高异端裁判所，导致大批“异端分子”被捕入狱，甚至被处死。据统计，从1483年至1820年，仅西班牙裁判所判处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因属于教会公布的第一批被禁书目，以致他本人被活活烧死在十字架上。

宗教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战争，导致欧洲人口锐减，经济衰退，使得各国逐渐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宗教改革堪称欧洲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打破了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和精神束缚，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瓦解了自罗马帝国以来由天主教会主导的欧洲君权神授的国家体系，促进了欧洲近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

思想启蒙运动。18世纪，法兰西仍然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相互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疯狂残害不同信仰者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与此同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新兴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的束缚，与日益衰败的君主专制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揭示了许多自然界的奥秘，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认知，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破除了人们对专制王权及宗教神权思想的迷信，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很多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受此影响，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大力批判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和特权思想，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

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以引导人们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世界。这个时代的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他们只是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以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杰出思想家为代表。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领袖，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后世有人评价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他主张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切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热狂作斗争”。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开明的君主执政。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一切，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国家学说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制以及“三权分立”。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他在其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自然历史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对于国家品格的塑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政治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成为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卢梭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理论向导。他对法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批判最为激烈。他在伏尔泰“天赋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主权在民”思想，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利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举行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就是革命的合法性。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理性是不可靠的，为此他强调“公共意志”（具体形式就是法律）的重要性，认为公民应接受它的统治。他的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是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是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同时，又具有同时代唯物主义者缺乏的辩证法思想。他站在法国第三等级的立场上，坚持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协议的观点。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书中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此外，英国的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在继承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观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反专制、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相较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启蒙时代的学者不再依托宗教来推动文艺复兴，而是力图以经验和理性思考来促使知识系统形成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天赋人权”来反对“君权神授”，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提出一整套以“理性崇拜”为基础的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为后来欧洲各国的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