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是一本由(明) 陆深 等著 / 李鹏飞 编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一)：读史使人明智

正史、野史一起读，是最佳的了解历史的途径。没有读过《野史》，了解更多的是正史。鲁迅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给予野史很高的评价。是值得一读的。打开这本《明太祖平胡录》，收获最大的就是从出版前言中理解到的这是一本“野史”，而且很值得读。

继续读下去，饶有兴味地翻到第一个故事——《明太祖平胡录》。天啊，原来都是古文，我的语文功底读起来有点费劲啊，而且开头记录的都是年代，事件，平胡的主要事件，简单明了，一点情节都没有，读得我极为乏味，更主要的是读完后，在头脑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汗！看来自己的的文学功底差得太多了，于是重新再读，能读懂一些了，了解几个主要人物了，陈友谅、徐寿辉……此等起义者，最后均被明太祖朱元璋收拾了。而且每一个起义者，最初都是有些奇异色彩的，这样这样才能让更多普通百姓相信他，跟随他。迷信色彩在古代尤甚。

明太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如何获取民心。和陈友谅相比，高明很多，让很多人愿意追随他。他尊重读书人，使得很多有识之士在其手下出谋划策，他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全面周全地考虑事情，这些使得他最终获得天下。

这本书里还有另外七个故事，我比较感兴趣的《钤山堂书画记》记录了从魏晋以来的书法及名画。这些书法与名画，如果都能保存下来，那该多好，可惜很多都不见了！《天水冰山录》里，记录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金银、珍宝、奇货……这些珍宝都是历代官员据为已有的。贪官从古自今就没断过啊！书中从104页到228页，作者如数家珍地般地一一罗列。还有对历史人物财产查抄记录的，

这本书可以读，还可以留存，这是我的第一本野史书。我并没有从头读到尾，不过，却能在每一篇文章里吸取很多精华。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二)：元末草根称王录

元末大乱，群雄争霸，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问自己的谋士学士朱升，自己平定天下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朱升给出了自己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称王的人太多了。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一旦打了几场胜仗，占领了一部分地盘，就忍不住飘飘然起来，要给自己戴高帽子。

四年戊寅……袁州人周子旺作乱，称周王，改年号。 六年辛巳……道州人蒋丙、何仁称顺天王。 辛卯十一年，是岁徐寿辉称帝于蕲水，国号填完，改元治平。 壬辰……十二月，（赵）均用称王。 癸巳五月，泰州人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 十二月，郭子兴入滁州，称王。 乙未十五年二月，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帝，国号宋，改元龙凤，都亳。 己亥……十二月，陈友谅称汉王。庚子二十年，汉王陈友谅弑天完主徐寿辉，称帝于采石，改元大义，都江州。 壬寅……三月，明玉珍破云南，自称陇蜀王。明年癸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称帝于成都，国号夏，改元大统。

谁带上了最高的那顶帽子，谁自然就成为大家竞相攻击的对象。此时的朱元璋保持低调，一边看着这些所谓的“帝王”们互相打来打去，争一个保持不了多久的虚名，一边自己储备资源和力量，作为那个黄雀去捕螳螂。打仗需要钱需要粮草，所以储存足够的粮草才是关键。修墙可以阻挡别人的攻击，最大保存自己的实力。

直到甲辰二十四年，朱元璋才建吴国，丁未二十七年，称五元年。这时候大家都打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强悍的对手张士诚。所谓《明太祖平胡录》，倒不如说是“元末草根称王录”。朱元璋把这些“起义军”都打完了，基本完成了江南的统一，才开始向北进军，攻打元朝。“十月，我师北伐，定中原。十一月，……我师克燕，元亡。”所以朱元璋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当然元朝自己也在内斗，两边都内斗完了，最后拼个你死我活，汉族从此站了起来。

除《平胡录》外，外七种皆为明代野史，包括喜欢给自己封大将军的明武宗的八卦，严嵩父子抄家单据《天水冰山录》，争议颇大的书画大家董其昌《民抄董宦事实》，真是满纸八卦，读起来自有一番乐趣。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三)：有趣的野史——读《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

本书包括8部明清野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平胡录》讲朱元璋如何扫平对手，建立明帝国。朱元璋后期的主要对手是陈友谅和张士诚。朱元璋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头脑清醒，对对方的性格洞若观火：“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陈友谅与张士诚都是元末起兵于草莽的枭雄，但二人性格不同。陈友谅曾为县吏，郁郁不得志，义兵起时，“慨然往从之”。这是少有大志，乘势而起，主动造反。反观张士诚，原是盐贩子，卖盐时常被富豪凌侮，拿盐不给钱是常有的事儿。有个有欺负他欺负得太过分，他实在受不了，就把这人及平时侮辱他的人杀了。这下没法收场，只好造反。他的起兵，是被动的，迫于无奈。书中描写对朱元璋针对二人不同性格制定了平定战略，先击陈友谅，后扫张志诚，最终天下太平一统。本书中的朱元璋，是个有远见、有策略的领袖，在作战中不时对前方将领密授机宜，指出战略方针。 名将徐达、常遇春，谋士刘基在平胡录中亦有出场。古代行军打仗，往往迷信吉凶之期、祸福预兆。一次进攻当天，有术士说：“今日不宜战。”常遇春怒道：“两军相当，不战何待？”于是奋勇向前，大败敌军。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事者进取之心，果决之意，正是天命所在，故此锐不可当，一鼓而胜。 《武宗外纪》讲明武宗朱厚照的荒唐往事。明武宗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他年少聪颖，当太子时风评很好，但继位之后恣意妄为，跳脱不羁——继位时他只有十五岁，正是中二熊孩子年纪，想必叛逆心理很重。他游乐、好色，视皇宫如桎梏，自己建了豹房和宣府两个小天地并以此为家。又几次出巡，御驾亲征，“往返数千里，乘马，腰弓矢，冲风戴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亦不御”。随行人员都累个半死，皇帝却不以为劳——年轻真好！本书中，他不仅天资聪慧，也很有洞察力，官僚内斗，想借他之手惩办政敌，却逃不过他的分析。虽则后人多称之为昏君，这个大孩子活得更像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皇帝。浪漫，可以独乘轻舟去接自己宠爱的刘美人；倔强，老臣劝谏时以退休还乡相威胁，他马上批准；给自己拟大将军的称号，随时离开京城，有一股“我的人生我作主”的劲头——后来只要他闹的动静不大，百官也懒得管了。功也是他选择，过也是他选择，他做事时，虽然荒唐，头脑是清醒的，这是历史上极有个性的一位皇帝。 《天水冰山录》是严世藩抄家簿册，家产从105页直列到221页，占116页之多，罗列抄出的各种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琴棋书画、房宅地产，财富因贪婪而聚集，灭顶之灾也因贪婪而起。曾经手握权柄，如日中天，大厦一朝倾覆，曾得到的又尽数失去，空余荒烟蔓草，寒鸦几行。世间欲壑难填之徒，中饱私囊之辈，恣行威福，揽权纳贿，终有一天烈日当空，冰山骤涣。此卷可警戒世人莫贪权柄名利，行事勿愧于心。 《民抄董宦事实》可先读最后的附录，了解董氏焚劫始末，再从前往后读。此部分收录事件相关的官府公文告示，往来批复，属于珍贵的一手史料。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四)：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书写：另一种视角的野史

如果说正史是板着面孔说教的长者，那么野史就是调皮而不失智慧的少年。读正史须正襟危坐，读野史则可随意无拘。正史貌似客观严谨，野史似乎主观性情。正史由后来人来修，野史却大多同时代人来写。正史多宏篇巨制，野史多短小精悍。两相比较，很多人更喜欢野史。

野史萌芽于先秦，蔚为大观于明清。明清野史的井喷式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的史籍，说它们“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然而我们也要注意，野史毕竟是个人所写，难免杂有主观色彩，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于时代和时事。有时候作者虽力图呈现真实的历史，由于道听途说、为尊者讳、个人好恶等原因，而偏离了历史本来真相，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野史的主观和客观，善于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意见。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书名取自第一部野史。我们从书名看，这部野史就显著带有个人好恶。作者陆深是明人，所谓的“胡”不过是代指除了朱元璋之外的元末并起的群雄。宋的小明王韩林儿、天完的徐寿辉、汉的陈友谅等人无一是所谓的胡人，陆深强烈的主观色彩凸显无疑。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野史的基调是讴歌大明太祖朱元璋的。不过，我们看内容，却是既力图简洁，又极力靠拢客观的。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并未恶意丑化失败的群雄。

《武宗外纪》一篇目的是补充正史。因为作者毛奇龄是清人，所以文字放得开，而他写作此书所据的是《明武宗实录》，毛奇龄能够做到忠实历史，《武宗外纪》也因此能做到客观记录历史，弥补正史的不足，让后人得以窥见历史真实的一面。

《天水冰山录》目的是警醒后人，文字的真实自不待言。而〈钤山堂书画记》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记录了明代中期存世的许多重要的古代书画，记述其纸、墨、笔法特征，且加以精到点评。而且作者文嘉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次子，文化艺术修养很高，眼光当然无可怀疑。《钤山堂书画记》著录的书画，名迹累累，大有让人目不暇接之叹。此书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嘉于明嘉靖乙丑（1565）参与清点遭官府籍没的严嵩所藏书画时作的笔记。这对于研究明代官僚阶层的书画收藏，也是一份具有典型性的资料。

《留青日札（节录）》与《天水冰山录》两相参照，可见其简略，其中《严嵩》一篇，则交待了严氏被抄家缘起及对世人的启示，叹其欲得一青衿而不可的深刻悲剧性。

与《天水冰山录》、《留青日札》的抄家实录不同，《民抄董宦事实》则要曲折多了。董其昌是我们熟知的明代书画家，他的书画名闻一时，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因《民抄董宦事实》、《黑白传》对他不利的描述，历来深受后人的诟病。本书的一个令人称道之处是在照搬这部野史基础上，吸收了后来偶然发现的关于此事的官府公文，《府申各院道公文》、《学院驳批道申》、《本座复审申文》、《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等公文，对于此案的梳理、分析，让我们揭开了事情真相，洗涮了董其昌的不白之冤。

《董心葵事记》直类《聊斋故事》，可看出野史、笔记一类文字的精简可观，由来已久，作者是明人，没有留下姓名，其距离蒲氏也不远。最末一部《震泽纪闻》则十分类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大多十分简短，于寥寥数语，即见出所描写人物的神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观《明太祖平胡录》一书，全乎明人记明事，只有第二部是清人记明事。这几部野史弥补了我们对正史的呆板印象，丰富了史籍，对于我们补捉真相有时候能出奇功。这些野史作者看似极为主观的笔触，却力图极尽客观地把明人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部分呈现给后世读者。我们茶余饭后，不妨拿来读一两篇，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岂不快哉。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五)：除了正史，不妨也读些野史笔记

一首耳熟能详的《朝代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而记录这些历史的，有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说，差距就在于有没有《新元史》；而如果将《清史稿》也要加进来的话，那最多就是“二十六史”了！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清末时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也就在这二十六部官修史书或者被官方认可的史书里面了。

“二十六史”以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但其实，《史记》之前，也有不少史书。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的鲁国史书《春秋》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后解释《春秋》的有三家，即“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春秋”的名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还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传世。

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六史”之首的《史记》，一开始也属于私修史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也有整理和论述历史的条件和想法。到司马迁，终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后经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书的体例，除编年体、纪传体之外，还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等。按持续时间分，还有“通史”与“断代史”之区分。

唐代以前，史书多为私人撰写，成书后经官方认证，即可列入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就是这样诞生的。唐代开始，史书虽然还有私人撰写，但不再列入为“正史”。这一类，除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部分质量很高的史书之外，还有范围狭窄不一、质量良莠不齐的野史笔记类史书。这一类笔记所载，虽然多半都是些琐碎片断，但因有闻即记，较官修史籍往往生动真切，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正史所不载；不过，笔记中也难免会记录一些传闻不确、考订不严的东西，这也无法避免。所以鲁迅先生说：“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就是这样的一部野史笔记类书。其中，明人陆深所著的《明太祖平胡录》，主要记载元末朱元璋起义至推翻元朝统治的前后过程；清人毛奇龄所著的《武宗外纪》，主要是据《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遗事而成，主要记载武宗个人生活荒唐之事；明人无名氏所著的《天水冰山录》，实际上是严嵩家产抄没入官的清单，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但除了惊叹于严嵩家产之丰厚外，其他价值不大；明人文嘉所著的《钤山堂书画记》，是作者参与清点遭官府籍没的严嵩所藏书画时作的笔记，能够反映明代权势者在书画收藏方面的兴趣，也为今人了解古代书画递藏情况提供了佐证；明人田艺蘅所著的《留青日札（节录）》，主要记载明朝社会风俗、艺林掌故。也有一些资料价值；明人无名氏所著的《民抄董宦事实》，主要记载了晚明乡宦、著名文人董其昌家因激起民愤，遭到围攻、焚毁之经过，研究董其昌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明人无名氏所著的《董心葵事记》，主要记载明末官员周延儒、吴昌时所倚任的幕僚董心葵从发迹至败落的全过程；而明人王鏊所著的《震泽纪闻》，是明代笔记小说，其中所记载的一些见闻轶事，有一些内容可与史书相印证。

这些野史笔记，如果有兴趣，是不妨读一些的，只不过读的时候还应该有一些分辨力，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除此之处，其实在这些野史笔记的字里行间，也不乏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不妨留心找一找。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读后感(六)：除了正史，不妨也读些野史笔记

一首耳熟能详的《朝代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而记录这些历史的，有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说，差距就在于有没有《新元史》；而如果将《清史稿》也要加进来的话，那最多就是“二十六史”了！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清末时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也就在这二十六部官修史书或者被官方认可的史书里面了。

“二十六史”以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但其实，《史记》之前，也有不少史书。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的鲁国史书《春秋》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后解释《春秋》的有三家，即“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春秋”的名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还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传世。

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六史”之首的《史记》，一开始也属于私修史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也有整理和论述历史的条件和想法。到司马迁，终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后经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书的体例，除编年体、纪传体之外，还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等。按持续时间分，还有“通史”与“断代史”之区分。

唐代以前，史书多为私人撰写，成书后经官方认证，即可列入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就是这样诞生的。唐代开始，史书虽然还有私人撰写，但不再列入为“正史”。这一类，除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部分质量很高的史书之外，还有范围狭窄不一、质量良莠不齐的野史笔记类史书。这一类笔记所载，虽然多半都是些琐碎片断，但因有闻即记，较官修史籍往往生动真切，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正史所不载；不过，笔记中也难免会记录一些传闻不确、考订不严的东西，这也无法避免。所以鲁迅先生说：“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就是这样的一部野史笔记类书。其中，明人陆深所著的《明太祖平胡录》，主要记载元末朱元璋起义至推翻元朝统治的前后过程；清人毛奇龄所著的《武宗外纪》，主要是据《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遗事而成，主要记载武宗个人生活荒唐之事；明人无名氏所著的《天水冰山录》，实际上是严嵩家产抄没入官的清单，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但除了惊叹于严嵩家产之丰厚外，其他价值不大；明人文嘉所著的《钤山堂书画记》，是作者参与清点遭官府籍没的严嵩所藏书画时作的笔记，能够反映明代权势者在书画收藏方面的兴趣，也为今人了解古代书画递藏情况提供了佐证；明人田艺蘅所著的《留青日札（节录）》，主要记载明朝社会风俗、艺林掌故。也有一些资料价值；明人无名氏所著的《民抄董宦事实》，主要记载了晚明乡宦、著名文人董其昌家因激起民愤，遭到围攻、焚毁之经过，研究董其昌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明人无名氏所著的《董心葵事记》，主要记载明末官员周延儒、吴昌时所倚任的幕僚董心葵从发迹至败落的全过程；而明人王鏊所著的《震泽纪闻》，是明代笔记小说，其中所记载的一些见闻轶事，有一些内容可与史书相印证。

这些野史笔记，如果有兴趣，是不妨读一些的，只不过读的时候还应该有一些分辨力，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除此之处，其实在这些野史笔记的字里行间，也不乏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不妨留心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