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是一本由C.P.斯诺(英)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20元，页数：2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种文化》精选点评：

　　●结合时代背景来说，作者是有敏锐的洞见的。但作者的学术功底还是尚浅，没有高度。从此书的影响力和作者的身份出发，这本小册子还是有引用价值的，但主要集中在前面几篇。如果还有更新的版本，希望能有好点的作者简介、导言、各篇小文章的背景等等。

　　●這本書勝過他的那本《校長》～

　　●斯諾真的是一個工業黨，工業黨都是斯諾的徒子徒孫。

　　●看的不是这个版本，但是豆瓣上只搜到了这个版本。翻译不佳，观点也没什么新鲜的。

　　●“我们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只有合理运用技术，控制和指导技术的所作所为，我们才有希望使社会生活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如人意，或者说一种实际的而不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生活。”

　　●哪里是什么翻译问题，这书本来就糟。不要无事怪翻译，外国人也会写烂书。两种文化的区分一点都不新鲜，作者也没提出什么有洞见的观点。

　　●看的比较吃力

　　●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名为两种文化，但是却是隔靴搔痒。文章本身与翻译都不吸引人。力捧科学文化。这与英国当时国情有关

　　●好吧，其实作者是有感于大英帝国的衰落，然后把原因归结于现代教育中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这个能理解，但是也不能拿同时期的苏联和中国教育来作为膜拜对象吧！说到底，斯诺还是更强调“科学”甚至“技术”的那一维。

　　《两种文化》读后感(一)：交流与沟通

　　科学精神的丧失，实用主义的价值霸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现实

　　思维方式，阿Q式的自我陶醉情怀，自以为是的人生价值体系。

　　站在幸福困惑的高地上嘲笑惹火朝天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人类异化。

　　以自我人文关怀的同情心俯视人类个体的孤独。

　　一部分再也不需要吃葡萄的人大谈吃葡萄带来的严重生理后果。

　　以一种同情心淹没了另一种同情心，谁是最无情的人？

　　交流是如此之困难，不仅是科学家和文学知识份子。这两个概念的出

　　现本身就是分裂的结果，最激动人心的交流难道仅仅是自我心灵的追

　　问？

　　科学界与文化界的沟通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一部分人在高唱伟大的

　　科学力量，而另一部分人又极端仇视现代科技的狂飙激进。

　　如今，我们这些已经体会到科技魅力的年轻人，一边因为科学而

　　日夜奋斗，同时又在迷失自我。

　　《两种文化》读后感(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本书比较水么？

　　首先不知道是这本书原来就这样呢，还是这本书的翻译问题，个人还是认为翻译问题比较大，到这这本书的易读性非常一般。据说这本书的第一篇演讲影响比较大，但总体感觉还是有点水水的，并不是很推荐。

　　好了，下面开始正文~

　　《两种文化》这本书主要反应了科学与文学文化之间的认识上的巨大鸿沟。目的是呼吁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增加了解，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

　　斯诺在介绍科学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差别产生的来源时，提出一个教育的专门化概念。他阐述到，教育的专门化程度越高，培养的工程师也越多。结合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教育的专门化的典型就是高中文理分科制度，高中文理分科制度的源头就是当前的高考制度。一般而言比较聪明的学生都会去读理科，高考后学习理工商的专业。毕业后理科学生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薪水也往往多于文科学生。这样的机制导致了社会上普遍的崇理抑文。

　　文学的变化往往要比科学慢，这是因为科学是确定性的可以预测的知识，文学是不确定性的无法预测的知识。这种确定性使得科学知识是可以迅速积累的，快速学习的。文学往往要靠很长时间的探索，才能有符合当前社会情形的作品出现。

　　由于教育的专门化导致的科学和文学间的距离，是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来缩短的。科学文化是中性的，它需要文学文化来引导，需要文学文化来束缚。文学文化也需要科学文化的帮助来认识迅速变化的社会。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是被世人所尊敬的。

　　《两种文化》读后感(三)：理解不同文化

　　前一段看杰罗姆·凯根的《三种文化》，谈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联和区别。不过因为翻译的实在是糟糕，没怎么看下去。据作者说，那本书是受了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启发--就是这里谈到的这一本。斯诺的“两种文化”指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跟文学知识分子）。斯诺身上有科学家和作家两个头衔，所以谈论这个题材算是正合适。

　　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野，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互相轻视，在今天虽然是个不言而名的事实，但在斯诺的时代（或者更早一些），却应该算是刚露端倪。尽管斯诺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名出现这个事情的原因，不过想来并不复杂。在中国，科学家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在一个世纪前几乎是无人听闻，就算是在斯诺写这本书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虽然受一些名誉上的尊崇，在社会事务中也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因而，我们可以比较公允的说，至少是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所有的社会事务的决定和社会思想的传扬都出自读经读史的纯人文学者的手。科学家登上社会治理的舞台，让一般的大众也接受不同于人文学者的逻辑思维，并没有多长的历史。但这个发展的趋势在人文学者眼里是骇人的。作为新贵的科学家和作为原先的既得势力的文学家的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西方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端较早，科学家较早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真正开始有特别的成气候的影响应该也还要在二十世纪初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研究才成了一般化的活动，科学家也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的群体。

　　至于科学家的文化和文学家的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差别，近代应该有更多的研究论说，斯诺的观点可能也不算太清楚全面。不同的圈子所形成的文化的排他性可能确实就是无法低估；即便是在科学的内部，也有学数学的看不起学物理的，学物理看不起学化学的，学化学的看不起学生物的，各个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就像说斯诺在早期做研究的时候，认为"我们正在从事的科学在一切可以想到的情况下都不具有实际用途。我们越坚持这一主张，越感到自己优越。“虽然一般人看上去有点迂腐，但这往往是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真诚信念，跟工程师们的专注实用的信念实在是南辕北辙--尽管这两个群体往往是被期待紧密合作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创新往往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更容易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不理解就更让人觉得惋惜；然而要去接受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确实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吧。

　　《两种文化》读后感(四)：翻译啊

　　A good many times I have been present at gatherings of people who,

　　y the standard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ough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 Once or twice I have been

　　rovoked and have asked the company how many of them could describe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egative. 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 which is about the scientific

　　equivalent of: Have you read a work of Shakespeare’s？ （C.P. Snow,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15.）

　　1）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聚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

　　有教养的人，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表示难以置信。有一两次

　　我恼火了，询问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能说明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反应是冷漠的，

　　也同样回答不出。同时我也曾向科学家问过相等的问题：“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

　　品吗？” （译文1。——C.P.斯诺，纪树立译，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14

　　页）

　　2）好多次我曾同这些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衡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一起，他

　　们对科学家不屑一顾。有一两次，我问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形容一下“热力学第二

　　定律”。反应是冷淡的，也是消极的，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相当于问科学家“你读

　　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的问题。（译文2。——C.P.斯诺，陈克艰、秦小虎译，

　　两种文化，上海科技，2003，13页。）

　　3）有很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聚会，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这些人被认为是有很

　　高教养的，并且这些人常常自鸣得意地对科学家的无知表示出难以置信的样子。

　　有一、两次，我被激怒了，并且问这些朋友，他们是否能够叙述一下热力学第二

　　定律。反应是冷淡的，结果当然也是否定的。但是我提出的问题，不过是相对于

　　问一个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吗？”而已。（译文3。——C．P．斯诺，刘

　　兵、陈恒六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1987，21页）

　　4）我多次参加过一些人的聚会，与会者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都被认为受过良好

　　的教育，并且一直兴致勃勃地对科学家没有文化修养的现象表示难以置信。有那

　　么一两次，我被激怒了，问与会者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

　　他们的反应很冷淡，也做了否定的回答。然而，我所问的问题，在科学领域其程

　　度相当于问：你们读过一本莎士比亚著作吗？

　　这哪是翻译的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彻底理解原文，是阅读能力的问题。启首一句“我参加过不少这样的聚会”，这个“不少”的程度既非随口一提似的“一些”，也非不礼貌有点冒犯人的“很多”，所有四种翻译竟然要么弄错了中文的句式、或者弄错了语气的着重点。还有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作者明显说的是按照文化传统来说，不知变通。至于who have with considerable gusto been expressing their incredulity at the illiteracy of scientists是这么有教养的人竟然公然表达出对科学家文学无知的不可思议，作者倒是十分惊讶，表达是十分克制的，不屑一顾、自鸣得意、幸灾乐祸、兴致勃勃让作者看起来就像个对别人品头论足的卑鄙小人。provked作者用得也是相当克制，完全一副英国绅士风度，断然不是被激怒了，连恼火也不是，而只是说克制不住了，不禁要问……的意思。 The response was cold: it was also negative. 一个冒号写出了听众冷淡悻悻的样子，而不是作者故意挑衅其实你们连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说不清楚，第4条的此句翻译其实是很到位的，没有胡乱添加译者揣测的个人感情进去。Yet I was asking something，是说我也一并问了……，到底问了吗，什么时候问的，这对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不然在聚会现场就成了偏袒一方，成了质问、诘难了。

　　《两种文化》读后感(五)：纽约时报：两种文化

　　来源：东西网 http://dongxi.net/b05FM

　　文学理论中很难会看到像“两种文化”这样留存很久的学说。而这正是C.P.斯诺针对他认为科学与文化间存在危险的断裂关系而提出的。然而很少有读者愿意在看完这个标题后去阅读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鲜明主旨的标题却仍然使读者觉得烦心呢？

　　50年前（译注：本文发于2009年3月22日）的五月，身兼多重身份（英国物理学家；文官；小说家）的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之后这次演讲被整理成册。斯诺最著名的感叹“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被分割为两极群体”正是涵盖了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的二者。斯诺更多的是指责人文造成二者间“相互缺乏理解而产生鸿沟”。斯诺还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会因不理解科学（比如说问是否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而陷入尴尬，“这种问题就是把‘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转换成科学语言描述。”

　　正如美国宇航局主管迈克尔·格雷芬在2007年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半个世纪前，“两种文化”变成了一个“难解理论”（作为一名科学家，格雷芬自然也宣扬斯诺已经触碰到“核心真相”）。斯诺也从此卷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之中。在1998年，罗伯特在《新闻周刊》上撰写文章表示人们对千年虫电脑问题的手足无措或许正是对斯诺理论的“终极辩护”（然而并不是）。此外，一些学术界主流的声音也再现了斯诺的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上这样宣称，同时他也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斯诺在DNA时代为什么受到了教职人员的彻底冷待。

　　当然引用斯诺的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所认为教育不应过于专业化的观点还是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但是人们意识里错误地认为与其说斯诺是宣扬人类科技未来的传道士，还不如说他是对断裂知识群有着敏锐察觉的人类学家。“两种文化”在深层含义上来说，并不是认为我们拥有两个种类的文化。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正是科技首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尽管比起斯诺的文化类型学，他对发展的思考更切合当下形势，但他关于这种乐观主义（译注：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措辞确实有些过时。

　　不管怎么说，斯诺对两种文化的阐释实在称不上精确。他声称科学家们的态度是“未来就在掌控之中”，而“传统文化则以‘期待未来并不存在’来作为回应”。他还加以补充，认为科学家应当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合理的知识的群体”，而人文的道德标准才更值得怀疑。他引用了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所提到的庞德、叶芝以及温德汉姆·刘易斯都有着法西斯主义倾向，以此提出人文文化有过“短时期”的道德沦丧的主张。他还反问道：“难道他们没有对推进奥斯维辛的形成产生影响吗？”然而他又说这些例子“并不能用来代表所有的作家”，可见他不过是站在片面立场两边倒。

　　斯诺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他本人受到了来自剑桥大学评论家利维斯对其的人身攻击——称他“应该是智力平平”——此外还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批判地较为含蓄，他只是坦言斯诺写了一本“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事实的书”，同时认为斯诺的文化部落制将降低“合理讨论的可能性”。

　　如今人们认为科学证实了人类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如斯诺预期的那样。在过去的20年间，编辑同时是书商的约翰·布洛克曼曾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述科学家——尤其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系统科学家——他们“使生命中更深的意识变得可见”且以其自身才能代替人文工作者来“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思想”。斯诺也在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社会科学家足以形成“第三种文化”。

　　那么为什么斯诺会认为两种文化之间形成的鸿沟是一个大问题呢？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所言，这是因为这条鸿沟将会使人们将科学作为一个简单职业而忽视它，而这恰恰会阻碍我们解决世界“主要问题”——即工业化导致的威胁稳定局势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对穷人而言这是极端的，不自然的。”斯诺这样解释，又补充说，“这种差距不会一直存在。不管在2000年危机之后残余下来的还有什么挑战，但绝不会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由于某些原因，斯诺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虫事件的预言）因此斯诺，这个在二战中参与给科学家发配远洋任务的人，也建议应当输送一批技术人才使第三世界的国家实现工业化。

　　这就回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可以看到《两种文化》比起人文生活更倾向于参与地缘政治。斯诺认为，如果民主主义没有使不发达国家走进现代化，“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将会”远离西方而“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存在”。在书中，他写道，只有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保证富裕和独立。另外他也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些观点中有些会让人看着觉得熟悉；数十年来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在奥巴马的演说中也提倡创新思维。但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两种文化》就像是一份不可更改的冷战时期档案。斯诺设想的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跟着罗斯托的“飞跃进入持续增长”理论走，这条理论是20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原理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按照同一道轨迹发展。这样的大众改革就类似在殖民地自治化时代盖邮戳，所要做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执行政府的指令，以此逐渐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就是最终整个成为国家所有，”斯诺写道，“私有工业，甚至是最大的私有工业，也不能拥有它，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商业竞争。”

　　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这就是斯诺的定论（之后的修改却被视而不见）可以流传至今的原因。最近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科技发展正涌入潜力无限的商业领域，从而我们得以乘着创造性毁灭的浪潮向前进。在这一点上，一位挑剔的英国技术专家也称大量的政府援助项目都显得不够沉着冷静。

　　不管怎么说，《两种文化》还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在我们对发展设想时感到最不安的一点。斯诺也是一样，他希望相信科学的力量会不受限制地发展，然后依靠科学来改变世界——使之更美好——而不是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他写道，工业革命发生时“并不依靠任何人”，当然这包括知识分子，“所有人只是旁观着一切在改变。”但是同时，他又指出20世纪的发展受到了冷漠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妨碍，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两种文化》。那究竟哪个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科学真的在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抑或是科学开始需要掉头走？

　　这个问题是《两种文化》向今天的我们传达得最为直接的一点。你的回答——当然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决定了你观念中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抵抗气候变化？他们又将如何展开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扩大公众对问题的谅解度以期得到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吗？或者，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认为，斯诺这种个人的行动呼吁，最终会导致...（东西网完整原文： http://dongxi.net/b05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