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阳》是一部由郭家良执导，江佳奇 / 岳承轩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骄阳》精选点评：

　　●关注点很好，但各方面都显得太业余了，女主用力过猛，配角几乎无法完成正常的台词叙述，甚至有一边磕磕绊绊背词一边找机位的感觉。情节安排也空有结构缺少表达力量。

　　●完成度不错，剪辑有点紧了，缓一点更好。影片中有两处相差不大、但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涛涛妈妈背着睡着的儿子一步一步地爬楼梯，在空间里回荡着的只有喘息声和脚步声。这两处背孩子上楼的戏似乎可以作为我们进入这部影片的一个入口：涛涛的妈妈把生活的重担默默背在了自己的身上，没有一句话，但影片中的痛楚就已经隐藏在影像的背后。

　　●导演问答环节中对创作理念阐述之随便和影片基调同出一辙，这不是达内。

　　●在看电影的时候想到这些孩子想扇自己两巴掌，就像那个在剧院里为悲剧落泪的贵妇人，出门后还是颐气指使，顾不到在雪天冻得瑟瑟发抖的车夫。 但是片子实在太过一般，电影纪录片两不靠。

　　●其实片子蛮淡，拍的就是带着癌症儿童的单亲母亲的日常生活，开始想的片名甚至是《步履不停》，而郭家良导演后来谈到片场是夏天开拍的，看到阳光，有希望的感觉。英文名“Nimbostuatus”，又有雨云背后的阳光之意。取材自郭导自己的亲身经历，朋友的孩子病了，一个5、6岁的小孩子，却有“听天由命”这样的想法，他很诧异这种冰冷，后来又删掉剧本中的爱情戏，采访家长，把许多人的遭遇都结合到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江佳奇饰演的“母亲”一角。---- 当她唱完田震的《谁为我停留》后，独自走在街上，我以为她会崩溃，但遭遇那么多难事，她却硬是没掉一滴眼泪。一起观映的好友隐川的评论是：电影可能做成纪录片会更好点。

　　●名字是骄阳，故事却冷的要命

　　●好平淡，看完没啥情绪起伏，“那就这样吧”的感觉，at重庆青年电影展

　　●“我不回首，让风吹个够。”

　　●低成本创作，真实案例演绎，此片以关注当下贫困家庭，发生重大疾病癌症患者人群，看病难，看病贵的艰辛路程。观影时有幸与郭导演碰面，问道结尾是什么含义，最后以女主角来到父亲墓碑前诉说心里话结束，表达自己有苦说不出，只能跟去世父亲表达，我想女主角不会放弃儿子，后续坚定还要为弱小的儿子看病。非常好的题材。

　　●能看出导演的青涩感，女主表演很精彩，

　　《骄阳》观后感(一)：骄阳

　　低成本创作，真实案例演绎，此片以关注当下贫困家庭，发生重大疾病癌症患者人群，看病难，看病贵的艰辛路程。观影时有幸与郭导演碰面，问道结尾是什么含义，最后以女主角来到父亲墓碑前诉说心里话结束，表达自己有苦说不出，只能跟去世父亲表达，我想女主角不会放弃儿子，后续坚定还要为弱小的儿子看病。非常好的题材。

　　《骄阳》观后感(二)：《骄阳 》： 这部华语片带来了动人的女性力量

《骄阳》

　　《骄阳》预告片

　　一辆小车载着一家三口来到车站，这是分别的场景，也是电影《骄阳》的开头。驾驶小车的是本片的女主角涛涛妈妈，她的工作是接送来北京求医的儿童患癌家庭往返车站和爱心安置点，同样她也是一位患癌孩子的母亲。这部万玛才旦监制的青年导演郭家良执导的电影以成熟的手法表现了江佳奇饰演的母亲带孩子求医的生活。

　　说起有关癌症治疗题材的电影，最近的也是最火爆的莫过于《我不是药神》，但《骄阳》却挖掘着这种题材的另一个方向：它以一种生活化的处理方式来拍摄。《骄阳》全片未曾像《我不是药神》那样出现巨大的戏剧冲突，它展现着一位母亲向各处咨询、筹钱和热心帮助其他困难家庭的生活。导演郭家良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影片中配乐极少，强调自然声音和自然光的环境。这些处理都契合着影片所试图展现的生活的节奏。但自然不代表随意，这种真实的感觉同样来自于影片主创的细心的打磨，我们可以说《骄阳》是有意避开了《我不是药神》的拍摄风格。对于青年导演来说，不刻意模仿爆款，根据现实和人物本身拍出自己的想法是比较难得的。 前面所说的这种克制也延伸到对人物的塑造上，女主角涛涛妈妈在影片中流露出一些哀愁的地方是在影片行将结束之时，躺在床上的她仍然憋住了眼泪。导演没有将这位母亲塑造成苦情的角色，这只是一个独自照顾的孩子的母亲，绝大部分时候她甚至无暇去感伤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只是在到处奔波寻找着机会。当她想找人倾诉的时候，也只是去她父亲墓碑前说几句，然后再次孤身一人回到生活中。这是一位不幸但是坚强的女性，这种不幸来自于运气甚至概率，如果孩子没有患病，他们只会是普通的一对母子；但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她用行动抵挡住了生活的冲击。

《骄阳》剧照

　　我们能看到在这《骄阳》中，导演以一种尊重的态度来塑造这位母亲的形象，不卖惨，话不多，有空就浇浇花，会买个彩票希望好运能降临也热心帮助其他患病家庭。导演无意像《我不是药神》那样以病症引出治疗购药机制不完善等社会性的问题，他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去表现女性个体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坚韧的态度和精神。这在男性导演尤其还是青年男性导演中极其可贵。

《骄阳》剧照

　　《骄阳》剧照 这位母亲的形象让人想起了马丁·麦克唐纳《三块广告牌》中的麦克多蒙德饰演的母亲，这两位母亲面对着生活都展示出了她们身上顽强的一面。麦克多蒙德在影片中敢于直接在三大块广告牌上写宣传语来逼迫警察破案，而涛涛妈妈即便听到孩子的病情恶化也没有过于明显的表情变化，依然是默默地把孩子背到楼上，回到家中继续炒菜做饭，但是我们相信她会一直为孩子治疗下去。

《三块广告牌》中的母亲形象

　　影片的名字非常值得玩味，名字叫“骄阳”，这个词出自李白的《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骄阳何火赫，海水烁龙龟。”在影片这里“骄阳”所指的是这位母亲对生活的期盼，那就是治疗好孩子的病，这个愿望像强烈的阳光。在电影中，涛涛喜欢拿着一个玩具飞机玩，而他的妈妈则站在身后笑眯眯地看着他。飞翔的飞机像每一个健康的灵魂自由奔跑的样子。在涛涛罹患癌症的日子里，玩耍的可以算做一个为数不多的快乐的事情，也是生活为这位母亲带来的奖励。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份坚定的信念像太阳一样从未改变。即使四周困难重重，她都没有退缩。涛涛妈妈在某个方面就像女性的一个剪影：坚忍不拔、从未放弃希望。同时，“骄阳”似乎也在另一方面表示着治疗环境的艰难，如烈日灼心。女性的内心有别于男性。在这样的境况下，可能有的人会彻夜不眠乃至痛哭，但身为一位女性，涛涛妈妈选择了用最平缓温柔的方式，在治疗的路上踽踽独行。

《骄阳》剧照

　　在三毛的《稻草人笔记》里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过她的妈妈：一位四世同堂家庭的主妇。在她的描述里，她的妈妈要管理逐渐没落的整个家庭的迎来送往和开支，每天事务繁杂又有许多委屈，可是她的母亲却从来没有痛哭流涕，无论什么境况，她都是平平常常的处理。这和涛涛妈妈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孩子生病遇到费用不够的问题，涛涛妈妈就关掉饭店，四处筹钱，办理低保等等。涛涛的病情恶化，她也会接受结果，继续想办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她好像从来不会因这些事情陷入令人崩溃的境地。一切发生的事，无论好坏，在她这里都是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厄运击溃自己的心。 这部影片的力量不是来自呐喊，而是来自静默、来自无言的女性、就像阿兰·巴迪欧所说的那样：“在电影中，一切只有从最普通的情感出发，才能触及最有力，最细腻的东西。”

　　撰稿|Berger排版|林伊纯校对| TOW 购票链接请点击：公布 | 2019山一排片单及抢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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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阳》观后感(三)：王家卫拍档都帮他导戏了，他怎么还这么惨？

　　退学、转学，途经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圣彼得堡电影学院、俄罗斯国立师范。

　　如果不是同学拦着，他还差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学院——莫斯科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

　　第一导演（ID：diyidy）可能碰到了第一个有这么多学院经历的导演——郭家良。

　　他生于山西矿区，儿时就看过R级电影。整个少年时代和青春期都在叛逆中度过，北漂8年，才完成独立执导的处女作《骄阳》，讲述一位单亲妈妈和绝症儿子的故事。

　　“骄阳”，热烈明亮，但整部电影从叙事到表演，全方面克制。不煽情，但够沉重。

　　成绩也不赖，在上影节亚新奖拿到了最佳男女主的两个提名。

女主角江佳奇、男主角岳承轩

　　亚新奖两位评委谭卓和苏有朋看完电影后，一个投了票，一个去了《骄阳》的拍摄地做公益。

　　幕后团队也不弱，摄影吕松野两获金马最佳摄影提名，监制是藏区电影翘楚万玛才旦，万玛才旦老师亲临现场帮助郭家良拍摄。

　　但也没那么顺利，比如投资方说好的资金迟迟未到，郭家良最后东拼西凑自己掏了腰包。

　　我们和他见面，则是在成都，《骄阳》进入了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华语力量”展映单元。

郭家良

　　见了面终于确认，他就是那个和张大磊（金马最佳影片《八月》）拍过《鼠辈》的郭家良。这是华语影坛最神秘的电影之一，2019年拍完，2019年入围瑞典斯德哥尔摩电影节，至今没人见过。

　　郭家良说《鼠辈》题材十分罕见，其实还没拍完。但他还会继续拍。

　　这是个有耐心且执着的创作者。

　　我们也聊到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包括俄罗斯大妈勇斗俩醉汉的事迹。

　　作为一个男导演，他对女性有着崇高的敬意。 （以下为郭家良的自述）

01

中国那么大，医院就那么点

　　拍《骄阳》，最早是因为我和摄影吕松野，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有朋友的孩子在那治疗，就突然接触了这么一个群体。

　　有的孩子真治不起，中国这么大，医院就那么点，不可能免费给你治疗，好多问题。

　　本来想做一个爱情喜剧，也有一些为了孩子谋生、卖房的事，用到了《骄阳》里。

　　然后那位真实的单亲妈妈，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生活给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们就多方打听，后来认识了马哥，他在管理一个“小家”，帮助很多癌症儿童的家庭。

　　小家是这么个状况，你一家人来了之后，一天只需要缴纳30块钱就可以吃住。他们还有分支机构，30块是稍微偏远一点，离儿童医院近一点的，可能一天50、100块，很便宜。

　　但他们有规定，你住到两三个月，该再找地方了，因为有新的家长来。现在中国癌症儿童越来越多了，很奇怪。

02

投资方资金没到账，最后自己掏钱拍片

　　谈了两家投资公司，钱不是问题，说放心吧，给你们到账怎么样。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开拍的时候也没到账。

　　我觉得还是蛮信任他们的，当时没有（立刻）签约，因为我们的摄影机就是他们公司的，说“先拿着”。可能他们也有难处。

　　（自己掏钱）当然有压力了，从拍《鼠辈》到现在，都是自己想要做，自己想办法，找亲朋好友、好兄弟帮忙。

　　大磊也刚刚起步，如果有可能，我觉得他也会帮助的。

03

拍摄22天，万玛才旦亲自帮忙导了两场戏

　　《骄阳》的制片人赵雨，还有我的同学摄影师吕松野（与万玛才旦合作《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帮我把剧本传给了万玛才旦老师，他们当时在香港，和王家卫谈《撞死了一只羊》的拍摄。

　　万玛才旦老师看完之后觉得不理想，比如人物视点不宜分散，事情尽量集中，主题更明确。

　　之前剧本，有一个义工叫张子，北京的，和女主角两个人可能不叫爱情，就是欣赏。

　　最后就开始删。结尾寻找一个依靠，可能就是中国人传统里的表达方式，没有诉苦的地方，就找家人。

女主角给父亲扫墓

　　剧本写了八九个月吧，当时找到了从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毕业回来的才子于天骥，也是我们的编剧之一，真的很下功夫。

　　2019年5月底开拍，拍了22天，九月份补拍了两天，9月25号拍完。中间万玛老师来过一个下午，帮忙导了两场戏。

　　老梁夫妇因为饭菜打架，菜洒了地上。镜头落到哪里？万玛老师经验比较丰富，说你们别落在人脸上，落在菜上。

　　然后从室内转到室外，万玛老师告诉我，多拍一些男性在院子里的状态，比如背着光影、吸烟，我们都拍了，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剪辑有他的坚持（笑）。

　　在实操阶段，有一个人这样指点，会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如果万玛老师一开始没有跟我说视点、主题等等该怎么处理，我可能哪个都说不清楚。下一部电影可能我需要自己去摸索，不可能那么多人去告诉我了。

　　这个电影能拍出来，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04

90后有资本探索影像语言，我没有了

　　拍完那天，我就知道肯定要补拍了，9月补拍了两天。

　　补的是人物的状态的东西。

　　老马问女主角，小家的房间能不能再给延期一下。但这时候，女主角也再找房。所以想扩一下张力，加了一点她浇花的镜头、思考状态，想这事怎么办。

　　还有她唱完歌，在路上行走的状态。

　　其它的补拍没有实现，比如家长们如何去搞钱，因为协和医院、儿童医院的家长有一个群体，会商议怎么办。这个（拍出来）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我们为了尽量把采访的东西融合到剧本中、不让真实性的东西解体，所以决定不那么煽情，那么戏剧化。

　　（这不是被束缚）是我自己选择的，要戏剧化的话，完全可以什么对立都有。最后还是决定中规中矩吧，初来乍到，诚恳地去做一下，这也是万玛让我们感觉到的。

　　剧组只有一台摄影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优秀的摄影师，而且当时看完剧本，吕松野就跟我说，差不多单机就能拍。

　　我和他都很喜欢达内，最早看《罗塞塔》《单身少年》，觉得挺震撼的，就想找一种影像风格。所以摄影就用他的方式尽情去捕捉，每场戏也就是两个镜头，但会从不同的方位开始跟，每一镜拍好多条。

　　我们不计划自己创造新的电影语言出来，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年轻就是资本。现在好多90后导演都在探索时间、空间了，比如仇晟《郊区的鸟》、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我觉得蛮成功的。

　　我总觉得，好多电影语言已经被大师们翻来覆去说得很多了，我想把他们发明出来的语言用好，先过这关吧。

05

有的家长扔下孩子就离开了，但我们不做批判

　　我比较喜欢海德格尔，他强调“存在者是在存在中生活，在存在中生存”。

　　《骄阳》可能暗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也是生存哲学。这个女性如何生存，她所有的情绪，从一开场到结尾，其实都是她经验过的。

　　孩子刚得病，家长肯定心急如焚。但《骄阳》描述的是小孩已经出院，进入维持期，我们的电影从这开始，她的情绪也是从这开始。

　　所以一直到最后，孩子再复发，她还是那样一种经验过的感觉吧，又有女性的隐忍、坚强。一个动作就能告诉你，她还要往前走。

　　当然也有放弃的，是真事。

　　儿童医院之前有一对夫妻，经常因为柴米油盐，小孩不能吃咸的事吵架。这个妈妈平时上网打发时间，跟一个网友聊到一起，最后扔下孩子走了。

　　她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也不做任何评判。

06

我们答应了癌症儿童家长，电影盈利后会帮助他们

　　《骄阳》拿到龙标了，也见了一些发行公司，虽然他们费用不高，但目标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拍的时候，就和家属们说过，如果受众面广的话，我们会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发行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做得更有社会意义。

　　前一阵，苏有朋去我们的拍摄地了，就是“小家”，做公益。他可能在上海看了《骄阳》。我知道谭卓也帮了我们一把，上海电影节的人跟我说的，谭卓老师给我们投了票。

　　最近好多演员特别地关注儿童、白血病这块。

　　其实让大家看到这个电影，不是为了什么高大上的理想，但能告诉你三个字，就是“不放弃”。等到你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就明白值还是不值。

　　下一部电影，我想做生命和爱情的轮回。《查拉斯图如是说》也好，尼采的《轮回》也好，我比较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

　　我不担心受众少不少，一个电影出来自有它的受众，你不能去决定受众，我也没有研究受众的想法吧。

　　拍电影，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性情在，就和所谓酒神狄俄尼索斯喝醉酒，突然间产生什么想法一样。

07

电影启蒙，三四岁在矿区影院看杀人

　　我第一次看电影，可能是三四岁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雪，我妈牵着我的手，去看电影。我们那片煤矿区属于汾阳管，只有一家电影院。

　　好像是一个打打杀杀的片，印象中是有一个人拿着刀杀了另一个人，然后我妈就捂着我的眼睛，我当然很害怕了。

　　90年代初，太原有一个五一广场，旁边就是公安厅，公安厅旁边就是一个大电影院，晚上过12点之后是什么电影都给你放，那个年代比较乱。然后我们只要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闲着没事就去看。我们都通宵看，《监狱风云》啊，“小马哥”啊。

　　星期一上学当然困了，第二天打辆车，赶紧回去跟家长说，在谁家过夜怎么的，大家要统一口径。

　　当时是一波年轻小孩的青春躁动期，看那些电影，觉得好酷，够义气！

　　有一个学习很差的哥们，我们打小都跟着他走，觉得他经常爱欺负人,以后可能混黑社会。大学毕业之后，这家伙当了警察了，还是重案组的，好神奇。

08

退学、转学，途经中国政法、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师范

　　我一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家里人老想让我当警察，要不然去法院工作。

　　大概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各种原因吧。

　　后来在书店看了一篇文章，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最早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满洲时期的电影制片人，出品了很多电影，像《小兵张嘎》。

　　我就有了（考电影学院的）想法，其实这个思维过程，比较混乱，一直转。

　　2000年，考了一次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后来考了一次中戏的编导。

　　电影学院二试过了，三试刷下了。后来找的一个人大的一个工会的头，他之前好像是在山西插过队，和我父亲关系还不赖。他说是给你打了个招呼，你去吧，然后我就去待了七八个月。

　　开始学电影史，听梅峰老师讲课，觉得挺好，然后就觉得他们说去那儿，其实拿一本电影史就够了。

　　中戏一开始把我刷下来了，后来让我做旁听，但让我走后门。编导课的一个老师说，你以后上课，最好从旁边那个门进。上了一个月，我就说算了。

　　可能我比同学们年龄要大个两三岁，没适应，第二是咱也不是考上的。

　　虽然我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人，但那儿真的给了我好多养分，从那才知道欧洲电影。

　　想去俄罗斯也是电影学院造成的，因为电影史里讲到苏联时期，《燕南飞》《士兵之歌》《战舰波将金号》。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后来一打听，说俄罗斯有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学院，莫斯科电影学院。

　　2003年，本来要去莫斯科电影学院，我有同学在那说太难毕业了，语言关过了得一年，然后又有五年学业。到大三要拍作业，觉得你拍的不行，强迫你降级，降级学费又高了。

　　所以我选了彼得堡电影学院，就和大磊、吕松野在一起。

　　怎么说呢？那些东西好像我在电影学院都学过。第一年语言还不是特别听得懂，而且我觉得电影需要悟，达内就是在俄罗斯喜欢上的。

　　所以当时觉得要另辟蹊径，在彼得堡电影学院待了1年，我去了国立师范大学，一所综合大学，在哲学系学了6年，也可能满脑袋都是学的浆糊。

　　毕业的时候，差不多也快30了。

09

回国后，很多工作需要托关系、花钱

　　本来回来我想找一份工作，去做文化外交，但要各种托关系。有人让我去电视台，也得拿钱，2019年你说要二三十万，给你到新闻部，那工作多少年才能赚回来？也就算了。

　　2019年开始北漂，漂了八年拍了2部电影，和大磊那个还没拍完，规模也蛮大的。

　　这八年里，乱七八糟什么事都做。比如当个俄语翻译，就是简单的艺术家交流。

　　其它的基本上就是和老板们接触，投个项目。比如说做个文艺沙龙的小会所、小餐厅，最后也没闹成，但也是一个经历。

　　人活着就是总要给自己点压力，想办法，怎么样都能活下去。

10

我身边的女性更幽默、正义，俄罗斯大妈一人制服两个酒鬼

　　山一第一届的时候我就知道。德格娜的电影，《告别》的导演，他第一部电影来过这里。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我在（北京）尤伦斯放映的时候，有山一的人看到了，他们在那选了一部，就是《骄阳》，真的很感谢。

　　在中国，能做第一个真正的、官方认可的、国际性的女性电影节，真的了不起。除此之外，真的有好多好电影。

　　第二个，我觉得它还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像“山一公益”，把社会性抬得很高，可能比“女性”两个字更高。

郭家良在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在我生活当中，女性身上的幽默感多于男性，这可能和我在俄罗斯待有关系。

　　俄罗斯真的有很多醉汉，女的也爱喝酒、吸烟，而且还很正义、好幽默。

　　我记得坐公交有俩醉鬼。俄罗斯大票是5000块钱一张，车票12块。售票阿姨提醒他们买票，那俩酒鬼拿出一张5000块。后来大妈说算了算了。

　　但是这俩酒鬼更过分了，俄罗斯的公交车是面对面坐的，座位挨得很近，他们对面坐着个女性，俩酒鬼的腿时不时往那个女性旁边蹭一蹭，那个女性就说你俩注意点。

　　卖票阿姨就过来，你俩干啥呢？能不能尊重女性？然后这俩酒鬼说，我们已经很尊重她了，你看我都保持了五厘米。

　　这个大妈特别壮、特别好，就说司机停车，让这俩酒鬼滚下去！然后直接拽着两个酒鬼，你给我下去，一天什么事不干！

　　北京大妈也挺正义的。因为苏联本身有个社会制度，当时也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中国有些时代特征还是蛮相似的，所以当时人们的性格多少会有些相似。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骄阳》观后感(四)：TA影像艺术学术交流：在纪录与纪实中寻找平衡

　　UCCA携手第二电影工坊呈现TA影像艺术年展系列活动，邀请女性主题的影像作品，与行业专家展开研讨。我们希望“打开性别的狭隘窗口，多元视角观察女性”，并在影像艺术展中“探讨女性心理，挖掘女性生活”。

　　自7月6日香港导演魏时煜的两部影像之后，此次我们聚焦两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表达。导演费聿竹给我们带来他的长片之作《冬去春又来》，并与演员张铭益等人试图就女性内心与异乡归属的角度延展开来进行讨论；而郭家良导演分享的是其长片作品《骄阳》，并与影评人、策展人林赞试图就存在主义中的女性剖析生命。

　　此次活动试图跳脱出之前的框架，让两部影像的青年导演和主创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观念表达。

　　交流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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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家良 导演，编剧

　　毕业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曾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2019年开始拍摄电影《暂时的人》，至今未拍摄完成。2019年成立良映文化，2019年拍摄电影《骄阳》。

　　于天骥 编剧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于国内杂志发表多篇小说及评论文章。2019年赴美攻读电影专业，2019年回国，先后参与两部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拍摄《撞死一只羊》《气球》及其万玛才旦监制郭家良导演的作品《骄阳》并担任编剧之一和执行导演。

　　安安 演员、T.X.Y 负责人

　　年轻演员，投身于电影事业，同时也从事慈善事业近8年，长期帮助困难孩子。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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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阳》

　　林赞：大家也看到了《骄阳》这部影片，戏剧性不是很强，平实记录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与家庭。几位主创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影片。

　　郭家良：大家好，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郭家良，首先真的很感谢大家能够抽时间来看这部电影。

　　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也是根据我身边的几位病患家属朋友，还有在座的好友，也是电影的顾问，他的感受可能比我更强。

　　马延武：大家好，从原型人物感受来说，影片非常真实。同时感谢郭家良导演为这些病患家庭能制作这部影片，给大家在治疗和求助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引导，也非常感谢郭家良导演、安安老师对于电影和病患家庭的付出，辛苦了。

　　郭家良：再打扰一下，后排穿绿衣服的是绿梦儿童关爱中心的孩子们，谢谢今天你们能来，电影同样是为你们拍的。

　　安安：大家好，我是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安安。影片很真实，这些故事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来求助的患者、电影里的小家，也是我们基金会成立以来建立的，为异地来北京看病的孩子们提供临时的周转住处和一些医疗方面的帮助。

　　于天骥：大家好，我是影片的编剧之一于天骥。谢谢大家来观看这部电影，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这个群体。

　　林赞：咱们《骄阳》的映后主题是通过存在主义切近女性生命，该如何理解？

　　郭家良：今天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外面有更好的毕加索展览，我也很喜欢毕加索。在UCCA尤伦斯这样一个场所，让我来找一个主题，可能存在主义比较合理。

　　存在主义又叫生存主义，而生存是存在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管是电影里各种人物也好，还是他们自发的救助也好，自己需要帮助也好，最后都落入了大海，但在海里他们该怎么办？可能我们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林赞：咱们影片的监制是万玛才旦老师，万玛老师对于影片有什么样的指导？

　　郭家良：最早电影是一个喜剧爱情故事，后来计划想拍的时候给万玛老师看了，他说这个剧情有点太不真实了，没有社会性。沉寂了一阵后接触了这个群体，因此，我觉得做一个更实在的电影比较好，而且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看完剧本之后说是要尽可能的真实，这是最诚恳的一种做电影的态度。按照万玛老师的想法，我们也改了好多稿，最后呈现给大家。

　　林赞：编剧方向有什么影响？

　　于天骥：这个故事缘起是郭家良导演之前另外一个剧本，就像刚刚讲，最早大的背景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我进入的时候，那一版剧本已经差不多定了。当时做了一些修改，把它往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拉了一下，因为之前剧本可能有一些荒诞和黑色的感觉。

　　恰好郭导有一些个人经历在里面，经常去儿童医院的血液病房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当时我们俩就一起去采风，并且我和他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比利时导演达内的作品，就非常希望把影片能做的更切实，不脱离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

　　最早一版剧本是2019年春节写的，万玛老师提供了很多技术上的建议，人物、情节上做了一些调整，在做的时候也比较主动的规避了特别戏剧化的处理。

　　在实际拍摄中，万玛老师也是对一些场次提出意见，对我们整个的拍摄视野也非常有影响。后期剪辑的时候，和包括影片的剪辑金镝老师、摄影吕松野老师，还有万玛老师一起讨论，最后我们几个确定完成。

　　林赞：摄影吕松野老师也参与了编剧，这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思维或者是一些交流？

　　郭家良：因为我和他是同学，2002年一直到2009年，一起在俄罗斯生活了近八年，基本上都比较了解。他知道我比较喜欢达内的风格，看了剧本之后也觉得可能用肩扛的方式做比较合理。所以他一下就能了解，电影里面好多问题我们都没有直白的去诉说。

　　林赞：安安老师您好，您是第一次参与电影拍摄吗？

　　安安：对，这种形式是第一次。

　　林赞：您有什么感受？

　　安安：这个电影拍的特别真实，我们虽然不是电影中的主人公，但这些孩子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有了这部电影以后，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群体。他们异地求医的路不会那么坎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林赞：整个影片的风格刚刚老师也说很达内，这种很平淡很真实的影片。有没有想过观众在观感上会有一些困难？

　　郭家良：有考虑过，最早的版本应该是100多分钟，现在大概减掉15分钟。节奏比较拖沓的部分都剪掉了，出现了现在87分钟的影片节奏，希望观众能够看下去。

　　林赞：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观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

　　观众问答

　　观众1：导演你好，我刚听到片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公益电影，想问一下关于取名的想法？第二是您整个的拍摄角度是一种纪录片式的形式，非常的冷静客观，之前没有想过把这个片子真的拍成一个纪录片，会不会更真实更打动人？谢谢。

　　郭家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确实有想做过纪录片，可当我们接触一些病患家属及病友之后，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说太多，因为还需要考虑照顾孩子和筹钱等问题，也不愿意和我们说的太多，我们也是出于尊重家长们的隐私，点到为止。

　　所以就请了我们的马延武老师作为影片顾问，把控一下影片细节，包括他们租房有房东来，必须要把药品，病例等物件藏起来，因为每个房东都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房子住病人不太好。

　　片名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问过我，当时我们做完之后，他们说家良你想一下名字，我说不行就先暂定《骄阳》，大家都没有想出来更好的。

　　虽然中文名字叫《骄阳》，但是他的英文名字叫《Nimbostuatus（雨层云）》，表示云层后的太阳，想做一个对比，正好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夏天。当时也是听马延武老师还有身边的朋友给我讲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里觉得在夏天发生的事情能够给予一些象征意义。既灼热又有些希望的意思吧。

　　林赞：对，《骄阳》跟影片的风格有很大的反差，反而更能感受到现实的这种冷冽，特别寒冷刺骨的感觉。也看到咱们影片的很多演员就是在演自己，您是如何去跟演员比如安安老师沟通？

　　郭家良：我记得去找安安老师的时候，我说想要拍一场病人求助，一般会问哪些问题，我就把一张纸放在那，她就写。我说你就按你自己演就可以，自己说话的节奏和方式，按原来的样子，我们也不会去给她规定节奏应该怎么去做，自己本身的节奏和经历就是最真实的。

　　我跟马延武老师说要拍一场酒馆告别的戏份，唱歌可不可以？他想的可能比我们影片里面还要真实，因为有一个家长的孩子确实是没有了，家长先回去处理完后事又回到了北京，请大家最后吃一顿饭。

　　大家在一起唱歌，之后就不再说话，可能也是一种逃避，不想面对还有一种情绪的释放吧。或许也有其它家长们的恐惧感。小孩的表演拿捏得还可以。包括佳奇，其实她本身也是为人之母、国家话剧团演员，节奏把握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林赞：那在编剧方向，两位老师如何去拿捏现实和虚构关系，需要突破什么？

　　于天骥：我觉得真实事件它要转化成一出戏剧，首先是它有一个戏剧化的必要性。我们在最开始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在原来的故事上进行改编，但改编往往有一种自己的想象在里面。当时很幸运的我和家良导演之前认识的朋友，还有我们发现了马延武老师最真实的一段采访，整个的故事就有非常好的弧光。一个孩子从平淡的生活到患病，到各种各样的结局。

　　在我们了解的每一个家庭里，真实故事的冲击力都要比我们现在做的剧本还要更刺激一些，在做改编的时候就尽量把一些特别戏剧化的东西把它弱化掉，就做成了现在的故事。

　　本身跟达内的戏剧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达内虽然呈现是非常平淡，但他的戏剧逻辑非常完整，冲击力非常大。我们则希望带给观众的感觉是所有的事情都平平淡淡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孩子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得病，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就做出这一版剧本，并把它拍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达内兄弟（Dardenne brothers），比利时电影导演组合，由哥哥让·皮埃尔·达内（左）和弟弟吕克·达内（右）组成。代表作品：《罗塞塔》《一诺千金》《单车少年》《孩子》，等。

　　观众2：本片因为题材特殊，使得我感觉影片仅仅是把伤口揭开后就无疾而终了，应该处理成能够更触动你的题材。比如说是有两场戏，几个家属一起喝酒，这绝对是一个重头戏，但处理的时候是刚有一点情绪堆叠，最后很泄气，就完了。

　　还有一个戏是她知道了孩子复发的时候，所有的设计都是不真实的，真实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虽然镜头一直在跟着角色走，营造影片这种真实的感觉，但和你们的剧情设计是绝对不真实的。

　　因为她听到这样的一个重大消息之后，反应非常平淡。这两场本应该是特别高潮，或者说是给人特别触动的戏，但最后轻描淡写就放过了，挺遗憾的。尤其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题材，我没有说是在批评，但我觉得主创团队就是一种观察和采访，剧本的想象力是不够的。

　　不管是达内的风格也好，或者侯麦的风格，最后都是有力量的。但影片最有张力的两场戏，我觉得处理都是不够的。表达一点感受，不知道主创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1920年4月4日出生于法国南锡，法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2019年1月11日，埃里克·侯麦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89岁 。代表作品：《慕德家一夜》《午后之爱》《秋天的故事》《沙滩上的宝莲》《女收藏家》，等。

　　郭家良：那就再耽误大家一会儿，您说到的情绪设计这个问题至少不应该脱离实际状况去自己想，我们见到的几位家长在得知小孩复发之后，他们一般都是凭经验冷静处理问题。

　　这种病复发频率非常之高，可能刚治完两个月，可能就又复发，家长面临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只有两个字“化疗”，所以会平淡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想通过自己的想像力编造一些东西让真实性解体。反而把它去加进去之后，好像又在骗取眼泪。所以复发的感觉如果稍微再有那么一点点的延伸可能会好一点，但我觉得他表现都还可以。

　　复发已经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马哥和他的小孩。从一开始不适应到后来慢慢冷静去处理，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方式。

　　第二个，关于告别那场戏，采访到是什么，我们就想把它按着电影的方式把它拍摄出来，包括女主去办低保、找律师，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在民政局去和他们聊。

　　电影中任何一句台词，我们在进行加工的时候，我说还是不要动，都是真实的人物，过度加工反而不真实了，我觉得这样好像也是一种尊重。既然我们要做这么一部很平和写实的影片，希望它背后能暗流涌动一点真实一点，包括音乐的克制运用。

　　观众3：严格意义上说，我看了三遍。最开始两遍的时候，前面几位朋友提出来的问题都有过。但今天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算问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也大概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把看起来很硬的故事叫做《骄阳》。

　　结尾这个镜头，其实用了很多阳光照射在场景上面，那就是一个无差别，因为就是阳光确实是没有差别的，大家都走在阳光下面，有的人觉得很暖，有的人觉得很冷，只不过剧中人是比较冷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互换立场，比如说女主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病人状态，只不过我们感受不到，但我们可以共同感受到阳光。

　　郭家良：至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也想说两句，《骄阳》不用去界定它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一直在中间游走，也是很好的状态。纪录片也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真实，也有它不客观的地方。

　　有纪录片的感觉，同时也觉得有一些反切镜头来提醒这是一个故事，达到这个状态应该是比较客观。至于一些冲突，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谓的常理套在他们身上是不是同样适用。

　　亲人得绝症或许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已经是能接受的程度了，因为有一个朋友，父亲病了很多年，最后去世的时候他非常平静，他下去买了水上来，他爹就已经离开了。他非常平静，非常有准备，甚至都没有看到父亲断气。

　　但在这个期间他坚持了很多年，都在承受的高昂的费用，照料父亲。我们打电话过去声音都有些颤抖，但他就像剧中人一样，非常的平静。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个人的体验。

　　林赞：这些现实安安老师应该会更有感触。您这边面对这些家庭和孩子，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看到的他们是什么样子？

　　安安：因为每天来我们这儿求助的都是这样的患者，看到大家的时候，首先可能都是特别无助，但现在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士、机构，包括一些爱心的企业会帮到他们，让大家算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又看见了阳光！

　　观众4：导演您好，刚才有一个您已经说了，是要拍一部写实的故事片，而不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纪录片的话可能还是有加工的地方。

　　刚才有一个观众提到的情绪宣扬的问题，影片没有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如果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处理，但作为故事片，是不是应该把情绪更直接的宣泄出来，这样处理会不会更好一点？

　　郭家良：首先我们的电影规避了煽情和戏剧化，这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统一的方向，比如我们电影的结尾吧。我们当时拍摄了三种结尾，但三种结尾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情绪到最后就断层了。所以现在这一版结尾是我们想说人在最无助、最无奈，身边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家可能是一个港湾吗？

　　后来我们想让她去看望过世的父亲可能是她唯一的倾诉的对象，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情感表达方式，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不会像西方那么开朗外放，可能更含蓄内敛隐忍一些吧。最终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让情绪不断的能够延伸下来，也没有再好的方法去处理。

　　林赞：天骥您是如何处理结尾这个问题的？跟导演之间的合作是什么样子的？

　　于天骥：结尾当时也试了很多种拍法，也有一些情绪比较冲突的拍摄方法，最后定剪版是郭家良导演和剪辑指导金镝共同从整个情节考虑定下来的版本。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到最后其实出入已经不是很多了。给一个女性状态的结局，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接受一点。

　　林赞：谢谢大家。

　　郭家良：真的很感谢，谢谢大家。

　　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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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电影工坊

　　成立于2019年6月，是一个以青年导演和艺术电影为主的放映组织。我们支持青年导演创作，致力于推广青年导演影像，以先锋、文明、理性、反省的目光去审视自己、审视周围、审视社会，我们想要以有分量、有力量的影像，去敲击每一个观众的心灵，让新导演的影像成为启蒙大众审美、启蒙公共意识的工具，最大限度的将年轻导演的作品推向大众，推向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是中国领先的独立艺术机构，也是北京文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成立于 2007 年的 UCCA 致力于将中国前瞻性的艺术推向国际，如今已经成为开放的象征、交流的渠道和培养新人才的沃土。

　　UCCA 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核心地带，每年接待超过 100 万名观众。他们来这里参观展览、听讲座、 欣赏影像艺术交流和表演艺术交流，还会带他们的孩子上艺术早教课和参加工作坊，或在UCCA 艺术商店购买中国设计师的原创作品。

　　英国《金融时报》曾评价说，“UCCA 杰出的国际化项目使其享誉世界”，“UCCA 在展示和评价中国当代艺术及其历史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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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 林赞

　　编辑 | 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