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是一本由符平 杨典 主编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168图书，本书定价：168元，页数：202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一)：中国经济社会四十年的缩影

这本书汇集了我国四十年(1979-2019)以来经济社会学文论研究的成果，是一本高水准的论文集。

同时本书对专业知识的要求非常高，它面向的读者应该具备相当扎实的经济学领域的综合知识。

以“理性人”的假设作为开篇论述的首要内容，逐步引出经济学中各个假设和模型与悖论。嵌入性与合同、关系产权、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生活质量测量方法研究等与中国发展结合的研究课题，让读者了解到经济学概念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一对应情况。然而个人以为这部分内容是全书中最晦涩难懂的地方，究其原因，还是本人在这方面领域的知识储备不够，对这种学术型的论文汇编啃起来比较困难。

接下去的各个章节都先以理论性研究作为开篇，结合全国的实际案例加以阐述。

企业研究部分以农村集体经济向企业转化过程中遇到的产权问题为切入口，用社会经济学的知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论述了各种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市场的诞生，则以我国华北一县城的乡镇市场作为案例，一步步论述了市场在该地形成的过程。紧接着形成地方产业优势，从进一步促进了市场体制的形成，差异性发展的理念也由此诞生，最后得出产业创新与价值链拓展的研究成果。

产业研究则以房地产市场为例，阐述了关系密集型市场的来龙去脉。高铁市场则以政府调控为导向，在短时间里中国的高铁行业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书中详细阐述了政府在高铁市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金融研究以民营金融机构研究为案例，向读者展现了民营金融发展的曲折坎坷历程。通过温州、台州地区实际发生的金额事件，展现了金融行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发展模式研究，从分税制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源于我国激励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治理机制，论述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总结：读完这本书，感觉脑瓜不够用，惭愧……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二)：一本回顾与总结的著作

这本书主要是我国这40年以来知名的经济社会学论文汇编。

符平教授和杨典研究员的代序是相当精彩的，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既告诉我们经济社会学是什么，又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什么，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入门文章。此文第一节便是介绍了经济社会学研究什么。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历史上的关系，最后介绍了经济社会学的诞生。而第二、第三节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第四节则介绍了此书涉及的几个话题：理论与方法研究，企业研究，市场研究，产业研究，金融研究，发展模式研究，最后第五节作者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术旨趣以及期盼。

这本书的选材是很贴近现实的，企业绩效研究、产权研究、市场研究、政商关系研究、发展模式研究。这几个话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讨论几十年的话题，同时也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我认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市场，市场何以可能？沈原《市场的诞生》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小镇会出现极为发达、远近闻名的市场？沈原认为传统商民的经商传统与思维、农民的生计、地方干部对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不同时期的不同看法，这三者的纠缠牵连以及博弈共同产生了市场。同样，作为当时边缘化的地区，此处是“权力与控制的盲区”，因此，许多新的因素可以保存下来。

而张翔《以政府信用为信号》则讨论了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特殊信任机制。它实际上解释了管制政策对于不同民营金融机构的不同影响，以及对于它们是否陷入发展陷阱的推测。

经济社会学讨论我们经济生活的社会学原因，看似很高深，但是讨论依旧是对于常识、日常常见的现象的学术表达。因此经济社会学离我们不遥远。但是略有遗憾的是，经济社会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理论还是不很宽广，因此解释这些问题，总觉得还是穿透力不够，作为一个在读社会学的学生，我认为如何引进、学习前沿的知识？如何把这些知识引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一套理论，我相信这是前方的学者和我们这些接班人要去思考的。同时，这一块个人感觉需要较好的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功底，本人这一块懂得很少。因此读书的体会以及此书评，还是尚欠火候。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三)：后疫情时代 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问题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厂商总是在既定的投入与技术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和单位成本最小化。但伴随1966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后，人们一直批判性地重构新古典经济学假说。今天我们认识到，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人只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理性最大化的计算，更多的决策则依赖于习俗、惯例、道德规范、标准程序和模仿的形式。由此可见，所谓的理性最大化，只是在具有充分信息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而在通常情况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只能是“次优”或存在X低效率。

韦伯从精神和文化层次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受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而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宗教观念，这种观念又最早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的“天职观”，即相信上帝安排下的工作神圣、节俭、核算、勤劳等。韦伯认为，这一世俗的职业中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与此相对应，韦伯认为东方社会缺乏这种宗教理性，他在进行文化比较时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一种另类的理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这种差别也许正是中美两国现在所处国际地位的内部文化写照。韦伯进而认为，儒教的东方理性是不彻底的，在“外王”的经世抱负与“内圣”的安身立命之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内圣”的精神无法对世俗生活的理性化起到促进作用，儒教在中国的精致化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一种理论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理论上的对话和争论非常必要。

在对各种类型的合同的研究方面，正确方法的核心是认识到所有交易在社会关系上的嵌入性。

将经济现象融入社会现象之中进行考察，将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作为重要背景融入研究之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加以研究经济问题，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蓝图。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避免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众多无法解释的X因素，对于更接近真实的总结出高屋建瓴的经济规律不失为一种快速道路。对于社会学研究者和经济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来说，此书不乏是一本汇集经济社会学领域理论精粹的学术汇编。后疫情时代，更需要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作出更新的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无限光明。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四)：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一书，其实是想回答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经济社会学学科面向研究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生产方式的变革、市场的重构、产权的变迁，使中国的经济问题变得多元而又复杂。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这样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下应运而生。其实，这样说也并非严谨，自社会学学科建立以来经济问题就是社会学研究重要议题。民国时期，各种农村经济调查、工业化与农村问题的探索都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前世”并非是本书呈现的重点，对中国社会学经济研究的回溯也略显粗糙。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并非是一本社会史式的纵向梳理，而是学科探索的模块化呈现。中时段是社会时间，包括社会经济、国家人口、甚至战争等，以二十年或五十年为计量单位。四十年，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学来说是两个单位。发轫阶段（1979-1999）的中国经济社会学——师夷长技。中国经济社会学用了近20年的时间在“补作业”，虽然对中国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小农经济问题产生兴趣，但西方理论一度被奉为圭臬。发展阶段（1999-2019）的中国经济社会学——中体西用，百花争鸣。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适用性？怎样弥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间的张力？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在何方？而这些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真正想要呈现给读者的。

为何要以模块化呈现？从类型学来看，每个模块都是经济社会学中关键专题，企业研究、市场研究、产业研究、金融研究、发展模式研究。每一模块都是分析经济现象的独特视角。这样分类可以让读者清晰的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问题的主流方向，专业分工可以使每个专题做的更为精细，避免了研究的浅尝辄止。另一方面，每个领域并非是互斥的，而是交互的，在市场研究中也会包含着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金融研究与市场治理、企业治理之间也是耦合的。多领域的交互，可以为经济议题提供新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诚然，模块化呈现具有一定的优势，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其一，诸多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造成对同一个问题重复性阐释；其二，中国经验的模块化不利于本土理论的创造。

从理论路径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学深受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盘踞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理论应用的半壁江山。诚然，彰显出了“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但是还是能在概念和话语体系中发现上述理论的缩影。理论想要完全的“去西方化”，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他山之石可攻玉，理论仅是阐释中国经验的工具，何必问“东”还是“西”。当然，中国经验有其特殊的文化-制度的根基，原创性概念与本土化理论并非是纸上空谈，以伦理本位的自我行动逻辑的市场社会实践理论，是对西方市场的结构主义的修正，这是本土化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汪和建2009）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五)：经济现象的社会成因——一本不错的个案研究文集

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学科，一定会好奇这个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本学科的发展历程。而遇上一个具有多领域背景的学科，困惑也许会更多，而经济社会学恰好是这样一个不那么纯粹的学科，所以除开专业研究者，大部分读者都会是外行人（本人就是）。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以一篇接近20页的序言开头，回答了外行人面对一个新学科的种种可能的疑惑。正文部分分为几个专题，分别是理论与方法研究、企业研究、市场研究、产业研究、金融研究、发展模式研究等六个专题。介绍了中国四十年来在该领域的种种成就。应该注意到，本文集还是一个学科史意义上的回顾，因此，这些专题没有涵盖该领域的所有问题——实际上也并不以此为目的——而只是选取了近四十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名读者，我对这些问题还是感兴趣的，下面就做一些简单梳理。

交叉学科还是分支学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序言的第一句，就写到“经济社会学是将经济现象视为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的社会学重要分支学科。”[1] 斯梅尔瑟在其《经济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定义：“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并认为其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在此，讨论一下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区别是有必要的。无论是交叉学科还是分支学科，在其学科名称中必然会出现多于一个学科名称。其研究的主题一定是同属于该学科名称中所涉及的所有学科的（不论是边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否则断难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将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区别开来的关键是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假设其研究的是经济学领域（同时也是社会学领域）的问题，然而其研究范式却全都来源于社会学，那么它无疑是分支学科；但倘若其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是两者皆有的，那么就具有了交叉学科的概念。这里可以举出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地理学。在杜能的时代，他研究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没有用到太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此那个时候经济地理学就只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随着该学科的发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因素，所以就成为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3]。作为一部只包括特定时期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此处将经济社会学定义为分支学科也说明了中国过去四十年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采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经济的和社会的——中国经济社会学的问题域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经济社会学中经济现象被视为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取决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而各种不同的现实背景，也注定了各国经济社会学问题域的差异。

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其研究是服务于现代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实现工业化）——的这一大主题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学中断了三十年，待重新接续社会学传统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业已实现，经济社会学的“经世致用”色彩大大减弱。

进四十年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是以经济现象为“果”，探索其社会学因素上的“因”。除却第一部分（理论和研究方法），剩余篇章都是与中国的具体经济现象紧密联系的社会学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其中，企业研究部分的《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探究的是我国公有制改革过程中产权的界定问题；市场研究部分的四篇文章中，三篇是个案研究，另一篇也是针对中国保险业的研究，总的来说都是探究“中国特色”经济现象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因素；产业研究专题则更是如此，其核心“关系”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概念；金融和发展模式研究专题的几篇也都是针对中国特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总的来说，就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成果来说，针对应用研究成果远多于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个案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本书选材受限于一些标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80、90年代的经济社会学成果收录较少，没有体现该学科40年的发展传承；颇有影响的乡镇企业研究、民营经济研究未纳入本书范围；发展模式研究较为宏观，未涉及不同地区发展模式差异的考察。最重要的，由于理论建设的不足，导致大部分论文都是中国现象的“皮子”，外国理论的“里子”，未能体现这一学科的中国主体性。无论如何，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吧。

参考文献：

1、 符平、杨典.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 斯梅尔瑟. 经济社会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3、 Gordon L. Clark; Maryann P. Feldman; Meric S. Gertl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六)：产业研究——以中国高铁产业为例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是一本厚书，16开，542页，内容丰富，里面收录了1979-2019年4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典型论文。这本文集由六大主题构成，分别是理论与方法研究（6篇）、企业研究（2篇）、市场研究（4篇）、产业研究（4篇）、金融研究（4篇）、发展模式研究（6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前沿议题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当然，这只是研究的节点，还有更多的点可以去发掘，通过这些节点去延伸，从而触及更多研究成果。

中国高铁产业的创新体系及其演进

作为一个对经济社会学有浓厚兴趣的工科背景的技术人员，里面和行业结合的最紧密、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李国武教授写的《 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中国高速列车的创新体系及其演进》，这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高铁产业是如何快速发展的。并提出了鲜明的论述。

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中国高速列车产业的创新成功依赖于一个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机制构成:政府的协调和控制,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寡占竞争,企业之间及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在中国高速列车的产品创新中,作为垄断用户的铁道部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它设定创新目标及技术发展路径,提供创新所需的启动资金,选择创新参与主体并调控它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铁道部利用垄断用户的身份,在高铁装备供给侧建立起一个持续至今的寡占竞争格局,既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又避免了重复投资.此外,先是通过策略性地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而通过与国内科技部门的对接,铁道部主导构建了一个适应不同创新阶段需要的开放的产学研合作体系,使得中国高速列车产业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走向了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这个动态演进的创新体系不仅成功解决了高速列车创新中的专用性技术投资激励问题,而且满足了互补性技术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过,中国高速列车所代表的这种创新体系并不一定适用于用户高度分散的产业和高度不确定的原始创新。 ”

来自官方的论述

关于中国高铁的产业发展，早在2009年，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现任国铁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在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 就做过说明，当时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以我为主、开放融合，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发挥好铁路行业的主导优势，围绕铁路工程建设和需求，努力构建政府推动、企业主体、产学研共同建设的铁路体系。广泛吸纳国际国内一流的科技力量，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原始创新相结合的路子，着力提高起点，打造中国品牌。

二，抓住关键，加大投入，持续地科研能力。保持铁路行业科研投入的强度，今后每年我们将在科研综合投入15亿元以上，积极有序地推进系统配套、设施一流、合作开放、资源共享的5个国家级的试验平台，重点围绕高速重载人轨关系等方面，机车车辆动力学等方面提高基础理论研究，提高铁路自主创新的能力。

三，集中优势、联合攻关，重大专项见成效，推动铁路联合行动的实施攻关，全面实施高速列车转速架，运营等关键技术，研制新一代运行时速350公里以上的高速列车，以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为依托，自主创新、系统集成，建设国际一流的高级铁路体系。

四，依托项目、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成果转化。围绕大规模、高规格的入网建设，突破高速铁路的隧道建设，桥等建设确保优质高效的客运专线网和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依托高速铁路研制生产高速动车组。到2019年铁道部每年将投入1000亿人民币进行新装备的招标采购，动车组累计投产800列组以上，覆盖整个快速客运网，大功率机车投产7900台，覆盖繁忙干线等，新型空调客车投产2.5万辆，同时，还将加快火车的更新换代。

　　五，服务运输、方便旅客货主，全面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以铁路信息技术为重要的现代化标志，通过大型的通信系统、列车调度指挥系统、调度集中系统，电子商务和客运服务中心，完善铁路运输网络，实现社会营销客户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多领域的网络化，为铁路提高效率，扩大运能，保障运输安全，提高服务质量，提升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这其实也说明了中国高铁的发展路径。企业（长客股份、唐山公司、四方股份、BST）、院校（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院所（株洲所、铁科院、中科院力学所等）的结合。还有津津乐道的西门子出局（ 南车四方与日本大联合六家公司结成了联合体，投出了自己的标书；长客与阿尔斯通结成了联合体，也顺利投出了自己的标书；庞巴迪以自己与南车四方成立的合资公司为主体也投出了自己的标书；西门子因为在最后时刻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只能黯然出局。 到后来才补票）

当然，还有领导者的因素，刘的名字没有提到但又无处不在。他才是真正的推动高铁大发展的人。有眼光有水平，肯干事的，但是作风有问题。因德废功的事情中国有不少，他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吧。

大飞机的模拟路径

同样是高端制造业，我们可以再理一下大飞机的发展路径。如果当时航空部有刘的魄力，和民航总局联合出手，也搞一把大的引进消化再吸收。几大主机厂分别成立民机部，西飞民机对接波音，成飞民机对接空客，沈飞民机对接麦道、上飞民机继续搞运-10等等。航空部、民航总局和各大航空公司统一口径，投标不搞联合体、不提供核心技术就不要在中国的上空飞行。与此同时，几大航空院校提供智力支持、各主机设计所提供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天空上飞着中国制造的飞机，总好过现在豪掷若干亿美元买空客、波音。

仔细分析，大飞机也是符合中国高铁模型的：

其一,技术特征表现为整体磨合型,这是因为相比于模块化生产的标准化零部件,这类型技术更加需要多行动主体的合作，主机厂、科研院所、高校需要通力合作;其二,拥有相对集中的制度环境,这将为政府推行竞合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这并不是说大一统的体制优于其他体制,而是大一统体制作为一种结构性条件,在政府推行竞合机制过程中更有利,更有利于政府整合资源,制定市场准入政策,打造产业内部的竞合机制。有民航局、各大国有航司的支持，这点是科研做到的;其三是选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创新道路,这是因为相对集中体制环境下政府推行的竞合机制在保障全球化开放环境下核心技术的引进最有效。各大国外厂商的技术是成熟的，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以上的三个要素构建起一个适用由政府主导通过竞合机制推动技术创新的模型。

可惜，航空产业没有刘那样的人。有些事情一耽误就是三十年。让人唏嘘感慨。

参考文献：

1、 符平、杨典.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 陆东福. 自主创新是中国铁路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在第十二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摘要)[J]. 中国铁路, 2009(06):1-2.

3、 马莹. 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中的合作与竞争[D]. 2019.

4、 高铁见闻. 高铁风云录[M].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读后感(七)：主体性、嵌入性与操演性——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视角

主体性、嵌入性与操演性

——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视角

文/周小驴

《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所做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笔者自己也做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书中不少论文笔者也都曾阅读过，此次接着阅读这本书的机会，系统、集中地又研读了一遍，收获良多。总结了自己的一些阅读感受和思考之后，写成此文。

笔者认为，概括而言，大致可以将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总结为如下三种研究视角：主体性，强调市场主体的行为假设与行动特征；嵌入性，强调市场行动的结构限制或者社会资源；操演性，强调广义的行动者的市场建构及其后果。

一、主体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主体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侧重于从市场主体的行动、偏好、实践原则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人的市场行动展开理论分析或案例呈现。

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指出，在理性选择理论演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或者说“理性人”与“社会人”，不再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人”“公共选择”“次优选择”等命题都有更大程度的包容，但同时也面临着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如小农理性悖论、家庭理性悖论、东方理性悖论及集体行动理性悖论，以及其他理论范式的挑战，如嵌入性、主体间性、遮蔽理论。

刘少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构建了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二元命题，“理性选择是运用逻辑思维，根据普遍性原则和一般原则，在明确的理性思维活动支配下展开的选择行为；感性选择概念被用来指那些在模糊的、被动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展开的选择行为”（p68）。而“中国人传统的理性选择方式是伦理的感性选择”（p68），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日常经济行为”（p72）。

汪和建（《通往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提出了面向市场实践的“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论，认为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是在自我主义与关系理性驱使下的自我行动，“自我主义会受到自我内在的经济理性所驱动，它将引导着自我以建构和利用其关系网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经济与社会目的；关系理性则试图建立一种差等性对待他人的理念，从而限定自我主义活工具性运作关系的范围”（p99）。

从上述几篇理论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社会学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的基本假设是感性的、关系的。这些基本假设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之中。

陈纯菁（《购买人寿保险》）以购买人寿保险为案例探讨了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的动机与偏好。文章指出“购买人寿保险却很少建立在理性经计算的基础之上”（p258），认为投保这一行为具有人情、炫耀、礼物、投资、偶然储蓄等多重行为动机，而这多重行为动机嵌入在中国人情社会、转型社会、市场社会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之中，形成了不同的投保偏好。刘玉照（《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与经营决策》）从成本核算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淀村塑料加工行业的家庭在生产经营中，家庭的住房、劳动力的使用与经济核算策略及其影响，文章认为这一经营决策过程是基于主观效用的模型，是家庭理性而非个人理性。

二、嵌入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从格兰诺维特提出嵌入性的概念以来，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就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视角。嵌入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强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成为了市场主体的关系资源或结构限制，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市场结果。

理论方面，国内社会学界对嵌入性问题做出比较系统的论述的学者有：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从嵌入性的角度对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理论进行了扩展；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视角》）。折晓叶、陈婴婴老师（《产权怎样界定》），从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出发，强调社会学视角下产权概念的关系属性和动态特征。

国内对嵌入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主要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嵌入性特征的论述来展现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

沈原（《市场的诞生》）、李林艳（《关系密集型市场的成因与后果》）分别为我们呈现了“BG镇”的市场群落以及关系密集型的房地产市场的形成过程。而艾云、周雪光（《资本缺失下的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及符平（《市场体制与地方产业优势的形成》）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路径。艾云、周雪光（《资本缺失下的农产品市场的兴起》）强调社会资本在农产品市场中的重要性，并总结了“礼物交换”（p357）和“强征性信用”（p359）两种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机制。符平（《市场体制与地方产业优势的形成》）通过比较湖北两市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模式，分析了市场体制在地方产业化种发挥的作用。文章指出，“市场体制塑造了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市场主体与非市场主体的关联性是、政府资源的流向以及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空间，通过建构明显不同的产业组织、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而强有力地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固化并拉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地区间差异。”（p253）

对于金融市场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市场嵌入在社会之中”这一理论视角。王水雄（《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层级性与边界性》）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考察，呈现银行—担保机构—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市场结构中的信用分层与市场边界。吴宝、李正卫、池仁勇（《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险传染》）则聚焦于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浙江各县市的民营企业大都以来亲缘、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企业融资，这样的融资网络结构，导致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网络内部的风险传染难以抑制。向静林、邱泽奇、张翔（《风险分担规则何以不确定》）关注地方金融治理的风险分担不确定的现象，认为宏观层面的市场扩大与法律缺失、金融创新与属地责任、正式合约与民众期待之间的矛盾三类制度矛盾是导致微观层面治理规则不确定性的原因。

三、操演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与嵌入性理论不同，操演性（performativity）（也有学者翻译为“述行性”）理论淡化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嵌入性关系，转而强调不同的行动者的行动本身，以及行动者对其行动或理念的理解与阐释，构成的行动者集合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并且，操演性理论将人与非人（例如技术）都视为行动者，因而在科学、技术、社会（STS）研究，身体研究，环境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在经济社会学领域，操演性的视角侧重于讨论经济学理论如何塑造特定市场，以及某一技术（生产、交易、定价等）在某一市场中的应用推广状况。

陈氚（《“操演性”视角下的理论、行动者集合和市场实践》）系统阐述了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操演性理论，并以中关村电子交易市场重建失败的案例说明，人的行动者（商家、消费者、管理者）与非人的技术行动者（电子报价系统、明码标价制度）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使人的行动者出现了分化、冲突与共谋，进而导致了实际的市场建构结果与理想中相去甚远。

作为中国市场社会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政府的观念与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产业与市场的格局。

李国武（《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分析了中国高铁产业创新的动力机制，认为中国高铁能从后来者跃居领先者的地位的原因在于“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的并存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机制构成。首先，政府深度卷入高速列车的创新，发挥了协调和控制的作用。政府负责设定创新目标和技术发展路径、提供创新所需引导资金、选择创新参与主体并调控它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其次，设备制造商之间受控的寡占竞争……最后，权威治理下的企业之间及产学研多方合作。”（p343~344）

冯猛（《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考察了基层政府打造辖区产业的动力、决策和激励过程，指出“基层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行动包含对产业的甄别、选择、投入、扶持和包装等多个环节，通过这些环节的操作，基层政府达到了打造产业的目的，并凭借产业绩效在政府竞争中胜出，政府官员由此获得晋升资格。”（p384）

刘长喜、孟辰、桂勇（《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的社会学分析》）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一个典型特征，并构建了深层动力、制度约束和政府投资能力的解释框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处于合法性转换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考量，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特殊偏好。在中央政府关于经济事务认知图式的引领下，国企资本化、银政分离制、分税制都对中央政府投资能力的提高极为有利……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突破了条件约束，形成了投资能力的大幅提高。”（p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