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力量》是一本由陆铭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207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空间的力量》精选点评：

　　●教育支出是最好的支出，取消户籍管制，人口流动，用地指标改革

　　●算是论文集吧 里面有很多模型求证 省时间就看第一和最后一章吧

　　●当前的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均低估了集聚效应的好处，而高估了集聚效应带来的坏处，在当前货运手段主要依赖于水运的情况下，地理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是唯一可以去弥补地理短版的因素。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至少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可以一窥经济学是如何去做研究地。

　　●基于地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一些模型、统计方法的细节，都看不懂，但并不太妨碍对分析过程和整体主题的理解。地理区位是影响城市体系演变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限制城市的规模会对公平和效率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干预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长期起效；过度资本深化；要素流动受限；低就业弹性；土地户籍联动改革等等。原来模型只是验证的工具；要在验证之前厘清思路，在验证之后找到背后的机制原因，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才是重点。

　　●以空间的视角进行分析。

　　●经济地理学

　　●这个比大国大城耐读多了。研究方法那我就看了好几天。

　　●为了出报纸看完了，写得是相当不错

　　●计量经济学就是如此简单粗暴

　　●学术男神

　　《空间的力量》读后感(一)：国家不能只考虑经济

　　要素充分流动，经济确实会更有效率

　　但中西部会更加困难，优质劳动力流失，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破败的产业。刚性支出不减少，新增收入上不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公平与效率要做到兼得，很难。转移支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个国家不能只考虑经济的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平衡，贫富差距也是重要考虑目标。

　　《空间的力量》读后感(二)：不想吐槽

　　看了几页，里面的一些逻辑论述真的让人感叹，中国学者是不是书看得太少了。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这句话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起点说的，让人瞬间就高潮了。

　　分割一下，说一下我的想法，大国的存在跟协调地区之间的矛盾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依存关系，这就好比1+1＝2，2的存在不是因为1+1。你可以认为，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有助于大国存在。他说的一些词语，实际上，如大国,公共利益等这样的概念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逻辑方式，跟一个非城市规划专业的记者或者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记者可以用一些话煽动大家情绪，产生某种情感，但是科学工作者不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尤其是因为所以这样的东西，而是要一种客观的方式。 后面关于城市的三个故事，里面提到了地理的重要性，一副地理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措辞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中文真的是难以表达这种科学的内容。 还有，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和听众共同分担成本。这样的逻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的。 总而言之，就看看吧，当成一些参考书随便翻翻也就可以了。

　　《空间的力量》读后感(三)：入城破藩篱—评陆铭《空间的力量》

　　黄亚生和李华芳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这个可以给了读者一个全方面理解中国城市的框架。接下来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详解了城市化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土地政策。而从学术上证明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并非坏事，而户籍制度加大贫富差距的，则是陆铭这本《空间的力量》，此书是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中经济分析最出色的作品。

　　http://lihuafang.baijia.baidu.com/article/2959

　　入城破藩篱

　　——评《空间的力量》

　　李华芳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要靠进一步城市化。与单纯的土地城市化不同，还需要人的城市化。我们在《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一书中已经解释过这一逻辑。因此未来与城市化相关的公共政策就要着眼于破除制度藩篱，解开束缚城市化发展的枷锁。如果《真实的中国》一书为理解中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那么完成详细论证的就是陆铭这本《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当然，要了解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值得推荐。

　　陆铭的核心观点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地理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不冲破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政治藩篱，中国可能尽失公平和效率。效率和公平，换一种说法就是做大饼，分大饼。经济增长是要做大饼，而缩减贫富差距达至公平就是分大饼的学问了。陆铭的视角就是在公平和效率的交织处展开的，一方面要考虑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要考虑缩减贫富差距。

　　简单来说，人口的密度与经济增长有正向关系，所以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要加大人口密度。那么怎么加大人口密度呢，当然就是要通过城市化。尤其是当下大城市依旧有吸纳人口的空间，因此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问题上，陆铭用研究证实大城市的吸引力。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人均收入水平要高。收入水平其实蕴含了很多信息。人在城里集聚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可以分享，从而共通有无；二是可以匹配，举例来说，进城之后更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三是可以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一群人聚在一起知识就有溢出效应，而学习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有重要作用。如此一来，即便有制度藩篱，人们依旧冲破藩篱入城去。这一持续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了“入城去”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

　　不能否认，城市化也有多种化法。比方说，到底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孔雀东南飞呢？这与开放的港口有关，越接近港口城市圈，经济发展就越顺利。偏远地区因为地理条件不优越，往往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极其缓慢。再一次，地理位置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埠城市、西方历史上的港口城市、还是当下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都呈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快的发展势头。这主要是因为地利、接着开放、促成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不就会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吗？的确是的。一定程度的区域落差是在所难免的，这通常还会被认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因为港口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因此造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常理上，尽管能不能落实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与政府的治理能力紧密相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大城市会有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城市带。这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分析。

　　道理上来讲，只要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地区差距往往不会那么大。因为人口总是往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去，这样只要流动不被限制，一来二去，就能拉低高收益地区的收益，而将低收益地区的收益提升上去，使得边际上的收益相等。而事实上，需要考虑政府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有一些政策由于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反而扩大了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

　　对发达地区来说，政府一般是这么考虑的：来人做贡献，要；留人负责任，不成。这就造成大量外来人口实际上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即便在同一省份内，GDP朝省会城市或其他城市集聚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口集聚的速度，这意味着经济密度增强但人口密度没有同步跟上去，跟上去的往往又是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低技能劳动者难以参与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这就是“高增长，低就业”的困境。理由之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的干预却削弱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从而导致与人口集聚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

　　但还是会有人说，外来者进入城市可能造成贫民窟，会产生负面的外部性，难道不需要“管理”甚至将这些人排除在城市之外？比如一旦考虑到潜在犯罪率的上升，先进城的享有城市福利的难免就会慌了神。尤其是城市底层和新进入城市的人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不和谐。尽管大量经验研究没有证实其相关性。陆铭的研究表明，是因为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导致了犯罪率高，这个与城市化水平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如果户籍不与福利挂钩，只作为身份识别，犯罪率不一定会上升。

　　目前的户籍制度则的确造成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主要是没有户籍就缺很多保障和福利，制约了新来者的消费，扭曲了经济的结构。这个不难理解，相对于城市居民，外来者要面对的教育、医疗和保险的负担更重，收入增长根本敌不过通胀猛于虎，也不消说各种福利保障了。一场大病就可能毁掉一个外来者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储蓄就很高，外来者的消费就很难起来。不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靠商业广告和政治口号是难以启动内需的。当然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目前的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最后再推荐一下关于城市化的这几本书。首先是黄亚生和李华芳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这个可以给了读者一个全方面理解中国城市的框架。接下来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详解了城市化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土地政策。而从学术上证明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并非坏事，而户籍制度加大贫富差距的，则是陆铭这本《空间的力量》，此书是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中经济分析最出色的作品。

　　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2019。

　　《空间的力量》读后感(四)：对于城市化，我们到底怕什么 ——《空间的理论：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读后

　　本科阶段，我机缘巧合看到了一本名为《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的书。该书作者是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高级经济师郭书田。该书直面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对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粮食、燃料，甚至副食品等制度进行细致的描述，详细阐述城乡二元体制的种种弊病。当时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不公问题，全书看完，甚为触动。书中有这样两段话，解释了二元体制是什么，及其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血浆获得者）威廉·阿瑟·路易斯在1954年提出来的.....路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他考察了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 隐性失业。这种失业的含义是：假若农业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则农业部门的所余劳动力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产量，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增加产量。

　　二元社会结构起了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在十几年的运行中，这两种结构越来越紧密地凝结在一起。同时也必然对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好像是打不垮摧不烂的“铸件”。二元社会结构也许只带来一个好处：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有可能转化为城市中的大量公开事业人群。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国家那样。在这些国家的城市，低层次服务性工作已经饱和。

　　全书着重强调了城市化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称其为“21世纪的曙光”。时代的发展使知识体系得到充分的更新。最近读了陆铭教授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深化。这里除了叙述本书的重要观点，还对单个问题展开了思考，即“对于城市化，我们到底怕什么”。

一、本书基础观点

　　书中指出，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大国的公共利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这其中主要方式是突破生产要素在城市和区域间再分配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调整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P.2-3）。在确定这一原则后，作者对一些基础性规律进行解释。一是解释了为什么企业愿意在工资水平更高的高密度地区，而非其他地方。二是指出越是靠近国际市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就越高。三是阐述集聚的原因。即集聚能够做到分享，大城市有足够多的主体来分担成本；匹配，生产要素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匹配；学习，空间聚集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P.7-8）。四是阐述了规模经济的表现，即如果国家有较大的规模，那么就可能将战略性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实现产业政策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P.11）。如果产品在大规模市场销售，就很可能快速回收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有助于实现技术创新。规模越大，消费群体就越多，越有利于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如果市场分割，则会导致的人口流动不自由，会加剧地区间收入差距（P.6）。

　　书中指出，城市化不只是城市人口比重的变化，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P.23）。这一过程中，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体系将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结构。离心力包含拥挤效应、郊区人口需求。向心力主要是本地市场效应（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市场规模越大）（P.26）。

二、本书重要判断

　　书中指出，现阶段，三个机制导致地理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一是中国的发展是出口导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便会向沿海港口集聚。第二个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第三个因为服务业是需要生产消费无法分离，故随着是服务业的发展，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P.14）。作者也提出了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三种歧视，就业歧视、社会保障歧视、公共服务歧视（P.18）。以及土地制度的障碍。

　　书中指出，在经济年代，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干预城市发展，城市体系出现了扭曲。这种扭曲表现在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度，城市规模受到限制，城市间规模差异较小等。中国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快于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土地矿长速度是费溶液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由于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人口和土地的集聚滞后于经济活动的集聚。土地的利用效率比较低，这与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率同步增加的规律不符合（P.37-42）。由于存在这种扭曲的城市化，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受阻碍的，城市化的益处并未充分实现，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其中的表现是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巨大；城市内部存在社会分割，非本地户籍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差异明显；经济结构失衡，消费所占GDP比重明显偏低（P.42-49）。

　　本书并不回避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作者认为，城市病，如拥堵问题（存疑：北京就很堵，大量人住在京郊，却要在市里上班）、污染问题（核心是处理这些污染物的能力，分散的污染物和集中的污染物之间）、犯罪问题是可以处理的（P.29）。作者认为，城市发展所伴随的“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和管理的问题（P.51）。

　　书中就具体的问题展开的思考。

　　——限制规模导致效率与平等兼失。作者认为，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城市发展水平和人的收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P.54）。大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暗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就业率。为此，作者做了一系列的实证检验。通过数据分析，作者发现，最高技能和最低技能者的收入在城市扩张中得到明显的提升。中等技能者多从事制造业工作，而在城市扩张中，制造业规模的变化趋势呈现倒U型（P.65-74）。

　　——地理能够影响劳动生产率。在本章，作者基于“中心——外围”城市理论体系，构建地理与城市发展的实证模型，为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寻找基础。其重点分析了大港口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认为“人为得规划都市圈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P.78）。同时，其也考察了大城市、大港口的举例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地理因素是否影响服务业的发展。研究发现，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存在着三次的“∽”形曲线关系。随着到港口距离的增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研究同时发现，港口大城市和区域性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增长极作用（P.101）。

　　——行政性地配置土地使用权损失巨大。在本章，作者认为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最好的办法是将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迁入发达地区，让剩下未迁入的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均资源，从而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现实情况是，中国在人为地限制城市的规模，限制人口城市化进程。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地区间在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但从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和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比较来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在空间集聚上不足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P.124）。因此作者认为，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维持区域间平衡发展，政府应当允许用地指标在地区间进行再配置（P.125）。

　　——受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作者认为，如果忽视地理因素的作用，人们会认为政府可以将倾向性的区域发展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但是，任何一种通过政府干预来抵消市场作用的努力，最终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增长。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于强调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的发展道路（P.126）。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额来源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一个国家而言，生产效率的提升包括地区、行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由制度改进、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等总体上的生产效率的改进（P.129）。不过，错误或者低效的政策却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这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可能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加之在种种晋升激励条件下，地方政府或有较强的动机追求短期的而经济增长。例如，中国单位GDP带动的就业量低于同等国家水平。再比如，教育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因素，却被忽视了（P.130-131）。这种短视还导致一种结果，便是经济发展越不平衡，落后地方便越依赖政府的经济干预（P.145）。

　　——中国存在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作者认为，过快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可能导致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中国经济或已经偏离了资本积累的最优路径，出现了过渡资本深化现象。过度资本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不能充分地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量的收入被投资者和政府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P.147）。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问题。在政绩考核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偏好大规模投资。这些投资更偏向于基础设施方面。作者认为，大量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在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削弱了经济增长创造居民福利的能力（P.149）。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变化。为了保证税收，政府更愿意将资本投入到资本密集型企业，将其做大做强，以此扩大税基。同时，政府提供基础配套设施，给予税收优惠，降低地价来吸引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与之相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却因此被排挤出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财政收入增加，但就业弹性降低的现象（P.164）。

本书思路图[转载]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作者也给出了看法。作者认为，中国是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仍受到土地、户籍等制度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投资的低效率也带来一些金融问题。地理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改革，关键在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财政体制、考核体制进行调整，并将之统一于有利生产要素流通这一核心标准。

三、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城市化和经济集聚的好处被低估了，其坏处却被高估了。”这句话背后深刻地写着一个字“稳”。换句话说，作者道出了我们“怕”的核心，即“不稳”。在最近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稳”的态度十分鲜明。如：

　　要坚决维护社会稳定。聚焦总目标、打好组合拳，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大力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定发展民生三位一体，持续推进以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为重点的惠民工程......

　　在求稳定的态势下，对一些关键重大制度的调整，往往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但问题是，民众和官员是否愿意改、政策是否能改、是否会改，改之后的影响如何应对。加之地方政府事务繁忙，千条政策线一时难以兼顾也是正常。正如笔者听过的那样：“这么多考核，实际上是应付不过来的。几个关键的指标抓住了就行，其他的糊弄糊弄算了。”但问题是，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够一拖再拖。

　　《空间的力量》读后感(五)：28 《空间的力量》 书摘

　　

第1章 地理、政治与全球化

1.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2. 任何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富强，其最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表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这样的趋势不可阻挡。

3.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仍然笼罩在浓重的封闭经济和农业文明色彩之下。在农业占有重要比重的封闭经济中，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因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地理相对不重要。

与农业文明不同的是，现代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当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资本和生产活动有集中于大城市附近的趋势，地理变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去，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均从属于这个全球化进程，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否靠近港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4. 如果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成为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那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否采取了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当代中国，经济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始终是影响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配置的重要因素。当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并且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考核时，每个地方都有激励发展自己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增加本地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就是争取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

5. 在中央政府那里，由于简单地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而把政策重点放在了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资源上，较为轻视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当出现大规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当地政府有激励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外来人口成为本地永久居民，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

6. 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理和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权体制及其派生出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限制了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配置，妨碍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强。

7. 这本书主要以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单位，研究地理与政治对于城市体系的影响。本书的基本分析视角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是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在空间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强调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对于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

8. 而本书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意指“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市场分割。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地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的政治因素却可能导致效率和平等两个目标兼失。

9. 因此，为了追求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必须突破政治因素对于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再配置的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优化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10. 第一个是“密度与生产率”的故事，与“地理”有关。图1.1用2008年中国城市数据展现了就业密度与职工年平均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就业密度反映的实际上是人口密度，而平均工资则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密度与生产率正相关的故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而不只是在中国。也许有的读者会说，大城市人口密度高，工资更高，这很正常，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和生活物价都更高。

11. 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两个问题：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为什么在大城市的企业宁愿支付给员工更高的工资，也不搬到小城市去呢？其次，从个人角度来看，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的大城市，人口规模还在不断增长呢？肯定是因为大城市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它们才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居民也肯定是因为在大城市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才愿意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人口密度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蕴含着城市之所以存在，并且具有不同规模、密度和功能的基本原理。城市发展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将详细地予以讨论。

12. 这三张图虽然简单，但却直观地勾勒出了有关中国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总结一下，就可以成为三句话。第一，地理重要。第二，在开放经济下，港口重要。第三，由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口流动不自由会加剧地区间收入差距。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对这三句话的诠释和拓展。

13. 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所说的“地理”因素主要还不是港口、气候、地形这样一些城市先天的差异。要理解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首先理解“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这两个词。

14. 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期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市场群聚（labormarketpooling）以及知识的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导致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Marshall, 1890）。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这三个导致集聚的原因天天都在发生，但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具体来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经济机制做了这样的总结。

15. 当然，经济活动的集聚并不是无止境的。经济集聚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好处，其中，相对重要的是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拥挤，如果给定交通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城市扩张会增加人均的通勤时间，这会使得劳动者的人均净产出有所下降。

比如说，当一个人上班路上要花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实际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就少了，人均产出就会下降，更不用说通勤时间太长会影响服务业的精神面貌了。最终，只有当留在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

16. 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而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知识和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城市的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

17. 全球化到底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在现代经济中，国际贸易将加强地理在决定城市布局中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发展首先经历的是工业化过程，通常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要促进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打开国门，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整合。

18. 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历史上曾经有过所谓“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替代型”的争论。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生产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替代国外产品的进口，这种“进口替代型”战略的结果是出现大量低效率和政府负担，结果以失败告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经走过一条“进口替代型”的发展道路，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走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是这一发展战略调整的体现。

19.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由于它获得了优惠政策。我们不妨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当年没有在沿海沿江开发过程当中实施优惠政策，今天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会有根本性不同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先发展起来的仍然是东部。也就是说，当年所实施的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只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从根本上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实际上还是市场机制和全球化进程。

20. 另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四个城市同样获得了经济特区的政策，其中，深圳的发展远远好于其他城市，珠三角的一些非特区城市也发展得远比其他城市好，这说明决定发展状况的因素中，政策的作用也并不重要。同样道理，为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4年5月曾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随后，营口市（1985）、威海市（1988）获批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又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基本一样的开放条件下，发展的好坏仍然取决于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距离，这也同样说明地理比政策重要得多（对于地理和政策的作用，本书在后面的章节还将给出基于数据分析的详细讨论）。

21. 第二个使得地理更为重要的机制就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开放，90年代中期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再加上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强化了沿海地区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的优势，是其他地区甚至东南亚一些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难以比拟的。读者可能会说，沿海地区有港口，西部因临近俄罗斯，也有它的地理优势。请注意，在全球贸易中，至今为止份额最大的仍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市场。

22. 尽管西部是离俄罗斯很近，但是对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来讲，这个市场却相对次要。由于集聚效应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即使是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在浙江生产，再加上运费，仍然可能比在西部生产更为便宜。所以，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沿海地区拥有港口，并且形成了集聚和规模效应，其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优势就特别明显。这就是经济规律。

23. 第三个使得地理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随着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地理也越来越重要。制造业虽然需要集聚，但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比如说，可以在安徽芜湖造奇瑞汽车，然后卖到上海来，甚至可以卖到菲律宾去。但是，绝大多数的服务业必须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完成生产和消费，所以它对于集聚的要求就更强了。

24. 中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了“送家电下乡”和“送汽车下乡”的政策，这还是因为家电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分离的。如果随着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居民要消费更多服务了，就难以送服务下乡了。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要发展城市，而大城市的服务业更多样，更能满足人们对服务业多样性的偏好。

25.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自古以来，发展和平衡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目标，没有发展显然不行，而没有平衡，则会导致地方间的利益冲突，对国家统一不利。我们不妨把中国的发展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段叫作“农业文明时代”，后一段是“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地理和政治这两个因素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平衡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6. 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发挥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此时，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地方官员晋升和考核机制下，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却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分权”体制下，为了激励地方发展经济，中国用GDP增长和招商引资来考核地方官员，一个地方如果经济增长更快的话，这个地方官员就更可能晋升（Li and Zhou, 2005）。即使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陶然等，2019；杨其静、郑楠，2019），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没有晋升激励，地方政府还是会有激励尽量把地方的经济规模做大，这样，当地的税收多了，政府可以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27. 于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占优策略”就是，不管其他地方怎么做，本地政府将采取分割市场的做法，限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本地更快的经济增长（陆铭、陈钊，2009b）。同时，欠发达地区也在采取压低地价和牺牲环境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和发展工业。

28. 第二，社会保障。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由本地财政支撑并独立运转的，因此，各个城市的社会保障均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即使有些城市有专门为外来人口提供的社会保障，其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外来劳动力的参与率不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将养老保障的个人账户变成可以跨地区携带的，但直到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养老统筹仍未实现。

29. 在现有制度下，普遍的规定是，一个外来劳动力必须在工作地缴费15年后方能享受养老保险，如果未满15年便离开工作地，只能退保，但退保时职工只能带走个人账户中个人缴纳的累积金额，而企业缴纳的统筹部分则只能带走一小部分，这对外来劳动力而言是不小的损失。而这一制度安排又反过来会降低外来人口的参保率。

30. 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如果说第7章直接地研究了土地市场上存在的扭曲及其后果，那么，第8章则关注到了资金，讨论了投资和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第9章实际上也涉及了“钱”的问题，涉及了在政府干预之下，经济发展的资本深化进程。第10章则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了“钱”的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拥有巨大规模的存量债务，与此同时，新增债务却仍以较快速度增长，这不利于公共财政的持续性，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引发债务危机。这一章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

31.债务增长机制的地区间差异在本质上仍然是个“空间”的故事：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投入，债务—GDP比率的地区间差异本质上是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转移支付对地方债务的影响不同，反映出的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地区间差异。

第2章 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与扭曲

32. 正如《世界发展报告2009》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World Bank, 2008）。经济集聚在少数地区，是先天地理条件和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33. 除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与快速稳定增长的GDP，在中国，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城市化比率的增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9年的56.10%[8]，基本上是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到底国际贸易与城市体系调整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Fujita、Krugman和Mori（1999）指出，在世界经济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揭示了城市作为国际贸易基本组成单位的重要地位。国际贸易不仅仅起着重塑国家和区域经济地理的作用，还强烈影响着城市体系的演进。

34. 在经济改革开放前，在中央政府的计划下，中国的城市是均匀发展的[9]，而改革开放政策给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只是选择了一些沿海沿江城市开放，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的政策是打开国门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城市间的地理差异主要体现在与主要沿海港口的距离，而这决定了一个城市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对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城市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35.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出口份额大意味着发展较快。国际贸易还加强了中国主要港口的集聚力，在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涌现了大量新兴城市（Wei, 1995; Anderson and Ge, 2005）。从大城市的分布来看，如果我们将中国按地理位置区分为到香港、上海和天津500公里以内和以外的两大部分，可以看到，在1990—2009年期间，无论是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还是超过200万为标准，靠近大港口的地方大城市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都明显地高于内地（参见表2.4）。

36. 人口空间集聚不足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这在人地矛盾较高的中国尤为突出。我的研究发现，在1990—2006年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数量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按照道理来说，如果城市扩张可以给经济发展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话，那么城市扩张之后，土地利用效率应该提高才对。但从数据上来看，只有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会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

37. 土地利用效率低的一个后果是，落后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受到严重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内地的人口不能向沿海地区集聚，内地的城市发展必然大量占用土地资源，由此而造成的土地利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性一旦形成，将非常难以调整。

38.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不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一项数据，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

第4章 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

39. 进入21世纪，中国基于投资扩张和出口拉动的外延式扩张面临难以持续的局面，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诸如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外贸依存度高和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虽然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避免了急剧的衰退，但这政策效应很快消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继续下滑，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40. 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嫁接“空间”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GDP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人均资本好理解，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复杂得多。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Rozelle（2019）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

41.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城乡间和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资源的误配置，这成了中国经济的机遇，如果阻碍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再配置的制度性扭曲可以被纠正，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对此，上一章已经展开了很多分析。回过头来再来谈教育，倘若从“空间”的视角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是一个投入和水平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42.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人们会将其归因为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制度。再具体一点，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劳动力质量的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个问题，而教育的回报能否获得提高，又是另一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

43.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

44. 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

45.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但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Liang 2019），但大城市却的确更可能通过促进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梁文泉和陆铭，2019）。

46.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2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Moretti, 2019）。

47.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都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我们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者比例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效果最大（具体见后文中的分析）。

48. 2007年的个人层面数据，我们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到工作。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的就业机会更多。相比之下，中等技能人群的就业情况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均有弊处（陆铭、高虹、佐藤宏，2019；本书第5章）。此外研究也发现，城市规模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正效应：在对收入进行了消胀后，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会增加个人实际收入大概0.082%到0.143%（高虹，2019）。

49. 总而言之，高技能劳动力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在此，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人力资本的分化，那么，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那中小城市是不是会出现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积累而难以发展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通过政策推动人力资本向中小城市转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政策目标是什么。如果政策的目标本身就是推动大学生在空间上均匀分布，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行业，人力资本的地区间均等化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那么，通过政策干预城市间的“人力资本分化”当然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医疗、司法等公共服务行业，在有很强正外部性的教育行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引导大学生转移向中小城市本身就是重要的。从短期来说，这种均等化有利于提升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在长期，则有利于提升这些地方的人力资本积累。

50. 但是，请注意，对于绝大多数的行业来说，从经济效率上来说，推动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因为人力资本向大城市的集聚本身就是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对于大学生需求更多的结果，而一个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却相对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人力资本回报没有大城市高。换句话说，大学生的空间分布本身就是微观个体最大化人力资本回报的结果，除了上面列举的一些行业之外，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人力资本并不是社会最优的。

51. 从图4.3中，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城市中集聚了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大城市的技能分布整体向右平移了，说明了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却没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和定居的成本。

52. 缺乏所在城市的户籍，会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种种歧视（陈钊、陆铭，2019）。户籍制度是偏向高技能的，它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户籍制度基本上不会阻碍高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常见的情况却是高技能劳动力为了享受户籍背后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宁愿牺牲部分工资以获得大城市的户籍，而不是到其他城市寻找更为匹配的工作。其二，户籍制度阻碍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到收入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4]，这不但导致个人福利无法得到改进，而且也会抑制技能互补进而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

53. 此外，当存在户籍限制时，外来移民（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在大城市落户，无法享受所在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只能将老人和小孩留在老家，并且导致妇女更多地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家人分离一方面会影响孩子教育、成长和老人的健康；另一方面会导致外来移民更多地将工资寄回老家，进而降低所在城市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外地人只挣钱不花钱”的消费需求萎缩又进一步影响到本地居民的工资。

54. 本章的结论说明，如果错误地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的升级换代只需要更高生产率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忽略与高技能者互补的低技能劳动力，则必然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中，服务业是大城市发展的关键，也是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而低技能劳动者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供给者，若将低技能劳动力排斥在城市之外，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巨大。

55. 城市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自由和多样性（Jacobs, 1969；波特罗，2006）。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不利于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线城市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如果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短缺进一步传导到其工资水平上，那么，就将进一步危害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劳动力需求上升，这种需求方的因素带来的城市的劳动工资上升是好事，恰恰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但是，如果是因为供给方的因素，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工资上涨，那么，这种工资上涨就可能会使劳动成本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

第5章 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与公平？

56. 在户籍制度改革背后隐藏着对于城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担心。事实上，即使在市场机制下，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城市规模扩张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对于城市发展所伴随的“城市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技术和管理的问题。另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人们特别担心，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57. 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刘学军、赵耀辉，2009）。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甚至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会快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但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

58. 近年来，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这种理念不仅强调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强调经济增长的模式。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不仅要使不同部门广泛受益，而且要将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劳动力“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而就业创造即为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就业的限制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59. 如果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都更倾向于迁往大城市生活和居住，直到大城市的收入不足以弥补生活成本时，生活成本成为自然的阻止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的机制。美国的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更多的是向大学毕业生比重本来就比较高的地方集聚，这充分体现出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效应（Moretti,1998）。因此，一个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往往和城市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资本积累本身也部分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60. 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固定资本投资的系数却显著为负。这说明，与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其他GDP构成（如消费和净出口）的城市相比，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内投资的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更低。已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往往给予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更多的激励（陆铭、欧海军，2019；本书第9章），因此，更高的国内投资/GDP比重往往缺乏就业创造能力，甚至是不利于就业的。

61. 本章考察了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来说，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就业的概率上升0.039—0.041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城市发展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主要来自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集中。此外，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不同。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对主要由低技能劳动力提供的服务消费需求较高，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不完全替代性，低技能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更多。

62. 本章的研究结果说明，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规模扩张能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低技能劳动力将从城市扩张中得益更多。因此，若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者的限制，将会导致效率和公平兼失的局面。当前在中国存在着选择何种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对于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分歧。对于这一问题，除了之前已经说明的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考虑之外，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还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当然，持续地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但是，在任何时候，一国国民中总是有一部分相对低技能劳动者，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目标。

63. 从大城市自身来说，很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的产业升级会减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出现困难，这是个传统思维中巨大的误解。恰恰相反，由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都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城市越是发展，高技能劳动力越多，产生的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多，因此，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就业和生活，恰恰能够满足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对大城市自身发展也有利。也正因为此，大城市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公共服务和积分落户）不应歧视低技能劳动力，否则，既不利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原住民的福利，也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相悖。

64. 本章从创造就业和提升收入的角度，为放松大城市的规模管制，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供了证据。由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集聚的过程不仅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能够以大城市为依托带动中小城镇发展，而且能使更多的劳动力实现就业，从而将更多的劳动力包容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放松对于大城市的规模管制，让经济和人口按经济规律向大城市集聚是中国未来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

第6章 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

65. 世界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发展也体现为城市群的发展，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接近市场便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中国也不会是例外。

66. 基于本章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相信，城市群的辐射范围的确是集聚力和离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大约就在距离大港口500—600公里左右。因此，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应更多地顺应市场力量对城市群的塑造，避免行政力量妨碍城市群辐射功能的发挥。未来，以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增长极的作用，即使当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经济向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附近集聚的趋势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城市体系也不会在目前状态下走向分散化。现代服务业更需要密集的知识和信息，消费型的服务业也需要借助于高劳动生产率派生出来的需求，大城市对这些服务业更加有利，特别是在区域性的城市圈内部，大城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的相对优势更明显。因此，人为地限制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发展不仅会带来效率损失，也不利于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向更为依赖内需的方向调整。

67.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章的研究发现意味着，应充分地认识到区域性的核心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的带动力，不能将大城市的发展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对立起来，从而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换取中小城市发展。相反，如果核心大城市的发展更好，那么，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才更为得益。此外，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不同的经济地理条件。本章的分析表明，越是距离核心大城市近的中小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发展中小城市的过程中，也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让邻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更好地发挥其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而通过行政力量加大投资，盲目发展远离核心大城市地区的中小城市，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段时间以来，在远离核心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兴建了大量工业园和新城，结果导致投资过剩，经济效率下滑，债务负担加重，就是因为没有科学地认识到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也没有看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所致。

第7章 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

68. 经济学中非常著名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那么，经济资源最终将由使用效率最高的人获得，而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但资源的初始配置会影响收入分配，因为资源的初始拥有者将获得资源使用权转让的收益，而资源的最终使用者则需要为使用资源而付费。借助于市场交易可以改进资源使用效率，这一思想也可以用于土地。虽然土地从自然属性上来说是不可移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建设用地指标较富余的城市A转让面积为N的建设用地指标给城市B，城市B可以将其N单位农业用地用于非农业开发，而A市则相应地必须多保留N单位的农业用地，并为此获得一笔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的转让费。在这一过程中，建设用地指标的利用效率将得以改进，这种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空间蕴涵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不允许跨省（区、市）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换句话说，在保持18亿亩耕地的目标下，各个省（区、市）都有自己的保护耕地指标[1]，不能被突破，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稀缺，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复耕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进行再配置。在不允许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的政策下，中国是否可能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实现平衡？反过来说，如果取得政策突破，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这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69. 本章的分析表明，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土地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可能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而土地供应—房价—工资的逻辑链条又展现出了一个市场上的扭曲怎样传递到另一个市场上去。

70. 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往往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有效工具。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条件不佳的欠发达地区，也总能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来用完其所得到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招商引资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土地方面，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竞相压价。很多地方采取补贴地价，配送土地，甚至“零地价”“白送”等优惠政策，造成土地资产严重流失。在2003年前后的工业开发区建设浪潮中，“各地制定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用地优惠政策，包括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等”，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很多市、县、镇级地方政府提出‘零地价’来争取工业发展”，长江三角洲的情况也不例外，“即使在土地资源最为紧缺的浙江省，征地和基础设施配套成本高达10万元/亩的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只有8.6万元/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开发区出让价不到成本价的一半”（陶然等，2007）。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以来的工业用地总量分析，工矿用地在整个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长期持续稳定在43%，高于房地产开发用地及其他各种类型用地，在一些地区达到了50%甚至更高”。[7]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协议转让，而回避“招拍挂”的方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并不是无利可图的，工业发展了，居民收入有所提高，而居住用地的供给则随工业用地的增加而减少，这样居住用地价格就被抬高了（郑思齐和师展，2019）。

71. 本书在第2章中已经指出过，作为市场整合不足和要素流动受限制的结果，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总体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局限，使得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明显低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中国必须认识到，经济的集聚是不可逾越的过程，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资源布局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

72. 经济活动向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集聚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虽然短期内经济集聚的确可能伴随着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但从中长期来说，只要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经济将最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相反，如果劳动力不自由流动，并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跨区域再配置，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地区间在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但却使得土地利用效率蒙受了损失，最终也不利于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根据本章的研究，1990年以来，到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在更远的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有降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推动经济和人口向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将为下一阶段的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73. 中国不应该被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束缚了发展的手脚。这并不是说区域平衡不重要，恰恰相反，根据本书的相关论述，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集聚都能够为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的目标创造条件。在持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能够充分自由地选择到最大化他们收入增长的地方去就业和生活，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而这是使得农业人口过多的欠发达地区改善其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仅仅简单地依赖财政转移来追求平衡发展，其结果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第8章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Highlight (yellow) - Location 3328

74. 任何一种通过政府干预来抵消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都会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增长，而如果政府通过影响投资来干预经济的话，那么，投资也会随之而上升。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于强调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的发展道路。在2019年，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与GDP之比达到22.0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甚至达到65.96%。[1]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进行科学地评估。

75. 但从实际效果看，简单的补贴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地区间差距。而真正有效的帮助欠发达地区人民致富的政策主要就是两条：一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即实施“动人”的政策；二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更有能力争取高收入。

76. 本章的研究表明，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而言，虽然地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但非常重要。从对中国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看，本章建立的模型可以解释34.6%，其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短期经济增长的0.2%。而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40.4%，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就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同时，本章还发现，只有教育和地理因素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上都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虽然在短期内显著，但在长期却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任何人为干预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都需要花钱，如果这些钱真要起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话，那么，正确的花钱方向是投资于教育，而不是直接投向生产性的项目。

77. 有时候，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的重视很容易被贴上“新的地理决定论”的标签。事实上，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地理的作用并非是唯一决定性的。经济政策和一些非人为的偶然因素完全可能成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说，一个城市加大了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就可能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其经济增长有利。再比如，一个城市突然在其周边发现了矿产，也可能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经济政策或偶然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对地理的作用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地理”的含义。[4]举例来说，如果邻近的城市发现了矿产，那么，对其周边距离远近不同的城市来说，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一个地方到大港口的距离对当地经济增长来说就越来越重要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有所下降，在本质上，就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美、欧、日等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有关。这时，东南沿海地区拥有大港口的优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东北地区缺乏不冻港和气候寒冷是其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制造业体系的劣势（陆铭，2019）。

78. 无论是为了晋升，还是为了最大化当地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激励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其手段便是鼓励投资。在当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之下，经济增长是个短期目标，政府官员会愿意将支出花在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上（比如基本建设），但却相对不愿意将钱花在更长远的目标上（傅勇、张晏，2007）。不难理解这一现象，政府不是企业，不能像企业那样通过股票或股票期权来激励经理人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王永钦等，2007）。更不用说，中国还常常通过任期制、轮岗制来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控制，而这更加强了官员在任期内最大化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于是，发展的长期目标被忽视了，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难以被实施。对于这些官员管理和激励机制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其短期内的影响，而应同时考察其长期影响。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短期的增长易于研究，只需要将影响增长的因素与其相应的当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匹配就可以了。但长期的增长却在研究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尽管当前中国更急需进行研究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79. 在经济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小城镇，让中国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也是我们应该明确给出回答的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城镇规模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城市还要进一步长大，小城镇也要大力建设。但是，小城镇的功能恰恰应该是连接大城市与农村，不能在发展小城镇的时候将其脱离于大城市。首先，当大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都不断上升之后，只有劳动生产率更高、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现代服务业才适宜于在大城市发展，这时，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必然从大城市向外迁移，其迁移方向如果不是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则必然是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这时，大城市和小城镇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小城镇的制造业将失去竞争力，如果没有小城镇，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就缺少了依托。其次，小城镇当然也可以成为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区，而大城市也将为小城镇的居民提供多样的、现代的和优质的服务。此外，小城镇将也是服务于农村的，当农业走向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时，小城镇将为农村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播种、包装、运输、销售等等。

第9章 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

80.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1]由于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地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中国的城市体系存在着多方面的扭曲，而这也一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上有所体现，并产生一系列连带的后果。从上一章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如果一味地依赖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其效果最多是在短期内有用，而在长期内，其作用便消失了。更糟糕的是，过快增长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81. 本章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通过两个机制降低了就业弹性，其中，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了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就一直存在，于是，地方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提高，就业弹性就会持续下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资源错配的成因之一。与上一章相呼应的是，大量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不仅在长期对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推动作用，而且也削弱了经济增长创造居民福利的能力。

82. 理论上，地方政府至少有两个重要动机去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就业弹性。首先，经济增长竞争上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引进投资规模巨大的企业，优先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这些企业的引进与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却相对有限。

83. 对于地方政府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行为，一种理解是，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强烈地表现出追赶动机。为了不在地区间分工中处于落后的地位，欠发达地区有动机采取策略性的行为，发展自己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缩小本地与较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陆铭等，2004）。另一种对于政府投资行为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9）。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国经济中的重工业部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重工业部门的扶持。

84. 本章试图说明的道理是，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方式只有在顺应市场机制的正确方向上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力量在引导资源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周围集聚，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在空间再配置的过程中得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也将提高。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年，政策在区域发展政策上鼓励沿海优先发展，看上去是一种“优惠”，实际上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客观需要。美中不足的是，受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体制的制约，劳动力流动不够自由，于是，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间的差距有所扩大。面对这一问题，兼顾效率与平等的政策本应是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遗憾的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资本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却走上了一条通过行政力量对抗市场的道路。

第10章 为什么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

85. 中国的政府债务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由于债务构成相对透明，再加上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因此各界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庞大，同时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从2008年年底的5.35万亿增长到2019年年底的10.72万亿和2019年年底的15.89万亿，其年均增速达到31.28%，如此高速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显然不可持续。而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主要依赖于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因此地方政府会进而采取各种政策来阻止房价的下跌，这又使得地方债务风险与土地财政风险累积在一起（何杨和满燕云，201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借债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也会挤出私人投资，并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

86. 地方政府债务高速扩张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央地关系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实行单一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