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时代”的来临？》是一本由海青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杀时代”的来临？》精选点评：

　　●解释力很有限，甚至是可怜。

　　●有些不能理解的事情 把它放回到它的时代背景 就似乎可以理解了 而那些持有前瞻性观点的人 反而孤立无援 而前瞻性的眼光并不能改变他们也是那个时代一份子的事实 所以这些人既矛盾 又痛苦 无法得平衡

　　●革命，理想，爱情，自我。

　　●虽然纵横捭阖但是相当乱

　　●推荐上篇。。中下篇感觉是有点凑数？。。

　　●行文的逻辑就不说了，注释及其不规范，还有个别根本找不到。

　　●看了第三章 “自杀时代”的奋斗

　　●看过部分

　　●材料丰富而已

　　●好多料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一)：案例丰富优秀，收获颇多，但文不对题，章节安排逻辑不清晰

　　看了以上九位的书评，我也写一点我的看法。首先，必须承认此书还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列举了丰富的案例，解释了很多历史事实和现象，每一章分开看都是大有收获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文不对题，而且作为一本书，整体编排上逻辑不清，每个章节和前后章节的关系不明，个人觉得作者加以修改整理，做成类似专题论文集的形式，就更好了！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二)：具有文化隐喻和想象的如戏剧般的自杀

　　《自杀时代的来临》从民国的两大群体（青年和新女性）论述了当时的自杀和时代背景的关系，“自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更多的，自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隐喻，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了，亦即是，如果没有“观众”，这样的自杀也收不到成效。

　　比如新青年的自杀就会被赋予“无惧、牺牲、道义”的隐喻，这也和当时对青年的文化想象有关：当时社会认为青年是纯洁而充满活力的，也认为他们是进步的标志。因此他们的行为也会在这个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人们也会倾向于用正面的角度解读他们的行为。自杀的潜意识会带有一种不满当下的社会，孤高自赏，藐视众生的态度，因此在自杀的过程中，当事人在心里会收到一定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青年的自杀会让社会震动不已，除了这种优越满足感，还能引导别人指责社会，力求社会改变。这往往是从他们自杀的开始就已经设定好这个“牺牲剧本”了。而“观众”一部分是当时同为青年，或是处于文化阶层的人，他们会利用媒体去对公众美化这个行为。一部分是容易受到媒体鼓舞，情感主导的群众。这反过来又更强化了当时人们对青年的正面文化想象。

　　“五四运动”也会大受支持，实际上可能只是激发了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关注，但并非等于民众真的理解学生所争取的诉求。当学生采用更极端的暴力方式去争取诉求的时候，逐渐的，人们心中对青年的幻想也会随之破灭。由此青年不得不使用更让人刻骨铭心的行为去争取诉求，但人们对这些青年的评价也会逐步回归理性。

　　这些牺牲，仅能在一定时间内唤起社会的情感关注。一但风波过后事情冷却，公众自然就不再那么同情和支持。青年在当时实质上是失去了生命的方向，他们的生命充满了无尽的空虚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活在世界上。因此也会继续希望通过“有形的”事物去印证自己的生活目标是正确的。

　　当时的生活目标被简单划分为两种：为了自己私利而生活或为了社会道德而生活。这两种生活被对立了起来，让学生只可二选其一。作为容易受情感因素支配且又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人，自然更容易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更满足当时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放弃自身的幸福去追求道德价值无疑是青年的典范。因此“牺牲者”的角色也会大有市场。

　　可是生活需要奋斗，尤其是心灵层面的充盈。艺术、社交、人生观的塑造都属于这个范畴，如果细心去做这些奋斗，就会感受到来自奋斗的甜头。但毕竟这方面是“无形的”，也难以像“有形的”外在评价一样，容易找到标准去印证自己的正确。因此这样缺失了思考的生活，也会堕落入空虚的魔咒，生活就难以为继。

　　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与现实抗争。他们的现实来自于两难：旧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在旧社会女性受到礼教所困，可是当新社会来临社会对女性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期待：独立自主，婚姻自由。

　　当时的文化人很容易会把现实生活的不如意都怪罪在旧社会礼教上，而忽略了新社会同样给女性带来灾难。新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激进而残酷的，深受礼教环境长大的女性会更难融入这样的社会期待，从而也更容易被新社会的男性所厌弃。

　　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文化价值，一直引领着不少女性向前努力。

　　女性急于融入新的社会，固然是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性别进步。但在当时，即使一个女性很成功地做到了独立自主、婚姻自由，现实往往也会很残酷。他们未必能够真的独立起来，也未必能够真的在婚姻中得心应手。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动荡，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落差，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做一个新女性，但同时也不认同旧女性的价值观。因此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失调，最终也使这些女性身心受损，离家出走甚至走上绝路。

　　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对未来的构想，最终是通过自杀来实现的。这样的自杀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解脱，预设一个有能力追求超越价值的自我，安抚他们在现实的感受。

　　此外“自杀”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解读并不一致。在西方社会，自杀仅仅是一种个人行动、自身绝望的表示，但是在中国社会自杀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当一个人出现了自杀，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谁改为此负责”，因而促使自杀的因素也会受到公众的关注，这也是自杀者所期待的效果。因此自杀在这个层面上会带有目的性和表演性。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三)：雄心与能力成反比

　　西闪/文

　　《“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长书名，它向读者预示了一幅值得期待的宏大图景。然而读完此书的读者可能会遗憾地发现，在作者的雄心与能力之间，反差太大了。

　　按照作者的提示，《“自杀时代”的来临？》要在清末到“五四”这个时间段内，探讨知识群体在面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时，就生死、自我、爱情和伦理等生命问题所形成的意见和想像。先且不论作者的眼界是否过于“宏阔”，作为读者，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把那段历史称为“自杀时代”？

　　然而令我惊讶的，作者把20世纪早期命名为“自杀时代”，却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更不要说定义了。以书中给出的数据，1916年京师、京兆的自杀者占死亡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3‰和1.0‰。这个数字比1915年如何，比1917年如何，比今天的自杀率（现约为2.3‰）又如何，书中没有交代。这说明作者没有把自杀率当作所谓“自杀时代”的判断依据。

　　那么，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自杀动机很特殊，足以支撑“自杀时代”这样的概念呢？精神错乱、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庭失睦、畏罪悔恨、负债难偿等等，这些当年统计出来的自杀原因哪一条够特别呢？好像也不是。

　　于是作者选择性地忽略掉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大笔一挥，就把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与自杀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未免太想当然了。照他这种思路，春秋战国定然是自杀时代，三国混战同样是自杀时代，五胡乱华没得说，那也必是自杀时代。与那些历史阶段相比，20世纪早期的自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也许作者会辩称，特别之处在于，当时的自杀是前所未有的热门话题。然而即便这个历史现象很特别，恐怕他也没抓住关键——不讨论报刊杂志这类新兴的舆论载体本身的作用，自杀话题就只能是话题。

　　不必为那个时代混乱的自杀数字耗费精力，不必为琐细而真实的自杀原因狠下工夫，只需给“自杀时代”四个大字加上引号，难道一切就能解释得通？看看作者接下来干了些什么吧——他在“自杀时代”的后面还添上了另一个标点：问号。这又是为何？

　　原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发现，自己最初定下的“自杀时代”根本无力完成，他决定知难而退了。在《缘起》中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放弃了为自杀问题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而代之以‘激烈行为’的表述。”在《结语》里他也承认，当这本书写了一半，自己已经与原初设计的问题渐行渐远，无法以自杀为边界写完论文。我想，这大概就是作者在“自杀时代”后面添加问号的原因吧。

　　可是，这种“标题党+金蝉脱壳”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自杀时代”搁置一旁，“激烈行为”难道就可以蒙混过关？打个比方，我用榔头敲击核桃。判断这一行为温和还是激烈，标准可以大不一样。可以是敲打的频率，也可以是打击的力度，还可以是核桃的破碎程度。可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给“激烈行为”下了什么可靠的定义吗？没有。

　　含混之处岂止作者的探讨主题。从《“自杀时代”的来临？》的谋篇布局也可见作者思维的混乱。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包含的逻辑谬误，就像把人类分为古人、女人和裁缝一样可笑。它平白无故地为作者自己的研究增添了困难。

　　像不少近现代史研究者那样，本书的作者也尝试着用“国家——个人”的框架来阐释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群体。近些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20世纪早期的国家状况大致明晰，可是当时的“个人”是什么面貌尚存重重疑云。这本来是最值得着力发掘的领域，可惜作者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人担心。严复当年讲：“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群学肄言》，1903）可是本书作者既没有关注“个人”这个字眼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没有强调“自我”发展的不同侧面。这当然会导致他在具体的故事里打转转，却很难从陈天华、秋瑾、朱谦之、马振华、瞿秋白等等人物身上萃取出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我”来。

　　在运用社会学理论方面，作者也是生拉活扯。比如他套用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论，来把握当时中国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这显然是过分僵硬了。戈夫曼说过，任何理论框架都是有局限的，他的理论也不例外。他还特别强调，这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修辞，一种技巧，更适合描述“室内的社会生活”，而文化因素、身份体系和宗教倾向则会制约它的发挥，因此在运用它时要格外谨慎。当《“自杀时代”的来临？》的作者用这种理论去考察自杀、暗杀、革命等行为，我很难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称得上严肃。

　　如果把这本书作者比作厨师，那么我的整体印象是：他宣称准备做一道风味独到的清蒸鲤鱼，中间变了主意，决定把清蒸改成糖醋。结果佐料放得太多，糖醋成了酱烧。最终，他把这道菜端到桌上，试图说服我，它仍然是一道清蒸鲤鱼。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四)：致尊敬的另一种学官by海青 (zz)

　　致尊敬的另一种学官

　　□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一书作者）　

　　西闪先生评拙著《“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书评读后，谨提三点：

　　书评认为不能用“自杀时代”来言说那段历史，因为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同理，“激烈行为”也说不通。

　　关于“自杀时代”提法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可以借助它来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书中已有相应交代。如果必须以计量化定义为研究前提的话，历史会丧失很多面相。况且从数量上看，自杀人数一直只占人类全体的极小部分，何以人们对自杀问题的关注没有被忽略，反而越来越焦灼和强烈，这是统计学不能解释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进行数据分析时很清楚地统计呈现问题的边界，即把自杀当做外在于个人的现象来处理。

　　“自杀时代”描述的是历史中的精神现象，民国早期知识界从自杀事件中看到的问题、对自杀作为隐喻的使用方式，体现了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独特过程中个体面临的难局，很多问题仍在积累延续，但在全面物质化的时代反而不可能产生当时言论那样的生动样本。“激烈行为”的提法同样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到后来的中共，都曾被当局和一般民众称为“激烈派”、“过激党”，直到后来台湾动员戡乱时期的清共宣传中，仍可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人们将不驯服于现状、颠覆既有秩序、有时甚至仅仅是引发某一议题的人或事以“激烈”目之，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并非作者独出心裁。

　　拙著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冠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识分子”的标题，书评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包含的逻辑谬误，就像把人类分为古人、女人和裁缝一样可笑”。历史写作的章节安排取决于研究方法、处理题材和叙事策略等各种因素，有的按时间、有的按专题，有的按叙事节奏，像小说章回一样铺设悬念，跌宕多姿。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著所论三个部分是民国时期常见且重要的三个议题，涉及话语、案例、心态分析等层面，书评硬要把这种安排说成是对人群的“分类”恐不合适。显然西闪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章节必须构成互异的集合，这是个不错的设想，但不是标准答案，已有无数经典的史学著作不是这样做的。

　　书评认为拙著套用理论，因此结论不严肃，但西闪先生所提出的论据竟仅仅是理论家自己曾说过理论有风险、使用须谨慎。难道有“万金油”式的理论吗？拙著是否如书评所说套用理论，最简单的办法是看论述是否游离事实，必须依附于理论提供的线索和框架才能进行。作为作者，我敢说自己的行文叙述相对独立和完整，使用理论比较节制，是“套用”还是学术援引，可留待读者公论。

　　报社转来批评，建议回应，我很感谢。这或是出于厚道，因书评措辞严厉，断定拙著毫无价值，这时似应给作者一申辩机会，又或是出于促进交流与争鸣之考虑。其实我读西闪文后，已感交流之不可能，行文至此更发现，所回应之内容书中实已交代。可以肯定，西闪先生与我在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之基点与取向等基本问题上毫无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良性学术互动的可能性是零，或许只有古人的智慧“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供参考。

　　西闪先生所执著的定义、数据、计量等指标确为现代社会科学体制所强调，借之可以分析许多问题，也很容易快速批量地对学院产出的无数课题论著作出裁定。然而在社科体制大行其道的今天，历史研究恰恰是受此伤害最深的一门学科。对我来说，历史最大的魅力仍在于呈现，研究者在基本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将自身独特的天赋和体验带入研究对象，讲一个有温度的鲜活故事。

　　西闪先生书评中，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标题———“他的雄心与能力成反比”。的确，在整个研究写作过程中，史料搜集拣选爬梳之难、提炼观点布局叙事之难、汲取经验规避窠臼之难，都时刻提示“雄心”与“能力”之间存在的落差。研究者在提出一份案卷的同时，诚实地陈述自己遇到的困境是一种责任，接受来自各层面的质疑与批评也是本分。遗憾的是，看西闪先生为文，不能不让我怀疑是否真读了这本书，比如书评中说“作者选择性地忽略掉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大笔一挥，就把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与自杀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未免太想当然了。”而拙著原文写得很清楚，“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只是“反映了当时民众最容易猜测和归纳的死因”，接着分析了舆论将死亡与国事政局相关联的思维惯性，恰恰是这些言论还过于浅层和粗糙，才有必要深入到精神层面探讨（参见“缘起”第4-5页）。

　　书中的案例分析多次揭示“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被西闪先生“选择性地忽略掉”也就罢了，只是不知西闪何以“大笔一挥”，把作者列举之观点当成作者本人观点，以此批评作者“想当然”？如此明显的误读，或出于无心，但效果已近栽赃。西闪先生跳过文本体贴这一步，直接上升到对作者意图、能力的指摘，可能很过瘾，但不像个书评人，俨然是高坐于机关大楼办公室里的学官。毕竟历史写作体现的是作者对一个逝去的经验世界的理解与诠释，如果抱过多先验偏见读史，不能明智，徒增误解。

　　新京报 2019年11月20日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五)：自杀的历史反思zz by 张华

　　1919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身穿长衫的青年，骑着自行车独自来到寒风萧萧的万牲园，在“环溪别墅”边，脱下身上的长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岸边青石上，然后毅然投入了水中。

　　这名自杀的青年是当时北大法科三年级的学生林德扬，在今天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名字，这种自杀也显得平淡无奇，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在林死后第三天，《晨报》便刊登罗家伦《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一文，此后，又相继刊布蒋梦麟、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意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自杀论》的长文，《时事新报》、《新潮》、《曙光》、《新社会》等也纷纷呈文讨论林德扬自杀的原因。一时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讨论自杀问题的热潮。

　　青年为什么要自杀？当时北大教授蒋梦麟在与几个外国朋友讨论五四学潮后青年心理特点时，认为五四后的青年，他们事事都要问为什么，对事事都怀疑；思想自由；人生观发生改变。这是导致很多青年自杀的原因。蒋的观点大概能代表当时的普遍看法，青年的心理特点似乎预示着一个群体自杀时代的来临。

　　而把时间稍微拖后至1928年4月，在上海，你常能听到一个名字：马振华，她于3月16日夜投黄浦江而死，此事非常轰动，记者蜂拥报道，据说当时这些报道“非常利市”，印刷一出，就抢购一空。据称此事引起舆论大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名马姓女士获得一个新称呼：“马处女”。

　　“马处女”死时31岁，半年前与一汪姓男子恋爱，二人订婚后发生了性关系，汪怀疑马并非处女，马竭力辩白，并血书盟誓，在辩白无效后，毅然绝命。在外界看来，马是以死明志，洗清被怀疑为“非处女”的耻辱。

　　围绕马之死，上海的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马女士的死是因浮荡成性、狡猾无耻之拆白汪姓男子始乱终弃造成的。“在满足肉欲与破坏处女膜的目的达到后，就把她抛弃。”而伤心最甚的马父则认为自己女儿是死于五四女性解放之新思潮，因为新得不彻底，新思潮与旧道德相混，遂酿此剧变。这番新旧之论很快招致反驳，有人认为马父之言有将新思潮等同滥交之嫌，马之死是因追悔失身，完全是旧礼教的问题。“岂彻底的新文化，失身之后尽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身不足，尽可二次三次失身乎？”在他们看来，彻底的新文化，是不怕失身。随后围绕着新旧之争，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那么青年人生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女性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是怎样出现的？它如何导致了自杀的激烈行为呢？围绕着这些事件，作者海青在其新著《“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早期知识青年、新女性的自杀行为，分析在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剧变下人们的价值选择。

　　本书共三篇。上篇《新青年：生命价值的重新解析》，主要讲述了从清末到五四时代，富有创造力与责任意识的知识群体，在国家衰颓与民族危难的情况下，为何常常诉诸一系列的毁灭生命的激烈行为。这种行为如何影响到青年的人生观，如何影响到五四及其以后各种社会运动。中篇《新女性：爱与死之传奇》主要讲述了近代以来，思想剧烈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女性气质的变化，社会剧变如何牵引出来女性解放运动，解放运动如何导致女性的激烈行为与实践。下篇《知识分子：“自我”的盟现与消解》主要讲述了五四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青年在个体上如何理解他们的革命运动与回应所处的时代,并从微观角度透视革命价值的不同形态，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传达方式和消解过程。

　　实际上，对自杀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1897年，涂尔干出版的《自杀论》一书一反诠释理论的传统，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实践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学原则与分析方法。然而涂氏这一独到思考，让自杀问题的解释逐渐流于机械。外在的社会结构强势地压抑个人灵活的能动性，使得自杀个体在自杀过程中丰富的精神与心理活动也隐而不彰，因而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对其精神生活轨迹分析的可能。

　　回到自杀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与“真实”语境，自杀者的暧昧意图并非那么幽微难测。在自杀者留下来的遗书、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杀者的心理轨迹，以及时代在何种程度上成就了自杀这种激烈行为与话语。

　　相较对自杀的社会学与哲学探究，海青的《“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把自杀问题引入了丰富多彩的历史领域，通过再现中国20世纪初知识青年与女性的自杀行为，以及知识分子、新女性群体对自杀行为的理解，描述了不同群体在具体境遇中的历史选择，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独特景观与社会心态。

　　如今，时过境迁，很少人在心理上再有新思想、旧道德的冲突，人们的思想是越来越追新，而道德底线却愈来愈求低，在个人理想、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屡屡屈服于社会现实，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生命面前的主动选择，也无法理解在苟且地活和庄严地死之间，人们都毅然选择后者的心态。也许这本书会重新带给大家对于个人价值，生命价值问题的启发。对何种生命价值更为合理，值得追求？何种生存形态更有意义，值得拥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法国哲学家加缪曾说：“仅有的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也许自杀的问题真的需要认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