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是一本由皮埃尔•布尔迪厄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6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电视》精选点评：

　　●G22/27

　　●Kindle上读完的第一本书！！！正如我所说的，媒体是知识分子永远的死敌~

　　●开学后的读书量真是惨不忍睹。此书的名字会让人联想到我前段时间读的《娱乐至死》，但是内容不但一样，意蕴更接近去《乌合之众》。记得的主要观点是1、新闻场由于竞争会越趋同。2、经济场控制新闻场，而通过新闻场控制其他文化场和政治长。3、在自己专业拥有权威的人更拥有自主性，而在自己专业边缘化的更倾向于与新闻场合作。

　　●第一次看媒体传播的书但总觉得不新鲜。。

　　●电视逻辑取代了文学圈，艺术圈的规则之后会是什么结果？quick thinker与主持的默契造就了所谓的批判与思考，新闻内容早已开始关注无关紧要。还是看看连续剧与羽毛球赛靠谱。

　　● 批判色彩？对传媒有微妙的优越感和怜悯情怀。新闻场受其他作用力或其他场左右而出现蛊惑术式的断裂的通俗的呈现，进而影响了其他场域的规律运转。承认背景因素以及其影响的生产流程确然存在，我却无法接受阐释过程中不顾“业界规律”那一丝对动机的鄙夷。大概也是讲话文体使然。

　　●由于记者们没有保持思考问题时所必须保持的距离，于是扮演起了救火消防队员的角色。可等他们点起了火，别人来加油时，却又对之进行谴责。正式这些记者制造了整个事件，把它推向头版头条，或在所有电视新闻中反复渲染。

　　●电视的两个基本功能是：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它是制造现实的工具。降低了某些场的入场权（某些电视经常报道的所谓专家或许根本没有精通他所在的领域里）。（腹黑得不行的布迪厄）

　　●有趣的一本书

　　●指出了很多电视的原罪，其中一些在所谓新媒体当中继续流毒。重读发现的不满在于有些就事论事，新闻场不是真空的特例，而是时代危机的集中体现，好多问题都与其他场域存在共谋。另外，对可能的转机着墨太少，现实中还是存在一些宏观或微观的救赎力量。不过也不能指望布老师在一个电视讲话里就把话说尽。

　　《关于电视》读后感(一)：描绘平常事，信任观众。

　　描绘平常事，信任观众。

　　遗憾没能早几年读到这个哪都买不到只能翻印出来的书。

　　曾经关于电视的一切分析与批判在互联网时代重来一遍，一代更比一代强势的媒介机能之下，貌似总以眼球的名义引导人民去向本不重要的一切。

　　眼球是谁臆断的呢？

　　过年看《我是歌手》被刘欢女儿对父亲的一句“唱你的，要信任观众”触动了，终明白那种自我的坚定来自何方。

　　眼球不需要被臆断，需要的还是拨云见日。一个谬误就是以为用户每天把你和你的竞品都用个遍，对这无比了解。精力不要集中于制造细微的差异，要去把握关键点。（近期明灯）

　　何止报纸，何止电视啊……

　　《关于电视》读后感(二)：关于电视

　　① 第一次接触批判学派理论性较强的书。通读全书首先感到的是布尔迪厄浓厚的精英气质，如同李普曼和勒庞一样对公众表现出不信任，但他的这种不信任更多的是出自当时媒介（电视）的不负责任。他创见的使用“场”的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将社会各个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场进行分析。

　　② 不同类型的所有媒介构成一个结构性的“新闻场”与其他场互动影响。由于新闻场极易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且新闻场对其他场尤其是纯粹的科学场和艺术场有巨大影响导致最不应受到市场影响的属于精英的科学和艺术受到玷污。他有关电视的娱乐化、商业化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可印证。

　　③ 电视的这种局限性是源于它作为技术的特点造成。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互联网似乎成为了可以规避电视局限性的传播媒介，电视新闻追求时效性导致的同质化逻辑的确被互联网结构。但事实上网上的公知和电视辩论中的所谓知识精英又有何区别？公众在传播中仍然处于被蛊惑的地位。

　　《关于电视》读后感(三)：电视之外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1996年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课的内容，而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批评电视的。这也许是布尔迪厄的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祛魅。

　　布尔迪厄是法国的思想家之一，他曾经担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从1968年起，布尔迪厄接掌有雷蒙·阿隆创立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晚年，布迪厄逐渐参与政治论辩，渐渐成为了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是维护象征秩序的工具，他提出了象征暴力的概念，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与默契施加的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

　　同时，电视新闻的呈现是选择的结果，电视常常需要追求戏剧化，来吸引观众，普通的社会新闻在一定的现实社会构建之中会具有政治、伦理的意义，以此来积起观众强烈的情绪，从而达到社会动员的效果。

　　在追求头条新闻时，记者常常要抢先一步，但他们又在手段上相互效仿，最终导致新闻的千篇一律和平庸化。但个人认为，其实大量重复新闻的出现意味着这一件事情成为媒体的焦点，在某一种程度上，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当社会开始普遍关注某一个议题，它的推动和改变才会有能大的可能。比如说，昆山反杀案、之前一起见义勇为案件，大量的媒体聚焦推动着人们对于案件和法律的重新思考，最终促成改变。

　　布尔迪厄探讨了思维与速度的关系，认为电视制造了快思手，让他们去提供“固有的思想”，而不会有新的思想产生。电视讨论会等节目也是通过本质上是社会构建出来的，主持人的角色、演播台的组成、以及演播程序都在事先有过确定和良好的排练。

　　布尔迪厄在揭示了电视运作的台前幕后至之外，同时阐释了不同的场与新闻场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它又在整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限定，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

　　布尔迪厄提出，每一个场都有其内部价值标准，每一个场有其自主性，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的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而竞争使用的工具是学科知识、技术与方法。

　　而当下，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新闻场”又受控于所在的社会结构的位置和收视率的双重标准。电视降低了进入某些场的准入权，作家、政治家由于在场内得不到认可，而热衷于通过电视到场外寻求认可，扩大知名度。早年，通过“百家讲坛”大火的知识分子们也许符合布尔迪厄所说的形象。

　　但其实个人觉得，关于作家、政治家、知识分子与传媒界的关系业也不能如此一概而论。《十三邀》第一季里，罗振宇与许知远的对话其实显现出两种道路，罗振宇得心应手地运用新媒介成为成功的知识商人，他似乎乐于成为布尔迪厄所批判的对象，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能算作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看上去苦大仇深的许知远想要刻意保持距离对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的疑虑，但又不得不借用主持人的形式持续这个节目。这也很像布尔迪厄在电视上为电视祛魅。而马东在做过湖南卫视的一档新闻节目之后，转向了大众所热衷的《奇葩说》，表面上，他是某一个现象综艺的缔造者，享受着资本、商机、名声。但在许知远的访谈中，他不经意间透露出“底色悲凉”的感叹。影视的确塑造了一些人的形象，但这样的形象似乎与本人的理念还是有所差距。但“逆时代而行”还是“顺着潮流向前”从来不应该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放弃一些东西，也会坚守一些东西。不能脱离了象牙塔的评判体系，他们对于大众没有带来一些思考和改变。

　　布尔迪厄的理论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同时带有这明显的精英主义的视角。他提出判断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必须选择一种“象牙塔”的策略。每一个学界内部自然有一套权威的价值体系评判标准。但学界与传媒界如何形成良性互动依然是重要的。但布尔迪厄只提出了区隔的建议。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布尔迪厄在1992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哲学学会年会上的论文提要，同年，戴杨和卡茨发表了《媒介事件：历史的电视直播》也提到了与布尔迪厄相似的观点，在文中，布尔迪厄提出电视对奥运会的转播是一场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仪式，同时电视对其素材经过加工和处理。同时，奥运会的播出通过两次完成，一次是通过全体的运动员、教练、裁判等，第二次是通过表演的影像。

　　通过电视转播的奥运会呈现的已经不是体育本身。它涉及经济（如广告上的支持）、政治（民族主义的期待心理）等，从而也形成了体育生产工业化的情况。这一点体会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里体现的尤为明显。体育成绩成为一种国家实力的体现，国人对于金牌的渴望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各大新闻在固定的框架之下运行着，精彩的夺冠集锦一遍遍在电视上播放，配乐是喜气洋洋的北京欢迎你。那时候，刘翔的退赛成为大众情绪的发泄点，似乎任何的失败都可以被拔到全民指责的高度上。而在此之后的许多事情似乎都被排除在新闻的叙事框架之外，也在整个体制之外。很久以后，重读何伟的书，你会看到另一个处在奥运时期的北京。之后，那个“北京欢迎你”的说辞逐渐变成了“北京不欢迎您”行动，比如那场大兴火灾，后来好多关于这样的报道都删了。

　　《新闻与政治》讲述了新闻场与政治场如何互相影响。新闻场使得政治娱乐化，人们关心电视中出现的任务人物，而非讲话内容，由此造成了政治的幻灭，同时，新闻对于事件的呈现割裂了其前后因果，新闻变得碎片化，人们对此毫不了解，也无法感同身受。

　　在最后有一个注释提到，《关于电视》引起了一个广泛的争论，法国各日报、周刊、电视台最著名的记者和评论员都参与其中，这本书一直名列畅销榜排行榜之首。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布尔迪厄在书里描述过一本书如何通过电视成为畅销书，同时，作家是如何借用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的。但他所讲述的内容完全是批判这一行为的。如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催生“快思手”，人们接受的都是平庸的、约定的共同思想，而真正的思想是颠覆性的。如果把布尔迪厄这篇演讲看作是对电视颠覆性的解构的话，那么他的内容同样是在电视中呈现的，这和他的理论似乎相悖。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不知道布尔迪厄如何看待在自己的行为？

　　《关于电视》读后感(四)：《关于电视》摘要

　　皮埃尔·布尔迪厄（法）：《关于电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9：

　　布尔迪厄在这两个方向上进一步追问，他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手上也逻辑制约的他律性。着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

　　11：

　　布尔迪厄一语中的：“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

　　23：

　　福楼拜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应该描绘好寻常事。”这也是社会学家们所遇到的问题：使寻常变为非同寻常；谈的是寻常事，但却让人看到它是多么的不寻常。

　　17：

　　电视的象征行为在新闻方面表现在把注意力放在能吸引公众的事件上，我们把此类事件称为“公共汽车”，意即服务于全体大众。如人们所说，“公共汽车”式的新闻不应触犯所有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不会产生意见分歧，让所有人都感兴趣，但采取的做法，便是不触及任何事关重大的东西。社会新闻就属于这种日常的、基本的食粮，是一种信息，它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能吸引着公众又不造成任何后果，还打发了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阐述别的东西的。然而时间在电视上是极其珍贵的。如果人们花上珍贵无比的几分钟去谈论一些无聊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十分无聊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掩藏了弥足珍贵的东西。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读报的，它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唯一来源。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事件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这样，在接受信息方面，人们便渐渐地有了某种区分：一类人可以读到严肃的——尽管有电视的竞争，仍然保持不变的严肃立场——报纸，可以读到国际报刊，收听到外语电台等等：另一类人则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知识，也就是说起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当然，对露面的那些男女的直接了解，如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表情所提供的信息除外，这些东西即使在是在文化上一无所获的人，也是可以辨别的——这就是很大程度上致使他们远离一部分政治要人）。

　　36：

　　思维与实践存在着某种联系。而电视所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思维与速度的关系问题。人是否可以在快速中思维？电视在赋予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的同时，是不是已经命定只配有一棒子fast-thinkers（快思手），一些比他们的影子思维还有快速的思想者？……

　　36：

　　福楼拜所说的“固有的思想”，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没有一个接受的问题。

　　41：

　　（讨论会上的审查）：第一层面：主持人的角色。这也是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角色。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持人总是处处干涉，给人限制。总是主持人摆出话题，提出问题（有时问题提得荒谬之极……）。他们要让你遵守游戏规则。

　　49：

　　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因此，电视这一看似无羁无绊的交流工具实际上是套着绳索的。

　　62：

　　我们的社会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陷入两种相对立的错觉之中，一是错以为“前所未有”（有些社会学家就喜欢这一套，尤其是电视上宣布前所未见的现象或翻天覆地的革命，是很时髦的），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在保守的社会学家看来，“天下没有任何新鲜事，永远都会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有富人和穷人……”）。他们的错觉有着很大的危险性，何况不同时代之间的比较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只能将一种结构域另一种结构作比较，而且还往往冒着闹出谬误的危险，仅仅因为缺乏文化知识，就有可能把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当做千古之奇闻。这正是当记者的往往很危险的原因之一：由于并不是任何方面都很有知识，会为一些平凡无奇的事而大惊小怪，而真正翻天覆地的大事却又没有特别的反映……历史知识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不行的是，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现当代的历史领域，研究工作还很匮乏，特别是关于新闻业这类新现象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64：

　　我们都熟知这条规律：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抹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华丽、排斥力的内容。

　　98：

　　我曾指出，电视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它可以把以行业的内部标准衡量根本没有支付入场权的人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等等。另一方面，它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在我看来难以做出正当解释的是，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入场权。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我所持的是精英主义的言辞，在保卫已被围困的伟大科学文化城堡，将民众拒于门外（想方设法禁止那些往往自称是民众代言人的人物上电视，这些人借口自己能够为民众所理解，由收视率来代表民意，借助各自的特长和奇特的生活方式，充当民众代言人）。不错，我确实是在维护人类最崇高的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生产与传播条件。为了避免在精英主义与蛊惑民众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必须维持甚至提高进入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我刚才说过，我希望社会学能够自主，它遭受了种种厄运，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的入场权太低——增强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

　　110：

　　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尽管面对市场的直接压力，国家的资助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无疑，在更直接依赖于市场（如相对于文化电视台的商业电视台）的新闻机制中占有较高地位（如电视台台长、总编等）的记者，一般都更倾向于在新闻制作（“做得简明”“做得简短”等等）及对作品和制作人的评价中（“在电视上播得很好”“卖得很好”等等）采用“收视率标准”，而年纪最轻、地位最低的记者则相反，更倾向于以“行业”的价值标准与原则抵制他们“前辈”更现实的或犬儒主义色彩更浓的要求。

　　112：

　　在偏向于生产“新闻”这一没有持久价值的产品的场的特殊逻辑中，争夺顾客的竞争趋向于采取竞夺优先权的形式，即争夺最新的新闻（独家新闻）——越接近于上也这一极就越明显。

　　117：

　　新闻场（尤其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通过处在新闻场与专业场（文学的或哲学的等等）之间的不确定位置上的文化生产者的干预，对其他文化场施加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利用他们的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带到另一个领域，他们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秘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势；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正渐渐地加强了收视率或“畅销书排行榜”对文化产品的接受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产品生产的间接但长期的影响，引导人们（比如出版者）去选择那些要求不高但比较好卖的产品。

　　《关于电视》读后感(五)：《关于电视》读书笔记

　　一、写作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法国电视业成为私有产业，随着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也变得愈加激烈，各家电视台都开始通过吸引观众、获取高收视率，进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来获得收益。

　　与此同时，国营台也开始转型以改善经济效益，然而国营台一开始试图通过文化类节目吸引观众的策略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文化类节目被迫缩短播出时长或被放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国营电视业在商业竞争中弱化了本应该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电视台开始通过“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获得收视率。在这一背景下，布尔迪厄从新闻媒介体制内部入手，对电视行业进行了批判。

　　二、《关于电视》的主要内容

　　（一）反民主的象征暴力

　　在布尔迪厄看来，理想状态中电视的本职工作应该是“提供信息”，保证公众为行使权利而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然而，在现实中，电视却“不展现该展现的东西”或者是在操作层面“展而不示或重新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P16）使得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蜕变成象征的压迫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电视行使着一种被布尔迪厄称之为“象征暴力”的有害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P14）

　　具体来说，布尔迪厄从“看不见的审查”、新闻工作者选择报道的“眼镜”这两方面对电视“反民主的象征暴力”特征进行了阐述。

　　1、“看不见的审查”

　　《关于电视》一书是由布尔迪厄的两次电视讲座整理而成，布尔迪厄在电视上发表批判电视的演讲这一“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的策略既是惹人注目的亮点，亦是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的研究方法——他注意到了“上电视的代价”，即经受各种各样的“审查”。而这些审查就是电视实施象征暴力的方式。

　　审查包括政治审查、经济审查（广告赞助、政府补贴、公司所属关系）、电视讨论会中的审查（主持人、邀请的嘉宾、杰出演讲者“快思手”、演播脚本等）等多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审查，这些审查机制说明电视是不适合传播思想、无法实现民主的。

　　2、新闻工作者选择报道的“眼镜”

　　布尔迪厄指出，“记者们有着特殊的‘眼镜’，他们运用这些眼镜见某些东西，但对某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见他们所见的东西。他们进行某种选择，并对所选的进行建构。”（P17）

　　这似乎与我们经常说道的“议程设置”有些类似，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根据自己的原则来选择呈现新闻，以及媒介间也存在议程设置。

　　进一步来说，在布尔迪厄看来，记者和媒体选择呈现什么新闻的原则便是“追求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他们对“收视率”的要求。布尔迪厄以社会新闻为例，指出“煽色腥”的社会新闻吸引着很大一部分观众，使得这一部分观众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无趣无关痛痒的社会新闻上，导致他们愈加远离政治。

　　而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则造成了媒体报道内容的同质化。布尔迪厄认为，在其他领域，市场竞争能够增加行业的创新性，然而在新闻行业，大家为了抢先、求异，会非常关注同行的报道——如果同行对某一事件进行了报道，那么“我”就不能无动于衷，这样的一种行业内部流通机制会导致新闻的同质化。对“信息是否重要，是否值得报道”的判断也来自同行。

　　这一点与我在本科阶段的实习经历也是相符的，我实习期间有一个工作任务便是收看每晚的地方新闻，记录下与我所跑的线有关的新闻线索，并将线索汇报给老师，如果老师认为这条新闻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便会联系做此条新闻的电视台记者询问相关信息。除此之外，在我实习报社对记者“报分”的评估中，有一条就是“漏稿扣分”项——倘若负责某条线的记者漏掉了其他媒体所报道的重要新闻的话，就得惨遭扣分。

　　（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

　　布尔迪厄多次强调，尽管他在批判电视行业，但是这种批判并不是针对某一位主持人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而是归因于总的机制层次和结构层次。为了解释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布尔迪厄相应引入了“新闻场”这一概念。

　　在一个场域中，不同的个体占据不同的位置，这种位置是由其掌握的资本来决定，同时不同的位置也影响着对资本的支配。[1]（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新闻界也在“新闻场”之中运作，电视台之间、记者之间对市场的争夺和竞争就与布尔迪厄提出的“新闻场”紧密相关——电视台、记者在新闻场中的地位，他们在新闻场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经济实力和市场份额、所掌握的技术、难以量化的象征资本等）将影响着他说什么、写什么、选择将什么呈献给观众。

　　与场域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惯习”，是指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和场域内的实践，行动者会形成一种类似下意识的惯习，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被激发出来。[2]对于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各电视台就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轰动性事件、场面来吸引读者，这是不是也算是媒体的一种“惯习”了呢？当然，布尔迪厄指出了这种“惯习”——“社会新闻化”——的后果：“社会新闻将造成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

　　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新闻场由于直接受需求的支配，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除了新闻场自身受商业逻辑、也就是经济场的支配外，新闻场也在不断入侵其他场域，对其他场施加控制力。比如说，新闻场介入司法场，这从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媒介审判”就可见一斑；再比如说新闻场介入其他文化生产场域，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其他领域，如“传媒从来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一些“砖家”频频登上电视并被媒体定性为“专家”等等……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的这种“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破坏了其他场域的“自主性”。（对自主性的进一步解释：P72）

　　三、一些思考

　　第一，布尔迪厄指责电视成为反民主的、具有象征暴力的压迫工具，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知道“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读报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唯一来源。电视成了影响这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正因为如此，公众对严肃重要内容的关注愈来愈少，而缺少参与民主的充分知情，进而丧失了参与政治的理性。那么，在当下，互联网或者新媒体是否取代了电视，成为新的象征暴力的工具？当大家的信息来源囿于“今日头条”的算法推送、微博的热搜榜时，这些信息平台是否成为了新的反民主的工具？我们现在似乎也是身处麦克切斯尼所说的“富媒体、穷民主”的困境中了。（Facebook的信息泄露）

　　第二，布尔迪厄认为，商业逻辑改写了电视的新闻生产逻辑，这不仅对新闻业造成了伤害，也对其他自主性相对较强的领域造成了影响。如今，除了曾经受到热捧又“跌落神坛”的各类“大家”登上《百家讲坛》等节目外，“知识付费”也成为大家的热议内容——越来越多的教授、专家入驻知识付费平台，形成强大的个人IP。（北大教授薛兆丰的学术能力被质疑，被批评“经济学不是故事会”；新世相创始人张伟“卖课”等）如何区分媒体、信息平台是在进行“科普”还是在强制介入其他场域充当仲裁者？学者在走出专业领域的同时如何兼顾“民主的意识”？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做？在布尔迪厄看来，受众难以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和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的，简单来说，受众并非理性的。那么在揭露了“新闻场”的这种机制后，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提升公众能力，使公众成为更理性的公民？（文化类电视节目、网络综艺，算法机制的改变“均衡媒介食谱”……）

　　[1] 刘海龙.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国际新闻界,2005(02):53-59+75.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