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是一本由孔飛力著作，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US$22.00，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精选点评：

　　●囿于人们所熟知的原因，由北京三联书店所出的本书简体本对个别段落和文字做了少量删节处理，这几处，在这个繁体本中都得以还原。 所以看这个版本的。 译者导言真的长。

　　●理解中国历史的内部性和连续性，最重要的不是语言和工具，而是那些从帝制晚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constitutional agenda 。这种延续性来自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中，中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今日之争论，无非两百年前朝堂之上的翻版。

　　●译者导言太具高度了。许多地方大有浅尝辄止的意味，也未加咀嚼，孔氏的视野可谓纵横捭阖，环环相扣，戛然止于改革开放前大有意犹未尽暗藏伏笔之味，大概是想留予读着加以历史的自我观照，当处于后现代时期，前现代以及现代的问题重又曝露在公众领域之中，结尾的反问虽有卸责之意却是予人前当头棒喝之力。

　　●感谢互联网能看完整版，一个外国人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历史里找现代性这是种什么精神？

　　●“我们的条件”。

　　●读过一遍，准备再读一遍

　　●书里反复提到“社区”这个词，总觉得这个词太西化了，每次读到都很奇怪。如果开篇能再解释解释就更好了。

　　●帝制晚期的三道难题：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没太大意思，分析也一般。

　　●一个垂暮帝国和生活其上的精英与人民的涅槃与奋斗。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孔爷的书。

　　●没有想到如此宏大的标题下看到了最近真正感兴趣的细节。简短的篇幅掩盖不住孔飞力扎实的功底。将土地税收问题的论述从清代延续到四九后，没有落入俗套，反而精彩绝伦。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读后感(一)：筆記

　　﹣這本書不是談很多現代中國的演變，而是談中國現代國家的幾個根本性問題，即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中央地方關係。

　　﹣能夠在云云歴史中爬出幾個核心的焦點予以論證，上下穿梭幾百年，這大概就是孔飛力乃一代學者的最近證明了。

　　﹣譯者的導言以及孔飛力本身的導言某程度上較幾篇文章更為‘好讀’，原因是把主要的問題都說得很清楚了，對我們這種沒有史學底子的人最好不過。

　　﹣作者談魏源時提到當時他就認識威權國家與企業經濟十分合拍，孔教授立即點出現時中國的狀況與當時的提法十分吻合。讀到這裡不禁概嘆歴史的步伐可真慢，今天人們還是走不出當時的思想範疇。

　　﹣ 孔教授的文章沒有多談現今的中國在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上的嘗試，倒是說明白了在汲取地方資源或擴展至基層的政治控制上中國現代國家是做到位了。返倒是兩位譯者咬著前兩點不放，把孔教授沒有說白了（其實不談就是沒甚麼好談嘛）的東西也說明白了。

　　﹣ 繼史景遷後又找到一位寫近代史很利害的外國人，反倒是中國的學者我沒有找到讀得很順的......這種‘殖民性’好像不容易擺脫了。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第一眼想读这本书是因为“起源”二字触及我的问题意识。本书是以讲座为基础修订编辑的一本论文集，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在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演变中形成的。孔飞力教授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者间的关系为视角，”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为脉络，谈论了从魏源到冯桂芬，从鼓励”文人中流“群体问政，扩大政治参与，通过加强政权合法性而加强政治控制的力量；到提出从下至上提名任命官员，动摇腐朽的派系统治的向现代国家的演进；地方税收问题在根本性议程中的重要位置，从清末漕运税收制度、中介掮客激化矛盾，引发暴乱和”地方自治“的前身，到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通过公社、合作社的桥梁进行税收以及地方精英社区服务管理建设的逐渐合法性；对于”根本性议程的改造与再改造“，洪亮吉上书开通言路，力图打破和珅后“万马齐喑”、由派系问题的敏感性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对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的习得性无能局面；魏源及其同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意识下对漕运危机采取的，绕开根本性问题而改海运的措施；19世纪40年代后，随外来入侵而生发的屈辱和敌意的国内政治气氛，形成一批称为“清流”的实行“清议”——即“从道义上与权势人物对抗的风格”——的激进分子，扩大政治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对于政治参与不仅限于在社会身份上具有排他性的文人群体，而应是“所有公民对于自己社区自然而然地所应负起的责任”，所进行的对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合法化。本书最后留下的一个开放性问题——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获得实现——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魏源对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论述，从对诗经的具有“革命性”的再解读获得支持；随着历史浪潮的推进，以阳事件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叛乱，十年后却成为了朝廷用以对付敌对力量的条件......------几个地方很有趣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读后感(三)：自下而上的视角——民众、地方社会对制度的适应性改造

　　与诺斯所秉持的精英主义出发点不同，贝尔和福柯都关注到“民众”的变化，以此构成社会批判的重心。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特别提到，五十年代的社会学十分注重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异化问题的重新探讨。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传统的家庭与社区纽带已被切断，“大众”取代了过去的阶层区分，其中每个人都以独自而特异的方式生活。异化的重新发现——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定义，也在同时期成为社会学的重大课题。[1]

　　“大众”被视作受规训的人，人性面临着权力关系的束缚和制约。尽管这体现着西方学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但孔飞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却呈现出“民众”未被关注的另一面——对制度的适应性改造。

　　[1] 参见：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民众的主动性在动乱频仍的晚清得到前所未有的突显。首先是代表地方权益的名流精英进入权力的中心。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晚清动乱时期，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使名流得以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名流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甲等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这意味着来自民间的自然组织，一跃成为制度推行和建构的中坚力量。

　　其次是对地方组织模式的深入分析。据孔飞力的观察，一方面，地方力量的汇聚和建设（例如武装），仍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只不过存在具体化或边缘化的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地方社会还在延续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建立在农村自然组织的基础之上。“19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所制约。”[1]

　　紧接着，就是地方组织模式与中央政府乃至国家建构在实践中的沟通与影响。孔飞力坦言，“不管我们多么喜欢保留自然的和行政的组织模式之间的理想差别，不容置疑的证据却表明，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同。”[2]官方规章在拟定过程中就受到了地方组织自然形式的影响，而在地方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官僚机构（主要指里甲等基层管理组织）往往被移交给具有相应组织规模的自然单位；“在危机时期，官僚们不得不把治安管理甚至征税的责任交给那些能够在农村行使实际权力的代理机构，或者至少允许这些机构承担保甲制度和里甲制度的职责。”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备受西方学者批判，但孔飞力的研究却暗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民众绝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央命令和指导，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由此生长出的、以地方精英为领导的力量，沟通国家治安权利与民众的基本诉求，从而维系着庞大政权的稳固运行。

　　这是从民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反观社会结构、国家建构的过程，这一视角关注到制度如何贯穿政府与民众，将制度对于社会关系的引导乃至制度成形的历史过程，放在更为鲜活的语境下呈现，从而减少备受批判的、僵硬强制的色彩。不仅是中国如此，在安德森的论述中，“民族”的建构也同时伴随国家制度的架构与民众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安德森指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作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3]

　　套用陈兼对孔飞力“根本性议程”的阐释，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议程带有“根本性质”，一旦被被大部分公民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4]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安德森的地图、报纸、博物馆等文化符号，乃至张灏提出的，作为“转型时代”标志的现代传播媒介，都在为这种“共识”创造条件，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确立起现代制度（constitution）的合法性地位。

　　就中国而言，一如沟口雄三所言，“中国本来便没有一个脱胎于反叛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或市民革命——总之，它没有一个作为历史内核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5]区别于学界以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历史拐点的研究思路，孔飞力将晚清与1949年后的中国政权进行比较分析[6]，指出中国的国家建构理念——由国家统一的需要，催生出对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需要，一直未曾中断。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是否要跳脱出自身的历史“窠臼”，追随西方价值观念孕育出的另一套“根本性议程”，又或者安心回归到广土众民的大一统体制内，重拾伦理纲常道德教化？饱受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念浸染的中国社会，如何在古今中西四维时空中汲取现代社会建构的资源，正是学者们竭力思索的问题。

　　[1] 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译出。

　　[2] 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译出。

　　[3]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4] 参见：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9年版，陈兼撰中文版序言，第6页。

　　[5] 参见：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04期，第8页。

　　[6] 孔飞力特别强调了耒阳动乱与农业集体化中反映出的财政制度，指出，“将税收体系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的议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 参见：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92页。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读后感(四)：中国现代国家嬗变过程中的根本性议程

　　中国现代国家嬗变过程中的根本性议程——从“文人中流”思想主张谈起 史华慈、费正清、孔飞力 孔飞力-黄仁宇：《叫魂》后记 “国家”研究可分成纵向和横向两方面。从纵向上看，国家转型（国家治理转型问题也是焦点问题：福柯的生命政治议题，近几年大热的“技术治理”），尤其是现代化转型问题是持久不衰的学术议题，此书就是从史学视角，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国家起源问题。 从横向研究来看，目前常见的研究路径有二，一是侧重于以国家为研究和观察对象的研究，一般是肯定国家主体性的存在，但将国家具体化为特定的组织或制度，比如官僚体制或政策法规，并将其置于一定的关系中进行分析，（比如周雪光就是从国家治理逻辑这一宏观主题入手，将其作降格处理，具体化为对“官僚制度”的组织视角分析，进而发展出“一统体制-地方治理”这对充满矛盾张力的相对关系），二是立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思路，探讨国家相对于社会（常被默认为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地位及其行为，其合法性基础（比如赵鼎新对政权合法性的研究），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的社会参与、角色扮演是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国家研究路径的解释，我们更能把握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的学术位置所在，聚焦研究主题，梳理论述过程和观点，最后也可以有依有据的对其学术价值进行评价。 - 孔飞力研究思路及特点 其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 史华慈说孔飞力具有对人类意识和思想史的深层关怀，这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现代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其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的作用。这是孔飞力对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也是他对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的理解。正是基于对魏源、冯桂芬以及戊戌变法期间知识分子等思想主张的探索，孔飞力在中国传统帝制的相关议程中寻找到与现代国家根本性问题和议程相通之处。 孔飞力从18世纪90年代的帝国危机谈起（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和平安定引发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占有率降至低点，生态恶化，天灾（洪灾）人祸（征税官员腐败）不断、西部边境迁移引发民族矛盾等问题），进而对此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冯桂芬以及戊戌变法期间的社会思潮进行阐释。 孔飞力认为魏源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只适用于文人中流，也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本源等问题发问并做出回应，相比之下，冯桂芬在建制议程上的思考教魏源更为深入，体现在其“乡村自治”（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选举官员等主张，但这些主张遭到来自官僚精英的全盘反对，官僚的反对态度，在孔飞力看来，深刻体现出国家统治者对于国家和政权统治持有的专制主义统治的本质认知。此外，在《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这一节中，孔借鉴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原因的论证：旧体制为新体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对托克维尔来说，旧体制是一种带有弊病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认为革命产生的新中国发展集体农业之行为起到防止类似税收暴乱事件发生的作用，在新旧体制之间的鸿沟上搭建了桥梁。 虽然这些思想家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找答案，但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提出了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所在。而他们关于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竞争议程的思考，经过历史洗炼，会再次以新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网络时代下的政治话题讨论的问题；现代版文字狱；城市建设与公共利益问题等） 二、具体研究内容 此书要探讨的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在孔飞力的研究语境下，前者指的是在现代国家产生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关于公共生活合法性秩序的考虑【译者】），更进一步来看，我觉得这一根本问题其实可以被看做是现代化过程中对国家合法性问题的思考，这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是具有普遍存在性的。而后者则可以被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开展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而对相关建制议程的具体分析则实现于对19世纪、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及其在（皇帝、官僚以及文人阶层）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不同反应的分析之中。 现代国家嬗变过程中的建制议程： - 扩大政治参与：文人精英从小接受的既是以从政为目的的教育，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但官僚体系的狭隘（排他的俱乐部）与文人阶层的相对庞大导致相当部分的文人无法获取权力，但却有成为官僚幕友的机会，并形成了全国性的知识精英阶层。（但国家对其从政机会的把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国家的依附性，不可能起到控制皇权的作用。） 国家和社会力量此消彼长，在国家（政府）危难的时候，地方和社会的力量得以增强，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抗议马关条约签订，其接触的群体范围超越了文人中流，传递出国家的问题不仅是由文人来考虑的问题。 魏源将《诗经》作为发表政治评论的手段：诗经远不止于是一件精巧的文化样板，不是一件任人考据真伪或把玩的古代青铜器皿，而是黑夜里的警钟。在一个日益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文人要到城里去，参与全国议事。 （极力鼓吹或猛加践踏某种历史思想遗产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在历史上，对历史遗产加以发掘、改造和利用，将其改头换面以服务于自己的意识目的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这似乎是历史思想资源难以逃脱的命运……） 文人阶层：【“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它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适性的意义”】，在理想状态下，知识阶层可能是最接近于理性中立，超越阶层局限的群体…… - 政治竞争问题：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提出六部九卿和各省知府以上的官职由官僚机制中广大成员提名推荐，地方官员的提名推荐甚至应该将权力更低的生员和乡村长者纳入。以达到削弱高层任用私人的作用，但反对者（官僚体制内之人）认为，此种方式会滋生结党营私、私人利益泛滥，选出来的是糟粕而非精华；（2）合理化乡村税收，乡村自治；启用百姓自己推荐并信任的本乡人士，具有某种官员身份，而孔飞力认为此时的反对声音使分析更接近权威主义的内核：对非官非民的新中介力量不信任，认为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杜绝滋生私人利益的机会。【公共权力和权威的存在是为了制约私人利益，认为政治竞争和由此产生的党派之争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阻止行政机制作为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倾向，上述假想的基础是：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越具有客观性，P127】……【但冯桂芬相信，通过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这种看法 同魏源为鼓励更多精英人物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所做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P129】 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论述了自己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的看法，认为私人利益、党派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政府如果为了公共利益消除私人利益，自由本身也会被消灭。但同时他也认为公民具有内在的公民意识，普通人也知道，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适合做他们的代表，对自由的向往会产生具有强大力量维持公共利益。（P131），但在中国政治观念中，公民道德是不被信任和期待的，只有强有力的官僚体系控制才能维持公共利益的运行。所以这也就印证了费老的“中国人没有公的概念”观点。（当前中国试图把党员身份拥有者塑造为怎样的政治形象？官员的党员率为多少？） 3、中介掮客问题：地方的士绅阶层；税收体系中的胥吏群体，掠夺公共资源，成为国家征税过程中的阻碍，直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共彻底毁灭了地方地主，改私有制为集体所有，设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机构管理地方。但目前来说，农村依然存在强人政治问题，而且他们多是地主的后代。 孔飞力对中国农业集体化作用的新理解：不同于常见解释，即农业供应工业生产和城市人口，而从历史发展角度指出其新的作用： 解决了自古以来横插在国家和财政人口之间中介掮客问题，合作社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汲取资源的合法代理人，解决税收问题。P160 【新国家的各种需要，远远超越了旧政权之下——甚至包括国民党时时代——的任何想象。那种国家只是满足于维持现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成伯清2019年讲人心秩序的文章提到过类似的观点。） 【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这也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话语，民族和爱国的呐喊更具有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果 P31】这也使得中国彻底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如果可能，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全文最后】 总结：在整理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我越发清晰地感受到孔飞力的学术魅力所在，他的历史研究有着深厚的知识分子情怀，他关注人类思想、其对于历史演变动力的认知融汇在对思想史变迁的敏锐洞察之中，这使他的著作能够以思想资源为基础，结合社会史、政治史等背景，推进中国在19、20世纪的现代化嬗变研究，严谨细致的勾勒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三大主题：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及其背后关乎合法性的根本问题。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读后感(五)：救亡、启蒙与未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内忧与外患。新的危机下为挽救国家危局，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动员与行动。这些思考与行动，可概括为“救亡”与“启蒙”两个方向，“救亡”，即一代代知识分子阶层为挽救国家于内部动乱和外部侵略所展开的思索与行动；“启蒙”，则是在国门洞开、中西两种文明冲突下为“开启民智”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简而言之，“救亡”是在危局之下由民族zhǔ义、国家zhǔ义主导下开展的政治变革、社会革命与抵抗侵略；“启蒙”则在早期“救亡”措施失败的情势下迅速扩展开来，试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与革命。

　　长久以来，提到“救亡”，人们想到的更多是轰轰烈烈的抗击侵略与谋求国家独立富强而引发的革命、运动与战争。提到“启蒙”，则想到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共产zhǔ义”、“社会zhǔ义”等诸多思想/理论/zhǔ义的涌入与改造。而关于“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有一些学者（如李泽厚）在探讨分析近现代中国历史时指出“救亡”压倒了“启蒙”，继而历史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按照了这条线发展。然而，在孔飞力看来，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救亡”与“启蒙”都包含了多重含义，从清乾隆之后、嘉庆之始，一大批文人阶层就针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些关于“救亡”的思索包含了几个主要问题：（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也就是说，文人士子、知识阶层寻求的“救亡”与“启蒙”是并行的，他们所思考的是政治参与-国家富强、政治竞争-公共利益、国家控制-基层政治如何达至平衡与契合。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必然引发既有的思想资源与外来思想资源的碰撞与整合、引发对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理论的分析讨论。

　　在孔飞力看来，魏源这一紧随其好友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清朝文人思想家，在面临“救亡”的危局、“启蒙”的紧迫时，他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进和吸收；相反，他诉诸的是前代的经典与思想资源。魏源通过“托古”所试图解决的是如何促进文人知识阶层广泛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朋党派系”留下的深厚的负面印象，尤其是明末党争的消极影响、以及清康雍乾对朋党派系的严厉镇压，使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对于魏源来说，文人参政是解决他所处时代的问题——狭隘派系斗争、地方动乱不断、国家衰弱、经济社会危机——的一种办法。但是关于文人参与政治应通过什么机构或机制来实行，魏源并没有给出详细论述。

　　而当魏源的后辈冯桂芬在目睹国内动乱和国外侵略、自身颠沛流离的时候，他将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国家威quán”的全局性思考进一步细化，着力探讨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的可能性、政治控制的基本机制在乡村的建立、乡村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地方叛乱的减少，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序等诸多问题。与魏源寻求经典的支持相似，冯桂芬不承认上述建议的提出受到了任何外来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他还引经据典，以表明自己的意见同中国先贤哲人的看法有一脉相通之处。在魏源和冯桂芬看来，他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那个孕育了他们的文化并造就了他们的地位的政治体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在启蒙与变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此后，无论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还是孙中山、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抑或是后发的中国共产党等诸多思想家与党派，在寻求中国的启蒙与变革时，都在引进外来的思想过程中试图将之本土化。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

　　不过，冯的建议的出炉引发了诸多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对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核心争论展开的：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敏感的“朋党派系”斗争、选举所带来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控制的有效性等。而这些争论，在孔飞力看来，触及了中国威quánzhǔ义的内核——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

　　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公共权力和权威是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而存在的。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同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作为一个整体的精英阶层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而这些看法，又建立在中国长久以来对上古时代乌托邦社会的想象与“民风不古”的对比的社会观之上。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权威仍然是必需的。

　　在这里，孔飞力将中国关于“朋党派系”、公私利益的传统观念，与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麦迪逊关于党派与私人利益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在麦迪逊看来，党派从本质上来说是同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但它们产生的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便消除党派——这样做也会导致自由本身被消除。而要通过改变公民的性质，“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共利益普遍化，则由于“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麦迪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带着惊人的乐观。他认为，公民也许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但他们也有一种内在的公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在激情和私人利益的力量面前多么弱小——普通人也知道，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适合充当他们的代表。因此，从公民的角度看，民风其实并非“不古”。“公民普遍的德性”这种基本的品质，不仅使得代表权成为可能，也杜绝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上面的基本区分。

　　关于公-私利益观念差异的分析是孔飞力着力探讨的问题，他指出了三种不同人的看法。第一种人希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达到的程度会使所有人——不管他们处在何种地位——都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这样，威quán统治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种人则认为，私人出于为己服务而产生的利益，一旦膨胀开来，便会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而产生公共利益。第三种人的看法是，不管多数人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作为多数应当具有说了算的权力，而抽象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认为，第一种看法固然美好，但由于“民风不古”，不啻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第二种看法，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荒唐至极的谬论。至于他们对于第三种看法的可能反应——如果他们会愿意对之给予一瞥的话——则必定是视之为地狱。因此，在中国，如何保证公共利益得到维护产生了另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即以更高层次的客观性来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

　　通过孔飞力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本质上来讲，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观与社会观：一种是威quán zhǔ义人格观与威quán社会观，另一种是公民人格观与市民社会观。而近现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进程，都深受威quán zhǔ义传统人格观与社会观的深刻影响，并将一直被影响——成为观念被长久的记忆、被烙印在历史当中。以魏、冯为代表的文人知识分子阶层所忧心忡忡的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问题，也一直是此后百余年来困扰中国当政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孔飞力以一次在历史风尘中微不足道的“耒阳bào乱”为开头，探讨了中国百余年基层财政税收与国家政治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它影响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等诸多问题。如何控制或根除国家与基层之间的中介掮客问题，是中国根本性议程中应当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耒阳bào乱”，又称“阳大鹏起yì”，指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监生阳大鹏因不堪钱漕苛索，先是聚众堵截粮户，抗不完粮；六月底阳大鹏率众围攻县城，三次失利，在转移中被捕，随后被杀。此次起yì，农民牺牲200余人。图为光绪续修《耒阳县志》卷八“丛谈”中徐台英描述的该次事件。

　　为此，孔飞力将中国与法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指出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只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个百余年的难题才最终得以被解决，国家对基层的政治控制能力前所未有的加强。正如孔飞力所意图揭示的那样：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会在新的环境中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而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也在实践过程中颇有反复，引发动荡。

　　在魏、冯之后，当文人参与政治生活终于成为一条人们所强力鼓吹的原则时，它在实践中已经被一系列形式更为广泛的政治行动所超越，与“救亡”息息相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关心时事的中国人心中。随着政治行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扩展，康有为这班人正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借助新式报纸与信息工具面向民众。在这样的新局势之下，现代民族zhǔ义与国家zhǔ义想象在普罗大众中被构建出来。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权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为新的团体提供了展开竞争的条件。宪Zhèng精神也在一些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传播，打破了原有的传统观念。

　　然而，梁启超与章炳麟观点的相左显示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不同看法。梁氏认为，宪Zhèng zhǔ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工具（选举和议会），而在于其精神。对地方自治精神的充分发扬与具体制度实施自然而然地会达成国家的富强和统一。在章氏看来，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因而中国社会特别适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和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的缺席，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孔飞力指出，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会达成国家的富强和统一的信念，其实行的前提是去除了人性的贪婪和野心。在一个达尔文zhǔ义横行的世界中，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要求其公民至少能够做到自律，而这便会使得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权力只会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处于更加无力的地位，并将中国引向亡国灭种之路。而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治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两人所代表的两种观点都被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击碎：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Zhèng国家的设想中，缺乏在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民国纷繁不断的军阀统治与混战便是明例；而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且不谈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有没有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其独裁性质却是明显的。

　　在这种思想争论与政治纷争过程中，历史似乎是杂乱无章、多向发展的。不过，若以宏观视角将20世纪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向前迈进的故事。而前述提及的地方自治的议程，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汉语语境中，“自治”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可以表示由地方社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社区，从事收税和执法等活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系列政治改革与运动的开展，原本孱弱、时断时续的地方本位观念受到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的最后一击——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

　　在今天，地方社会-公共利益-中央集权、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仍然是长久争论的话题。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体制的利弊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当下，周Xuě光教授等学者基于田野调查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运行逻辑的研究被广泛讨论。

　　回顾历史，近现代数百年来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中国不仅完成了“救亡”，还在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奋进。然而“启蒙”的话语却被撕裂，甚至于连何为“启蒙”都引发诸多争论和质疑——在民族zhǔ义高涨的情绪下，谈论“启蒙”往往引起对“西化”的质疑与否定。而孔飞力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启蒙”的传统路径取向。的确，近百年来中国不断引入西方诸多思潮（包括来自西方与苏联的共chǎn zhǔ义/马lièzhǔ义），但是这些思潮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无可避免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发展，仍需要重回近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寻未来的可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