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是一本由[英] 理查德·J. 埃文斯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79.00元，页数：10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权的第三帝国》读后感(一)：阶段性推荐

　　“第三帝国三部曲”前两部，再有三百五十几页就看完了。 这两部书给读者展现了纳粹运动从上台到二战暴发前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景式讲解。 德国俾斯麦以降的思想文化，政治格局，民族结构，民众总体特征以及经济情况，地缘政治，外交状态对于纳粹主义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动员，对纳粹上台有着怎样的偶然与必然的铺垫都有很深刻的分析；纳粹上台后到战争发动前在国内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进一步巩固独裁专制，削弱和完全清洗了民主宪政的机体，有一个很清楚的论述。该书中大量引用和穿插其他权威著作或个人一手资料来丰富论述，以加强说服力，对读者具体理解历史有很强的帮助，也令该系列生动不失深刻，易懂又具启发。尤其是对关照当下世界格局有着身临其境的即视感。强烈推荐阅读。但不建议砌墙。(●—●)

　　《当权的第三帝国》读后感(二)：被崇拜的暴政

　　提到第三帝国，犹太人的命运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按照纳粹的标准，“犹太人”的定义超脱了宗教信仰，因种族定罪。即便不是犹太人，也不等于能在倾斜的天平下得到庇护。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J·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一书中，呈现了自上而下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画卷。 第一部分《警察国家》，从“长刀之夜”讲起。政权更替、清除异己，出于个人动机的暴行被粉饰成破除阴谋的平叛。在第三帝国，个人意志逐渐凌驾于宪政规则之上——如后来臭名昭著的党卫队，便是独裁统治的遗物，它脱胎于希特勒的私人保镖，核心卫队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名副其实——互相检举和揭发、血洗异见者、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定义为“人民公敌”，随后发展环境恶劣的集中营。无处不在的窃听、举报和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制造出人人自危的气氛。一位研究者在离开德国之前，搜集了许多人口述的梦境，梦见自己身不由己地忤逆、被监视、被抓捕者不在少数，她悲哀地看到，即使在梦中，德国人也不曾享有私人生活。 要培养紧跟纳粹路线的接班人，从教育抓起。首先是纳粹教师联盟，在1933年，联盟教师的数量从1.2万飙升至22万，争先恐后的根源多是为了表忠心、保饭碗。为巩固教师的意识形态，联盟还安排了一系列纳粹课程：军事体育训练、游行、唱歌等，与对学生的教育方针如出一辙。对学生来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军事训练高于其他学科的培养。青少年容易受教育系统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乐于和同伴并肩，也会为光明的前景热血沸腾。对此，父母们纵有不同看法也无能为力。倘明白地提出意见，难保不会因孩子在校失言祸从口出；倘叮嘱孩子沉默，后者反而会觉得，父母的意识形态畏怯卑下，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 而纳粹给出的美好承诺，纵有“力量来自快乐”的口号，却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隔着一段距离。重整军备牺牲了国民经济，除了在军工及相关产业工作的人，大多数人的工资并未见长。考虑到物资短缺、商品质量下降和各种形式的克扣、募捐，工人们必须以超时工作来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另一厢，希特勒及其手下官僚却可用各种途径捞钱：出版、写稿、演讲，乃至卖官鬻爵、行贿索贿，同样可见个人意志超越法律的上行下效。 饶是如此，此时的德国人之所以追随希特勒，已不尽然是因恐惧和盲从。他们心底最痛恨的《凡尔赛条约》被希特勒摆平了，元首由此被仰视。开疆辟土的军事行动旨在恢复德国的地位、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这是在实现一个共同的愿景。摆上台面的，还有增速飞快的高速公路这类大工程、有万众瞩目的家用汽车——后来的大众甲壳虫，由元首亲自操刀设计。相比之下，人们正在忍受的物质和精神考验，又算得了什么！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的使命感，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人或亢奋、或勉力参与其中，刻意忽视、或无暇顾及它的阴暗面。 希特勒说：“要狠一点！真理在强者手中！”怀着崇拜之情接受暴政的人，可曾想过谁会被排除在外？这才有了后来马丁·尼莫拉举世皆知的忏悔： “一开始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他们杀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 接着他们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然后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要杀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在狂热面前，良善是喑哑的。

　　——庚子年读理查德·J·埃文斯《当权的第三帝国》

　　《当权的第三帝国》读后感(三)：五星

　　这书解决了我一个长久的疑问：德国纳粹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

　　作者给的答案是：

　　1、犹太人喜欢从事金融，律师，教师，医生等高收入行业。整个种族财富平均值比较高。一战后，大萧条引起的大量失业，让许多中下阶层满怀怨气。初中课本的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是阶级矛盾。可是西方资产阶级当道，刻意把阶级矛盾偷换概念成种族矛盾。宣传那些恶毒的压榨劳动者的坏人，不叫资产阶级，而叫犹太种族。

　　2、马克思是犹太人。他的主张被认为是犹太学说。当时西方的有产阶级都很害怕被分田地，自觉抵制劳工运动。反对共餐主义就是反对犹太人。与第一条结合起来，纳粹一直宣传犹太人有一个惊世大阴谋——通过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建立一个犹太人奴役全世界的恐怖地狱。

　　3、西方千年以来就有反犹历史。耶稣是被犹太人害死的。群众基础广泛。

　　4、达尔文的演化论发表后，引起思想界的大震动。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当时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就是黑暗森林，就是弱肉强食，就是物竞天择，强的消灭弱的，是自然规律。社会从道义上并没有认为种族清除有什么不对。

　　5、纳粹德国是一战战败，大萧条时期上台的，肩负着强国富民的期望。百废待兴，可是又没钱，有那么多可攻击点的超级大金矿——犹太人，就此成为纳粹的钱袋子。

　　当时反犹不只是德国，整个欧洲都在反，德国最开始也只是各种恐吓，打砸抢，社会歧视，宣传排挤，希望犹太人离开德国，早期并没有建立集中营。中期建造集中营时，如果有移民申请，大部分犹太人也会被放出来遣送出国。德国纳粹还做过把身无分文的犹太人集体运送至国境线，驱赶他们越过国界前往他国的行为。纳粹希望建立一个纯种的雅利安国家。屠杀犹太人并不是他们最开始时的目的。（抢劫犹太人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可是整个欧洲大环境对犹太人都不友好，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实现了奇迹式发展，许多离开的犹太人又回到了德国。相比贫弱又反犹的欧洲其他国家，虽反犹却富裕的德国成了更好的选择。就这样，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一步步升级。

　　坦白讲，看了这本书，我对元首的感觉，很复杂。

　　当时的德国人普遍认为他是一名伟人。一战后的德国领土被割让，担负巨额赔款，重工业区被国外驻军，不允许发展军队，不允许民族自决。巴黎和会不只是中国的百年国耻，也是德国的。

　　纳粹党最开始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当时的德共代表了工人阶级，纳粹还要更左一点。

　　希特勒上台后，对外展开外交攻势，让西方取消了惩罚性的巨额战争赔款（当然前面的魏玛政府也为此做了贡献）。大搞基建促进民生，满德国修建高速公路。促进阶级融合，开展上山下乡，让不同阶级的人都去农场务工。每个大学生入学前都必须要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劳动。把破产的私人企业逐步收为国有，国企在全国的经济中贡献越来越大。用掌握的国企生产大量民生物资，廉价发放给群众，比如每家一台广播。还有一个宏伟的计划，1000马克一台的汽车，目的是每个德国家庭都能开的起车。为此成立了一家名叫“人民”的国有汽车公司，希特勒亲自做了这台人民车的外形设计，不过纳粹倒台这车还没有量产。人民公司后来叫做大众。这车后来叫做甲壳虫。还组织近乎免费的廉价旅行团，每个德国（犹太人不算）劳动者都有机会申请参加国内外名胜古迹的旅行，国家全包，这是国家制度。

　　我们现在的网络上，总会看到小孩子被虐待，或者没有教育好祸害他人的新闻，这时候网友就会愤怒的说，我们需要“家长准入制度，不能让傻逼随便生孩子。”当时的德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屡禁不改酗酒的，严重家庭暴力的，有严重遗传病的，精神不正常的，明明有能力工作就是不去工作混福利制度的——这些人被抓进监狱进行改造。纳粹后期这些人被进行了绝育手术。

　　当时的德国人普遍认为元首的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如果有问题，那也是下面执行的不利。人民的物质生活确实越来越好，虽然思想监控越来越严厉，可是群众都认为与以前相比已经很好了。不能要求太多。

　　为数不多的那些对希特勒心存怀疑的普通德国群众，当看到他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回来一战被割让的领土时，也都对他心悦诚服了。这完全是西方尤其是英美法等大国的绥靖政策。二战的发起不能说全是德国的责任。那些所谓大国难辞其咎。

　　就这样，国内国外，所有的一切，一步步喂大了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的胃口。让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征服全世界。

　　我认为在当时，元首是个伟人。他确实把一战后贫弱的德国扶起来了。一战后的德国可是沦落到几岁的孩子自己上街卖自己的SQ照片的地步。可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他们宣传的国家社会主义，需要国家有着超强的掌控力，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可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被消灭，国家上层是社会主义，中下层是资产主义，国内没有资源支持上层的愿望，只能树立出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大资本家——犹太人，进行资产掠夺。当犹太人被抢劫干净，只能对外寻找资源，于是战争就发生了。

　　五星。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看看这本书。这也是今年我看过最厚的一本书了。

　　《当权的第三帝国》读后感(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

　　文︱李公明

　　晴阴未定时分，读“理想国丛书”的两部沉甸甸的新书，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第三帝国三部曲”中的《第三帝国的到来》（原书名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赖丽薇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和《当权的第三帝国》（原书名The Third Reich in Power，哲理庐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首先想到的是近来时有思考的一个问题：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著作的中译本， 如果把近几十多年来有关的中文译本列一份书目，恐怕会很长；我看到网上有“纳粹德国相关书籍 一千 部”书目，到前几天还在更新，虽然现在远未够一千本，也够惊人的。纳粹统治德国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短暂了，但是全世界研究它的著作用汗牛冲栋也难以形容，据迈克尔·拉克（Michael Ruck）在2000年整理的关于纳粹的参考文献就有三万七千种。原因很简单，短短十二年的时间，纳粹帝国太邪恶、太黑暗，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太深重了，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深入研究和记取吗？

　　我们这代人最早阅读关于第三帝国的书籍，应该就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那部名满天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原书于1960年出版，1965年董乐山等九人合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因为作者是资产阶级记者，且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并对斯大林本人“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因此长期内部发行。但是，这部书却成了阅读史上“内版外传”的奇观，从内部书店流传到社会上，影响极大。我是在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前的一段日子读到这部书，借书给我的小伙伴反复说赶快看、很多人等着。作家胡发云回忆当年阅读该书的震撼是“石破天惊”，因为纳粹的口号和做法太让人震撼了。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也提到这部书，沈展云在《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中认为，当年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内的这些“皮书”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还是那么有兴致地读《第三帝国的到来》，说明世界历史类很多图书选题是长效的，出版界有眼光。

　　《第三帝国的到来》，关键是“到来”：它是如何到来的？作者的写作意图很明确：一，写给公众看的全景式历史，而不是仅仅面对历史学家的专题研究；二，让读者回到那段历史中，思考如果你在当时会如何思考、怎么行动？作者说他自己也无法知道如果生活在第三帝国之下他会如何行事。（序言）从该书的主要章节题目就能很清晰地看到 “第三帝国的到来”的社会各个方面：德意志的独特性、宣扬仇恨、陷入混乱、民主之殇、大通胀、文化战争、纳粹主义的兴起、啤酒馆暴动、卷土重来、通往权力之路、大萧条、民主制度的危机、暴力的胜利、建立第三帝国、恐怖开始了、国会纵火案、民主政体被摧毁、德国的一体化进程、希特勒的文化革命、不和谐音符、艺术的净化、“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全景式的图景，步步惊心的发展。该书从德国特殊的历史中寻找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根源，同时从一战后德国社会的复杂局面中探讨纳粹崛起的现实因素，作者对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心理的因素具有敏锐而深刻的辨析力，揭示了在纳粹崛起的过程中极端残酷的政治暴力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说到政治暴力，有一个很形象、很视觉化的例子。作者注意到并且详细分析了1930年代初德国各政党在选战中使用的海报，“几乎所有海报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个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从1920年代末开始被用来象征德国人民……在德国全境，选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暴力形象。……海报和杂志插图以及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现的那些视觉形象，赶走了理性演讲和口头辩论，助长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陈词滥调，从而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仇恨心理和攻击意识，以及对安全与救赎的渴求。（312—313页）正如《格拉斯哥先驱报》对该书的评论所言，“对重要细节的捕捉是此书的出类拔萃之处，它生动地描述了街头混乱的现实，读者可以从德国人所犯下的、所忽略的无数粗野暴行中嗅出血腥之气。”

　　通向纳粹帝国的道路是在之前的布吕宁政府期间就开始铺就的。布吕宁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开始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例如他在1931年3月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272页）有了这样的前奏，才会有1933年的“德国的一体化进程”：警察突袭从前默许的同性恋集会场所，压制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取缔民主派各政党，接管市议会和州议会，报纸失去自由调查权，新任命的官员可以无所顾忌地大放厥词地表达偏见，以强迫手段处理失业问题，镇压表达异议的人士，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401—406页）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再也无法挽回，第三帝国的到来已经势不可挡。

　　《当权的第三帝国》同样是一幅全景式的图景，埃文斯以更为海量的史料全面分析了纳粹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实际措施和社会影响，揭示了当权者是如何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和政治暴力制造了经济繁荣、人民团结的假象，把全民族捆绑在纳粹政治的战争之上，战争的浩劫不可避免地到来。该书的各章的主题是：治安和镇压、文化和宣传、宗教和教育、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种族政策和反犹主义、外交政策；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则是纳粹分子要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另外，还有其他的主要论题：第三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第三帝国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希特勒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在一个宣称获得了全体公民支持的独裁政权下，人们在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表示反对、抵制、异议和不服从的可能性有多大？……。（序言）这些无疑都是“当权”的核心问题。

　　从“到来”到“当权”，有一个共同的论题是关于恐惧与服从。“纳粹集团治下的德国社会到底遭受了多少恐怖与威胁？”作者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前共产党或社民党员——来说，只要规规矩矩的，他们就不会感觉到逮捕、监禁和集中营的存在。”（113页）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政权根本不是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帝国的暴力和胁迫与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无关。对此观点，作者通过详细的分析指出不能低估第三帝国自上而下的恐怖和威胁，逮捕、起诉和监禁威胁着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每一个人，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在好多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问采访他的人：“你懂什么是恐怖吗？”“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117页）也是在后来反思纳粹德国的时候，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纳粹政权之所以存在，“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第三帝国的到来》，415页）

　　最后还是要回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因为有一部关于它和它的作者的书也值得一读，或许出版界也会有兴趣翻译过来。2019年美国资深记者史蒂夫·威克（Steve Wick）出版了他的《长夜：威廉·夏伊勒和〈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Long Night: William L. Shir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t. Martin's Press ，August 2, 2019)，该书聚焦于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以及他的《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诞生经过，讲述了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如何在纳粹的新闻管制和舆论封锁的淫威下冒险工作、向外界透露真相的传奇故事。

　　原来，少年夏伊勒就立志不凡，要像亲历俄国革命并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那样，做历史的“见证人”、“记录者”和“发出警报的人”。大学毕业后他成为美国报社的外派记者，从1934年初开始先后为赫斯特的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柏林驻站记者，他很快就发现纳粹政府正利用宣传欺骗人民，不断强化法西斯极权统治。他的广播节目很受听众欢迎，他知道如何应付德国审查员和美国新闻主管的压力撰写和广播自己的故事，他也深知他的同行记者由于缺乏远见和害怕审查制度而失败，其后果就是掩盖了大屠杀、蓄意发动战争等罪行。史蒂夫·威克充分利用了夏伊勒的一切私人文件、档案和他本人著作中的材料，成功地把纳粹政治、世界局势和个人体验融合为一个充满冒险、恐惧和勇气的传奇故事，因此这也是关于人性的故事。夏伊勒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到巴黎寻找工作和结识非凡人物，后来也去过维也纳和印度，并遇到了妻子苔丝。那是充满了欢乐与挑战的青春岁月，直到1934年他来到柏林，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纳粹政治的恐怖氛围很快裹挟着他，漫漫长夜之中，他坚持工作，并且时刻警惕盖世太保的监控与迫害，直到在1940年成功回到美国；第二年出版了他的《柏林日记》。有评论家感到不满的是，该书没有继续讲述战后夏伊勒重返柏林并且出现了纽伦堡审判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从《到来》《当权》到《长夜》，最后还是令人想起作者在《到来》的序言中关于纳粹帝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它既非历史的必然，但也不能说是偶然发生的。从历史哲学来看这是永远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回放到1934年，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 对冯·弗里奇将军说的那句话就更有现实意义：“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当权的第三帝国》，41页）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当权的第三帝国》读后感(五)：走向战争之路

　　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作为保守主义家庭的后代，面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及社会失序，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对于可能在德国发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忧虑万分。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伊丽莎白就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在她看来，“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燃烧着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449页）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尽管对于冲锋队的暴力行径有所耳闻，但伊丽莎白仍旧坚定地认为彻底清洗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前提。当冲锋队冲进伊丽莎白丈夫卡尔就职的布伦瑞克市政厅殴打社会民主党市长并将其押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伊丽莎白一家感到了些许难过，不过这种难过很快就被波兹坦日上国会宏大的就职仪式所驱散。

1933年3月21日波兹坦日希特勒在Garnisonkirche的演说，右下坐者为兴登堡总统

　　类似的难过和痛苦也出现在梅利塔·马施曼身上。在构建种族乌托邦中成为众矢之的的犹太人遭到“水晶之夜”的洗劫和迫害后，她为破败的商店和街头的乱象所震惊，毕竟其中很多被迫害者都是她熟悉的邻居和朋友。然而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梅利塔“强迫自己尽快将这份记忆赶出脑海”——五年来不间断的暴力行为和疯狂宣传使得人们再也不敢公开对大型迫害行为有任何与人民共同体精神不符的私人情绪的流露。时代的尘埃，把个人的价值碾为齑粉。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所说，“纳粹德国的历史越久远，生活在已经习惯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整体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就越难想象在纳粹德国这类政权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116页）

“水晶之夜”后受损的犹太商店，马格德堡，1938

　　当然，类似的记忆往往早已随风飘逝，能够留存于世的大多能够归因于时代的幸运——毕竟它们主人中的绝大多数早已成了毛特豪森、达豪等众多集中营焚尸炉中的冤魂。但是，从1933年初纳粹夺权到1939年9月战争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纳粹党主导的从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德国的全方位改造，不应该被我们遗忘。作为“第三帝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当权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in Power，哲理庐译，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为我们揭示了纳粹分子如何通过制造经济繁荣、人民团结、单一种族的假象，“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Ⅷ页）。

光之教堂（Lichtdom），纳粹党集会，纽伦堡，1936

　　全景式的描述一直是“第三帝国三部曲”的鲜明特点，包括原始档案、日记、回忆录等一手文献在内的海量史料也使得这一叙述手法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无所侧重。埃文斯所要强调的是，表面上鼓吹德意志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纳粹分子，不仅不是中世纪或保守主义的卫道士，相反，其对于现代性的迷恋是毋庸置疑的。按照齐格蒙·鲍曼的说法，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灾难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性的现象——现代性包括了理性、技术与手段。优生学和反犹主义现代的，消除社会异类、罪犯、“不合群的人”也是现代的，秉持价值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诠释；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是现代的，渗透着工具理性精神的纳粹主义有一种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幻想；通过文官系统和暴力组织对犹太经济实体进行日耳曼化的手段也是现代的，正如韦伯早已认识到现代科层制“可以高效率、大范围地运作，形式上能够适用于任何一种行政任务”。

1937年巴黎世博会，左侧是纳粹德国展馆，右侧是苏联展馆

　　另一方面，突出纳粹主义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即一切为拓展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战争服务，也是埃文斯独树一帜的叙述角度。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当权的第三帝国种种作为的合理性——将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导人送进集中营，以免再次出现1918年“背后捅刀”的情况；拒斥堕落艺术，宣扬纳粹文化，为战争做精神动员；对青年的肉体和灵魂进行渗透，保证后备兵源强壮的体格与精神上的绝对忠诚；对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全部吸纳，消除经济实体中的犹太因素，制定经济规划以此重整军备；整合工人、妇女、青年等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准军事化体制构建人民共同体；完全消弭犹太人的影响，消除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遗毒，重塑民族精神和维系种族纯洁。“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714页）

希特勒青年团（前排）和德意志少年团（后排）在操场上列队点名，Wickersdorf，1936

　　在重整军备准备战争过程中，如何维系政权的稳定是纳粹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作为整体性的概念表述，埃文斯始终严格区分“纳粹”和“德国人”这两个词语，避免将其直接等同。显然这不仅仅是修辞文法的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强调狂热的仅仅是纳粹分子，普通民众为免遭迫害而噤声，无奈被裹挟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上。工人退出公共政治，回归家庭生活，享受纳纳粹革命带来的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福利；纳粹政权稳固的原因更多归功于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然而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事实上加以分析，严格区分这两个集体性词汇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在人人都知道战争迟早来临甚至患上“战争精神病”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是整架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柏林纳粹党卫队积极分子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偏远农场主的差别仅仅是与恶的距离不同而已，并不能掩盖汉娜·阿伦特说所的后者身上“平庸的恶”——这也是70年代以前联邦德国经历去纳粹化后多数公民对于战争抱有愧疚感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从社会民主党的地下观察员的报告到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大多数民众对于纳粹的热情都是对此最有力的反驳，毕竟至少在前期，每个日耳曼种德意志人都从纳粹革命中或多或少得到了好处。

“力量来自欢乐”（KdF）组织的体操和舞蹈训练，1933

　　1998年，在否认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作家大卫·欧文诉企鹅图书公司案中，理查德·埃文斯作为辩方证人在作证时说，“……我们所说的历史学家是指那些致力于发现过去的真相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过去的人……真正的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过去”。重现过去纳粹清洗、改造、动员和武装德意志民族的过程，呈现第三帝国掌权时期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局势，正是《当权的第三帝国》的主旨。正如在埃文斯在其另一本著作《捍卫历史》中强调的那样，“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而对内容的回归无疑会给我们的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这也是回顾纳粹当权的历史对于我们现在的警示意义。

　　（本文首发于《晶报·深港书评》，标题、配图部分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