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是一本由吕途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451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新工人》精选点评：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开创了中国新工人研究的新方式：从工人的个体命运和他们的思考与行动，来反思中国新工人的命运与前途。很棒！必读之书！

　　●感慨啊感慨。。。终于找到一本我一直在找的书。。。打工者！！ 可读性强。。代入感强！！

　　●人人自危。 对文化方面的考察还是少了些，主要立足于工友之家。工友之家的每个人的故事都拿出来讲，怎么不把其他劳工机构的也写一写呢？

　　●新工人有没有未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所有人有没有未来。

　　●我觉得写得比第一本更细致，我不认为这是很学术的文本，但是是一种有意义的书写和连接实验。写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小知识分子内部流通，而是自觉地找到自己希望改变的读者来讨论。还是一样的通俗易懂，朴实不装逼。

　　●一开始看得绝望，后来慢慢嗅到了觉醒的味道。十足的民族志调查，满分。

　　●故事鲜活，思想正向，充满激情。但理论单一，略有重复。

　　●每个中国人都该读，毫不夸张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少了一些矛盾的冲突，多的是一些批判，不过总体上是一本很棒的书

　　●新工人也意味着所有的普通人。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这是一本为有困惑、有痛苦的普通人人写的书。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一)：这其实是个字数超了的随感

　　如题，不是“书评”。

　　我毫不讳言，我的评分往往是非常立场化的。这部书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大于缺点，但总体上来讲肯定得不到五星，最近标记的许多工人方面的书，讲纯粹质量许多是四星比较妥。然而打四星就拉低了分数，又有太多人有时候会给一些另一个极端的评分，因此就当是我把打分也看做一种斗争吧。 缺点:有点重复，理论有点单调，吕的思想认识水平仿佛还是公益互助化的较多，也可能公开出版物不方便表达。 优点:这个很值得说，对新工人群体中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有很好的论述，配合打工文学简直绝了。理论虽然单调但基本也都到位，尤其是我居然在这里了解我导的译作……不过理论方面二手文献有点多……实践方面一手文献确实不少，但样本覆盖量比较有限。最大的优点还是最后展示了皮村的许多状况，真的很激动人心。如王晓明老师读这本书之后所说，乌托邦并非空想，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外，从最近读吕途的两本书来看，孙恒在工人中和战友中真的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值得敬佩；然而去年曝出来的xingqin事件也真是令人意外。一码归一码，有贡献要夸赞，有错误要批判。无论如何作为“新工人阶级”的号召平等的代言人，自己侵犯女性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二)：立场鲜明的社会学调研

　　这本书对我的震撼、启蒙不小。我也很喜欢书中采用的切入角度——以文化视角、社会学理论为底色，在看清宏观逻辑的同时，注重个体生命历程、生活经验。

　　总体来说，这本书企图阐明的道理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新工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大多数问题其实是由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造成的；二，资本的本质是剥削，剥削的领域更是深入到文化领域，新工人没有自己的文化；三，一个群体的文化决定一个群体的前途命运，新工人群体应该联合起来，认清现实，创造自己的文化，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看看现在的主流媒体每天报导的新闻都是什么——某男星出轨，某女星机场街拍，某对荧屏情侣因戏生情……“我们”哪里去了？为个人、为家庭、为国家做贡献的平平凡凡的“我们”，普通的“我们”哪里去了？其他的不说，在大城市打拼的小人物，外地户口、普通学历，想回小城市而回不去，想留大城市却又留不住。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人人自危，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工人”。

　　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作者经常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社会学调查方法，值得提倡、推广。但是，书中过多的使用了北京皮村这个个例。除了在第四编中，生命故事几乎都选用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主要负责人的故事之外，作者多次将皮村的新工人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皮村在中国，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生活在其中的新工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启蒙”。那么，这个时候的调查数据，有多少霍桑效应存在其中呢？

　　如果能够将新工人的文化实践部分扩充——当然是覆盖面的扩充，比如书写深圳、苏州一些劳工组织的文艺活动组织情况、发展历程——我认为本书将增色不少。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三)：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评吕途新著

　　文/赵志勇 破土原创首发

　　张萌是一个年轻的女工。上初中的时候，她的梦想是为人民服务。然而，经历了几年打工生活的辛苦，结交了一个做生意的男友之后，她不再看得起自己身边那些“不求上进”的打工青年。她“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开始做起传销，幻想着自己能成为成功者。

　　张占波在打工生涯中辗转流离。说起自己所属的打工群体的命运，他表示：我们不能抱怨社会。这个社会上有人开宝马，而你只能骑自行车，那肯定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你应该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学会象一个有钱人那样去思考，你才能成为一个有钱人。

　　苏浩民从１８岁开始，在舅舅开的模具厂打工四年多。那段时间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赌博嫖娼，而他不甘堕落，一直在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他曾尝试骑行环游祖国，也曾被自己的亲弟弟骗去参加传销。多年以后，他仍然在另一家模具厂做着刚出来打工时的工作。为了平复内心的不安，他开始研读佛学，接触传统文化。

　　王海军技校毕业后来到苏州打工，生活水准因辛勤的工作而慢慢得到改善。一次参加公司员工集体罢工维权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他渴望能够在城市扎根，为自己创作美好的生活。

　　……

　　翻开吕途的这本《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读到的是如上一则则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真切地感知到来自新工人群体的彷徨与迷惘、不安与失落、勇气与希望。严格地说，这不是一本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但它无疑比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学术著作要更加叩人心扉，激发起我们无尽的感受和思考。

　　在此书的前言中，吕途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她在此要加以探讨的是新工人的文化。而对于文化，她借用了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一个界定，指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属于个体，但更属于社会。它是一种关乎我们所有人在此时此地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体验。

　　读完此书之后，我在想：假如我们暂且搁置当下中国社会的分裂与矛盾，承认我们所有人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整体性的经验的话，那么不得不说，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并没有太多人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去对这一整体性的经验进行描述和思考。

　　毫无疑问，吕途的这本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书中有一段又一段工友所讲述的亲身经历；还有吕途在调研中拍下的一张张照片，展示着工友的工资单、工卡、狭小的出租屋，老家或是破旧或是空荡荡的房子；更有吕途在与工友们的交流讨论、甚至ＱＱ聊天时记录下来的彼此的思考和争论。正是这些素材，让手捧此书的知识阶层得以切身去感受３亿新工人所组成的中国社会。自然不难想象吕途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本书的第一编，记录了吕途两次混入工厂流水线打工的亲身经历。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她在描述３亿中国新工人所组成的整体生活经验时，将这种经验呈现得如此丰满而富有质感。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英国新左派历史学家Ｅ.Ｐ.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那本书里，汤普森曾讲过一个令我感到心惊的故事，他说十九世纪英格兰手工织工的妻子临盆时，都是双脚站立在地面上。两个妇女站在她身边帮助她分娩，她就用双手搂住这两个妇女的脖颈。生理的痛苦使得她们几乎要把扶她的人拽倒在地上。为什么她要这样生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她贫穷。躺在床上分娩会弄脏被褥，而她的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单可以更换。

　　为汤普森的文字赞叹之余我不禁想：一个书写者想要写出这样的文字，恐怕不单需要有学识，更要有与自己的书写对象完全融为一体的认同感，以及因为目睹书写对象所承受的不公不义而产生的那种义愤感。吕途的这本书每每让我联想起汤普森那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我看来，两者的书写方式有着微妙的近似。这种书写方式沉重艰辛，但必定将赢得光荣。

　　认识吕途已经有６年多了。最初认识她的时候是在皮村。因为被新工人艺术团的演出所感动，我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于是与她在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就有了一次长谈。她与我分享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曾经的留洋博士、跨国公司高级白领变成亿万打工者中的一员，加入北京工友之家的队伍。她对我说：当一个人被正义的力量所感召的时候，他如果不去做点什么，那是很难受的。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就去做你觉得该做的事吧。

　　６年前那次在皮村观看新工人艺术团的演出之后，我成为一个民众戏剧工作者，开始与各种劳工群体一起工作。这个变化当然是我个人精神成长的结果，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长，与当初来自吕途和北京工友之家其他朋友们的精神感召亦有莫大的关系。而拜这样的精神成长所赐，今天再去阅读吕途笔下的新工人世界，我终于也有了一些不那么肤浅的感触。

　　再回到吕途所探讨的文化概念吧。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每一个社会的总体文化，都是那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力场。吕途的书中为我们呈现了当下中国新工人文化斑驳复杂的面向，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新工人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本书的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在参与着一种积极、崭新的中国新工人文化的建构。而这种正在建构中的新工人文化，实际上是最符合吕途所心仪的雷蒙.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的。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说：文化，就是那种我们可以借之去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

　　因此，我希望这本《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能感召更多的读者，就象它的作者当初在某种程度上也感召了我一样。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被感召，那么我们就可能更有把握在未来创造出美好一些的世界。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四)：真相是保证我们正确前行的命根子

　　——评《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杨 猛

　　在这个被消费主义俘虏下，利用欲望驱使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人人自保却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信任”将变得越来越稀缺，也越来越弥足珍贵，因为“信任”早已沦为了个人利益的牺牲品，只要对自己有利，管它白猫黒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当面锣、背面鼓都变得理所应当。乐于助人、实干实说反倒遭受唾弃和质疑，认为是居心不良、图谋不轨。长此以往，“信任”、“正义”、“善”……等人类最宝贵的社会财富都将失去成长发展的健康土壤。于是人人都在迷茫、迷失、急躁、焦虑的状态中陷入越保越危的死循环。此时此刻，我相信将会有一大群迫不及待的人跳出来问：“那该怎么办？”同时我也相信，将会有一大群专家、教授迫不及待的冲锋陷阵，跳出来出谋划策，告诉人们，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做。于是人们拿着这部分专家从未经过实践检验的“想象”开始行动了，最终换来的却是“砖家”、“叫兽”的一世英名。我们迫切解决问题，但不负责任和盲目的急于求成，只能让“信任”蒙受更加沉痛的蹂躏。

　　我个人认为信任的基础是真诚，而真诚则建立在社会活动中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相之上。不错，在这个充满欺骗的社会里，我们缺的正是真相，甚至包括普及和纠正真相的人。确实有很多欺骗我们已久的“真相”应该纠正了，就如有的人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就很不认同，我认为掌握科技并能将其有效正确运用的人们才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身边总是混杂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明明知道真相，却要么不说、要么将真相扭曲后再说。这是一群可怕的家伙，我们不仅不能指望他们反而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因为他们收了嫖客的小费，只能乖乖的做好服务。

　　九月初，我和一位暑假去深圳工厂实习体验的北大青年聊天，他的最大感受除了工作非常辛苦以外，就是纠结和无助。因为他很难和工友沟通交流，工友们对他的话题总是投来一脸的茫然和异样的目光。这让他非常沮丧，觉得工人已经没救了。相信有这种认识的人绝非少数。我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和社会的进步一样，都是缓慢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是被剥夺了学习和思考的时间的工人呢？其实大多数工友都是非常纯朴和善良的，和他们沟通也并非那么难。只是部分胸怀天下的理想者总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以为他们满脑子的理论真能改变世界，只可惜没几个工人能听得懂，这也真够为难他们的怀才不遇了。其实他们的行动精神是可贵的，比那些光说不动的人强得多。在我看来，不仅我们的工友需要改造，那些立志改造工人的朋友们也需要改造。我的建议是，先放下救世主角色，先抛开所学的理论，先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合格的工人。我相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绝对能胜过所学的一切理论，还用担心有志之士无用武之地吗？

　　我们要相信为全世界提供服务的中国工人，既然有能力为全世界搞生产，也一定有能力改变世界，而工人们最缺的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一切真相。一但真相大白于天下，相信工人们将用超凡的能力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他们在生产领域，他们是局内人，他们熟悉内部的每一个细节，一旦获得真相，一切都将在他们的行动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这需要依赖于长久而有效的对真相持续的普及和推广。

　　在我看来，《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就是一部从新工人立场全面剖析真相的著作，作者不仅将立足点深入到工人日常工作、生活和情感的细节中去探究现状，同时还深入到工人成长经历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挖掘与未来出路的联系。书中所选择的每一位工人都很普通，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他们清晰的成长经历可以打消读者的神秘感，从而更加彰显来自普通却值得肯定的、不普通的积极因素，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共鸣，更有利于真相的普及和推广。

　　作者深入的访谈和思考，对问题的本质和根源进行了赤裸裸的揭露和剖析，毫不留情的击碎了人们的返乡创业梦和美国民主梦。

　　今天的资本已经不只是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大行其道了，它早也将魔爪伸向了破败的农村和危险的农业。城市扩张和工业用地加剧了大批的农民脱离土地；同时为了创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宏观调控压低农产品价格让更多农民主动抛弃土地。通过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社会倡导的返乡创业具有很强的诱导性和欺骗性，导致一批拥有创业梦想的人们将多年积蓄亏损一空后更加贫困的返回城市；同时还有一批将土地做为最后保障的失业者也返乡了，结果发现土地的收益根本无法保障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最后再次进城。近年来举家进城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他们大多都经历了单独进城到夫妻进城再到举家进城的过程。对他们而言，当面对农村房屋年久失修、乡村社会关系网遭到破坏、城市间流动的成本远低于返乡的成本、甚至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出生成长等因素时，他们返乡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2019年发布的“城镇化全国入户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七成80后新工人不愿意返乡就业，只有7.3%愿意回乡务农。”所以我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并非我们不可以拥有创业的梦想，而是需要理性和谨慎，毕竟返乡创业只能解决少部分人的出路，而返乡就业靠的是岗位及同等岗位的性价比。总之，无论是返乡创业、就业、还是务农，都不能依靠心灵鸡汤。我们必须正视：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打工群体现阶段的真实处境。

　　很多人幸福的做着美国的民主梦，失望而无助的向身边的人振振有词的宣扬着，只要实现了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就一切都解决了，就全民幸福安康了。殊不知美国的民主是谁的民主，是全民民主吗？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之上的民主吗？如果我例举华尔街运动，或许会有人用“自由”去标榜它，以为美国人民已经幸福到了想上街就上街的地步了，还真把游行当过圣诞节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黑人运动的发展史吧。美国黑人自16世纪美洲沦为欧洲殖民地时期开始，伴随着受奴役、受压迫的反奴役、反压迫斗争就开始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为扭转败局鼓励黑人参战，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黑人仍受歧视和压迫。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禁止蓄奴的决议案，直到1995年只有密西西比州议会才终于投票通过了修正案。在2019年2月7日才将批准文件上交美国政府。2019年8月9日，美国白人警察威尔逊在弗格森镇拦截并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最终裁决白人警察无须面对刑事诉讼，引起100多个城市的美国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行动。这是三百多年的血泪抗争史。这样的民主真的民主吗？这样的民主是解药、麻醉剂，还是毒药呢？

　　回望浩瀚的历史长河，即使在最糟糕的时代，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在危机中寻找生机、探索出路、创造未来。相信了解中国农村、城中村、城边村现状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中国的未来感到迷惘，而书中提到在一个叫皮村的城边村里，有着一群践行团结互助，通过公社思路寻找出路的打工者。这样的一条路能成为他们的出路吗？能成为打工群体的出路吗？能成为中国的出路吗？答案是未知的。但这样的尝试无疑酝酿着一种可能性，更代表着一种希望和选择，而在更多的尝试中就酝酿着更多的可能性，就一定能找到出路。我们知道资本的核心是最大程度的利益私有，唯有取代了它的核心利益，才能最终将其瓦解。而集体参与、民主决策、互助合作、成果共享、以人为本的团结经济模式，也许恰恰是未来甚至当下最强有力的去资本家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书并非经典，文中观点大多来自作者理性中渗透着微妙感性的分析总结，也正是这一丝微妙的感性突显了作者与这个群体的情感纽带，试想一件为了多数人而带着情感去完成的事情，它一定是带着温度和能量的，它的温度一定足以温暖每一个前来取暖的灵魂，它的能量也将在每一条情感纽带上无限的传递下去。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五)：怎样讲述“新工人”：当代史、新农村与世界经验

　　（原文刊于2019年5月《中国图书评论》，刊发时略有删节，此为原文）

　　去年岁末的时候，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着“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遗作。这些人当中不少是城市白领或中产阶层的文化精英。在诗歌萎顿的消费时代，即使这样波澜不惊的纪念和共鸣也令人惊讶。是什么让人们接纳他的叙述——一种谶语般昭示着夭亡的诗歌语言？我猜想，是对某种经验的认同。那是一种强行的楔入或撕开，使人正视在摩天写字楼与许立志的流水线之间存在的某种隐蔽的联系。

　　学者吕途的新作《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下简称《文化》）是她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第二本著作。“新工人”并不是吕途发明，但将这一称谓推入公共讨论空间，她在前些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功不可没。纵然“新工人”的命名、内涵、意义甚至有无都存在广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农民工”这一城市中心主义所生产的标签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新工人”撕碎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虚假掩饰，将进城务工人员的经验作为质疑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支点，终于将暧昧飘忽的身份政治问题逼入死角。由是观之，吕途的研究所引发的效应不是茶杯中的风暴，相反，它抓住了相关议题当中最为要紧的环节，此后，哪一家的利益代言人都无法再维持原有的一套说辞，而必须以“新工人”作为讨论的起点。

　　熟悉吕途前作的读者大都对《文化》一书抱有期待。在《迷失与崛起》一书后半段的道德反思与话语批判当中，吕途已经暗示出对“新工人”及其困局的思考，单纯在政治经济学上揭示其结构性位置并不足以使之丰满成为一种反思资本逻辑的路径。新工人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缴械、在自我表述方面的失语，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但囿于篇幅，这种文化上的审视在前作中未能展开，而《文化》一书就是这一讨论的深化。

　　全书分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四个部分。不用赘述其各自内容，读者也应当能够看出各部分的侧重及其联系。吕途借鉴了国外劳工研究中打破“劳动/生活”界限的策略，展现工作经验对日常生活的挤压，她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来证明我们可以从新工人的生命史叙述当中概括出一种松散的、结构性的文化语境。接下来，对工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则针对的是行动者在相似结构之下各自不同的选择。我们于其中既可以目睹堕落，也能够发现坚守，这也呼应了《迷失与崛起》中对新工人在当代命运的总体判断。第四部分的材料来自于吕途多年来参与新工人文化社团活动的实践经验，她试图以此回答某些提问，并对未来的行动方向提出建议。

　　这四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由吕途本人兼具思考者和行动者双重身份所决定的。如若思索仅是为了满足进一步理论游戏的需要，或记录仅仅被视为是行动策略的参考，那么它们的意义都会有所折扣。《文化》一书既呈现了经验材料中的复杂性，又没有因复杂而否定制定阶段性行动纲领的意义。也正是“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促使读者不能将他人的经验当做是一种纯粹的、只需远距离审视的对象，而必须把阅读带入到与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背景当中。《文化》在当下新工人问题的讨论中具备“跨界”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开放且动态的文本。

　　吕途坦陈她的研究方法当中重要的一环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谓“生命历史”。在具体的操作中，她通过大量访谈材料的分析来说明新工人群体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如果我们承认做传销、买宝马、建新房那样的财富梦想以及吃喝嫖赌之类的恶习就是讨论问题的起点，那么就应意识到“新工人”这一命名本身并不能天然地占据道德上的豁免权。与中国其他群体、阶层相类似，新工人的观念意识和生活实践都为资本逻辑严格束缚。眼下，“礼失求诸野”只是一厢情愿的方法论迷梦，新工人群体是当之无愧的“草根”，但他们并不像某些民粹主义者们所期望的那样自发地生成一种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价值体系。相反，在朦胧的抵抗意识之上仍旧是强烈的依附性。吕途因此为少数新工人文化建设先行者行动合法性做出了最为有力的辩护：没有自觉自愿的干预和领导，我们无法奢望新工人群体能够独立地把握自己的文化命运。

　　即便《文化》一书并不是大规模普查结果的梳理，但作者对个案持续性的观察、记录与追问异常丰满地展现了个体命运怎样为资本逻辑裹挟并在其中挣扎沉浮。吕途的研究或可解释许立志诗歌何以能引起社会各群体的广泛共鸣。那些起早贪黑的都市白领或许在绝对的劳动强度上无法与富士康工人相提并论，但就其所面对的迷茫、困顿和主体性丧失而言，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全球的背景下，“新工人”其实是社会各阶层成员生存经验的“最大公约数”。各行各业都有“XX劳工”样式的自嘲，差异只是在于人们是否将自身境遇追溯到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夺。就这一点而言，新工人文化命运这一议题应当有更广泛的参与。在眼下改革逐步升级、转型的背景下，它涉及社会建设中一系列敏感但无可回避问题。

　　“新工人”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大哉问”，它本应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共同研究并做出解答。我们不可能苛求吕途凭借一己之力（尽管她得到了大量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去做到尽善尽美。下面谈的一些反思，并不是否定其研究的价值，而是希望进一步完善对问题的分析、理解。

　　首先，从前一本著作开始，我就发现吕途对新工人问题的思考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具体说来，就是对“新工人”之所以为“新”的历史背景缺乏足够的阐述。按照通常理解，诞生于后毛时代新的社会变革当中的进城务工群体是与“旧”产业工人相对照。这不仅是时间顺序的接替，还包含着观念意识上的否定。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小镇青年的出走与反抗总是指向以父权形态存在的老一辈单位工人。新工人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包含着对集体化时代产业工人文化的否定（可参照王晓明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与后者相比它们对资本逻辑的认同也更强。

　　吕途耳闻一位流水线工人声称自己的梦想是买宝马轿车的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认为仅仅将这一点归因为资本逻辑对个体的捆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的力量并不是玄妙的洗脑术，它只有嵌入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够运转。上世纪末数百万下岗工人的生命叙事和今日富士康生产线上日夜劳作的青年男女之间有什么样历史性的血缘关系？而我们若要彻底理解新工人的现实处境，是否应该包括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时间线上延展新工人问题的思路，使其与长时段的政治经济变革产生对话。非此，则关于新工人的文化讨论就难免陷入一种杂糅愤怒与无奈的喃喃自语，更不利于将对问题的思考带入对具体行动的指导之中。

　　其次，在吕途对新工人思想意识的反思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否定“返乡”迷思。“回不去的故乡”是她在这一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判断。也正因此，“攒钱买房”或落叶归根之类的憧憬在吕途看来只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麻醉，她以德国土耳其裔劳工移民的历史为佐证来说明脱离乡土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剥离。尤其是当第二代、三代移民在异乡出生之后，现实生活与返乡憧憬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会使得那些将毕生劳动所得投资于故乡的人陷入无以名状的撕扯之中。吕途一方面为那些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积攒现金回家盖起空荡荡房子的工人们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对既得利益群体继续制造此类海市蜃楼从而维持城乡不平等权力结构而展开批评。进一步说，吕途对新工人文化建设、权益保障的行动畅想，也是立足于对返乡之路的基本否定。

　　现实的生活经验使我们难以从根本上得出比吕途更为乐观的结论，那些矗立在旷野中常年无人居住的乡间民居是当代中国最使人感到无奈的景观坐标之一。但我认为这一判断当中可能隐藏着某种不自觉的城市中心论，它封闭了对新工人前途命运的部分讨论空间，甚至有可能附和“城市生活优于乡村”之类的价值排序。

　　如果我们承认返乡是一种不可能，那就默认新工人的未来命运完全系于城市权益是否向外来者开放。鉴于这一群体目前主要分布于少数一线城市，那么上述方案就可进一步约等于大都市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就等于在解答问题的讨论中彻底排除了“农村”所应占有的位置，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一种更加隐蔽的城市中心论。

　　“新农村”是否只是政府的项目、工程？未必。许多三农研究学者都曾经提出过应当重视甚至保护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抛开其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田园诗想象不谈，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确应当重视乡村生活形态及其所负载的价值体系对机械发展观的批判与挑战。城市不可能盲目扩张，城市资源也不可能取之不尽，仅依赖城市自身开放来解决新工人的文化建设是否会引发其他的连带反应是我们现阶段所无法预知的。数十年、几代人的迁徙和漂泊固然是一种创伤，但也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熟练技术和基本经济头脑的新公民。“新工人”能否转化成“新农民”并进而建设“新农村”？过早地将这个问题否定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遮蔽。

　　文化意义上的“农村”想象并不是仅有田园诗和都市附庸这两种选项。在当代史的特定时期，我们曾经试图用集体劳作、基础设施完善、小工业和科教文卫资源的倾斜调配来建设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生活。它的最新版本是近年来受到热议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不应该仅仅是政府术语，它也同样可以成为关于新工人前途命运的一个备选项。如果我们能将目前空耗在城市分工体系中的大量人力、智力资源通过合理渠道和配套软硬件支持部分引流回到乡村，那么对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建设的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简言之，既然“新工人”脱胎于“旧农民”，就不必着急斩断其在文化上的根脉。乡土生活的价值也可以有2.0版本的升级换代。

　　最后一点同样事关研究视野。吕途并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她同样试图用理论去解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于是我们可以读到汤普森、葛兰西、弗洛姆、弗莱雷。但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对这项研究而言可能更具指导意义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却似乎从未被纳入到讨论当中。除了偶然提及一些国外参访的经验之外，吕途对从全球图景中理解中国新工人群体这一路径甚少涉及。没有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没有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调整，我们难以想象中国新工人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力量深度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尽管我在此前也曾强调过中国新工人形成及其命运与本国历史的特殊轨迹关联密切，但这不是说中国工人群体的生产、生活、文化自外于全球劳工阶层。吕途对德国土耳其裔打工者的描述就证明了这一点。民族国家边界和文化形态的差异都没能抹杀劳工阶层各自之间在生存状态上的相似性。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为了追求“与世界接轨”的效果，而是因为共时性宽度的拉开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工人相关讨论的深度得到延展。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与其引用弗洛姆泛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不如横向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北美以及后殖民时代非洲各国工人群体在文化生产上有何异同。既然承认新自由主义是影响中国新工人命运的重要力量，那就不能不对其在全球的散播、影响不做梳理。当然，这样一种视野的拓宽显然是吕途和她的团队无法独立完成的。也正因此，新工人问题的讨论需要更多力量的自觉加入。

　　2019年12月19日，诗人许立志写出《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即使对我们这些没有工厂打工经验的普通人而言，那种意象的准确和残酷也令人感到心中一紧。“劳动者”这一身份在经历了短暂的消沉之后，正在借助经验的表达而重新回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来。苹果手机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阻隔试图将我们和许立志之间的距离拉长，但许多像吕途一样的记录者和思考者却不断地揭露表象下所切实存在的血肉联系。有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我们缺乏足够的理论去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毋宁说我们在经验记录和表达方面的欠账才是问题的主因。作为行动中的研究者，吕途及其团队数年来对中国新工人议题的追问令人钦佩。《文化》并不是完满的终结，它召唤更多的思考和辩论。“新工人”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圈定，而是无数活生生个体所构成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