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摘抄

发布时间: 2020-05-01 09:47:46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118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是一本由王建朗黄克武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268.00,页数:1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精选点评:●补标,两岸各派几个人来写的论文集,非常调和,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摘抄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是一本由王建朗 / 黄克武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68.00,页数:1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精选点评:

  ●补标,两岸各派几个人来写的论文集,非常调和,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搁置争议,不讲痛点,严格上来说是符合大陆标准的。这些论文集也无法展现民国全貌,有点标题党,而且多数为旧文重发。小部分略读,大部分仔细看过,邵铭煌那篇比较差,台湾几个研究汪政权的硕士比他写得好。政治史方面,大陆几位写得好。

  ●基本上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换句话,目前研究也大多局限在这些个视野里。

  ●上本以时间为大概线索,按时间演进逐次展开。下本以专题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著者来自两岸三地,内容有通俗有深奥,大体展示了各个方面的较新的研究成果,整体水平还是可以的。通史应该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一味的扩充史实 ,将通史变成十几卷的现代长编。

  ●民国卷比晚清卷质量好。

  ●我只读完上册就决定要给五星好评了。未看内容,只是读到上册这十五位作者的名字就让我有了一丝激动,读后感到内容八成以上的文章,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可以作为历史课外读物对教科书中的历史进行互补,开拓视野。好作者就是好内容的保障。

  ●有些专题是论文,有些专题仍似教科书 。

  ●其实编的挺好的,相比于下卷的社会史我更喜欢上卷的制度史,让我感觉唯一有点不足的地方就是 ,民国文化的论文非常少,并没有设置专章讨论,有一些遗憾。

  ●上篇最好!最喜欢杨奎松的那一篇!

  ●很不错

  ●两百多块钱的书,花了十天看完上册。整体感觉史观混乱,立场不清,对历史的理解很狭隘,各篇章之间质量参差不一。定价也实在太高了。但因为其存在的各种缺陷,也能反映出目前的近代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一):好书!推荐!

  好书!先看了参考文献,非常“壮观”!序言后记,持论客观!王建朗研究员的序可做一篇客观的简明近代史导读!上册按时间通史性论述,下册分专题史论述。保留了台湾研究人员的历史观点。开卷有益!为两岸近史所点赞!期待能再读晚清卷!(偶有印刷小bug,第391页蒋中正印成蒋中止了)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二):读毕上册,忍不住上来说说

  先说优点:材料新、观点新,参著学者各写自己研究方向的内容,自然是质量不俗。不足之处:虽然是模仿剑桥史的写法,但是更像剑桥经济史、政治思想史类的写法,而不是剑桥中国史、剑桥古代史的写法,简而言之就是各章缺乏连贯的时间线,更像是独立的专题论文,这就把相当一部分读者排斥在外了,起码你对近代史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线和事件脉络才能吃透本书。

  另:写抗日战争那章的学者(不点名了)估计是编高中教科书的吧,太“大陆主流叙事了”,实在惹眼,一个人拉低了一册书的质量。

  再另:各章作者基本都出版过与所写章节相关的专著(其实本书很多都是从他们专著中提炼更新的),比如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党派政治》、黄道炫《张力与界限》、张瑞德《山河动》、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已经大量拥有这些学者的代表作了,再买本书就略不划算了,读者诸君自己权衡吧。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三):民国卷政治味之浓VS思想味之淡

  比起晚清卷,民国卷的选题偏好主要集中于政治史(上卷尤以两党历史为重)、经济史与外交史。具体行文以专题史下的“通史”写法为主。

  不过书中比较遗憾的地方是:

  1.比起晚清史,总体而言,实在担不上“新编”二字,每个专题很难看到类似晚清史搬对以往学术书写的回应与新说,大多为在所作选题中作描述性呈现。

  2.其实描述性呈现也好,可以通过现代学人的梳理窥见历史场景。但是,同一史料,学人之间相悖的论断不停,受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影响不可说不深。阅读过程会产生很多疑惑,在历史真相的尘埃下摇摆不定。但对于刚入门的学生而言,辨析是很难的,只能依据再进一步的史料原文分析与专题阅读。

  3.说清楚真相已经很难,再带个“创见”恐怕就难上加难了,这也是民国卷问题1的根本原因。第二章关于北洋政治的论述,可能是典型的体现,基础性问题类似北洋派系斗争不说,硬要塞进去华丽的文章小标题的建构中,读者真的会云里雾里。

  4.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事件,连个基本篇章都没有,到底是为什么呢?

  此外,思想文化专题的权重太少,只有章清老师的《由“学站”到“思想站”: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也是民国卷看起来不够深刻的原因吧。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四):观感及勘误

  目前看完了上册,观感如下:

  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围绕问题意识写,分析也深入,读起来很过瘾;

  第四章,是制度史,读起来有点乏味,但条理很清楚;

  第十三章,写作风格像说书,也很好读;

  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都还行;

  第十一章,写作风格似编年纪要与报纸社论的混合;

  第十四章,作者好像没有好好写,无问题意识,无详略之分,有拼凑之嫌。

  我觉得全书最精彩的一句话是黄道炫写的:

历史的真知,或许在当事者的理解里,就已经露出端倪。(p321)

  所见错讹如下:

  7,脚注,“冯裳译”,应为“冯棠”。

  47,第五行,“按照张绍曾的判断”,应为“张耀曾”。脚注显示。

  49,第二行,“直系打到奉系”,应为“打倒”。

  74,第六行,“在1920年2月20日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应为“1919年”。

  113,第九行,“签订《中希腊通好条约》”,应为“《中华希腊通好条约》”。

  200,倒数第三行,“立行社成立后”,应为“力行社”。

  215,第三节第一行,“深受儒家想影响”,缺一“思”字。

  226,倒数第一行,“擅用运动战结合游击战”,应为“善用”。

  570,脚注3,“上海新华书局”,应为“知识出版社”。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读后感(五):为什么说国民政府远好于北洋政府?——两岸学者共同撰写的一部近代史

  刊于2019年第24期《凤凰周刊》。此书其实是很多书的一个缩编,适合普通读者了解学界前沿观点。

  这两年,经常有朋友让我推荐靠谱的中国近代通史,每次想来想去,能作为候选的,也只有最知名的那几本,即蒋廷黻、李剑农、陈恭禄、陈旭麓、徐中约、郭廷以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好是好,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它们大多成书较早,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问世于1942年;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出版于1974年;徐中约为《中国近代史》做过多次修订,不断完善内容,但他2005年辞世后,这本书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第6版了。显然,这些久负盛名的作品,是无法呈现新史料和新观点的。

  其次,中国近代史长达百余年,涉及太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并不是凭一人之力所能全部搞清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好评如潮,但在杨奎松看来,依旧是缺乏新内容,且错漏百出的(杨的批评文章见于201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所以学者们合编通史,变得极为常见。知名的如李新领衔,由大陆几代学者合力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以及不久前两岸四地学者合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大陆张宪文、台湾张玉法主编),都是上乘之作,但前者多达36册,后者也有18卷,不是普通读者有能力购买和阅读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新出版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恰好破解了以上两个难题,让读者有了一部既新颖靠谱,又不那么卷帙浩繁的近代通史看。这部书分晚清、民国两卷,其中民国卷的主编王建朗和黄克武,职务同为近代史所所长,只是一个在大陆的社科院,一个在台湾的中研院。黄克武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并非虚言。

  他们汇集的数十位作者,无不是学界的一时之选。尤其难得的是,这些作者分配到手中的题目,又都是各自最为擅长的。举例来看,写《北洋外交成败》一章的唐启华,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写《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一章的金以林,是《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的作者;执笔《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的张瑞德,以《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成名;负责撰写《党国体制肇建与商民运动之兴衰》的冯筱才,则有一本《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更不用说,王奇生写革命动员、黄道炫写苏区发展、汪朝光写国民党的败亡,都是最恰如其分的人选。

  有力阐释民国政治逻辑

  这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共两册,上册是政治沿革史,以15章篇幅记叙了由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政权鼎革的历史,其中有两章专论北洋政府,一章是唐启华撰写的外交,另一章是杨天宏的《北洋政治的“乱”与“治”》。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对北洋政府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人赞之为中国最好的时代,因之既有政党政治,又有言论自由。此种言说已经偏离客观立场,而矫枉过正。

  杨天宏撰写的这一章持论公允,篇幅虽然不长,内容涵盖却很广,从民初的制宪博弈、国会运作、政权更迭,直至联省自治,脉络完整。现在很多人指责,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使政党政治毁于一旦。其实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国会重开后,就再也没有回复正轨。执政府建立时,如杨天宏所说,“段祺瑞具有集权倾向,向来不喜欢国会捆绑其手脚”;张作霖“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权力,无国会故可随心所欲”;孙中山此时也已不再维护旧法统,“对国会持极力否定的态度”。此后直至1927年北洋政府倒台的三年,已经是无国会状态了。

  其间,为解散国会提供了的口实是曹锟贿选事件。然而贿选之说能否坐实,杨天宏是表示怀疑的。1923年,直系入主北京,曹锟将要竞选总统时,国会议员已被长期欠薪,因此曹锟承诺给议员的5000元支票,其实有补发“岁费”的性质。议员汪建刚即说,他虽然接受了这5000元,“但并未附带什么条件,也没有在选票上写过曹锟的名字”。随后,此举被反曹锟势力宣扬为“贿选”,影响至今。因此在杨天宏看来,曹锟只是有贿选的嫌疑而已。这是他最知名的新说之一,全文见于2019年第6期《历史研究》。

  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中,大部分章节留给了国民政府,由其训政体制、党内纷争、中共崛起说起,及至战时军事、外交,结于全盘崩溃。台湾学者刘维开撰写的《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从制度层面,详尽介绍了国府的五院架构、党政关系,展示了国民党的“党治”逻辑。其后一章,金以林则从人事入手,审视国民党内的分合。他对党内大佬省籍的观察,尤为有趣。孙中山身边的主要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无不是清一色的广东同乡,甚至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要设粤语翻译。然而,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在党内迅速崛起的蒋介石,却是浙江人。于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内部纷争,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浙江人同广东人争权的图景。直到北伐结束,大批非广东人入党,才逐步改变了国民党的人员结构。

  其后,有三章阐释中共革命及国共关系,四章还原抗日,两章探讨国民政府败亡的原因。汪朝光撰写《国民党统治的衰颓》一章时,将“行宪”引发的政治乱局,作为国民政府全面失败的开始。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在战争期间,不应该分散精力去办选举,但他又无法承受继续训政、推迟行宪的内外压力。行宪最终产生的恶果,甚至超过他的预料。一方面“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大量精力”,并“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选举过程中暴露出的舞弊等问题,又使行宪成为外界眼中的“民主政治秀”,未能收获预期中的民意。政治乱局外,汪朝光还分析了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上的溃败。唯一的遗憾是,他未能结合国际局势,及美苏在华因素,来看待国共两党的胜负。

  全方位审视民国社会

  这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的下册,介绍的是民国期间的经济、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情况,大体上属于社会史的范畴。读者通过这后十五章内容,可以对民国有一个立体的印象,不再局限于蒋介石、宋美龄,或胡适、蔡元培这些大人物。

  举例来说,人们说起国民政府的功绩,常常说起的都是实现统一,或者领导抗日。其实,推行法币,或许才是其统治时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供职于“国史馆”的卓遵宏为本书撰写了《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值演进》一章。中国古代通行的铜钱、银两,由于是实物货币,人们使用时必须要先辨明成色,再称重,通过复杂的换算,才能获知币值。即使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各省铸造的银元、铜元,依旧有着不同的轻重厚薄,加之市面上还有近百种民间银行发行的纸币,交易极为不便。

  直至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推行法币,才让中国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现代货币。此举的重要性,如当时的美籍顾问杨格所说,“1935年币制改革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成功地稳定外汇率,并制止通货紧缩,因而为经济注入了新的力量,加强对未来的信心”。1937年,农产品价格回复到1931的水平。不幸的是,由于日本侵华,国府被迫加大法币发行量,勉力维持战时开支,致使法币成为后来通货膨胀的元凶。

  在下册的各章里,随处都有新见。如对于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向来多有赞誉。但郑大华发现,实验区的农民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被增加了额外负担,因为农民除了向政府纳税,还需交纳乡建经费、参加民团和修桥筑路。实验区的民团实行义务征兵制,从18岁—45岁都要接受训练和执勤任务,没有工资,有的地方还要求自备武器、伙食。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更多的在于,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民间”。

  然而,民国民间的真实生活同知识分子的期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忻平在《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一章中举例,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时,要求考生举出自己崇拜的人物,结果在300多人中,有157个选孔子、61个选孟子、17个选孙文,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人选颜渊、王守仁、康有为、袁世凯等。这意味着,“在清末民初看似新学兴盛、革命最有力,但真正深入人心的还是既不新,更谈不上革命的孔孟二圣”。过了十几年,学者黄公度在1930年向100名黄包车夫提问,其中问到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收集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包括男女平权、谁也不准做皇帝、一统江山、入党做官、打倒外国人、打倒贪官、打倒日本等等。忻平评论说,一方面现代知识已经为社会底层所知,但“另一方面底层群体的知识来源和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其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尤其明显”。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普通人也开始对新时代有所了解。

  总的来说,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虽不是系统性的通史专著,但上下两册、三十章内容基本将民国史中的最重要话题都讨论了一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这一部书,就相当于读了几十本最前沿民国史专著的梗概,不啻于一条迅速了解民国史研究现状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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