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宋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
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倪胃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倪胃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倪胃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
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延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晚风 晚风 武陵春 戏笔
闲居初夏午睡起 小池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昭君怨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宋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
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倪胃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倪胃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倪胃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
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延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晚风 晚风 武陵春 戏笔
闲居初夏午睡起 小池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昭君怨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他幼时家境清寒，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其词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与诗相近。著有《诚斋集》。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5de闵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768765.html?fr=qrl3
回答者：jiucha - 助理 三级 6-4 20:19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
回答者：风铃622 - 助理 二级 6-4 21:06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其词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与诗相近。著有《诚斋集》。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初夏睡起 【宋】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小池 【宋】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此诗描写梅子成熟、芭蕉荫浓的初夏风光和儿童扑捉柳花的场景，表现了清闲恬淡、天真无邪的情趣。“留酸软齿牙”句写啖梅传神；“分绿”句形容蕉叶的浓荫，暗示反光、投影作用；“捉柳花”句写儿童专心戏嬉之状，跃然在目。诗句显示了诗人化工肖物的本领。
回答者：sssss9023 - 助理 二级 6-4 21:10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回答者：wty960213 - 试用期 一级 6-4 21:30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回答者：海洋世界sea - 魔法学徒 一级 6-5 14:05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其词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与诗相近。著有《诚斋集》。
初夏睡起
【宋】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小池
【宋】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回答者：4661000z - 门吏 三级 6-7 17:36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回答者：我是小猪童童 - 魔法学徒 一级 6-9 13:13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
回答者：我行我素1997 - 门吏 二级 6-9 15:41

是人,是诗人,是地球诗人,是地球亚洲诗人,是地球亚洲中国诗人,是地球亚洲中国宋朝诗人.(嘻嘻,都是废话)
回答者：83260574 - 门吏 三级 6-11 20:19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他幼时家境清寒，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
回答者：x332865000 - 初学弟子 一级 6-11 21:06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其《荆溪集序》自言此时“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这时“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十分顺利。这种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见解，对于江西诗派主张从前人那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论正是有力的反动。
不过，“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将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扯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
“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
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
（《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和跳跃连接的，这越过江西诗派而较多继承了宋诗自梅、欧、苏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像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宋诗自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发展来看，黄庭坚以他独有的风格与技巧开创了新的诗风。但这种诗风本身带有弊病，而江西派后期的诗人不能以独立的创造取代前人，只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更造成诗界凝滞的僵局。这使得许多人感到不满，就连吕本中也在提倡“活法”来纠正其偏失。杨万里正是运用了在禅宗和理学那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出机杼，用活泼的眼光观察变化无穷的世界，用活泼的语言表现新鲜独特的人生感受，这才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成为宋诗转化的又一枢纽。他的《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说：
“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这种态度正是他能自成一体的根本原因。
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
有些诗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也有卖弄学问的陋习，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毕竟开创了新的诗风，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在杨万里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之后，有些诗人既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又缺乏独创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诗人作为效仿的对象，好像走出一间牢房又进了另一间牢房，总不如杨万里那样跳出牢宠，无拘无束。
回答者：瞬间001号 - 初入江湖 二级 6-11 21:33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宋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
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倪胃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倪胃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倪胃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
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延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晚风 晚风 武陵春 戏笔
闲居初夏午睡起 小池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昭君怨

扬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5de闵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其《荆溪集序》自言此时“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这时“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十分顺利。这种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见解，对于江西诗派主张从前人那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论正是有力的反动。
不过，“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将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扯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
“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
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
（《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和跳跃连接的，这越过江西诗派而较多继承了宋诗自梅、欧、苏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像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宋诗自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发展来看，黄庭坚以他独有的风格与技巧开创了新的诗风。但这种诗风本身带有弊病，而江西派后期的诗人不能以独立的创造取代前人，只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更造成诗界凝滞的僵局。这使得许多人感到不满，就连吕本中也在提倡“活法”来纠正其偏失。杨万里正是运用了在禅宗和理学那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出机杼，用活泼的眼光观察变化无穷的世界，用活泼的语言表现新鲜独特的人生感受，这才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成为宋诗转化的又一枢纽。他的《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说：
“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这种态度正是他能自成一体的根本原因。
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
有些诗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也有卖弄学问的陋习，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毕竟开创了新的诗风，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在杨万里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之后，有些诗人既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又缺乏独创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诗人作为效仿的对象，好像走出一间牢房又进了另一间牢房，总不如杨万里那样跳出牢宠，无拘无束。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其词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与诗相近。著有《诚斋集》。
初夏睡起
【宋】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小池
【宋】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

宋国的干部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分为18个级别（本朝好像是25级）

l 正一品有如下官员：太师，太傅，太保，丞相，少师，少傅，少保，亲王。

l 从一品主要是枢密使和郡王，还有太子太保等。

l 正二品的官有太尉和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宰相）

l 从二品是御史大夫，六部尚书和金吾卫上将军以及节度使。

l 正三品是翰林学士，散骑常侍等

l 从三品有御史中丞，开封尹，上将军，护军，正议大夫、通奉大夫

l 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l 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l 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l 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l 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l 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l 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为正七品。

l 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合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l 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l 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合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l 承事、承奉郎，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l 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² 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

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官职制度的特点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二）中央行政机构的演变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⑶。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⑷。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五）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⑸。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⑹。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⑻，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⑼，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⑽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⑾。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⑿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⒀。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⒁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⒂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⒃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⒄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你好!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宋朝官职的等级，你看看。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⑸。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⑹。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⑻，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⑼，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⑽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⑾。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⑿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⒀。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⒁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⒂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⒃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⒄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⒅。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⒆。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⒇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正一品有如下官员：太师，太傅，太保，丞相，少师，少傅，少保，亲王。

从一品主要是枢密使和郡王，还有太子太保等。

正二品的官有太尉和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宰相）

从二品是御史大夫，六部尚书和金吾卫上将军以及节度使。

正三品是翰林学士，散骑常侍等

从三品有御史中丞，开封尹，上将军，护军，正议大夫、通奉大夫

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为正七品。

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合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合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承事、承奉郎，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宋代武职相当于兵马总管
宋代领能专兵凡遇战事则各领选拔人给予都统制名义节制兵马南渡多采用临时措置各军领分别给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名号
都统制属于御营使监护诸军领协同作战军事长官
同都统制官职相当于副都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