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要求修约，则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15)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的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殖民主义者要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不难的。20世纪初法国的研究者研究了资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国启衅，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本领找到比劫持‘亚罗’号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定要打起来的，并不因为中方的什么态度而转移。而要打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要越过条约特权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

众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质就是掠夺。《现》文在评述马神父事件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撒手锏”，叫做程序正义优先。文章写道：西林地方官员把马神甫处死，“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这不仅否认了侵略者的本质，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实。

程序正义优先，颇为吓人。似乎当时来自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最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实际上，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来到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

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又以大沽之战为例。当法国人知道清政府已经在大沽口设防，仍然决定与英国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国公使普鲁斯给英国政府报告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19)普鲁斯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20)英法联军在充分准备下(仅英国舰队就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贯同情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评论道：“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环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21)

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换约，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内安排了公使住处。清政府从安全出发，指定了公使进京的路线，规定可带随从，不准带武器。这些安排完全合乎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欧洲人制定的国际法没有规定可以携带武器到他国首都去交换条约批准书。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要求。当大沽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反诬中国破坏条约，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报复”。英国《每日电讯》甚至称：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并占领北京；英国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马克思当时在评论大沽事件时写道：“难道法国公使留住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22)马克思是研究了英国公使和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写下这些评论的。
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在澳门望厦村签订，又名《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一项商约。它的第34款规定：“合约已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23)这里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望厦条约》“不得轻有更改”，中美两国“均应恪遵”，美利坚联邦各州(“至合众国中各国”)不得派人前来对此另有异议。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变通”呢？条件只是因为“至各口情形不一”(“现文”引用时恰恰把这几个字删掉)，涉及到贸易及海面各款时，可以稍加修订。这实际上指的只是细小的修订。美国以及各国清楚这一点。中方也清楚这一点。1855年5月，美、英、法三国公使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订《望厦条约》，为此清政府指示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24)，清政府的认识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理”，英、法、美各国都没有提出大段修改条约的权利；即使稍加修订，也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商议，“公平酌办”。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订，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马克思曾经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检察官致伦敦《晨星报》的声明，那份声明说：“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力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利和特权。”(25)这就是程序正义优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国哪一国遵守了这个原则？

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现》文的不正确，在于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得出许多错误的观点。试举几例：

“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是想当然。列强侵略中国，什么时候都没有与中国“协议”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强加的，中国谈判代表哪里有资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汪精卫之不齿于历史，已经难以改写了。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还有今天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当代人俯视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列强是强势一方，封建的中国是弱势一方。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有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弱势一方呢。即使认识到是弱势的一方，难道弱势的一方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吗？清政府被严格限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什么时候都是严格遵守条约的，不遵守、不满足原有条约特权的，一向就是外国侵略者。

教科书看多了
清没有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同英打仗时，清兵还没看到英军就被大炮轰死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到天津换约,天津的大沽总兵拒绝英法上岸,结果大沽炮台不堪一击.就这样惹恼英法，从天津血洗到北京，还烧了园明园。
道光的儿子咸丰携家眷跑到承德，仗打赢打输根自己一点关系没有,继续吃喝玩乐，路上宫女、妃子还一路抱怨路颠簸，埋怨肃顺不换辆好车，整天吃粥，烧饼.当时园明园已变成瓦砾。慈嬉回北京第一个就把肃顺杀了头。擅自挪用军费开支，造了颐和园，同日本一战，一败涂地。中国女人亡国措措有余......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对原料，市场巨大的需求，必须保证足够的原料供应，开拓国际市场，英国人认为洋货在中国销量不好是由于清政府开放不够
2.鸦片贸易，更大规模的鸦片输入，巨额的利润驱使
3.清政府的腐败与懦弱，使英国把中国认作一个容易勒索的对象
4.看到其他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英国不甘心既得利益
5.落后的军备，消极防御的作战思想，第一次战争的惨败，使英国发动战争付出的代价非常小，而收获却极大

根本来说，还是追求最大的利益

这是我刚刚查书自己总结的，如果不全可以找我讨论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7.htm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251729.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308179.html
http://www.baidu.com/s?wd=%D1%BB%C6%AC%D5%BD%D5%F9%B5%C4%B8%F9%B1%BE%D4%AD%D2%F2&lm=0&si=&rn=10&ie=gb2312&ct=0&cl=3&f=1&rsp=3

1、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①根本原因；②主要原因；③直接原因；2、英国走私鸦片的目的以及中国禁烟运动的领导人、虎门销烟的时间和意义；3、鸦片战争的起讫时间和标志、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意义；4、中英《南京条约》签定的时间、性质、内容及其附件的名称、内容；5、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名称；6、鸦片战争的影响（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政治影响、思想影响）

1．阶段特征：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方面的变化：一是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由对抗到勾结；一是农民战争从高潮到低落。这个阶段里贯穿着两类战争，一类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类是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这一阶段中，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刚刚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仍然是农民阶级。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顽强地抗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反侵略反封建的坚决性，表明他们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它的失败．也有力地说明，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阶级不可能完成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

2．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的差距：①经济上：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英国成为工业强国。②政治上：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黑暗腐败；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改革巩固了统治。③军事上：中国装备落后、军纪败坏；英国船坚炮利、战斗力强。④外交上：中国闭关锁国；英国殖民扩张。⑤战前中国日趋衰落，使英国侵略中国有了可能；英国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实行的扩张政策，使英国侵略中国成为必然。

3．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极力扩大海外市场，开拓殖民地。而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日趋没落，必然成为它们的侵略对象。中英两国鸦片问题上的冲突，仅仅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没有这种冲突战争也将因其他借口而发生。

4．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主义对抗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列强，蓄意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方面：①清朝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统治者又闭目塞听，愚昧无知，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②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战和不定，组织抵抗不力。③清政府长期以来与人民处于对抗地位，使得人民群众的反侵略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尽管军部分爱国民奋起抵抗，但仍无力扭转败局。

5．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①政治上：鸦片战争后，随着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②经济上：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③阶级关系上：鸦片战争中的巨额军费开支，以及对英国的战争赔款，最终都落到人民头上。同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勒索和盘剥，导致本已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④思想文化上：鸦片战争后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⑤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进人反侵略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6．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国家和民族独立、主权的丧失，但仍然保持着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外壳”，政治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同时，经济上受其掠夺和剥削。半封建是指封建社会开始或已经解体，但又未完全解体。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同时，出现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代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

7．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中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既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侵略反封建，革命的目标和社会主题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民族资产阶缉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要求修约，则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15)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的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殖民主义者要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不难的。20世纪初法国的研究者研究了资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国启衅，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本领找到比劫持‘亚罗’号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定要打起来的，并不因为中方的什么态度而转移。而要打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要越过条约特权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

众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质就是掠夺。《现》文在评述马神父事件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撒手锏”，叫做程序正义优先。文章写道：西林地方官员把马神甫处死，“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这不仅否认了侵略者的本质，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实。

程序正义优先，颇为吓人。似乎当时来自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最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实际上，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来到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

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又以大沽之战为例。当法国人知道清政府已经在大沽口设防，仍然决定与英国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国公使普鲁斯给英国政府报告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19)普鲁斯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20)英法联军在充分准备下(仅英国舰队就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贯同情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评论道：“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环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21)

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换约，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内安排了公使住处。清政府从安全出发，指定了公使进京的路线，规定可带随从，不准带武器。这些安排完全合乎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欧洲人制定的国际法没有规定可以携带武器到他国首都去交换条约批准书。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要求。当大沽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反诬中国破坏条约，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报复”。英国《每日电讯》甚至称：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并占领北京；英国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马克思当时在评论大沽事件时写道：“难道法国公使留住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22)马克思是研究了英国公使和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写下这些评论的。
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在澳门望厦村签订，又名《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一项商约。它的第34款规定：“合约已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23)这里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望厦条约》“不得轻有更改”，中美两国“均应恪遵”，美利坚联邦各州(“至合众国中各国”)不得派人前来对此另有异议。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变通”呢？条件只是因为“至各口情形不一”(“现文”引用时恰恰把这几个字删掉)，涉及到贸易及海面各款时，可以稍加修订。这实际上指的只是细小的修订。美国以及各国清楚这一点。中方也清楚这一点。1855年5月，美、英、法三国公使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订《望厦条约》，为此清政府指示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24)，清政府的认识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理”，英、法、美各国都没有提出大段修改条约的权利；即使稍加修订，也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商议，“公平酌办”。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订，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马克思曾经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检察官致伦敦《晨星报》的声明，那份声明说：“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力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利和特权。”(25)这就是程序正义优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国哪一国遵守了这个原则？

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现》文的不正确，在于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得出许多错误的观点。试举几例：

“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是想当然。列强侵略中国，什么时候都没有与中国“协议”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强加的，中国谈判代表哪里有资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汪精卫之不齿于历史，已经难以改写了。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还有今天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当代人俯视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列强是强势一方，封建的中国是弱势一方。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有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弱势一方呢。即使认识到是弱势的一方，难道弱势的一方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吗？清政府被严格限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什么时候都是严格遵守条约的，不遵守、不满足原有条约特权的，一向就是外国侵略者。

注：
1：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年至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作战的一方是俄罗斯，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后来皮德蒙特-萨丁尼亚也加入了这一方。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七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起因

这场战争的表面起因是宗教问题。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在“圣地”建立俄罗斯的保护地的要求，这个要求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拒绝。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英国的新教徒也反对俄罗斯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的企图。俄罗斯在苏丹拒绝后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1853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断交并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

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奥斯曼帝国逐渐的、内部的瓦解，俄罗斯认为这是它将它在欧洲的势力不断扩大的好机会，尤其是它获得一个通向地中海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好机会。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统治此时显然摇摇欲坠，而俄罗斯则争取获得对恰纳卡莱海峡和伊斯坦布尔海峡的控制。英国和法国反对俄罗斯的扩张，它们不希望俄罗斯获得这些战略要地以维持它们自己在东南欧的势力和利益。

战争过程

1854年底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1855年皮德蒙特-萨丁尼亚加入这个同盟。奥地利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撤军，但并没有帮助英法围攻克里米亚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舰队。因此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并没有主动参加这场战争。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英法联军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堡垒，此后俄军退出克里米亚半岛。
2：马神甫事件
1856年2月29日 “西林教案”发生
1856年2月29日 非法侵入广西西林县活动的法籍神甫马赖被拿获正法，史称“西林教案”，又称“马神甫事件”。《中法黄埔条约》允许法国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天主教学。法国为了进一步取得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野心，纵令教士私入内地传教。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勾结官府，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激起民愤。本日，新任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名不法教徒，并处决了马赖和两个罪大恶极的中国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进一步取得教会支持，巩固军事独裁及扩张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以此为借口，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于次年联合英国共同出兵侵华。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3：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船捕走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但是当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

第二鸦片战争爆发
直接原因：英国：亚罗号事件
（法国：马神甫事件）
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与扩大，是由于
1侵略者的数量多
2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
3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鸦”具体内容在八年级上册历史书上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一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送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部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学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象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井兵了，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清”。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辑，视为具文”。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谈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奸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胜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了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开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退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调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英国天天都反动战争，经验自然比国内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