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呢？米兰昆德拉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不符合一些诺奖的规定，也可能是没有人提名。首届诺贝...
米兰昆德拉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呢？
米兰昆德拉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不符合一些诺奖的规定，也可能是没有人提名。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于1901年颁发，每一位获奖者都会得到一块奖牌，一份获奖证书以及一笔奖金。颁奖仪式于每年12月10日，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在斯德哥尔摩颁发。
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作为诺贝尔奖提名人，团体提名和自我申请不被接受。文学奖的提名人资格是：
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各国相当于文学院士资格的人士；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国作家协会主席。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标准一共有5个，第一，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第二，作品候选人的标准必须是在前一年有举世瞩目的工作成就；第三，不考虑国籍；第四，必须在文学上有极其出色的贡献；第五，作品必须趋向于理想主义色彩。奖项与国家无关，是授予得奖者本人的。诺贝尔奖不仅重视纯文学作品（诗歌、小说、剧本），文学领域其他类型的作品也可以获奖。
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作为诺贝尔奖提名人，团体提名和自我申请不被接受。文学奖的提名人资格是：①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各国相当于文学院士资格的人士；②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④各国作家协会主席。
每年9月，征求提名次年诺贝尔奖候选人的邀请发往世界各地，如今仅文学奖评委会每年都发出600多份邀请，寄给各国相关团体和被认为有资格提名的个人。提名人必须递交正式提名信，并附上候选人的相关资料（如原著或译本），于当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相应颁奖机构，逾期则列入下一年度的名单。
由于每项奖金至多只可由三名得主分享，因此每项被提名的成果也至多只能归三名候选人共有，每位提名人至多也只能提出三名候选人；文学奖至多两人分享，因此每人至多可提名两人。如今，每年收到的各项诺贝尔奖提名信分别都有数百封，文学奖提名信已高达350封以上。
各诺奖评委会于每年2月1日起开始评选工作，并于同年早秋向所属的颁奖机构提出有关推荐人选的书面报告，评委会只推荐一名候选人，由颁奖机构全体成员投票决定认可、改换或拒绝授奖。
诺贝尔奖的评选并非基于任何公认或众所周知的原则或标准，而只是基于诺贝尔个人生前的愿望和设想，其法律基准就是他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签署的最后遗嘱。诺贝尔遗嘱与奖金有关的部份摘要如下： “我其余的全部可变卖财产应按如下方式处置：资本——由我的执行人投资于安全可靠之证券——应成为一个基金，其盈利应以奖金形式每年分发给那些在过去一年中使人类受惠最大之人士。在文学方面的要求是：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也就是细分成上面5点标准。
诺贝尔终生对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他非常推崇浪漫主义文学,故此，他在遗嘱中留下了关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的要求和“最杰出的作品”的理解，他也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正是凭借着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在1900年6月29日颁布的《诺贝尔基金会章程》中对其专项奖项文学奖的评判对象给出如下定义：“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奖扩展到了整个人文学科的范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奖者较多地集中在北欧和一些较小民族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文学评选中也不由自主地奉行了一种“中立国”的政策。鉴于当时极少数的作家能够超然于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文学的桂冠自然就落到了某些政治立场中立、其创作成就相对比较平庸的一批作家身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时期，文艺思潮此起彼伏，艺术上的创新者璀璨如群星。这一阶段，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开始注意敢于大胆创新的作家,这一阶段的获奖者所包括的20世纪的文学大师为最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评奖委员会发布了一套“实用主义”的遴选原则，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投资和赌注，他们对诺贝尔的遗愿再度进行了诠释，认为“捐赠人的愿望是把奖金授予处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奖金”。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目的被再度强调为向前看，支持探索，鼓励创造，落实到实践中则是，评奖的着眼点在于奖励一部新作而非对某个作家终生进行盖棺定论。
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垂青于“移民作家”和“文学混血”作家，生于小语种而用大语种写作，既体现了“以欧洲文化为中心”，又体现了“政治上正确”，并且具有“异国风光”和“全球化”的噱头。但这类矫枉过正的重心转移又导致其作为传统欧洲文学奖项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当下对这一重头奖项的评奖标准的潜规则已经形成了“第三顺位优胜”的概念，即：当候选人在三个以上的时候，避免冲突成了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工作业绩突出而不冒尖的人（第三顺位候选人），因为这可以避免第一、第二顺位的直接对立，又可以为第三顺位之后的候选人树立一个公正的观念。在实际的政治哲学操作中，这种妥协，往往还有着另一层概念：表达自我声音，体现意志的选择，但放弃冲突和对立。近年来博尔赫斯、昆德拉之类大师无缘该奖都体现出这种无奈的妥协。
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金庸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很多喜欢武侠小说的小伙伴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必读的，而金庸也是我们认可最广泛的一位武侠小说大师，因为作为世界文学上的代表奖项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让金庸得到这个奖呢？
其实大家要有一个区分，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其中的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编撰出来的，这是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关注的是一部作品的现实性，要看这部文学作品反映了多少现实，还有引发了怎样的人生思考？
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多的写的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当然也包含了一些人生思考，但是却不足以纳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这也是金庸武侠作品的一个不足.
其实大家多关注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年获奖作品，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选出来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现实，反映人性，引发人们对人性的思考，或者是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个社会问题也一定是当下很显著，引起共鸣很厉害的.
金庸的武侠作品年代一般都设定在元明清，金庸所表现的武侠更多的是江湖恩怨，为国为民，反而对金庸所处的那个年代反映甚少，更别提揭露当时社会的现况。武侠小说这个题材就决定了他很难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说金庸的文笔不好，也不是说其中的思想不够丰富，这只是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判标准的范围。
其实，只要对比下其他人的作品，就可以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要求了。
咋们中国，老舍，被文学奖提名过，而沈从文，巴金，林语堂他们，也一样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者。这些人的作品，虽然风格都不大一样，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关于近现代，反映国人生活的状况，还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从1905年到如今，每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奖励给那些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那些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或者是理想主义的作品。当然，我可能概括的还不大全面。
在2021年的时候，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记得当时，瑞典文学院选择莫言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说实在的，金庸虽然没能获得诺奖。但是在我心中，金庸是属于大师级的作家，只是他的作品，更像是商业小说来的。
我知道，金庸的作品，在我们华人里面，知名度很高。可是文学奖不是说，你读的人多了，他们就要考虑你。
举个简单例子，像一道作文题，老师要求，写议论文或者是说明文，但是你写成了叙事文。你觉得，你能得高分吗？
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他们更希望，就是从你的作品里面，读取到你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国家，有什么看法。你对未来有什么理想，或者观点。
为什么《安妮日记》在欧美那边，能那么畅销。就是因为日记里面，读者感受到了战争对一个小女孩的摧残有多么可怕。所以，她的日记，更能给人一种渴望和平自由的感觉。
金庸的作品，带给我们儒释道宗，文史哲禅；甚至还有琴棋书画，柴米油盐。我们在书中领略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当然，不排除某些读者，在浏览的时候，还能领略到武功秘籍的真谛。
所以，作品不一样，效果也肯定不一样。虽然很多人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表示不能理解。说他的作品都没啥人知道。
的确，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莫言，直到他获得诺奖，我才知道他的存在。
但是，他的作品，就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能从内外的反映当下社会的深刻内涵。
另外，中国的作品，要翻译成外文，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就算翻译成功了，但是就少了那份感觉。
反正诺贝尔文学奖有他们的要求，我们也不用在意那么多，金庸本身都也不在乎这个奖项。
所以，我能就安静的享受我们的武林，不分享给这些老外。他们是没机会体会到我们对武林的痴迷。
搜索了一些相关知识，诺贝尔文学奖有个四个原则。第一要有普遍价值。第二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意思就是要让看的人刻骨铭心。第三，作者的语言措辞要极为丰富。第四，要在某个文化领域开辟新路。
这几个原则套上具体的作品，感觉很难鉴定。比如说，什么是普遍价值？什么样算是语言丰富？根据诺贝尔得奖的作者来看，好像跟金庸都不是一个派别的，可能金庸的这种style不是他们的菜。
但优秀的作品就是优秀，即便没有任何的奖项赋予，依然掩盖不住光芒。就像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可能没有得过影帝、没有拿到过任何的金奖，但是在观众的心底其实已经认可了他。就像《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谁敢说她演技不好？
所以金庸没有得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鲁迅也没有获得啊！而且颁这个奖的大多是歪果人，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大概他们领略不到其中的精髓。
首先，我想问一句，六脉神剑这个词怎么翻译。
一个有素质的英文翻译者会告诉你，基本很难，即使可以也是词不达意。但其实这只是金庸小说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表面原因而已。
既然要获得诺贝尔奖，就必须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需要什么条件，现在在评审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瑞典文学院，而评判也是以谁的作品在某一时间段最具有张力（或说更有成就），并且加以政治、社会等多元因素来评判作品以及作家的。
最坑爹的就是这些评判因素并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标准，因此把这个奖颁给谁，真的是个迷。（当然，文学院里面的评委和获奖作家那不用说，不是等闲之辈，我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不专业哈）
而就目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作品来看，基本是纯文学作品（或者又被称作严肃作品），这类作品并不是以情节、主线、感情作为主要的编制链的。
看过《百年孤独》的各位小伙伴应该知道，在读完小说一遍之后，你甚至不能完整的把人物链给串起来，有些地方十分的混乱，我看完之后就是难以用语言去表达我在感性角度能得出的感受。
而我们的一届文学泰斗金庸先生的作品呢，虽然文学造诣极高，但是重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描写上，多是儿女情长家国天下，同时文笔多用书面的白话文（这也是造成翻译难度的一个原因），古典诗句也是层出不穷。
可是却犯了一个诺奖获得的大忌：严肃文学本身，也就是金庸先生所著的并非严肃文学，是通俗文学。
诺奖非常看重艺术性，比如大家看到的川端康成的作品，大多给人以一种艺术的朦胧感，时代的混乱感，他的代表作《雪国》也是一部现实性和哲理性的朦胧美作品。
这个诺奖的评判标准应该是金庸先生得不到诺奖的根本原因了。
最后，还是金庸先生自己多次婉拒提名。
金庸先生大可为了获得诺奖而写一些好翻译的严肃作品，他也直言不讳不会为了诺贝尔奖牺牲信念，所以本人作者都没有这个信念，诺奖自然也就花落别家了。
综上，翻译难度，严肃文学限制，本人意念都使得金庸先生无缘诺奖了。
最后我想说，金庸先生所著的这些通俗文学代表的是大众文化精神，不管是否诺奖，都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学财富。
其实诺贝文学奖作为世界知名的奖项，评选条件肯定要更加严苛。诺贝尔文学奖，首先作品要对人类有贡献作品，它的文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在华人中间有广泛读者，影响深远，但是依传播的范围还是有局限性。至于说作品对人类有什么贡献的话，还是有点牵强。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是希望通过作品本身能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由你的作品，了解你所处的社会，以及所处社会环境下，折射出人性的思考。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小说多是架构背景多是在中国各个古代历史时期，描写多的是儿女情长，风花雪月，侠胆柔情，更倾向于通俗化，文艺化的渲染。只能称得上是通俗文学，因此即便是深受大众欢迎，也很难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
作品是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庸大师并不一定会在乎。因为他在武侠小说的造诣，成就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已经成为不可超越巅峰，大师本人也是武侠小说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我们不一定说的出每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的代表作，但是我们一定记得这位武侠泰斗笔下的江湖人物。
《百年孤独》的确是部很好的小说，可是它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书好混乱，，魔幻主义色彩，，是部很精彩的小说，，可是它获得诺贝文学奖是因为它庞大的历史架构，展现拉丁美洲兴起繁荣衰落的历史么，，我不太明白，，望各位大师指点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百年孤独乃是过去五十年来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杰作。
诺奖一般来说是根据作者整体的创作特点来评定的，但也有根据某部作品。诺奖颁给马尔克斯可以说是对加西亚整体文学创作的肯定。《百年孤独》绝对是其中的翘楚，也是这部作品让加西亚名声海外。
《百年孤独》是篇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故事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百年七代的兴衰、荣辱、爱恨、福祸，和文化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孤独。其内容涉及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浓缩投影。《百年孤独》风格独特，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粗犷处寥寥数笔勾勒出数十年内战的血腥冷酷；细腻处描写热恋中情欲煎熬如慕如诉；奇诡处人间鬼界过去未来变幻莫测。轻灵厚重，兼而有之，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称为“20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
1982年，瑞典文学院认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自1967年一问世，立即引起欧美文坛的“ 一场文学地震”。1982年，瑞典文学院认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作品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 ），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
1928年3月6日，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镇，这是加勒比海岸的一个小镇，后来在他的小说中逐渐变形，成了《百年孤独》的背景。他是一个乡镇报务员家16个孩子中的长子，8岁以前一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8岁以后到巴兰基雅和西帕吉拉念中学。后来他进入波哥大法律学校。他后来在一次被采访时说，选择那里是因为它是唯一让他下午有空余时间挣钱维持生计的学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并作为记者在巴兰基雅、卡塔赫纳和波哥大工作。195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并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外记者旅行欧洲。当报纸被政府查封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巴黎继续写作。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工作。1961年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尔塞德斯、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和贡泽洛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在那里他担任记者、公关代理人，从事电影脚本写作，并继续创作小说。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评论家誉为一部杰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他赢得各类奖金，并使马尔克斯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
1967年——1975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继续从事小说和新闻写作。1975年以后，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住在墨西哥城，尽管他们一家在巴黎和波哥大也有寓所。近年来他涉足新闻行业的许多方面，并发表了许多公开的政治宣言。他是一个地道的左派，并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很好的私交。但他经常提醒采访者，他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信，拉丁美洲人应该有寻找解决自己问题方式的自由。
二、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历程：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谈起童年的记忆对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给他讲的家族历史、传说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他在成群的姨妈和祖姨妈中长大，她们大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富于非凡的记忆和想象力，也相信预言和迷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关系最为亲密，后者曾参加过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那场直到1902年才结束的灾难性内战。外祖父的许多战争故事都溶进了他后来的小说中，这些故事交织着对阿拉卡塔卡地区香蕉公司兴衰的回忆，以及外祖父母的家庭旧事。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他们讲来是如此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以至于那语调与故事内容本身一样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是一个法学专业学生，却是诗歌的贪婪的读者，但有一晚他读了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年)后说：“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的中学课本那些理性的、学究气十足的范例之外，文学还存在着多少种别的可能性。”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从那时，即 1947年开始的。他最初写的一些小说发表在波哥大报纸《观察家报》上。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移居卡塔赫纳继续攻读法律，并为《宇宙报》写稿。1950年，他到达巴兰基雅，在那里任《先驱报》记者，并常与一批文学青年相聚，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文学。他们探讨欧洲和北美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福克纳、弗吉尼亚·吴尔夫、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的作品使他深受影响。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波哥大，担任《观察家报》记者。他的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1955年发表。同年，短篇小说《星期六后的一天》获得波哥大作家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奖金。1955年7月，他作为《观察家报》的通讯记者前往日内瓦，不久那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于是他被困在欧洲。在罗马作短暂停留之后，他以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在那里创作了《恶时辰》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还游历了东欧国家和苏联并写下了游记。
195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久已相爱的情人梅尔塞德斯结婚，她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加勒加斯定居，在那里为《时光》杂志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大多数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欢呼。后来，从1959年到1961年，他分别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工作。1965年以前他再没有写过小说，但写过电影脚本，他还仔细研究了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年)，他曾说，自己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根据他童年的记忆构思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1965年，突然“有一天，梅尔塞德斯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伟大的小说。它赢得多种文学奖，很快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它使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承认和荣誉。
《百年孤独》是一部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小说，它可以有多重解释。它是一部关于霍塞·阿卡狄奥·布恩狄亚几代子孙的家族编年史；它描写了一个象征着马尔克斯故乡阿拉卡塔卡的小镇马孔多的时代变迁；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现代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总结，从它的源头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创世纪》中的创世神话开始，带着对蒙昧状态的伊甸园和净土世界那种质朴和纯洁的深深的怀念。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这部编年史是一个吉卜赛智者用梵文写的手稿，只有布恩狄亚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人才能译解，并且只有在每一个读者单独读它时，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这个世界和它的困境、迷信的一面镜子。但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个读者步入令人浮想联翩的幻境。《百年孤独》也反映和评价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被西班牙征服以来的社会历史事件。19世纪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的战争和20世纪不断重演的暴力事件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它还详细地记述了外国香蕉公司的发展与剥削导致的破坏与骚乱(有1928年果品联合公司的罢工为依据)。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全力投身写作，并为他心目中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声疾呼。1972年，他的又一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出版。1975年，他又发表了《家长的没落》，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它。
7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仍活跃于新闻界，支持人权运动，谴责迫害和独裁。197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主编出版政治性刊物《抉择》，旨在为讨论和促进积极的社会改革提供论坛。他出版了早期的新闻作品集，包括一次海难事件的系列报道《水兵贝拉斯利历险记》(1978年)。197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古巴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卡洛塔行动计划》。1981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写的是一件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小镇的多线索的、神秘的凶杀案。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它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告文学，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都显示出他仍然具有超凡的才能。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义务和公众对他所有著作重新产生的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和短篇小说的许多版本问世了，他的主要长篇小说的销售量之大，打破了拉丁美洲出版史的纪录。现在拉丁美洲有许多著名的多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最杰出者之一。《百年孤独》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读者常常称赞瑞典文学院，是他们独具慧眼，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的远见卓识，而这种远见卓识永远有着重要意义。
三、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坦：
瑞典学院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并不意味所选择的是一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以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年)而赢得非凡的成功的。这部作品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而且它目前仍在不断重版，使新的读者以有增无减的兴趣去阅读它。一个平常的、才华远不如马尔克斯的作家，倘能写出这样一本有成就的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马尔克斯却不断从他的丰富想象和生活体验中去汲取素材，继续写出了可以与《百年孤独》相媲美的、题材广阔宏大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年)，以及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恶时光》(1962年)和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使他牢固地树立了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地位，完善了他的形象。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报刊上，收集在专集中出版，足以证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叙事艺术上的多方面的巨大的才能，他的叙事才华又与娴熟的语言技巧结合在一起，使他无愧于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语言艺术家。马尔克斯每出版一部新作就受到广大评论家和读者的欢迎，在各国翻译出版，以至成为一件世界性的大事而显示它的意义。
然而并不能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就被看作某个在文学上不出名的地区从此闻名于世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所以在当今的文化领域中赢得赞扬、在某些文学体裁中显示了活力，是因为古老的印第安民间文化，包括口头创作，与来自不同时代的西班牙巴罗克文化、来自现代欧洲超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影响，在那里混合成了醇香而提神的美酒，而马尔克斯和别的拉丁美洲作家正是从这中间汲取了素材与灵感。政治上的猛烈冲突——也表现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增加了知识分子对这方面关切的程度。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像其他大多数拉丁美洲的重要作家那样，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反对暴力统治和经济剥削。此外，他还是一名活跃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创作小说，在其他多种方面都有独创性的、也是常常引起别人争议的著作问世，而且在题材上绝不受政治生活的限制。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虚构的马孔多镇，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人们在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常被引导到这个既神奇又真实的独特地方，在这些杰作中不禁令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他与福克纳相同，让那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他们——或是充满戏剧性的场合，或是荒诞复杂的环境，这种离奇与错综复杂的描写，只有在荒唐的想象与疯狂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做到。马尔克斯以奔放的遐想去结合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经典，使这种描写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生动感人的，类似于报告文学那样注重事实。在那种环境里，人们在狂躁与激动的困扰下，由于战争的荒谬致使勇敢成为鲁莽、丑恶成为道义、乖巧成为疯狂。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独创的世界中，置身于一切事物幕后的总导演也许就是死亡。整个情节围绕着死亡——一个已经死亡、正在死亡或将即死亡的人开展。作者的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集中体现了他的作品特点，即至高无上的命运和历史对命运的无情的毁灭。然而在这中间，作品又以灵活巧妙的叙事艺术使这种死亡意识和悲剧气氛为生命的活力所冲破。正是这种活力，代表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和具有启迪意义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喜剧色彩与荒诞意识构成了令人欣慰的幽默。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它以纷乱喧嚣、使入迷惑的现实描绘，反映了这个大陆令人信服的财产与贫困的现实。也许不仅如此。这是一个宇宙，人类心灵与历史的动力结合在一起，不时地冲击着混乱的界限——屠杀与繁衍。
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仅能抽象地描述一番您的作品的基本情况，只有您的那些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本身才是全面的，具有对全人类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然而，您的作品并不艰深难懂，相反，它们具有艺术上的形象生动和对现实的高度概括力，这种概括是无法用任何抽象评价来估量的。因而，我要劝那些没有读过这些作品的人们，应该去阅读它们。
我谨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转达最诚挚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四、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600人中，只有5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 11000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100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胗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3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降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3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11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 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中美洲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4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160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100万，占本国公民的10%。乌拉圭这个只有250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5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 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 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五、评论界对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哥伦比亚举国欢腾，这位作家被人民誉为民族英雄。在其他国家，他的获奖也得到一致拥护。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获奖会使每一个人为之高兴。许多报纸也为瑞典文学院将荣誉授予这位大受欢迎的作家而欢呼。“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们以往都垂青于那些少为人知、深奥难懂的作家。通过授奖给这样一位其作品以三十种文字销售千百万册(仅是《百年孤独》就几乎卖了一千万册)的作家，他们突破了招来许多非议的那种陈旧套式。”(《新闻周刊》，1982年11月1日）。
大多数评论认为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毫不奇怪的。有些报道仅仅是对他如此快地获得诺贝尔奖感到惊讶：“这位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年仅五十多岁，因为看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近几年内不大有可能将诺贝尔奖再次授予拉美作家，所以有人觉得这次奖金应授予年长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美国《国民评论》，1982年11月12日)许多文章讨论博尔赫斯未能获奖的原因，但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才能非凡的作家，“其作品有着永恒的魅力”。(《时代》周刊，1982年11月1日)一些评论家还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当代作家的佼佼者——不仅现代主义和实验小说的拥护者欣赏他，托尔斯泰和旧式小说的忠实读者也会为之倾倒。”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否定评价，能使人看出评论者的个人好恶。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称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选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时，又痛惜本世纪缺少真正伟大的作家。“我认为他是一位好作家，”辛格先生在纽约说，“但我不能说他是我这一类作家……我仍然敬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马尔克斯将是一个蹩脚的选择，可是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评论家欧文·肖在评论马尔克斯获奖时说：
这是一个果断的选择。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马尔克斯善于将个人生活与历史危机联系在一起。从他的作品中，你得不到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但当它们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看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继承了欧洲政治小说的伟大传统，其结果是历史戏剧与个人戏剧合二为一。
《美国学者》(季刊)的主编约瑟夫·爱泼斯坦得到消息后，马上写文章论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奖的合理性。他宣称这是“真正辉煌无比的《百年孤独》应得的荣誉”，但在分析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水准时，他下了这样的结论：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是超凡的。遗憾的是他不是更好”。
爱泼斯坦的疑虑是针对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而言的，而正是作品中的上述责任感使评论家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表示普遍的赞扬。有些评论家认定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看成是对那些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士所表示的一种政治姿态”。 (《前卫》，1982年10月22日)《新闻周刊》惊奇地发现瑞典文学院不仅“大胆地正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左派政治立场这个敏感的问题”，甚至“看起来还为他和他的拉美同行所共有的政治上的活跃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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