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八月骄阳》读后感
这是一篇小说，可是读起来像在看一部老舍先生太平湖之死的记录片。汪先生具体生动的描写和真实的记录片很相似。文中前半段，把太平湖公园描写得很细致，一点一滴，让人很容易就产生一幅公园的影像。接着写唱戏的刘宝利，同样细腻动人。然后是顾老爷子，都是十分的形象生动。这几个公园里常见的人物，是平常的人物，也是最真实的人物。他们所表达的，也都是整个社会最真实的表达。这些都是个铺垫，为下文的谈话内容做铺垫。也为见证一位智者的死做铺垫。
八月骄阳，老舍那时正当盛年吧，一个被好多人喜欢的作家，就那么死在公园里。汪先生用他的笔从侧面把这事记录了下来，顾、张、刘，这些群众的痛，也该是汪先生自己的痛。

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
胡同文化读后感
。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凌辱，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 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
读后感
《胡同文化读后感》(http://www.unjs.com)。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这是一篇小说，可是读起来像在看一部老舍先生太平湖之死的记录片。
汪先生具体生动的描写和真实的记录片很相似。文中前半段，把太平湖公园描写得很细致，一点一滴，让人很容易就产生一幅公园的影像。接着写唱戏的刘宝利，同样细腻动人。然后是顾老爷子，都是十分的形象生动。这几个公园里常见的人物，是平常的人物，也是最真实的人物。他们所表达的，也都是整个社会最真实的表达。这些都是个铺垫，为下文的谈话内容做铺垫。也为见证一位智者的死做铺垫。
八月骄阳，老舍那时正当盛年吧，一个被好多人喜欢的作家，就那么死在公园里。汪先生用他的笔从侧面把这事记录了下来，顾、张、刘，这些群众的痛，也该是汪先生自己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