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 七国之乱之深远影响

七国之乱对于前汉政治之影响至为深广，它宣告高祖分封制之终结，汉随秦后，汉以反秦始，然而七国乱后，汉朝在职官制度上，基本上祖述秦朝的政治体制。《汉书·武五子传》记述燕剌王刘旦上疏曰：“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肤受之愬，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到武帝朝，削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武帝晚年也立即品尝了削藩导致的恶果，霍光之所以能够操弄大权，挟昭帝以令天下，此与汉刘宗室受到打压有绝大之关系，宗室被彻底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朝政制衡的力量。因此，观刘旦上述言论，身为武帝之子，他亦有感于宗室之备受冷落，然而实质上，此根源于乃父、乃祖之酷政，刘旦岂可熟视无睹乎？唐李翰《汉祖吕后五等论》云：“揆夫高祖造汉，殷鉴亡秦，宗族无尺土之封，子弟立空虚之地，故众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于此矣。”（《文苑英华》卷七四一，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68页）世事得一利者或受一弊，尽获其利而丝毫不蒙其害者，实属罕见。高祖分封有当时形势之需要，而文景武帝削藩，也出自新时期新态势之诱惑，其历史必然性均不容否定。于是，前汉政治至此之走向，就须以平定七国之乱作为新的逻辑起点，此后前汉兴衰存亡都与之有不解之缘也！

《盐铁论·晁错》曰：“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3页）武帝时期，朝廷诛灭淮南、衡山王之叛逆，实际上可以视为继七国之后，削藩行动之延续。若分析这段话，前半段关于淮南、衡山王，对照《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这是武帝颁布的定谳之词，不容质疑。所以上述大夫前半段话，绝不敢为淮南、衡山申冤，要与武帝诏书保持一致，遂认同淮南、衡山咎由自取；而后半段话，却指斥晁错无事生非，以致宗室、诸侯、蕃臣和骨肉均与朝廷离心离德，削弱了汉刘政治之根基。言下之意，认为吴楚七国有蒙冤之哀痛，看到了汉刘政治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颠覆了景帝消灭七国之正当性。

全祖望《题汉书吴王濞传后》云：“七国既败，乃下诏令诸将以多杀为功，想见天资之刻薄，追思杀三公以谢七国，不亦耻乎？予尝谓景帝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让能，景帝出其下矣。既败而始令多杀，何不追雪三公耶？”（《鲒埼亭集汇校集注》，第1291页）景帝所作所为确实体现了其十分残忍的性格，然而，不可据此遽然认为景帝与文帝有显著的差别，《史记·孝景本纪》之“太史公曰”指出景帝如此行径，乃缘于“至孝景，不复忧异姓”，时势令景帝有条件肆无忌惮地削藩而已。景帝以及后继者疯狂地迫害吴楚叛乱者，《汉书·西域传》曰：“……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楚王刘戊的孙女被当做和亲匈奴之“公主”，祸及子孙，其惨烈难言矣！

景帝乘势进逼，彻底瓦解藩国之威胁，即使在表面上尚需维持朝廷与宗室休戚与共的外在形式，而实际上诸侯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横遭剥夺。《汉书·高五王传》云：“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诸侯与朝廷已经形如陌路之人。

而且朝廷举措表里不一，十分虚伪，譬如《汉书·楚元王传》云：“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按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谈“景帝三年以后楚国沿革”云：“景帝三年，楚王戊反诛，其地本应尽入于汉，只因文景二代皆‘尊宠元王’，故立其少子礼为楚文王，以续楚元王后。因此刘礼之国仅有彭城及其附近数县之地。”（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楚元王之继位者实质上是徒有虚名罢了。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应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在七国乱中，淮南、衡山看似逃过一劫，但波澜不惊是暂时的，他们终究难躲厄运之降临，淮南王等对此了然于胸。周振鹤也谈及“济北国沿革（含平原郡）”云：“景帝三年，平定吴楚之乱以后，乘势收夺各诸侯国支郡，并且借更徙诸侯王之机，缩小其封邑。七国之乱，济北王未参与其事，不便削其版图，遂徙其王淄川，小其国。景帝四年，徙衡山王勃王济北，表面原因是酬其不反，但并不予其济北全部，而是乘机分济北置平原郡属汉，以缩小了的济北郡王之。同时，徙庐江王王衡山，收庐江、豫章二郡属汉。”（《西汉政区地理》，第105页）此种乾坤大挪移，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处理藩国问题上，朝廷几乎可以高枕无忧了。

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的《淮南子》，最典型地发泄了诸侯被削之愤懑，《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智伯招致祸害的缘由：“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3页）面对七王的悲惨下场，淮南王感同身受，其兔死狐悲之感，至为强烈。景帝至武帝，朝廷削藩势如破竹，所等待淮南王者，无非与七王一样，任其宰割，自己行将一无所有，此种焦虑，非他者所能体会。因此，淮南王视景、武二帝高举削藩之利剑，乃多行不义，一如智伯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淮南子·齐俗训》说：“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淡，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上天不会永远眷顾得意者，武帝最后也会遇到克星，然后，受压迫者同仇敌忾，推翻景帝或武帝宝座，令他们亦如智伯一样，死有余辜，诸侯王得以一泄胸中积压之忿恨。此节文字，淮南王对“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寄寓着不可告人之幻想。

而造化弄人，武帝身后，竟然由一年仅八岁的昭帝继位，据说其人实非武帝之子，果真如此的话，文帝之一脉在西汉的历史上也不过昙花一现耳！淮南王的诅咒竟然应验了！但是文景武祖孙三代至少以削藩改变了高祖所奠定的政治格局，前汉政治出现外戚擅权的新特征。

《汉书·楚元王传》云：“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刘向所言，几乎成为前汉元、成、哀三朝政局的真实写照，岁月逾迈，直接导致了王莽之篡汉！

钱穆《国史大纲》也谈及西汉封建之兴衰，他说：“吴、楚七国乱后，宗室地位日削【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能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世臣与封建相扶翼，封建既不可复，世袭之制，亦不足持久。】，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如景帝平吴、楚兼用周勃（功臣——应是周亚夫——笔者按）、窦婴（外戚）。武帝初立，窦婴、田蚡继相，皆外戚又渐得势之征】。”（《国史大纲》上册，《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80页）此种概括是精确的，其间，吴、楚七国之乱，堪谓前汉走向末路之重要原因，当一个政权出于人性之贪婪，毫不加以节制，并借助权势将此种人性的阴暗面极大化，甚至连有血缘的宗亲也要竭力排斥、摧毁，然则它与所有臣民的关系就更难以摆正，这个政权必定走向彻底的腐败，总之，不管它如何获取权力，其亡也忽焉，就成为历史的宿命！

主要有：1.权力可以吞噬亲情；2.一个组织的权力分配是否合理关系到组织本身能否顺利的发展；3.一个组织不能只有权力的分配，同时还必须建立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机制，使权力避免扭曲；4.一个组织的权力分配不能固化，必须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权力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