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26岁，他拒绝美国邀请，毅然回国。途中，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公开信：“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他被称为 “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
在两弹的研制中，他被誉为“科技众帅之帅”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一生满载传奇和荣耀……

他说：

我这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

搞中国的核武器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掷两枚震惊世界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1946年，年轻的朱光亚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以全A的成绩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身在海外的朱光亚热血沸腾地期盼着回到祖国。1950年初，他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起草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刊登公开信的《留美学生通讯》

不可阻挡的回国潮
1950年2月28日，即寄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第二天，朱光亚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邮轮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地。
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52人中，许多人与朱光亚一起同行。女友许慧君因为还有一个学期才结束学业，她与朱光亚约定，半年后回祖国去找他。
此前，朱光亚已得到通知，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可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朱光亚拒绝了。他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同时，他也预感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改变，一股敌视人民中国的反共潮流正在形成，必须赶快离开，回到祖国去。
朱光亚庆幸自己能够顺利回国。在漫长的航行途中，这些回国者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朱光亚是畅谈时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收集了不少新中国的资料，交谈时让大家感到很新鲜。

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歌》是大家百唱不厌的歌曲。

信的后面附有52名中国留学生的签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国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时代现象。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百废待兴。这些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原本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但面对祖国的召唤，却能自愿舍弃，义无反顾、百折不饶地选择了回国，从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代栋梁。

是什么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为什么这样强烈？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为什么能够延续不断？

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朱光亚曾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忠诚报国。

20世纪50年代归国初期的朱光亚

回到祖国的感觉真好

1950年4月1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

按照事先的约定，朱光亚在香港短暂停留，去香港大学拜访曹日昌教授。

曹日昌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任职香港大学，并受党委派，秘密联络和争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及中国学者，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朱光亚与曹日昌见面后，曹日昌交给了朱光亚来自北京大学的一份聘书。北京大学曾是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之一，因此，也算是朱光亚的母校。归国前，朱光亚给母校写信，表达了自己想到母校工作的愿望。

这封聘书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签署，聘任朱光亚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当时，朱光亚才25岁，在北大物理系教授、副教授中是最年轻的。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

1950年4月3日下午，朱光亚一行离开九龙后，到达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却是新中国的大门。

迈进国门，大家不约而同深深地作了一次长长的呼吸。那是祖国的空气，真甜！

在深圳稍事休息后，朱光亚一行又乘车去广州，抵达时已是次日的凌晨。
朱光亚在给远在美国的许慧君的信里写道：

四月三日中午我离开九龙，到达深圳，已是晚饭时节，换车再往广州，四日清晨到广州东车站。因为警备未解除，我暂在东站旁中央酒店内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休息，到早上六点才住入安排好的太平南路新亚酒店。沿途疲乏，本拟在新亚休息，躺下去却睡不着，只得逛大街。广州的市面很冷淡，大商店都关了门，而路旁人行道上的地摊却不少。吃的东西都买得到，价钱却不低。四日那天到旅行社去买票，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妥，最后约好五日再去。下午来了一次空袭警报（新中国成立之初，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经常轰炸大陆的沿海城市——作者注），解除后到中山纪念堂去瞻仰，因为空防的缘故，六时以前赶回新亚，皋园也没去成。
重回故乡，难舍亲情

1950年4月7日13时45分，火车到达武昌东车站。

朱光亚自1938年夏还是少年时离开武汉，已有12年之久。朱光亚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贺知章所写《回乡偶书》中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眼睛禁不住地湿润了。

当时，武汉三镇之间还没有长江大桥，来往要靠渡轮。下火车后，朱光亚登上由武昌至汉口的渡轮。望着滚滚奔流的长江水，儿时的记忆，顿时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闪现。

对朱光亚回来，全家人异常兴奋。朱光亚在给许慧君的信里深情地写道：

这次回家，有两件憾事。第一，不能在家多住些时日，我得立刻北上；第二，因为旅途的不方便，没有买什么东西回来分送给大家。离美时，本计划到香港后再买，到香港后才知道，由陆路走东西不能多带，馈礼更不能多买。没有法子可想，只得把为自己置购的和以前旧用的一些日常用品拿出来分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随身用的钢笔现在已只剩了一支了，连我最喜欢用的一支Esferbrook牌旧笔都送了人，由此可见我之狼狈情形。

原本，朱光亚想在家里好好地待上几天，尽心侍候父母，尽情享受亲情的幸福与温暖。然而，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加急电报催他尽快到职任教。

1950年4月10日上午，朱光亚离开武汉，乘火车赴北京。

前后算来，朱光亚在家只待了两天半。望着病中的父亲和已显苍老的母亲，朱光亚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短暂的相聚，难舍的亲情。朱光亚的心里很是歉疚。他在日记中写道：“游子离家多年，如今又要远行，总是不能伺候年老的双亲，深感内疚。”
北大红楼

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1950年4月12日上午，朱光亚来到北京。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大都市。武汉已是春光明媚，但这里还有几许寒意。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朱光亚就给许慧君写信。信中写道：
北京城比我想象的还大许多许多，昨天早上车由东面入城至东车站，八时三刻到达，有北大教员徐叙瑢和三位学生代表在车站伫候。徐君是我西南联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就在北大服务，他告诉我饶毓泰老师卧病，正盼望我来协助系内的功课教授工作。我们同乘车来北大理学院，系里已为我预备好两间小房，就在理学院院内，和办公室、课室俱在一处。
当时，北大物理系位于北京一个名叫沙滩的地方。这里离故宫、北海、景山等地不远。因教学楼是红砖红瓦，大家称之为红楼。如今，红楼已成为著名的历史文物，受到国家保护。
朱光亚在信里还写道：

北大理学院都是些旧宫殿式的小平房，环境安静可爱，念书、做学问，真再好也没有了。记得我对你说过吗？我是一个爱静的人，能有一些想看的书，在一个恬静的地方住下来，我会感到很快乐的。心境静下来了，也才能踏实地做一点工作。
到北京大学理学院报到时，朱光亚给理学院带去了他在美国采购的一批用于物理实验的器材。这是他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为学校购买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1950年4月14日下午，北大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有部分师生参加的欢迎会，欢迎朱光亚到北大任教。朱光亚在给许慧君的信里，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郑华炽先生告诉我，今天下午物理系师生有一个聚会，算是欢迎会，要我出席。心里惶恐得很，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些什么。以前也教过中学生，学生群中比我年岁大的也有；出国前在联大也教过大一的学生。只是时隔四年，现在再作人师，一切都好像有了许多变化似的。

这一两年，在工作上真要加倍地努力，上面说过，这一路来北京，感触很多，一时也真说不了。新的中国在诞生；回到家看见年轻的一群，有的加入了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者注），有的还在努力学习，都了解了一些劳动创造世界、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真令人兴奋。回想到当初在中学时代，理想、抱负都有一些，哪能赶得上他们？然而，另一方面，又感觉到革命过程中新生一代与衰退的一代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刻，不愉快的现象也与日俱增。感觉到自己的负荷很沉重，也感觉到还该拿出更大的勇气。
这是朱光亚当时真实的思想写照。朱光亚时年25岁，虽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但与那些年轻的学生一样，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年一代，有着梦幻般的革命理想，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激情。难能可贵的是，朱光亚还有着冷静的思考，显得更为成熟。
朱光亚虽然是副教授，年龄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与学生们相处得很好，就像个和蔼的兄长。他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肖庆当年是朱光亚的学生。他回忆道：
1950年4月，只有25岁的朱光亚从美国学成回国。他带着在国外采购的有关物理实验的材料赶到北京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北大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朱光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同时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他以一贯的认真、精细和踏实准备好每一堂课，还在教学中旁征博引，枯燥的物理学概念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也变得生动了。
朱光亚的宿舍，简朴、干净。最多的物品是书籍，都是朱光亚从美国带回来的。还有就是唱片，有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亨德尔等著名音乐家的。这算是最“养眼”的了，让人想起“主人”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后来，一些喜欢音乐的学生，常常来到这里，看看书，聊聊天，欣赏着这些音乐家的作品。
摘自《朱光亚传》

1945年秋天，美国军方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蒋介石下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陈诚和俞大维约见了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由他们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青年学者作为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数月之后，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到美国之后又选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唐敖庆和王瑞駪。五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聪慧超常，且年纪相若，常在一起切磋，交谊至深。
1946年9月，在华罗庚带领下几个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会合。由于美国对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朱光亚选择留在老师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
在密歇根大学，朱光亚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1947年开始，在世界著名物理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论文，在核物理这个新兴学科前沿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名气很大。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有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朱光亚是这两大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还是滞留美国，或者是去台湾，成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留学生之间交流的中心话题。朱光亚和许多进步师生一样，积极鼓动大家回国效劳。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回国，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如1949年年底回国，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陈秀霞同志），并且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先生当时就是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这也看出，朱光亚同志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
波义耳1627年1月25日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个伯爵，家庭富有。在十四个兄弟中他最小。童年时波义耳并不特别聪明，说话还有点口吃，不大喜欢热闹的游戏，但却十分好学，喜欢静静地读书思考。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639至1644年，曾游学欧洲。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本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就是模仿这本书写的。
由于战乱、父亲去世、家道衰落，1644年他回国随姐姐居住在伦敦。在那里开始学医学和农业。学习中接触了很多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很快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实验家，同时也成为一位有创造能力的理论家。在这期间，他同许多学者一起组织一个科学学会，进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主要讨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和在实验室中遇到的问题。波义耳称这个组织为“无形大学”。这个学会就是著名的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为宗旨的“皇家学会”的前身。波义耳是该学会的重要成员。由于学会的分会设在牛津，波义耳于1654年迁居牛津，在牛津，他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聘用了一些很有才华的学者作为助手，领导他们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他的许多科研成果是在这里取得的。那本划时代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是在这里完成的。这本书以对话的体裁，写四位哲学家在一起争论问题，他们分别为怀疑派化学家、逍遥派化学家、医药化学家和哲学家。逍遥派化学家代表亚里土多德的“四元素说”观点，医药化学家代表“三元素说”观点，哲学家在争论中保持中立。在这里，怀疑派化学家毫不畏惧地向历史上权威的各种传统学说提出挑战，以明快和有力的论述批驳了许多旧观念，提出新见解。该书曾广泛流传于欧洲大陆。
波义耳十分重视实验研究。他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他总是通过严密的和科学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物理学方面，他对光的颜色、真空和空气的弹性等进行研究，总结了波义耳气体定律；在化学方面，他对酸、碱和指示剂的研究，对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的探讨，都颇有成效。他是第一位把各种天然植物的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石蕊试液、石蕊试纸都是他发明的。他还是第一个为酸、碱下了明确定义的化学家，并把物质分为酸、碱、盐三类。他创造了很多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如利用铜盐溶液是蓝色的，加入氨水溶液变成深蓝色（铜离子与足量氨水形成铜氨络离子）来检验铜盐；利用盐酸和硝酸银溶液混合能产生白色沉淀来检验银盐和盐酸。波义耳的这些发明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至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这些最古老的方法。波义耳还在物质成分和纯度的测定、物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实验。在1685年发表的《矿泉水的实验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中描述了一套鉴定物质的方法，成为定性分析的先驱。
1668年，由于姐夫去世，他又迁居伦敦和姐姐住在一起，并在家的后院建立实验室，继续进行他的实验工作。晚年波义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磷的研究上。1670年，波义耳因劳累而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当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他致力于整理他多年从实践和推理中获得的知识。只要身体稍感轻快，就去实验室做他的实验或撰写论文，并以此为乐趣。1680年，他曾被推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但他谢绝接受这一荣誉。他虽出身贵族，但他一生醉心的却是在科学研究中工作和生活，他从未结婚，用毕生精力从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1691年12月30日，这位曾为17世纪的化学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在伦敦逝世。恩格斯曾对他作出最崇高的评价：“波义耳把化学确定为科学。”
故事二:
普利斯特里——气体化学之父
普利斯特里1733年3月13日出生在英国利兹，从小家境困难，由亲戚抚养成人。175年进入神学院。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是做牧师，化学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化学、电学、自然哲学、神学等方面都有很多著作。他写了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神学著作，然而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科学著作。1764年他31岁时写成《电学史》。当时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由于这部书的出版，1766年他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22年他39岁时，又写成了一部《光学史》。也是18世纪后期的一本名著。当时，他在利兹一方面担任牧师，一方面开始从事化学的研究工作。他对气体的研究是颇有成效的。他利用制得的氢气研究该气体对各种金属氧化物的作用。同年，普利斯特里还将木炭置于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发现能使五分之一的空气变成碳酸气，用石灰水吸收后，剩下的气体不助燃也不助呼吸。由于他虔信燃素说，因此把这种剩下来的气体叫“被燃素饱和了的空气”。显然他用木炭燃烧和碱液吸收的方法除去空气中的氧和碳酸气，制得了氮气。此外，他发现了氧化氮（NO），并用于空气的分析上。还发现或研究了氯化氢、氨气、亚硫酸气体（二氧化碳）、氧化二氮、氧气等多种气体。1766年，他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三卷本书出版。该书详细叙述各种气体的制备或性质。由于他对气体研究的卓著成就，所以他被称为“气体化学之父”。
在气体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氧的发现。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这是化学史上很有趣的事实。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化学说的人。然而普利斯特里所发现的氧气，是后来化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各国化学家至今都还很尊敬普利斯特里。
1791年，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作了好几次为大革命的宣传讲演，而受到一些人的迫害，家被抄，图书及实验设备都被付之一炬。他只身逃出，躲避在伦敦，但伦敦也难于久居。1794年他六十一岁时不得不移居美国。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804年病故。英、美两国人民都十分尊敬他，在英国有他的全身塑像。在美国，他住过的房子已建成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斯特里奖章已成为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
故事三: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
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AntoineHenriBecquerel）发现含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神秘射线，但未能揭示出这种射线的奥秘。玛丽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居里（Pierrecurie）共同承担了研究这种射线的工作。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沥青铀矿进行分离和分析，终于在1898年7月和12月先后发现两种新元素。
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她将一种元素命名为钋（polonium），另一种元素命名为镭（Radium），意思是“赋予放射性的物质”。为了制得纯净的镭化合物，居里夫人又历时四（MarieCuI7e，1867--1934）载，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的矿渣中提炼出1O0 mg氯化镭，并初步测量出镭的相对原子质量是225。这个简单的数字中凝聚着居里夫妇的心血和汗水。
1903年6月，居里夫人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作为博士答辩论文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居里夫妇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戴维金质奖章。12月，他们又与贝可勒尔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6年，彼埃尔·居里遭车祸去世。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执著的追求，她强忍悲痛加倍努力地去完成他们挚爱的科学事业。她在巴黎大学将丈夫所开的讲座继续下去，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10年，她的名著《论放射性》一书出版。同牟，她与别人合作分析纯金属镭，并测出它的性质。她还测定了氧及其他元素的半衰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放射性的重要论著。鉴于上述重大成就，1911年她叉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
这位饱尝科学甘苦的放射性科学的奠基人，因多年艰苦奋斗积劳成疾，患恶性贫血症（白血病）于1934年7月4日不幸与世长辞，她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献出了光辉的一生。
小黑屋主人 | 2009-08-26 10:48:19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段话，摘自著名科学家朱光亚55年前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间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1950年的朱光亚，是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共和国的召唤，让他激情难抑，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
　　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前，以朱光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共和国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这期间，发生过许多归国学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幸福哲学，这就是一代先贤的国家观。50多年前，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篇章。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国的许多重大科技项目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完成。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在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才有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座又一座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丰碑。
从硝烟里站起来的发明家
　　　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诺贝尔。
一八六七年九月三日，瑞典马拉伦湖上的一只船，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整个船身剧烈晃动，滚滚的浓烟从门窗里冲出来，人们惊恐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诺贝尔完了！”正当大家要冲进去的时候，忽然一个人从硝烟里钻出来，面孔乌黑，浑身是血，象狂人一样扑过来，呼喊着：“成功了！成功了！”是的，诺贝尔试验炸药成功了！
　　　在四年里，他进行了四百次试验，发生了好几次惊险的爆炸事件。有一次，整个实验室都炸飞了，诺贝尔的弟弟和其他的四个助手当炸死，他的父亲由于惊吓、伤心而半身瘫痪，他自己因为不在现场，得以幸免。许多人劝他别再搞这冒险的事，他却说：“创造新事物那能不冒危险，但我不怕！”周围的居民因为爆炸已深感恐惧，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向政府控告他，不准他在市区里试验。诺贝尔就把试验仪器搬到马拉伦湖中的一条船上，继续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爱国者故事--“我是中国人”
吉鸿昌将军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有一次，他被国民党政府派往美国考察。那时，中华民族被西方权贵污蔑成“劣等”民族，有些在外华人也为此自卑不尊。吉鸿昌却在胸前佩戴着一块小牌，上面写着5个字：“我是中国人”，昂首挺胸于美国人之中。
吉鸿昌为什么要戴这块独特的牌子？原来有一天，他和国民党使馆的一名官员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是中国人时，便轻蔑地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哈哈……”随行的使馆官员埋怨吉鸿昌说：“你为什么说你是中国人呢？你可以说是日本人，这样就能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一把抓住那个官员的衣领，大声说道：“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写了这块牌子，并戴在胸前。
一日，一个英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只狗掉进河里，这时美国人首先对英国人喊道：“儿子别慌，我来救你！”于是英国人第一个被救上了岸；美国人紧接着对日本人喊道：“孙子别急，爷来救你！”于是日本人第二个被救上岸；而那只狗不停得叫着：“伟大的美利坚，人类的希望！”但是美国人就是不救它，英国人问道：“为什么不救这只狗？”美国人回答：“一只狗哪有儿子孙子亲？更何况我家的狗太多了，少一只无所谓，美利坚的利益才是第一位。”
一日，一个美国人，一个领导，一条狗还有一只p民在火车上，突然美国人生急病了，这时列车长对美国人喊道：“爷爷别慌，孙子马上停下救你！”于是紧急刹车在半路停下，美国人得救了；过了一会，领导又生急病了，列车长紧接着对领导喊道：“爸爸别急，儿子来救你！”于是火车在临时站点停车，领导第二个被救了；过了一会，那只狗狗又生急病了，列车长紧接着对狗狗喊道：“乖儿子别急，爸爸来救你！”于是火车到站后狗狗被送下了车，狗狗第三个被救了；最后，那个p民也病了，那个P民不停得叫着，但是列车长就是不停车救他，安排人把他捆的结结实实，旁边的人问道：“为什么不救这个人？”列车长回答：“一个P民哪有爷爷爸爸儿子亲？更何况中国的P民太多了，少一只无所谓”，于是到站后，那个P民挣扎了一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