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扩展（extension）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至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其研究旨趣不仅指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人类文化的创造、变迁和分野的进程，还涉及到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差异、跨文化语用研究、文化冲突与解决途径、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发展等诸多方面。1这里的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方式，等等；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与之相应，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目标就涉及到：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跨文化传播学逐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以外语教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为主力，相关国外理论译作陆续引入中国，做出了有重大价值的实践探索和学科建设工作。在引介西方著述之外，中国学者有本土特点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包括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年），胡文仲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90年）、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年）、贾玉新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年）、孙英春的《跨文化传播学导论》（2008年）《跨文化传播学》（2021）等。
虽然中国知识界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术边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并没有妨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与话语在中国学术和社会实践中的渗透及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中国对外、对内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日益广泛深入，中国社会文化迅速发展变迁的现实，更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拓展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途径。通过与全球社会的现实和学术实践同步的努力，建立系统、科学的本土研究范式，回应中国和全球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转型，积累增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认识，必会使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获得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