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驴、□、□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馀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馀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馀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馀年，周幽王用宠姬襃姒之故，与申侯有却。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於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镕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馀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於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编辑本段
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子孙，叫淳维。唐尧、虞舜以前就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住在北方蛮荒之地，随着畜牧活动而迁移。他们的牲畜较多是马、牛、羊，他们的奇特牲畜是骆驼、驴、骡、駃騠、騊駼、騨騱。他们追寻着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和经常居住的地方，不搞农业生产，但是也有各自分占的土地。没有文字和书籍，用言语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儿童即能骑羊，拉弓射击鸟和鼠，稍微长大就能射击狐兔，用作食物。成年男子都能拉开弓，全都披挂铠甲，骑着战马。匈奴的风俗，平常无战事时，则随意游牧，以射猎飞禽走兽为

这是一篇内容翔实的史料，如果不是用李源老师讲的读书方法，真是难以读下去。

一、读书先读作者

太史公曰中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从年代久远的历史长河看，汉对匈奴的胜利并不是什么长久之功。越近期的历史和评价越隐晦，今人（汉武帝时期的人们）不能公正地认识自身与匈奴，自以为地大人昂，短视决策，才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历史功勋。只有用好人才，万事宁，九州宁，才是圣统。

二、略过大全景，重点看近景和特写

文中各年代的中原与匈奴的拉锯对抗并非重点，只是说明两方各有强盛之时，一时的胜利不可谓不世之功。

几个细节倒是让人意犹未尽。一是冒顿如何一步一步训练兵士杀死了自己不仁的父亲，二是冒顿甘愿舍良马与妻妾，却在割地问题上寸步不让。塑造了一个凶猛有谋的政治家形象，让人有些敬畏。

细节三描写了那个有趣的中行说故事，这个小人物怎样兑现恶誓，处处与汉为难。一方面是像老师说的那样，汉朝给地方输送人才，汉朝用人强人所难，连一个官宦都有这样的骨气对抗汉朝。另一方面，我窃以为，司马迁也可能是接中行说之口，不带民族偏见地评价了两方文化的优劣。体现了司马迁客观宽容的史学家素养。（不才，可拍）

文中有许多关于李广等名将故事的细节，李源老师已经详细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李广巧计退兵讲述的是飞将军李广的一则小故事，通过“李广巧计退兵”这一事件，展现了李广临危不乱、智勇双全的美好品质。汉景帝年间，匈奴进攻上郡，汉景帝让他的心腹宦官监督李广训兵实况。

战国后期赵国大将李牧居北边时曾经大破匈奴，但史书关于此战的记载不甚明白，本文试图进行一些辨正，以求抛砖引玉。 从战术上说匈奴骑兵若与装备大量强弩的中原军队正面交锋，将占不到任何便宜。因此匈奴人一直都是扬长避短，发挥机动优势，"利则进，不利则退"，不断发动袭击但避免大规模会战，所以秦军进攻匈奴时只能是"逐"而不能"破"，汉人也说"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汉书韩安国传》）。直到汉军组建了具有同等机动力的大骑兵集团，采用快速进攻、远程奔袭、连续作战、高速追击等战法，才逮住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 赵军的战术体系和秦军一样，也是以步兵为主力，战车兵为"羽翼"，骑兵为"伺候"，机动性远低于匈奴骑兵，无法迫使其接受会战，要想歼灭匈奴军队只能另想办法。我们可以看出，赵匈此战与一个多世纪之后的马邑之伏非常相似。 《史记李牧列传》记载"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 ，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激，见寇，保此亭，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 李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的行动同汉军以马邑财物诱单于完全相同，"匈奴小入"时又"详北不胜"，诱使匈奴主力前来，也同汉军诱敌深入相似。但李牧的高明之处是令"人民满野""以数千人委之"，结果匈奴人深信不疑，马邑失败的关键就在于"畜布野而无人牧者"，使单于产生了疑心。 单于"大率众来入"后，李牧"多为奇陈"，会战从来都是聚兵一地、一战决胜，"多"字当作何解？《左传隐公九年》云"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这里的"覆"也就是"伏"。此外《左传宣公十二年》还记载"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都是布置多处伏兵的意思。马邑之伏汉军的作战方案是"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汉书韩安国传》）。因此"多为奇陈"的意思就是布置了多支伏兵。匈奴大军入境后，李牧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但赵军中骑兵占不到十分之一，机动性较差，不可能对匈奴骑兵实施两翼包围，因此"张左右翼"并不是表动作，而是表状态，以伏兵夹击之意。 综上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李牧破匈奴用的是伏击的办法，马邑之伏很可能正是借鉴了李牧的经验，甚至不排除赵匈此战的战场就在马邑附近的可能。 关于此战的兵数，《李牧列传》说赵军为步兵15万、骑兵1.3万、战车1300辆，匈奴有骑兵10余万，这个数字绝难令人相信。即便按照游辨之士的说法赵国也只有"车千乘，骑万匹"，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车骑数，代、雁门当然不可能有1.3万骑兵和1300辆战车。 司马迁的材料来源可能有两种，第一是采自现已失传的纵横家著作（《太平御览》卷294引《战国策》文与《李牧列传》基本相同）。第二种可能是司马迁直接访自他的朋友、冯唐之子冯遂（冯唐祖父曾在李牧属下任职），此种可能性极大。不论如何，《李牧列传》依据的必定不是正式记载，这一点从此事既未见于《赵世家》，也未见于《六国年表》就可以看出。 今天的雁门关 李牧祠 司马迁所得材料的另一部分保留在《冯唐列传》中，联系冯唐"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之语，这段话无疑是做了很大的夸张。战国时东胡强、月氏盛，匈奴尚未大兴，也不可能出动十余万骑。所以《李牧列传》的说法并不可信。此战的真实兵数，可以参考西汉时匈奴大入代、雁门的兵力，估计匈奴军大略有三四万之谱。

李广用这么一招“虚张声势”，使匈奴兵不敢轻举妄动。匈奴兵看着眼前这些人优哉游哉，心中自然非常疑惑，即便想到这是一出空城计，也不敢随意出击。在战略上来说，冒了太大的风险，而收益却只有这么一百多人，所以匈奴兵最好的策略也是撤退，而不是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