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完成创作的。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体系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著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在此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我们认为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说明了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他们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 从上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所分析得出的五个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停留在思想动机上而没能从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里已完全被消除。马克思 、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这一切，足以标示唯物史观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相互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立场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总之，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最有价值的科学巨著之一，它进一步发展了《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熟。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派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念却又不能驾驭理念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标志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写作时间是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作为被学界公认的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前却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党内的不同意见）未能公开发表 (仅发表了第2卷的第四章)。恩格斯逝世以后，手稿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保管起来而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24年，经前苏联梁赞诺夫整理，它才以俄文首次发表了第一章，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2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由维·拉多茨基主持编辑，用德文发表了全文，载入旧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5卷。1955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根据苏共中央决定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时，《德意志意识形态》被收入第3卷。由于旧版本是按编者意图进行重新编排的，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原文原意不符的错误，故从1965年起，苏联《哲学问题》重新发表了巴加图利亚按原稿写作过程整理编排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并在1966年出版了该章的单行本。此后，又有日本学者广松涉关于该章的新编版问世（1974年），以及正在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版（MEGA2）。尽管不同的版本体现了不同的编排原则，甚至在立场上的差异，但是，尽可能真实地展示作者的创作过程，则是版本编排和研究的总趋势，而且总的看来，新版本的不断问世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该著作的总体评价。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表现为哲学主题的转变)，再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表现为论证方式的转变）的两次转变。这两次转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是哲学领域革命变革实现的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有时简称《形态》)就是这个过程大致完成的标志。《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继《神圣家族》之后的第二部合作著作。这部主要以论战形式出现的著作，集中批判了黑格尔之后的思辨哲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词在当时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特殊意义，主要用来表达颠倒了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借用这个术语概括在《形态》中被他们批判的对象，即以思辨哲学方式出现的使实在神秘化的哲学和观念形态，并借以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和奥秘，初步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诊断。《形态》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它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有着充分的根据。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对此有过较为恰当的分析，他指出：“能够根据许多特征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全部著作相区别。在这里，很多东西是第一次确立或论述的。”[1]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概念，产生了社会结构学说；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后来曾在给魏德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简明地陈述过这些特点，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当然，上述理论贡献还不是最根本的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弄清并简要陈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它们辩证的相互作用。在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新的发现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给了人们了解社会全部结构和历史全过程一把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观点，是它的结果，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他的基本特征都是从这个重要的发现中派生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己经形成，就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成就：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系统阐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是以论战的方式，但还是清晰而完整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贯串全书的中心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由此而奠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虽然为论战需要所限，但该书还是清晰地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从历史观前提开始，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内在机制的深刻揭示为指向的完整思路。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立历史的坐标，也就是说，如何确立历史观赖以成立的真正历史基石。观察历史总离不开历史观察者本身，而历史观察者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因而确立历史标尺的实质是确立人的真实存在。近代以来哲学家们都把人的真实存在同“知”相联系，笛卡尔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代表了此前人类对这一难题探索的基本思路，历史也就因此而成了精神史、认识史。当然，19世纪末以来，相反的思路占了上风，即变“我思故我在”为“我在故我思”。这固然深化了对“在”的认识，然而“在”是什么，或者说，“在怎么样”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立足点都是“我”，且都把真实的存在归结为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即其虚构的“原人”。毫无疑问，任何历史观的前提必须是人，因为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但是，现实的人总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因而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的存在”。唯物史观正是建立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谈及此时写道：“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
　　我们今天来谈这一问题，有极大的针对性。因为从海德格尔到哈贝玛斯都反对从生产方式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在哈贝玛斯看来，“以生产方式作前提来讨论人的问题，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误读。其实人类个体存在的意义孕育于生活世界，由交往行为内在地构成。在生产范式中思考人的存在意义问题是形式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而海德格尔则干脆认定，“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介入到人的存在而展开理论时，马克思遮蔽的就是人本身。”[3]但是，说人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不是主观的杜撰，而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推翻的基本事实。这种制约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基础，包括人的生理条件和各种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等)；另一个是历史基础，包括每一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起点等。这些限制总起来说就是生存条件，主要是物质生活条件。生命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制约中“冲动”，历史只有在这些具体的条件下“创造”，否则，就不是现实的人，而只是想象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在谈及此时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4]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断首先针对着“思辨的个人”。虽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的问题上有许多重大突破，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把实践引进哲学，尤其是人性论，从而把人看作是自我创造、自我成就的主体，也因而从根本上破除了宗教神学的教条前提。以此为基础，他们也就确立了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或者说，确立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准则。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人被归结为“绝对精神”，人的创造活动和自主活动变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人格化的逻辑成了主体，而人反倒成为其对象化的客体。这种主客体的根本颠倒，引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运动。但是，他们却始终未能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表现在他们的哲学特征上，则是他们都从一种“无前提”的人出发。
　　很显然，这种“无前提”性的实质是非历史性，也就是说这种个人不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通过一定的历史活动形成的，而是可以无条件地存在；从方法论上说，这类哲学都以某种“纯粹的人”(即"原人")作为自己的分析起点，这种和历史相脱离的"纯抽象"的结果必然是“抽象过头”，以致其抽象的对象变成了“抽象的人”。这样，马克思对"思 辨的个人"的批判就显然针对着两种对象：一是舍弃了一切关系 而作为终极存在的“原子式个人”，另一种是只存在于想象关系中诸如费尔巴哈的“类”、黑格尔的“异化”等的“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绝对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给“生活”所加的边注是：“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7]就是说，地理环境、有生命的人以及他们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从事的劳动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决定了“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 “分工”和“交换”，更不是“批判”，而是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衣、食、住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第一个历史活动”虽然强调其历史性的起点意义，然而它本身又是一个多侧面的结构。按马克思的分析，它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系统，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人类历史的基础。
　　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在其身上，浓缩着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关系，而任何力图撇开或越过这种关系的“人”，只能导致把历史创造活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无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观念人”，或是具有利己主义动机的“经济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历史活动的前提。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没有前提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把历史中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当作无需加以说明和考察的当然前提，因而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了“自然”。
　　三、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马克思把其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问题题就再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对实践、劳动等本身也有个如何把握的问题。我们知道，对“实践”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将其视为“意志的活动”，而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对“实践”也可以作经验论的把握，将其视为直观的个体实践，而国民经济学工业唯物主义、实用主义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等则都持类似立场。因此，固然不能用幻想代替现实，以道德尺度衡量历史，然而要立足现实、面对现实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却已决不是经验直观的结果。
　　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实践 (以生产、劳动、交往等 形式表现)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基础，然而实践的社会形式却又是历史的、具体的、非永恒的，它集历史动力和变革对象于一身。从直观的观点出发，要么无法将实践的两重性区分开来，尤其无法将蕴藏其中的革命性剥离出来，要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比如说对工业，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赞扬，结果把对工业的赞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赞扬，这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观点；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否定，结果把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称之为的“感伤的、怀旧的浪漫主义”立场。由此可见，对实践两重性 (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相类似的许多两重性)的科学区分，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所在。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使得当时最为令人困惑的两个历史之谜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一是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从第一个问题看，当时由于缺乏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资料，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状况几乎还一无所知，因而把私有制和国家视为人类历史一开始就存在的观点非常流行。而赞成或反对私有制的思潮的交锋点则只能集中在人性问题上，双方都力图从人性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根据，这就使得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被搁置在抽象的人性争论上。显然，这不仅是毫无结果的争论，而且是对反资本主义私有制很不利的争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要么人性是空洞的抽象，要么现实是人性的偶然迷失，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是死结一个。因此，只能借助于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第一次给了我们观测历史运动的正确视角，马克思用这个方法去考察私有制和国家时，着眼点有二：一是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前者说明私有制和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者说，它们适应了生产力一定发展的需要；后者说明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在生产力更高的发展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之路。
　　从第二个问题看，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而是把这一问题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他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2]这样，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抽象人性论问题，便被转化为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变化问题。要认识和克服人的异化问题，必须诉诸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不是用人性及其异化去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去说明人性及其历史变化。
　　四、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的形式
　　对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特别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使马克思能够从历史的动态过程阐发社会结构的状况，这就是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3]。
　　这样，整个社会在结构上被剖析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或者简要地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这三个基本因素，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运动的内部机制。“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14]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清晰地表明，唯物史观决不是片面地强调经济作用的经济史观，而是努力完整地把握历史全过程的学说，为此，一是必须关注其“物质性”，即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作为历史的基础，二是必须关注其“过程性”，即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展开（相互作用）。
　　五、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界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虽然照顾当时的习惯，主要在“虚假的观念体系”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也有自己的独特用法。马克思在书中反复地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到地上”，而我们则要从地上 (即从现实的基础)出发。因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指其“颠倒性”，就是说，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和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地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思想观念的内容本身之正误、真假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等同于“错误的观念”。相反，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源于社会存在，而且成为我们探索真实的社会存在的一个通道，故而对于其颠倒性的批判必然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最终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批判。
　　除了“虚假的观念体系”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至少还有两种：其一，指统治阶级的思想，亦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它必定构成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16]从这方面看，意识形态就谈不上“虚假”，因为它不仅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存统治关系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其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于现存社会制度。把意识形态视为每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
　　其二，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亦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它又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马克思就此而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必须看到，这种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描绘成全社会的要求的做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宣传伎俩。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社会宣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17]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不需要意识形态，不需要以全社会的唯一代表的面目出现，而在于它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革命以后都能保持同其他群众共同利益的密切联系。
　　六、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的理论辨析和当代争论
　　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是从历史观的变革突破的，《形态》的确也主要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该著作为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就有了以下两种新看法：一是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甚至是实践哲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概括；另一是指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忽视自然界、忽视生活源泉的物质主义、生产主义哲学，因而必须用生态哲学、生存论哲学加以超越。关于第一种看法，诚如黄楠森先生所说：“分歧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区分宇宙（或自然）与社会、宇宙史（或自然史）与社会史，是否应该构建研究整个世界的本体论（或世界观）与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历史观（或社会哲学）。”[20]说到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地位，就都可能背离唯物主义的立场，更不用说作其他的概括了。关于第二种看法，不难设想，如果用“生存哲学”取代唯物史观，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用自然法则取代社会法则，其结果是消解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第二，用生理本性取代社会本质，其结果是根本取消改造客观世界和完善人性、超越自我的历史性任务；第三，用现象描述取代科学研究，其结果是感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泛滥，使人类在历史领域重新陷入一团混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这是自卢卡奇以后学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黑格尔式的逻辑中心主义体系哲学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有人因此而将方法与立场（世界观）加以对立、甚至借此而公然呼应当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这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即便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也是不可分割的；而事实表明，辩证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又是其具有“第一”性质的方法论。离开这一点去谈论方法论，必然出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哲学变革的过程，始终贯穿的一个轴心，就是努力区分“正本”（生活、现实）和“副本”（思想、学说）；而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如《形态》所言，一反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的立场，“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不是从想象的东西出发，而是从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出发。因此，尽管他们严厉地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的价值，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是唯物主义却是无疑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21]把方法与立场割裂，就为非马克思主义化打开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