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多》，苏格拉底在最后时间的对话记录，由杨先生翻译而成。经朋友推荐，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一本书，大智慧的结集。读这样的书，对我来说，是一种醍醐灌顶的启迪之旅。

曾经很多次的听到过关于苏格拉底的最后时刻的描述的记录，我总是排斥了。毒药，行刑，这样的字眼，如何能跟一个伟大的国度和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关联上，在我的思想意识里总是有点排斥的。善良和邪恶，是被我打上了标签。善良的人，伟大的思想，都是应该被善良对待，被尊重被欣赏和崇拜的。缘何对这样的人，赋予了毒药的关联，而且一群人陪着见证死亡，如此的残忍，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是冲突的。

每次看到这样的描述，我都会胃部不适，有些反胃。行动上也就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阅读和探索，我原来是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面对这样的阅读的。缺乏的是能量和勇气，也正式映射出自己内在的不稳定，一块区域的薄弱，会引发这么多的连锁反应。我能接受的是善良，不能面对的是我所认为的邪恶。不能面对，就是抵抗和排斥的怨气，也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对自己产生了对抗。当我自己面对不适的时候，能量和才华就被对抗消耗着，缠绕住了自己，不得自由和流动。对面的冲突是硬生生的，我的反应也是硬邦邦的，力量的对抗也因此伤到自己的状态。

在这样的模式里，我忘却了灰色，无对无错的认知差异。我忘却了柔软，真正的柔软是没有身段的柔软，从内到外的接纳。

然而，一切的发生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无法用如果来面对生活。接纳者的世界里，是没有如果的。是的，我也没有如果，经历过的都是积累。我所能做的就是全然的臣服在所有的经历中，臣服在大自然和生命所有的给与中。没有这过去的一切体验，也就没有当下的我。

今天早起了一些，喝杯茶，拿起这本书，与更智慧的灵魂们相遇。而一气读完这本书，完全的忘却了时间，忘记了现实和环境，似乎那一刻我就在他们的旁边，杨先生带着我进入到那样的场景中。感受不到牢狱的阴暗和潮湿，唯一关注的是高能量的对话，是那样的场域，白色的布袍子，白色的胡须，思想的碰撞会如此的精彩。你一问，我一答，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我的智慧火花，碰撞在你的智慧上，产生出更清晰的智慧之火，深度的讨论，没有争论。谁也没有想着说服谁，无所谓尊卑，大家的灵魂和思想是如此的平等。苏格拉底的谦卑，是在他的从容和平静中，是在他是不是的微笑里。而斐多，在当下，又不在当下。因为，在整本书的阅读中，我完全忘却了是斐多在讲述那个当下，而感知到自己就是跟斐多一起一群人的同在那个当下。

我们生来就是有记忆的，生来就是有知识的。有些与生俱来的，是上辈子的记忆，我们不需要学习就会呼吸，不需要学习就会身体机能的运行和反应。佛法说，我们都是本自具足的，也正是如此。本自具足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积累，来自于此前一辈子的记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其实也未必是这辈子的修炼的差异，未必都是环境造成的差异。

我们常把自己的经历和某个模式，归属于原生家庭的影响。此方面，我一直不敢完全的认同。是的，我们的成长过程，因为原生家庭给了我们一些模式的强化，但是，既然是本自具足的，我们的天赋和我们在上辈子带来的模式和使命，也是我们需要去看见和接纳的。要接纳我们本身就带有的某种局限和模式，是接纳我们也许在灵魂的上一个世界里所带有的业障，这一次的生命就是来修炼和做一些净化的。

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正面和反面相互滋生。当邪恶占领智力的主体的时候，收到人性的善良的召唤，走下过去的模式到达正确的道路上。而我们不必要去痛恨邪恶，不必要去排斥邪恶，而是要给与慈悲的心，唤起邪恶中隐含着的善良的力量和觉知，去唤起它们。因此，我们都该为改邪归正留一个窗口，那是让善良的光照进来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通道给到人们希望。不然，邪恶的人们就永远的被禁锢在邪恶的圈子里，也就磨灭了它们的未来的希望。这也是善良的人们不该表现的行为。

灵魂是否存在，这是在这本书里面记录最多的章节。是的，灵魂真的存在吗？用唯物主义的哲学来看，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存在的，就是真实的。那么灵魂如何能看见？轮回是否存在？

在我们的有限的觉知世界里，我们无法判断谁来自于哪个轮回，我们也无法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前生。轮回，是存在于佛法里存在于哲学的讨论里吗？如果没有轮回，我们就无法谈论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用怎样的角度面对呢？

在阿甘正传里，阿甘的母亲临终前，对阿甘说，生命的终点就是思维，就是离开。这是生来就注定的终点，此生的终点。我们不要为人生到达了终点而难过，我们要为人生的终点感到平和，和祝福，就像欢迎新生一样。我们面对死亡，就是去做一件注定此生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如此看，阿甘的母亲是大智慧的女性，才能培育出如此大智慧的阿甘，凡是从简，从最高的理性去看尘世的繁华和发生，面对任何的决定，都能聆听到内心的深处的声音，知道我们此生真正追求的是要什么不要什么。也就是从更高的智慧层次去放下欲望，让内在真正的善良和生命的使命和渴望得到展现。

而灵魂和肉体，是结合着的吗？灵魂依附于肉体的存在。当肉体不存在的时候，灵魂去了哪里？如若没有灵魂的轮回，那我们本自具足的又是什么？本自具足的来自于哪里呢？生命的记忆就是上一次灵魂的积淀。

这一辈子的修行，就是无论上一生的灵魂如何，都要尽可能的修心到这一生的灵魂的清澈和善良，简单与纯洁。清澈的是我们的心，也就是灵魂所在。与人为善，与世为善，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洗涤自己的灵魂，放下过去，才能遇见真正的清澈的自己。真正的哲学，是追求灵魂世界的，是求死的。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有勇气谈论死亡，才能有勇气面对生命的死亡。因为哲学家不是停留在肉体的层面上的，是期待众生的灵魂的清澈的。

肉体承担着灵魂实际存在的载体。没有肉体的活动，灵魂就无法被我们感受到。肉体就只是灵魂闪现的通道而已，我们该感谢和感恩的是肉体。因为有肉体的存在，才有灵魂的被看见。但是，在斐多这本书里，苏格拉底也是把肉体描述成了肮脏的存在，个人觉得未必需要完全认同。肉体的欲望，也是为了肉体的生存。没有肉体的存在，灵魂在此生就无所依托。肉体自然就是有肉体的欲望和消耗的，我们去对抗肉体的需求，也就是在消耗灵魂的能量。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节制，制约过度的肉体的需求而已。饿了要吃饭，补充适当的能量，但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否则，肉体也会报复灵魂不节制的情况。当肉体承受痛苦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感受到灵魂的愉悦的。痛苦和愉悦是想对立的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只能在每一个时刻感受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无法同时感受两个方面。人无法一边享受喜悦一边享受痛苦，当痛苦结束后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一刻的喜悦。这样的喜悦也是来自于痛苦，是相生的。

当人们顺应了肉体的合理需求，激发了灵魂中的智慧层面，由此才能培育更多的智慧的产生。灵魂无所谓等级差异，只是共同的在此生修炼，尽其所能的修炼达到更高的层面的清澈。在佛法里，人离开后会有不同的超度仪式，其核心是惊人的一致的。在灵魂离开后去到一个世界，会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所以超度仪式上会有呐喊会有提醒，要走正确的路啊，要去到正确的层次上啊，不要走错啊，这样才能在下一个轮回中得到幸福和快乐，没有疾苦没有险恶。从这些大同小异的仪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世界里，是承认灵魂存在和轮回的。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太阳正在升起。也许是早起空腹喝茶的缘故，也许是我在前一半的阶段还是没有能量面对死亡这个话题的讨论。总之，我感受到了胃部的不适，是饿了也好是反胃的模式也好。我接受到身体的反应，肉体的信号。我问自己，该如何接受这样的信号呢。果断的放下书本，去吃早餐。吃的不多，温暖的一碗粥而已。但是，胃部的不适果然就好了，端坐下来继续阅读。一气呵成的读完，胃部的不适再也没有出现，而自己也似乎忘却了真实的世界，忘记了时间。

合上这本书，惊讶于时间过得如此的快。已经到了我上课的时间了。

那么对于我来说，灵魂就是去到苏格拉底的世界，去了一趟希腊的古城之旅。去参与了一次圣人的对话，去感受了一次高能量的流动。而我的肉体依旧停留在原地，在固定的空间里，屋子，衣服，书本等，依旧如是。灵魂是更高层次的存在，肉体也是需要我们善待的。我们该有的给与肉体的是感恩，感谢它的支持，才有了灵魂的安住之所。美和丑都是相对的，我们需要的是在意识里建立足够宽的灰色地带。极好的人是不多的，极差的人也是不多的，最多的还是处于中间延展出来的地带。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接纳，并学着与这一切的灰色地带相处。

当我们安定下来，当我们平静下来，我们才能看到哲学的魅力。正如阿兰德波顿说的，享受哲学的慰藉，就是享受安静，享受灵魂的喧嚣。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极限，最终还是回到哲学的范畴里去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终点，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使命的意义。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又是在为了什么而活为了什么而行动，这是我们人类生生世世需要代代相传去回答和面对的问题。我思故我在，没有经历过认真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保持灵魂的清澈，保持肉体的轻盈，让二者更好的融合，和谐。这是我们至少可以学会去做到的，至少学会可以努力的。

　　《最后一句话》读后感
　　一口气看完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里边很多关于生死、灵魂与肉体的辩证论述以及论述逻辑似乎并不好懂，但是，我却记住了苏格拉底最后服毒执行死刑的细节和他死前的最后一句，完全与哲学无关的一句话：“克里，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
　　这是一本薄书，写的就是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从容就义的那天全部的谈话和故事。
　　在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刻，苏格拉底把装满毒药的杯子举到嘴边，高高兴兴、平平静静地干了杯。按照行刑人的指教“把毒药喝下去，你就满地走，直走到你腿里觉得重了，你就躺下，毒性自己会发作。”，【引用最后一页描述】他走着走着，后来他说腿重了，就脸朝天躺下。行刑人观察他的脚和腿，然后使劲捏他的脚，问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然后又捏他的大腿，一路捏上去，让我们知道他正渐渐僵冷。那人再又摸摸他，说冷到心脏，他就去了。这时候他已经冷到肚子和大腿交接的地方，他把已经蒙上的脸又露出来说（这是她临终的话）:“克里，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

“暴民政治”盛行的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很多人被处死或者予以流放的理由都是亵渎神灵，而苏格拉底也并无例外。公元前399年，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牺牲于他理想的国度。

一、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

公元前5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而告终，提洛同盟解散，公民死伤惨重，百业萧条。战后各邦对雅典做出了一系列的限制。

就城邦内部而言，两次寡头政变，大量人员被杀，政治动荡不堪，尽管民主政体最后恢复，因此设身处地来向，雅典公民对于寡头的敏感程度和容忍度降低是可以感同身受。

在政治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与这些寡头派关系密切，而其又对城邦的审判表示出来不屑的态度。所以，苏格拉底之死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在其中。

在这大概半世纪之后，一封控告词说出当年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及注重学说主张宣教性的功用，而苏格拉底所招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中，就有那些有潜在寡头倾向分子。如亚西比德、克里提亚等也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

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和苏格拉底交往后使得城帮遭受了重大损失。

而苏格拉底确实有过对于当时民主政体的不满，他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地倡导贤能政治，评论过伯利克里津贴制度的弊端，拒绝过寡头政权的任命，这多少会有些令人不快。

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

二、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

三、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

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5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对马拉松战役指挥米尔提太、萨拉米海战功臣提米斯托克利、著名政制家阿里斯提德、民主政治推动者伯里克利的审判都是由公民大会进行的、公元前406年8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之子）被判死刑（6人实际被处决）的悲剧都是由公民大会一手造成的。

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雅典的政治领袖不具有明显的领导人特征，他们处在城邦决策程序中最初的一个环节。直接民主运行时，公民的集体意志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民主机构的正确运行，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中后期对于政客和军事家的处置上，这两者的满意只是停留在过去，政客和将军必须长盛不衰，履行有时近乎癫狂的集体意志。而这么苛刻的要求近乎不可能，所以军事活动的实力往往就伴随着控告、流放与处置。

雅典人每天抱着幻想，会听到征服开俄斯岛和平定爱奥尼亚的消息，没有迅速获得所望的结果，他们全都感到焦虑难耐。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亚西比德处于缺乏经费的状态，……，迫得他要离开营地，到外面寻找钱财和给养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时发生的状况使他的政敌获得机会，成为用来指控他的最后一项罪名。这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政权运作机制，必然会滋生民众被情绪左右，草率行事，推卸责任。

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报复变得比自卫更重要。先发制人，以反对那些正准备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