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感(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呢)

发布时间: 2023-10-10 21:13:22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读后感 点击: 76

现在最好最新的敦煌遗书目录是什么是现在人编的,最好是收录特别全的。包括国外收藏的那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大陆藏的也行,最好是汉语的或者翻译的,英...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感(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呢)

现在最好最新的敦煌遗书目录是什么

是现在人编的,最好是收录特别全的。包括国外收藏的那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大陆藏的也行,最好是汉语的或者翻译的,英语的也行,但要是能在国内好买到的。谢谢。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1931。
陈寅格:《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
这些应该是国内的吧,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希望能帮到你。
还有这个《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
是在不行,你去大英博物馆,那儿绝对有,,,

什么是敦煌学

敦煌研究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趋势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扩展资料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敦煌学

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呢?

一、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祖国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地处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在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枢纽。 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可通往中原地区;西出阳关,沿丝绸之路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鄯善)相连;西北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地区;敦煌向南行经过阿克塞,翻越阿尔金山,可达格尔木。

敦煌地处河西走廓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文化的宝库。河西走廊天然的地理位置(北面内蒙古高原南端的一系列山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南面是祁连山,这之间是天然的长条形地理通道。)北面为沙漠,南面为青藏高原。

河西走廊地形图

河西走廊是古代国际大通道(东到长安,西接西域,向西中亚、西亚,如波斯、阿富汗;向北欧洲;向南印度。)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古丝绸之路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 (丝绸之路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大河西重镇,敦煌就是最西端的丝路明珠。) 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就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

季羡林先生《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到: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


二、敦煌学的缘起

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

敦煌学的发端,是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发现密切相关。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时,意外的发现了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

从此开始,在1907-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

藏经洞内的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的流散

1907年英国斯坦因取走第一批写卷;

1908年法国伯希和又取走一批写卷;

1909年秋,伯希和竟将他取走的敦煌写卷在北京展览,罗振玉、王仁俊、蒋伯斧等学者看到大为吃惊;

1910年清政府开始押运经卷,但遭到极大破坏;

1912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窃走1000卷左右;

1914年斯坦因再次窃走一批写卷;

1914—1915年间俄国的奥登堡多次到敦煌窃走18000卷左右;

三、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从小到大,从零到系统,从无序到有组织、有规划, 研究保护相得益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如今,研究的重镇与高地都在中国。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几代学者的推动。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使敦煌学更加深入人心。也印证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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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清代学术概论》)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附录1:《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他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生动地、形象地提出了“预流”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根据这个标准,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也绝不可能进步。征之中外学术史,莫不皆然。王静安先生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学术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就在这里。
而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王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新发见,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猎。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做学问最为慎重。他深知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决不炫学卖弄,哗众取宠。研究任何问题,都有竭泽而渔的气概,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才从中抽绎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之所以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正是他这种精神的表现。他自谦不通的学问,按之实际,也比一些夸夸其谈者高明不知多少倍。从他一生治学的道路来看,他是由博返约的。中晚年以后,治学比较集中。他非常尊重静安先生,“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诗句可以为证。但是他对王先生的经常改换题目,也还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中,根据由博返约的精神,最后集中在敦煌写经和外族文字上;在历史研究方面,最后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史上。生平学术创获也多在这几个方面。
总之,寅恪先生是预流的楷模。连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许多创获,也与此有关。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结论,在他一生学术追求中,他总是站在“流”的前面。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对一个学者来说,治学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学术界难得解人矣。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的学风是完美无缺的。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自己的治学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黄萱女士帮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对她说:“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学方法你最理解。”黄女士自谦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叹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们今天似乎还能推知一二。可惜我们已经回天无力,无法向他学习治学方法了。现在我来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实在有点不自量力,诚惶诚恐。但又觉得不谈不行。因此,我谈的只能算是限于个人水平的一点学习心得。
本文标题: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感(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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