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开始接触金庸的武侠小说。越看越觉得精彩无比，爱不释手。

　　记得刚开始，爸爸、妈妈热烈向我推荐金庸的武打小说，还说他们小时候看得入了迷，很晚还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我听了心生疑惑，金庸的书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让爸爸、妈妈如此着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品读《飞狐外传》这本金庸的作品。

　　哪知越看越放不下手来，金庸笔下与众不同的江湖故事，让我如痴如醉。这本书里江湖豪杰的行侠仗义，主人公胡斐的精妙刀法和几分顽皮耍赖，深深触动了我心底那一份“斗志”，我真希望我也是个武艺高超的江湖女侠。把奸诈的坏蛋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我从不巴结自认清高的浑官，和江湖上的豪义汉子在一起比武论剑。晚上做梦，我都在练轻功，在塔墙上飘来荡去。一会向下投射暗器，一会向上摇甩银鞭，可以从指甲里弹出毒粉，有程灵素做的七心海棠蜡烛。我的身子灵巧如燕，神不知鬼不觉已来到敌人的马前，喝道：“哪里逃！”。有时却心里一软，放了他过去。

　　一次，我猛地发现自己一要看课外书，就往装着金庸武打小说的柜子跑。胡斐的聪明机智、诡机多端、精练刀法、大侠作风让我好生热爱。我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了胡斐，想和他在江湖上结婚。我真的觉得自己好象就是他的妻子，他就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到处行侠仗义，结识江湖好汉。有时候我看见胡斐好象在眼前向我招手，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看完《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我意犹未尽地又把胡斐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在脑海里温故了好几次。忙不迭地又开始看《射雕英雄传》。我看了《飞狐外传》因为是第一本印象极好，满以为金庸的书不可能本本都好，《射雕英雄传》肯定差了一大截，哪知《射雕英雄传》里的.故事仍是让人一时惊心动魄，一时哈哈大笑。故事的情节变幻莫测，怎么也猜不到结果，好看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飞狐外传》，硬是叫我不看到晚上十二点罢不了手。渐渐地我又喜欢上了郭靖，我赶忙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喜欢上他，你可不能做个“花痴”妻子。可是，郭靖叫我就是不能不喜欢。

　　《射雕英雄传》里的一件事叫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一位称作“铁掌水上飘”的裘千仞大师一日顶着一口看似生铁做的大缸，约摸四、五百斤重，里面盛满清水，从一条非常深的河上漂了过去，水只没到他的小腿。这事正好给黄蓉、郭靖碰着了，两人都甚是惊讶，均诧异这人的武功怎如此了得。好奇心起，在裘千仞练功的房间窗上挖了个小洞，向里偷看。只见裘千仞盘腿坐着，嘴里吞烟吐雾，两人更加惊异。

　　晚上，黄蓉、郭靖、裘千仞因都是陆庄主请来的客人，同在一桌吃饭，又见到裘千仞手一挥竟把一只金酒杯的杯口平平整整削了去，还把一块砖头捏成了粉末。于是，更对裘千仞敬佩不已。哪知，江湖七怪中的老二――妙手书生朱聪却揭开了裘千仞“功夫”背后的秘密。朱聪从裘千仞口袋里搜出了一束有燃烧痕迹的干草。原来，裘千仞在房里吞烟吐雾是将这束干草藏在袖中点燃，做出吞烟吐雾的样子。还有那捏砖成粉的功夫，其实砖头是裘千仞自己备的面粉砖。把杯口削去一截，却是他手戴戒指上的金火石划去的。至于他“水上漂”的功夫，黄蓉一审问，才得知水缸是用薄铁皮做的，缸口封住，上面仅放了三寸深的水。从水上漂过去嘛，则是他事先在河里钉了桩子，踩着桩子过去就是，只是桩子离水面还有那么六、七寸，岸上的人自然看不到。看到这，我不禁捧腹大笑。

　　自打看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对金庸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每一本书都那样的吸引人，那样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叫人难以抗拒。在他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地性格突出，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我立志好好学习课本知识，积累更多的语言素材，长大了当一名想他一样的作家。

　　遇到王彬彬先生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文坛三户》里，批判以严家炎先生为首的“捧金派”种种对金庸先生的大肆吹捧和宣扬的言论。虽然遭到了不少金迷的打击，但仍然以此为责任，不断努力。这里，向王先生深鞠一躬，谢谢您点醒了一批像我一样差点迷失在武侠世界里的青年。
　　作为金庸先生的称颂者，严家炎先生包括徐岱先生都表现出了对金庸先生的无限崇拜。严先生更提出了“金庸小说是雅俗共赏的神话”这一说。他说，无论是广大百姓群众，还是钱理群蒋经国甚至是咱们的伟大的邓小平都曾经对金庸小说表示肯定。但这也只是肯定，难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是看过你的书的”就足以反映出“雅人”对他的认同吗？如果还要深究“雅俗”之说，王先生要说的可就多了。何为“雅”？何为“俗”？严先生所罗列出来的“金庸雅迷”让王先生有种傍大腕之感，某某科学家某某院士某某诺奖获得者的认同感被严先生归为“雅迷”们对金先生的崇拜，这这，王先生疑惑了，地位身份的高低和文学鉴赏力能轻易地说成正比吗？
　　让我们回到五四之前，以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为首的“鸳鸯蝴蝶派”作为当时群众基础最雄厚的学派在文坛屹立不倒。谈到这里，不少人应该还记得当时取材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拍成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播出后万人空巷的场景。对此，郑逸梅先生和茅盾先生都表示过担忧，这并不是没由来的担忧。人们在狂热追捧的同时是不是忘记了这其中也存在着诟病，人们入戏过深，将虚幻的武侠世界和现实重合，之后的种种不良影响，这是后话了。五四期间产生的新文学派将这些归根于“民族的劣根性”。说具体点，从古至今，人们无不在期望朝廷能出明君，地方能出清官，然而，当没明君没清官时，人们就开始祈祷身边能有像英雄一般的侠义人物出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金庸小说就在这时跳了出来，喂，英雄来了，你们都来看看。
　　王彬彬先生将那些金学家们盲目吹捧的行径称为“祭祖坟”。有人祭当然就有人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何满子先生。王彬彬先生是这样评价他的：有着一个由“五四”新文化精神所哺育的文化老人的清醒和良知。何老先生对“鸳蝴派”为主的旧文学派所持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同时他又强调了“允许存在”并不等于“提倡鼓吹”，他以颇为激愤的文笔和言语回击了严家炎先生的捧金说。同何老站在同一战线的鄢烈山先生则在《拒绝金庸》一文中沉痛地表示“令我尴尬的是，我一向崇敬的北大，却崇拜金庸”。看到这句话，你们又作何感想？北大作为五四运动中新思想的发源地经过了这么多代后竟首先掀起了金庸热，聘请金庸为教授，旧文学就这么将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新文学思想轻易地踏在脚下，你让他们如何不沉痛，如何不遗憾。
　　至此，王彬彬先生已经基本将金庸武侠归类于旧文学一派了。这里，他又提到了两位“对方辩友”：钱理群先生和刘再复先生。前者认为“鸳蝴派”虽属旧文学，但仍然应该享有他的生存权，只要我们有适当的姿态和尺度，旧文学还是应该在文坛上享有一席之地的。后者则打着“本土传统文学”的旗号为“鸳蝴派”正名。王彬彬先生评价前者“模糊”而后者则是“谬误”。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所谓的“本土传统文学”。王先生提到了1999年新浪网上一篇名为《金庸——香港的基围虾》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认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和他所生活的香港环境是有着紧密联系的，香港黑社会多妻制等各种不光彩的成分实际上都在他的小说中能反映出来，这又算是优秀吗？刘再复先生又提到“自由精神”。如果说仅仅读着小说里那些潇洒自在，抛开一切不回头的浪子形象就能证明是所谓的“自由精神”，那就太牵强了。拿金庸先生写作的初衷来说，为生计，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过。而从之后《民报》的诞生和他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作来看，他自己不也是“非自由”的吗？刘先生最后提到了金庸小说“对白话文的伟大贡献”。他首先对“五四”新文学作家提出批判，认为他们在白话的改
　　革上存在偏欧化的追求，并坚定地认为金庸先生才能造出“真正的汉语”。王先生则说，新文学需要欧化，这不是崇洋媚外。他还说，以鲁迅为首的许多新文学作家，没有几个不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只有研究过了欧式语言才能更好地借助异域文化来丰富和改造汉语。王彬彬先生在书中借助方爱武先生《“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一文来指出其实金庸小说只是“一种没有多少艺术含量的文化快餐”。这是一本好书，字字句句对金庸小说剖析得十分到位，本人知识浅陋，对文章理解还不太深刻，就不在此瞎列举了。
　　之后，严家炎先生又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名头，割裂它与旧武侠小说的关系，将其新文学化。严先生在这里以层层推进的方式，先肯定旧武侠，再肯定新武侠，最后肯定了金庸先生是这些武侠的杰出代表。他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中否定了武侠中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点，但相矛盾的是，严先生又曾将鲁迅先生的《铸剑》一书归位于武侠，而书中的这些表现又比比皆是。有快意恩仇任性杀戮是不是就是旧思潮翻涌回，这到底还是不能地轻易下结论，而至于严先生如此之说的目的，王先生说不外于“割断金庸小说与传统小说的联系，转而嫁接到新文化上来”。严先生所证明的“新”还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就是金庸在小说里突破儒家汉族本位，融合少数民族。我们之前提到过金庸先生的故乡情思，其实不难看出，金先生的故乡情思就是香港的故乡情思。金庸在小说中写到的卑微的女性地位和种种门派之争不正是香港遗留下来的肮脏制度的体现吗？
　　文末，袁良俊先生对金庸小说的为什么无法挣脱旧武侠小说的牢笼列举几点：首先小说的构思依然是公式化模式化的，为迎合广大民众口味而一步步设悬念造，用无形的条框来让小说更适众；所构建的武侠世界脱离现实生活；仍然逃不了打打杀杀的情节设置；历史的以假乱真，金庸的小说真确实有不少夸大历史的成分，许多金迷将他抬到一个“史学”高度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其中的真实性，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啰嗦，袁先生指出为什么金庸小说会如此之长，情节如此之繁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当时他所创的《民报》服务，为了吸引更多读者而造出更多难以完结的小说，为了造出更多难以完结的小说而日趋繁琐拖拉地延长情节。至此，文毕。
　　后记：扫了一眼前文，与其说是“读后感”，到不如说是对《文坛三户之衡金庸之重》的梗概。其中大部分言辞和思想都是王彬彬先生书中所提，自己只是将其相串。菜菜说的问题也存在，因为只读一遍，而又迫不及待地想把共鸣之处点出来，以致许多地方的论据和批判都是一笔带过或干脆省略掉了，这里以表歉意。前段时间读了些金庸和许多古龙，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太过单一，有幸在图书馆里发现了王先生的《文坛三户》，觉得颇有见地，便做文以示尊敬。

强烈建议读一下 一师太都的金庸作品读后感，师太名为 大脸撑在小胸上，书名叫 牛A和牛C之间。我最开始是天涯上看到的，乐死了。

《笑傲江湖》浪漫与残酷的寓言 暂时抹开素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金庸先生笔锋所至，就象他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部奇书－－－－《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是金著中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写人之作。在此之前，《书剑恩仇录》大致是群像描写；射雕三部曲的历史背景带来的冲突太过强烈，更多的思索于谁是大英雄(虽然金庸先生在杨过身上大施笔墨，但最初性格峥嵘的过儿随着年龄增长成为一代大侠后，却让不少读者略感失望，究竟褒贬何从，日后当细论之)；《天龙八部》有三个主角，基本上平摊戏份，加之场面宏大，情节错综，又有倪匡先生的代笔，核心似又在于人生哲学的揭示，因此对主角性格的深化难免着力不多；《飞狐外传》和《碧血剑》走传统大侠成长路线，和读者多少保持着距离；只有在《笑傲江湖》中，金先生竭力呈献了一个血肉极为丰满的人，或者说，一个平民英雄，一个你最愿意进行角色替代的潇洒人物。而后来的《鹿鼎记》更象是部《官场现形记》，金庸先生已经在试图解析由于邦国纷争、社会进化、宿命、伦理等交织在历史中带来的无序，韦小宝固然少不得，但已非先生呕心沥血塑造给读者的偶像。 　　刻意造人的小说，其中往往蕴含着作者的某种强烈寄托，忽略特定历史背景，其优势在于可以展现某些亘古永恒的理念。《笑傲江湖》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寓言体小说，种种的浪漫和残酷交织，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社会，几千年来便是如此。令狐冲第二章起被岳灵珊和华山派弟子们提及，到第五章才露面，在此之间仪琳对他的描述一直为读者们津津乐道。金先生用这一欲陈先抑的曲笔手发，从一个天真无邪又情窦初开的少女嘴中来描述主人公，便已是在凿打浪漫的烙印。在此之后，全书就被布下了不少浪漫的场景：衡阳城外仪琳为令狐冲祷告、互相讲故事，曲洋、刘正风的琴箫合奏，洛阳学琴，黄河上祖千秋论杯，盈盈烤青蛙，梅庄的琴棋书画，令狐冲和盈盈洞房外莫大先生的一曲《凤求凰》，直到盈盈最后一句经典的“大马猴”之喻。而残酷似乎比浪漫更多更触目惊心，从开篇起的灭门，似乎就在给整本书涂抹血腥；令狐冲和仪琳在夜空下的交流虽然浪漫，但当时令狐冲已被伤得奄奄一息；曲、刘二人的琴箫合奏虽然浪漫，但随即音灭人亡；山涧中盈盈和令狐冲生死相依虽然浪漫，但在此不久前盈盈却很冷酷地杀了少林弟子；梅庄四友的高雅情致虽然浪漫，但他们再也无法继续世外桃园的生活；最后令狐冲和盈盈总算得以曲谐，该是为一份浪漫找到了归宿，但窗外便是因罪有应得而遭折磨的劳德诺。 　　以上这些虽然只是些片段场景，但似乎有隐隐的昭示：浪漫和残酷在相生相克，却都是追逐过程中的产物。令狐冲从不追逐什么特定的目标，如果没有辟邪剑谱和林平之的出现，他日后和岳灵珊成亲，当上华山派掌门，一生也就足够了。而令狐冲确确实实地在追逐一种自由，一种在他所处的位置上很难得到的自由，于是他处处碰壁，却善果终尝，构成全篇寓言的核心。然而令狐冲最倾心情愿的事都未能成就，无法得到岳灵珊，无法重归华山派，虽然他有了更美好的盈盈，做了恒山派掌门。因此他的终尝善果是无奈的，尽管是喜悦的。即便如此，这种结局还是比曲洋、刘正风和梅庄四友的下场更令人欣慰，后者的地位已相对固定成型，他们自然成为追逐自由的牺牲。左冷禅、岳不群的下场更是可悲，是疯狂追逐权力的必然；至于任我行，有人批评说将他写成暴病身亡是因为无法展开情节的下策，其实他的结局和整个《笑傲江湖》的寓意有着高度的统一。 　　笑傲江湖的寓意该是离开江湖。 　　金庸先生似乎并不一味鼓励归隐，令狐冲卷入激烈纷争后并未显出首领之才，但利用特殊的位置和较高的武功做了良性的努力；任盈盈在东方不败、杨莲亭的“黑暗统治”下也保护了不少无辜者。但他强调“功成身退”，任我行复夺教主后便一心“一统江湖”，结果就是暴死。做为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向好的方向努力是应该褒奖的，但如何完美退场，却是需要更深的思考。对“功成身退”这一点，金庸先生该算是身体力行，这就是为什么港台诸武侠大家中金著数量最少，但影响却最大。另外从他报人和从政生涯中也能窥出此节。 　　《笑傲江湖》做寓言读，收获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