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传有感，读李鸿章传有感，（一），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诋毁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
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一）
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诋毁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 （二）
阅读这本书前，我本人对李鸿章的了解还仅限于历史书上只言片语的介绍：李鸿章，晚清重臣，领导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签订了《马关条约》等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国人痛斥其为卖国贼。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李鸿章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渐渐明白了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浙甫，号少荃，谥号文忠。出生于1823年的他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谓是少怀奇志，才华出众。然而，这只是他跌宕起伏的开始：随着道光帝的逝去，刚接过这个担子的咸丰帝似乎还是太过年幼，社会矛盾愈加剧烈，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淮军，挺过太平天国数次进攻，并在最后打败了顽强的太平军。
从那之后，李鸿章一战成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一度被西方报誉为东方俾斯麦。但其后半生的外交手段却是一大败笔：面对诸多刘强的欺凌，总是想着“拆东墙，补西墙”，却意识不到“两墙都倒”才是最终结果，导致我偌大的华夏古国，被列强们瓜分殆尽，还要赔款。
正如梁先生书中所说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事也是晚晴的历史。一口气读完《李鸿章传》，仿佛切实地看到晚晴在列强夹缝中最后的挣扎。对于李鸿章这一争议人物，梁先生也评价得十分到位：“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计划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胜之城，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仿佛做了一辈子的修理工，想把清王朝这栋残破不堪，摇摇欲坠的破旧楼给修补好，终究还是没能成功，但他似乎已经尽力了。“李是时势造的英雄，并非造时势的英雄”，作为臣子，李鸿章对清朝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一丝谋逆之心，为保全国土日夜操劳，对百姓的饥苦生活于心不忍，对自己的逝去不能再为朝廷效力而感到悲伤与无奈，对祖国的未来感到叹息。
有人说“为什么李不选择像曾国藩一样，激流勇退，把天下交给下一代人？”我觉得，事情总是要有人承担的，也许李鸿章就是选择了承担吧，不管是骂名，诋毁或是指责，他都接下了。功过似乎早已被定好：大败太平军，接任曾国藩，兴办北洋水师，领导洋务运动，最终却一事无成，签订《马关条约》等，或许，这就是李鸿章的命吧。
读李鸿章传有感 （三）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
自我评价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正面评价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孙文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
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31]
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负面评价
李鸿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和长期不和。翁同和曾出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鸿章，被李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回击。
1895年因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省籍的士绅打算拥清抗日，爆发了乙未战争，随即败于日本。台湾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战争后写下一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两句意在讽刺李鸿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北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说法曰，刘赶三小名“羊三儿”，故讹传为“杨三”。也有说法是“杨三”指的是，苏州籍的名丑杨鸣玉。
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亟言“白银更胜白米，钱根即是命根”[35]，所以“排左必先除胡”，同时也因为胡雪岩在洋务上和他竞争，决心打击大商人胡雪岩，并在胡雪岩因为要从外资和买办资本手里夺回生丝定价权而极大占用资金时，利用权势暂扣应该付给胡雪岩的中法战争饷银，并散布胡雪岩资金链断裂消息，引发挤兑，胡雪岩因此倒闭。
李鸿章访问德国，会见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问他：“你当了一辈子的中国宰相，告诉我，你有什么足以自傲的政绩？”李鸿章就说，他怎样领导军队剿灭了太平天国和造反的捻匪。据梁启超记述，俾斯麦听了通过翻译告诉李鸿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过，我们欧洲人却认为，打仗要战胜外族人才是功劳；国内自相残杀来保持一国的稳定，我们欧洲人不拿出来谈。”[36]
传闻李鸿章在见了俾斯麦后，曾得意地说有人称他是“东方的俾斯麦”，但俾斯麦听后，却微笑回答可没有人说他是“欧洲的李鸿章”。
中立评价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
你看过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吗？可信吗？
我曾经看过梁启超的这边儿《李鸿章传》，
书中续写的李鸿章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平平淡淡，但是让很多人真正的去了解他李鸿章的生活习俗。
我个人觉得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而且有正义感的人，梁启超书中所写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的感悟认识
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李鸿章在俾斯麦面前沾沾自喜道: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我是中国的俾斯麦.俾斯麦笑着说: 没有人说我是德国的李鸿章.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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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对战术的研究与贡献，其实很多来源于日本人。”三三制”其实就出现在平型关中，日本人拚刺刀时就是三人一组，抑制了八路军的人多优势。最后一一五师伤亡人数，几与日本人相同，但日本人全死光了。不能不说，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在战术上得到提高，以至比国民党高出一筹，是在敌后长期与日寇作战的结果。而日寇不畏死的武士道精神，也是共军以不畏死作为建军思想的来源。
共军战术从抗战结束，就得到升华。这从林彪与粟裕身上体现出来。而延安总部多少还是保留着以前的游击思想。这在采守势的中原战局中表现更加明显。大踏步后退，大踏步跳转敌后，就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挺进大别山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同时代的刘伯承，很容易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年轻一辈的粟裕，则表现出更多的锐气。粟裕打仗，绝不大踏步后退。就算要后退，也要把当面敌人打残再走，以免以后被动。而对大踏步跳转敌后，有过抗日先遣队失败经验的粟裕更是深知其弊。因此，他坚持依托根据地，消灭敌有生力量，未到绝境，绝不跳转出去。
林彪在东北，就是明显的大踏步后退。因为他有兵，但还来不及整合。为了求得整合时间，就必须大踏步后退。
在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这表现在哪里呢？共产党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唯一目标。毛泽东一直在计算着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100万对400万，算到200万对300万，然后，就认为应该转入战略进攻。而蒋介石的战略并不是打仗。他仍把共军当土匪，进行围剿，而不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作为最终目标。
“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争目标”，这在苏德战场，就得到体现。苏联拼死消耗德军，最后依靠远东抽来的兵力，占据了战略优势。而在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通过土改，不断补充自己的军队。一销一长，就实现了战略转变。
人数占优，并不表示战争占优。毛泽东的所谓战略进攻，其实是扯谈。他确实明白，有了人数，他才有一拼之力。但是在战略相持时，怎样才能达成战略进攻的态势，却不是草莽毛泽东能够解决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用游击战术指导正规战争的结果。在中原，战略进攻最终还是由粟裕实现了。粟裕从实战中明白，他一个军团的兵力，只能消灭有限的敌人。我们的人数比例已经今非昔比，就需要整合更大的方面军团，才能与更强大的敌人周旋，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这样，才能利用人数比例的有利变迁，达成战略进攻的态势。一句话，还是要继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才是正规的战争原则。刘伯承就提不出来。因为以他当时的实战能力，不能承担这一重任。那一辈的人，弱习惯了，总想着避实击虚，并没有战略决战的胆略。毛泽东的伟大，只在于他认识到粟裕是对的，并把整个战略决战完全交给了粟裕。但这不是军事上的贡献。军事上的贡献来自粟裕。
粟裕不当三野司令，是因为那样做不利，对战争不利。一直到抗战结束，甚至在中原大战开始时，粟裕还不是一个方面军的主将。粟裕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手下兵将太少，基本上是被放弃的棋子。抗战时是新四军下一个支队司令，上面有叶挺、陈毅、张鼎丞一大串大人物在他之上，就是因此，组建华中野战军，他要让司令，而且他所有的部下，都只能任副职。后来组建华东野战军，他还得让司令。一直到淮海战役后，他才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从二让司令，就可以看出，粟裕是个标准的军人。他知道自己擅长的只是打仗。
毛泽东对东北的指导又如何呢？毫无疑问，锦州一战，尽显其雄才大略。打锦州，包饺子，林彪会不明白其战略意义吗？林彪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以东野的实力，东北基本上大局已定。问题只在于愿不愿意放走一部分敌人而已。以东北的工业基础，再加东野的实力，只要得到东北，全国解放只是迟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把整个东北的命运，押在塔山这一弹丸之地上呢？毛泽东坚持这样打，你可以说雄才大略，也可以说冒险。而且这个险冒得也太大了。只差一线，就是东北全盘逆转的恶果。塔山是一个辉煌的战例。就是因为太辉煌了，我才认为那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战例。大功还是要记在林彪和四野的头上。林彪如果有野心，大可以让锦州之敌逃回去，这样，淮海战役要改写，整个共产党，就四野老大了。所以说，林彪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野心家”的称号，无论如何不能加到林彪头上。
毛泽东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坚持在敌后扩张。无视日寇就在面前，坚决以保存实力，发展地盘为主。这种战略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政治人物，才能承担。当然，红军在井冈山发展壮大，毛泽东也起了主导作用。
我一向持这种观点，即战略不过是政治家对战争的影响，是全国全军对战争问题的共识。不要把战略搞得神乎其神。战略其实是最简单的东西。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那是因为他有几个伟大的战略区域指挥官。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仍然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只是在林彪、粟裕等不断以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真知灼见，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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