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 ，生于1926年10月，卒于1984年6月，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历史学家，“ 后结构主义 ”代表人物，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出生于法国一个乡村家庭的米歇尔.福柯，青少年时期虽历经二战炮火，饱受纳粹的黑暗统治，却并未泯灭自己读书求知的内心。

战后，福柯进入了法国最负盛名的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求学期间福柯主要做了三件影响自身未来发展的事情。 第一件 ，探求新知。求学期间的福柯身边不仅有类似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一样出色的老师，更同日后著名哲学家乔治·冈圭朗成为同学，并且对包括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等诸多德国哲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均为福柯未来哲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件 ，心理养护。求学期间的福柯因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其实过得并不快乐。万幸得到一位出色心理学家的治疗，不但治愈了他的心理疾病，更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 第三件 ，信仰加持。求学期间的福柯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选择加入法国共产党，不过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后期更是选择退党。

1950年毕业后，经过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段教学经历，来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开始自己的求学、科研工作。1954年至1970年乌普萨拉大学的经历，福柯另辟蹊径，对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学、社会学等领域均产生重大影响。其中耗时三年而写成的博士论文，更是成为其1961年出版的名著 《疯癫与文明》 。

一生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多部世界名著的福柯，被誉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1970年12月，正式走上被誉为“ 圣殿中的圣殿 ”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坛，成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至此达到自身学术地位的巅峰。1984年6月，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病逝，终年58岁。

首次出版于 1961 年的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最初作为福柯的哲学博士论文。因按照当时制度，博士论文必须出版后才能进行答辩，出版后书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1965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福柯对书中内容做了一些修改，新增《激情与谵妄》一章，书名也改为现今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疯癫与文明》这部饱含激情的名著，向读者解释了被理性敬畏、扭曲、展现、审判的疯癫。所谓“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天才与疯子之间仅有一线之隔，为什么众多哲学家会以不同程度盛赞疯癫，为什么众多文学作品又会出现看似疯癫实则清醒的人？诸多疑问，福柯在书中依次划分三个阶段，对理性时代的疯癫进行详细解读。

第一阶段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期，疯癫是未知、神秘的知识的象征。中世纪人们给那些思想和行为“离经叛道”的人贴上“疯人”的标签，通过“愚人船”将其放逐，正是体现了人们对疯癫的排斥和隔离。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众多艺术作品中疯癫被认为是理性、智慧、有预知能力的表现，成为一种时代的普遍特征。这个时期的疯癫，鞭挞罪恶和错误，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表达，一种映衬社会理性的对立面。

第二阶段 ，古典主义时期。相比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标签，“ 专制保守 ”成为古典主义的符号。这一阶段各类艺术作品不再有自由的呐喊，疯癫的禁闭让理性趋于沉寂。书中讲到17世纪，欧洲出现诸多大型 禁闭所 。巴黎每百人中就会有一人，同小偷、罪犯等一起被关在禁闭所，人们关心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回归“正常”的生活。在当时人们认为， 懒散是罪恶之源，无所事事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换句话说，所有的疯病都是闲出来的。禁闭所不但对“疯人”进行思想束缚和控制，还强迫他们从事大量繁重的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苦修、一种赎罪的手段。

对外宣称是医疗机构的禁闭所，更像是一个小法庭，拥有对“疯人”进行裁决、审判、执行的权利，里面甚至还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地牢等行刑工具。被关进禁闭所的“疯人”，因为疯癫成为一种罪恶，被不断打压，与世隔绝。而他们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机会，竟然是站在囚笼中作为展览品，像动物一样供外人参观点评。禁闭所内为了让“疯人”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还形成了一整套生理和心理疗法，对疯人进行治疗，生理方法主要包括 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运动调节法 。

所谓 强固法 ，就是给疯人闻各种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比如琥珀油等，旨在让忧郁的疯人重振精神。 清洗法 实则是一种反科学的清洗手术，在当时人们认为疯人的血液是黏滞苦涩的，通过给病人输入明亮清洁的血液，可以治疗各种疯癫病症。 浸泡法 就是用沐浴、浸泡的方法让疯人恢复神智。并不是一种轻松的浸泡，而是一种暴力的浸泡，如数次将疯人强行按入水中，出其不意将其扔入水中等。 运动调节法 ，是生理方法中唯一比较合理的方法，通过简单的散步、跑步、骑马、做操等肢体运动，调节疯人的精神和肉体，及早恢复理性。

心理疗法主要包括 唤醒法、戏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 。 唤醒法 简单粗暴，简单来说治疗者在疯人旁边突然开枪，或者烧红的铁钩烙病人的手臂，人们认为这样突然的刺激能让疯人彻底清醒。 戏剧表演法 指由治疗者依据疯人的幻觉和想象编排一出戏，让疯人的幻觉和想象在戏剧中得到肯定和满足，戏剧结束后，有助于疯人回归到正常生活中。 返璞归真法 就是让疯人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自行从疯癫中摆脱出来，自己救自己。除此之外，禁闭所还有一些近乎疯狂的物理和化学治疗方法，帮助疯人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第三阶段 ，精神病院时期。书中讲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精神病医学 ”建立。旨在运用现代精神病院解放禁闭所中的疯人理论应运而生，人们渐渐认为需要将没理性的疯人与有理性的犯罪者区别对待。从这时开始，疯癫陷入彻底沉默，被看做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医生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治疗病人，甚至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评判疯人，直至让疯人重新恢复“理性”。这一阶段的疯人，虽然身体不用再受任何摧残打压，但依然无法逃离精神囚笼，也让疯人在理性话语系统的统治中完全失语。

书中福柯所划分的三个阶段，其实在第一阶段，即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曾短暂地闪耀出艺术之光。这一时期，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完全割裂开来，疯癫尚能自由呼吸到美好的时光。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经常出现的“ 弄人 ”角色，其实就是一种疯癫形态在戏剧结构中的完美展现，运用疯癫角色不仅推动剧情发展，更能点亮人类梦想、引导世人审美。书中福柯介绍，艺术作品的非理性形象可以细分为两类。 第一类 ，指完全失去理性的疯子，他们行为怪诞，性格孤僻，常常处于失语状态，被周围人孤立； 第二类 ，指看似可以像正常理性人一样说话办事，却又时常表现出一副疯癫状态的人，他们往往是离经叛道者、同性恋者、罪犯等社会边缘人士。

艺术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家自我意识的投射，现实生活中，诸多艺术家为了完善自我艺术作品，常常给人们呈现出一副特立独行、疯疯癫癫的非理性行为。艺术家们不经意间的奇思妙想，进而触发出艺术创造的发狂的想象，归根结底还是疯癫等非理性行为引发的怪诞行径。比如绘画大师梵高与高更，两位都是才华横溢的伟大艺术家，同样性格孤僻、举止怪诞，都是世人眼中的疯子，然而却成功创造出无数伟大作品，开辟和引领出一个崭新的艺术流派。非理性近乎被理性全部压制的环境下，艺术成为了非理性获得自由的唯一突破口。

福柯在书中讲到，因为疯癫、非理性就意味着要被文明世界隔离和排斥。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行为怪诞的疯人，往往会被投去异样的眼光，被人疏远，甚至被人背后议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我们众人的隔离与排斥，而是一种 话语权 的争夺。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立起来的，恰恰是为了排除对理性有害的危险因素——比如疯癫——理性才获得了稳固地位。社会的主体性就是由话语构建的，话语产生了立场，站在普遍立场这边的人就享有了权力。而疯癫者却总发表一些普遍立场相反的论调，让享受话语权的人处境十分尴尬。

福柯认为，疯人的形象是由理性对非理性不断打压形成的，最终非理性完全臣服于理性，在理性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了疯癫的位置。同样，理性也无法进入疯癫的世界，二者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的屏障。疯癫的形成不是始于内部的非理性，而是始于外部的理性，始于某种体制化的社会实践、某种权力技术。

何为理性，何为疯癫，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胡言乱语、行为怪诞，可以是非理性的疯癫，也可以是特立独行的理性。从理性自我角度审视，可以看出所有世人无法用常理解释的行径，均归为非理性的疯癫。相反，能够识别、判断、评估人类行为的智能，即可称为理性。

人类社会通过区分、压制疯癫，构建了独特的理性话语权。得到话语权，理性就拥有了从文化上规范人类文化行为的权利，理性社会的秩序便建立起来。在理性与非理性争夺社会主导权的过程中，迸发出文明的火光。疯癫便是文明火光的重要衍生品，文明现象的推进根源。

设想一下，假若我们身处精神病院中，如何向医生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看似无解的问题，实则每人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 我是正常人，不是精神病 ”。话语一出，自然继续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继续被关在精神病院治疗。那么何为疯癫？《新华字典》解释“ 疯癫 ”指神经错乱、精神失常，显示精神不健全或精神错乱，易受癫狂所影响。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指出，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近代社会产生的特殊现象。中世纪时期，疯癫并不与理性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处于暧昧状态。而且，在众多艺术作品中，疯癫都是具有启示性的中心意象。人们正是借助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性领悟，形成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在古典时期，随着禁闭所的兴起，人们逐渐把疯癫看成一种需要用禁闭来对付的破坏力量和威胁。禁闭表现出的是伦理和道德维度，是古典时期人们对美好事物憧憬的流露，被禁闭正是其反劳作与非道德的非理性展现。驾驭疯癫只能靠纪律或残忍，疯子被视作动物一般的病人。禁闭所内，疯癫者被展示、被参观、被表演，各种暴力行为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因素，各种神奇的“治疗”让疯癫者重获拯救，回归理性。

18世纪末，人们虽然对禁闭所进行批判，让疯人免除肉体的监禁，但精神病院的建立，却进一步加深对疯人精神的禁锢。精神病院是各种被道德和宗教环境笼罩的理性制度，与邪恶的非理性完全分离出来。精神病院内形成一种独特的“家”文化，医生占据着主导地位，院内所有疯人都必须完全服从“家”的指示。人们认为需要不断利用宗教刺激，一旦过滤掉疯人脑海中的谵妄、幻觉、绝望、忧郁等不良思想，疯人便能回归正常。

其实纵观全书，不难看出，福柯想告诉人们，疯癫与理性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疯癫其实就是隐藏在理性之下的那一点真性情。现实生活中，本质上其实并不存在疯癫，所谓疯癫只存在于我们每人身上独有的“疯态”中。现如今，理性宛若一个重要的边界，那些每天愿意按部就班、规规矩矩服从制度工作生活的人，恰似这条边界之内的自己人。而对于那些每天打破传统、颠覆创新的人，宛若这条边界之外的“疯人”，进而用冰冷话语中将其定义为“疯癫”。接下来，这群不符管教的“疯人”，一部分人接受了改编，剪掉多余的枝叶，成为了整齐划一的正常人，另一部分人则因为与理性边界不符被禁锢。

换一个角度想，非理性的“疯人”融合传统，成为理性的正常人，接下来再次设定全新的理性规范，来限制全新一批非理性的“疯人”。《疯癫与文明》与其说是一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史，不如说更像是一部“我们是谁”的哲学书。有些正常人，选择服从压抑规范的理性制度，进而自我内在另一个隐藏的思维被禁锢。相反有些虽被称作“疯人”，却毫不掩饰完全释放自我内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如狂放不羁、推陈出新、狂放自大等，却创造出一番不一样的创举。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数不胜数，虽曾被人誉为“疯人”，但其创举却影响深远。比如著名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与埃隆.马斯克，两人虽身处时代不一样，虽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但却都曾历经人生的至暗时刻，都曾被诸多世人不理解、不相信、不合作，都曾是正常人眼中的“疯人”，都曾力排众议创造出众多影响深远的产品、行业，他们的成功恰恰是不一样的非理性疯癫的不可能似的成功。

疯癫一直在人类文明进步发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文明时代产物的疯癫，不应一味迎合理性的苟且，更不应一味被囚禁于未知幽深的牢笼。疯癫与文明，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经常碰撞不断闪耀出诸多智慧的光芒。处于高速社会发展的我们来说，所能做的不是排斥疯癫，更不是囚禁疯癫，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用颠覆创新思维，走出舒适区， 建构 出与众不同的疯癫。让“愚人船”彻底成为一艘“朝圣船”，满载疯人，驶向文明的彼岸。

《规训与惩罚》、《思考，快与慢》、《史蒂夫.乔布斯传》、《硅谷钢铁侠》、《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传》、《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唐.吉坷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这种东西很快就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就是"愚人船"。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
　　当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呼。此时，这个重大的神话主题获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会中广为流传。时尚欢迎这些舟船的故事：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1502年创作了《五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1503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 vanOestvoren）于1413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用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当然，博斯的绘画也属于这个梦幻船队之列。
　　然而，在所有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讽刺意味的舟船中，只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过。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这种习俗在德国尤为常见。15世纪上半叶，纽伦堡有63个疯子登记在册，其中31人被驱逐。其后50年间，据记载至少有ZI人被迫出走。这些仅仅是被市政当局拘捕的病人。他们通常被交给船工。1399年，在法兰克福，海员受命带走一个赤身裸体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15世纪初，美因茨以同样方式驱逐了一个疯人罪犯。有时，水手们刚刚承诺，下来，转身便又把这些招惹麻烦的乘客打发上岸。法兰克福有一个铁匠两次被逐，但两次返回，直到最后被送到克罗兹纳赫。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愚人船"驰入它们的港口。
　　揭示这种习俗的确切含义并非一件易事。有人会设想，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当局以此把游荡的疯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下列事实：甚至在专门的疯人病院设立之前，有些疯人已经被送进医院或受到类似的看护；巴黎的主官医院当时已在病房里为他们设置了床位。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专门的疯人拘留所，如默伦的沙特莱堡，康城著名的疯人塔。在德国有数不胜数的疯人塔，如吕贝克的城关，汉堡的处女塔。因此，疯人不一定会被驱逐。有人会设想，只有外乡疯人才会被驱逐，各个城市都只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我们不是发现一些中世纪城市的账簿上有病人救济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记录吗？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先集中收容疯人的是一些圣地：圣马蒂兰·德·拉尔尚，圣希尔德维尔·德·古奈，贝桑松和吉尔。去这些地方朝圣是由城市或医院组织的。往往还得到城市或医院的资助。这些素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有些船是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到比利时和吉尔。另一些船是沿莱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贝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