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的武梁祠武梁祠“个人”进入美术史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梁祠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最具...
武梁祠的武梁祠
武梁祠“个人”进入美术史
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梁祠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画像遗存。它从宋代起就受到赵明诚、欧阳修等金石学家的重视，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图像表现了怎样的内容？以怎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设计者是谁？他的想法是什么？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巫鸿教授就此在京举办了专题讲座。
巫鸿理论来源
巫鸿先生著述总量大，涵盖范围广，从史前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实验艺术。这套文集只是较为全面地汇集了他已有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论文和讲话稿，并不包括近代至当代的部分。这样选择，所设定的主要读者是兴趣集中于古代美术的朋友们。
出版者命我为这套文集写一点文字。借此机会，我谈一下对巫先生著述的“阅读史”和体会。
第一次读到巫先生的文章时，我还在读大学。大约在1986年前后，先师刘敦愿命我研读《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一文。我在对这篇文章充满兴趣的同时，也很惊异作者如何收集到如此宏富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材料。其实，巫先生写这篇文章时，还只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读的硕士生。
第二次读到巫先生的文字，是《武梁祠》的英文版。1994年，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唐琪女士到山东收集资料，将这本书赠我。夏天，我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文祺老师参加沂南北寨汉墓的第二次发掘，晚饭后，躲在营地的蚊帐中读《武梁祠》，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1996年10月，在汪悦进的帮助下，我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悦进兄是巫先生弟子，二人年龄相差十多岁，悦进兄按照美国习惯径称他“巫鸿”。我想了想，还是称他“巫先生”。
在芝大的五个多月，我一边听巫先生的课，一边尽可能地找来他已发表的文字进行研读，收获颇丰。重读《武梁祠》，我时时联想到1984年我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所听的第一堂课，即张光直教授的讲座《聚落形态》。巫先生是张光直在中国大陆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武梁祠》便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巫先生整体解读武梁祠的方法虽不能简单地说直接来源于聚落形态理论，但显然与这类理论相一致。此外，从中也不难看到当时在西方仍然盛行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艺术史潮流的影响。
1997年，我与王睿君计划编辑一部巫先生的论文集，汇集到约30篇文章，其中还不包括他关于卷轴画和当代艺术研究的成果。在多位朋友的齐心努力下，这些论文被译为中文，2005年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为题出版，受到国内读者热情的欢迎。巫先生的研究不局限于传统的分类方式，《礼仪中的美术》所收录的文章，显示出他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在方法和理论上寻求创新，其目的在于多角度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
阅读巫先生关于古代的著述，难以完全绕开他对当代的研究。1997年，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筹备了第一个中国实验艺术展览。我在回国之前，看到了他为这个展览编写的图录《瞬间：20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样书。此后，巫先生作为策展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举办了大量实验艺术的展览。近年来，他在当代艺术方面的著述甚至多于古代部分。
巫先生对于不同课题的研究往往彼此交叉进行，写作方式十分多样。例如，他当年在哈佛就职的学术演讲便谈到屏风在中国绘画史中的意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杀青不久，他就完成了《重屏》这部讨论中国绘画的著作;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筹划实验艺术的展览。在这种高效的、齐头并进的方式中，各个看似迥然不同的课题彼此激发，波澜壮阔。
巫先生是一位极为勤勉的学者，同时又有着多方面的行动力。除了作为一位策展人活跃在当今国际艺术领域，他还花费了大量心力推动中国与国际美术史界的交流。
巫先生已过了70岁，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在学术上仍充满朝气。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是巫鸿先生最为赞赏的诗句。他的文字意义不在于提供一种或几种模板，而在于为未来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了巨大的空间。
(《无形之神——巫鸿美术史文集》[美]巫鸿著 郑岩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有删节。)
巫鸿的著作
他的第一本书《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89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获得了该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1995）被《选择》（Choice）杂志评为1996年杰出学术出版物，进而被《艺术论坛》（Art Forum）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1996）获全美最佳美术史著作提名。其参与编写的重要著作包括《中国绘画三千年》（1997）、《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等。巫鸿多次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客座讲学，发起“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系列国际讨论会，并主编三册论文集。
巫宝三的家庭成员
在哈佛期间，巫宝三认识了在蒙特霍留克大学攻读西方戏剧学的孙家琇女士。
孙家琇，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天津。父亲曾任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和教育厅长。父兄均为留学学生。她1935年肄业燕京大学，就读于美国米尔斯大学，1937年进入蒙特霍留克大学学习。1938年夏，她在哈佛大学剧本创作班学习时，写了抗日的独幕剧《富士山上之云》。
巫宝三硕士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时值抗战，巫宝三希望能尽快回国参见抗战，于是中断哈佛博士学业。孙家琇女士也计划放弃攻读博士机会，到了柏林与巫宝三结婚，一道回国。回国后，巫宝三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竹安巷4号）工作，孙家琇原在西南联大工作，女儿出生。1942年转达武汉大学外文系工作。当时武大女教授仅5位（苏雪林、袁昌英、杨安妮、朱君允、冯沅君，她们全都在文学院任教），孙家琇来后，成为全校最年轻的教授。时任文学院院长的是陈源（西滢）。武大在乐山办学，长子巫鸿1945年即出生于乐山。孙家琇建国后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为中国研究莎士比亚第一女性。巫鸿，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79年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老同学韩倞联系，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巫鸿对自己的家庭教育，曾在李清泉、郑岩的《巫鸿教授访谈录》中叙及，“我在国内的有些学习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是不够专业化的，我的父母都是知识界的，小时候大人谈话的时候，我爱在旁边听。也见到过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以前还拿了自己的稿子请夏鼐先生看。”在2009年7月的《新京报》采访中，“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在我小时候就会见到他们和艺术圈的一些朋友有来往，我从小就对一些名字很熟悉，常听父母提起，比如费正清还有他的夫人费慰梅。但是小时候我并不希望通过父辈的关系结交这些人物，反而有些刻意回避。”
去了哈佛之后，他对父母的学缘关系逐渐重视，“其实，我父亲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30年代公派出去的，学经济学，而我母亲在国外学的是英美文学和戏剧。半个世纪后我也去了哈佛，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去美国之前，父亲特意告诉我在哈佛上学，哪里可以吃饭，哪些饭馆的饭好吃。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以为过了50年，那些饭馆还在吗？’结果等我到了美国，发现50年后，父亲提到的一个饭馆居然还在”。“去哈佛读书，也使我有机会见到了父母的故友，我和费慰梅后来还成了忘年交。等到我写《武梁祠》的时候，和费慰梅聊了很多，她还为我写了这本书的前言。”巫鸿也在《武梁祠》的扉页写上了“献给我的父母巫宝三、孙家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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