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贞观之治》后，我体会 到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和平才能有发展，虽然贞观前几年战事比较多，但李世民深知只有稳定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提升国力。所以今天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这里关系国家兴亡的最后诠释。同时，对一个国家而言，闭关锁国只能落后挨打，贞观二十三年，不断加强与世界的交往，学习到了学多先进文化，也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今天的“改革开放”之路必须一如既往走下去，不但要学习先进的国外知识和技术，也要学会展现我们中华民族泱泱大邦的胸怀。
一部《贞观之治》将永声历史.让读者去评说，让世人去缅怀，让世界去学习。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的读后感
①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②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③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国学经典读后感1000字一：

　　这本书分行节俭、强自信、讲智慧这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由经典要义、故事、生活、实践和经典诵读四个部分组成。不仅有名家名言，还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选读。其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辛”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使国学之精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让中小学生更容易理解，方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用在实处。

　　读了这本书，不但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更让我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中。比如“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俭节约，不要奢侈浪费。又如“恃人不如自恃也”，就是教育我们要从小努力学习，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增强自己的独立性;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可能总是依靠父母和他人，而是应该自立自强。

　　《国学经典》这本书在扩大我们的阅读量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随着我们健康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从国学经典中感悟师德

　　春秋时期的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中国文化的代表。

　　中国人因为孔子而骄傲和自豪，外国人因为孔子而研究中国，“孔子学院”于是成为许多国家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古人和今人的学术机构。孔子的经典语录集《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更是成为外国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论语》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作为教师，为人师表，更是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真正做到身正为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于是，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成为国家的栋梁。而要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得起各种不良现象的诱惑。

　　国学经典读后感1000字二：

　　初识国学经典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经典的份量，它定是我国文学界中的奇葩，并且觉得那是文孺志士的专属区，像我这种肤浅的文学造诣不高之辈怎能领会其中的奥秘。我带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在网上查阅起来。

　　详识国学经典让我豁然开朗，想想自己的学识只是冰山一角。国学经典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不知多少人对它们肃然起敬。像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治天下，可见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其实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所传递的是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我们说孔子是圣人，因为在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他是一位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曾有这么一种说法，现在姚明代表中国，而在古代代表中国的却是孔子。这说明孔子的影响力深远。像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等句子朗朗上口影响久远。

　　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感受最深的孔夫子好学的精神。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扪心自问，我是何其肤浅，何其妙小。我为自己身为一名人民教师而惭愧，这是个信息化，网络泛滥的时代，学习条件优越极了。可每当要我们学习各种理念理论时，总是一副心烦意冗的样子。要是到了交论文的`时间，国学经典中的那些华丽辞藻那能从我这种庸俗之辈的笔尖中“陈列”出来，大多在网上东拼西凑，借东家梁换西家柱。就这样西稀里糊涂上交了一篇牛头不对马嘴的文章。正如《法言·修身》中所言：“三年不目日，视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意思是：“三年不见日光，瞪眼而看不见;三年不见月亮，目光就短浅。长期不学习必定愚昧短浅。”看来立志学习才是当前明智之举。正如《礼记·儒行》中：“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意为：“广泛地学习永不满足，身体力行永不懈怠。”也只有不断为自己“充电”才能成为一名不被时代淘汰的教师。通过这次学习我感受到了古代文人那份谦虚、豁达、坦然和乐观。像《老子》：“不自矜，故长。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我，故有功。”意思是：“不自高自大，所以能保持长久。不自我表现，所以别人能理解你。不以为自己绝对正确，所以能是非分明。不自我夸耀，所以才有功劳。再如《贞观政要·刑法》中：“乐不可报，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意为：“享乐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带来哀愁;欲念不能放纵，放纵就会酿成灾祸”。

　　通过这次学习我收获颇多，感受也颇多。也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语出《培根随笔》中的《论读书》中的语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云：学皆成性。不仅如此，连心智上的各种障碍都可以读适当之书而令其开豁。这说明读书的重要性。自古都有“书中自有语无玉，书中自有黄金无”的说法。通过这次学习坚定了我立志学习的意志和信心。如出自明·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的：“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意思是：“志向不确立、犹如无舵之船，无绳之马，飘荡放纵，到何处去呢?”又如《礼记·中庸》中的：“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意思是：“君子不断自我反省，无损自己的志向。”再有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美”。意思是：“不学就不能增加才智，无志向就不能成学业。”这些都证实了孔子所言，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实现其人生价值。只有通过读书，才能使人变得聪颖睿智。

　　宋·杨万里《诗论》中说到：“愧斯娇，娇斯复、复斯善。“意思是羞愧就会改过，改过就能回头，回头就成为好人。”我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正真改变自己。试想想自己，昨天的我像一匹稚嫩激情高昂的马驹有驰骋沙场的欲望;可在残酷的现实中这匹有追求有抱负的马驹变成了今天的未老先衰、没有目标、颓废的拉着石磨的驴;通过这次洗脑，希望明天的我能成为一匹体态丰盈的骆驼载着智慧，载着希望，载着毅力穿过迷茫的沙漠寻找到一片新的绿舟。

　我从来不支持用道德问题代替实际操作的技术问题，所以，此篇玄武门之变的论述，希望以此为原则与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关于玄武门事件操作者的实际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从这两条可看出：杀建成、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一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唐太宗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事实上，当时的唐太宗是很凶险的，他不致丧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如果敬德来迟，历史将没有唐太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的少。
　　我们再来看其他典籍：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
　　从以上两条，皆可支持实际操作人数在八十几人的说法，很明显，这更像一次刺杀，不像一次战斗。
　　我们来对此进行考究：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建成、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攻玄武门，并杀守将。从“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可知，君弘是关键人物，杀了他，足以报太子矣。为何君弘如此遭东宫府兵之痛恨，因为他也是凶手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动手（杀建成、元吉时）的凶手。
　　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建成、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
　　“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虽张公谨多力，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的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犹其是英勇悲奋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的一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
　　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的人时，我们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了，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第二、关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关于玄武门之变进行论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1、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在引述《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时，《旧唐书》错当为《新唐书》，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作为后人，这么久也没人为他指出，更不应该，不严谨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2、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1）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唐太宗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2）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3）此墓碑出自李义府之手，观李义府一生之卑劣所为，此人之言绝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像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奸犯科，没有诚信的人，为何我们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来自李义府本人原型。
　　综上所述，常何碑所载不可信，陈寅恪的观点无法成立。
　　陈寅恪是我林俏龙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历史感觉敏锐，要知道这点是治学最关紧要的，没有敏锐的历史感觉，只会做一个平庸的学者。事实上，陈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一方面源自于知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历史感觉敏锐。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学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