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鲁迅先生的《药》以后，对中国旧农村里的广大农民有了一点见解。他们生活在一种似人非人的世界里，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暂且说是麻木不仁吧，他们是无奈的，就连如何坠入这麻木不仁的圈套里的，他们也许也全然不知。可悲，真的可悲。但是他们却一直的这样生活，翻版着一个个前人的身影，一个个以前发生过的，却又在不断发生的故事。多么滑稽的事情啊，吃下那带着革命者一点刚劲滋味的血馒头，就能拯救一切？包括社会，人性，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的农民除了干农活以外，干得多得也许就是整天的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别忘了，一件小事可以成全一个人，也可以败坏一个人。说的没错，就在这谈论中，中国农民就消沉了，忘记了一些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真的就置身与天地山川之间，淡出了与命运的决斗擂台之上。悲！
　　毅然决然的以为自己对于农民就认识这些，肤浅了？我们常常把愚昧落后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太重了，实在是太重了，他们负担不起，我们这个社会也负担不起，他们也许也不觉得了，不觉得痛，不觉得悲。他们变胆小了，他们变沉默了，他们越发的不知所措，也就不以为然，也就抿然众人了。
　　往事越千年，来到今天，又有了像陈奂生这样的中国农民。同样，在面对百转千回的社会时，他们同样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适应当今的社会。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不同于旧式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便又在我们的生活中茫茫碌碌，我们却又对他们“另眼相看”了，于是他们又是难堪，阿Q的复活者又层出不穷，让人玩味。
　　我全然不知是他们容不下这个世界，总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种凝重；还是这个世界容不得他们，总给他们以难处的境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招惹谁了？他们完全有理由活得更洒脱些，但是他们却没有，依然执着于在世界的角落徘徊前进，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默许了。但是我们也开始关注他们了，的确，别忘了，只有他们，才是我们心中无法忘记的生命脊梁！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也许是后者多些，我一路走来，也有过一些疑惑，但是我依然执着于那些心中的力量与温暖，这才是人性的所在吧！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每个人心中的中国农民形象，我期待你们的解答，也期待着生命的回音……

鲁迅先生最大的特质，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胸怀。看到受苦受难而永无了日，故有其“哀”；看到受苦受难而无长进，故有其“怒”。
　　
　　馒头是吃的东西，那蘸了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就成了药了吗？现在看来恐怕是十分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可是在那个时候，辛亥革命时，虽然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可人民的思想还是没有解放。
　　
　　有很多人说华老栓夫妇麻木但是爱子，我认为恐怕不是的，他在茶馆中忙碌了大半辈子，勤勤恳恳地劳动，为儿子治病而省吃俭用。为儿子治病掏出积攒多年的洋钱，就只换取了几个人血馒头，愚昧落后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华家有好几个儿子，小栓生了病，那么华老栓还会如此尽力吗？恐怕不然，他费尽心思为儿子治病，恐怕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吧！为了华氏的香火，他们不惜一功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与其说华老栓夫妇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身上还未散去的封建之气。
　　
　　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大众却不支持他。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华夏”本是一家人那！夏瑜应该依靠老栓却没有，老栓应该支持夏瑜却没有；流血的不知道为谁流血，吃血的不知道吃了谁的血。以互不关心为始，以同归为尽为终。鲁迅先生通过夏瑜这一角色，表达出同情、赞美，也表达出当时民众的落后愚昧，统治者的凶狠残忍。同时也一语双关地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没有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但文中在清明节坟头出现的花环，说明革命者仍然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夏四奶奶是夏瑜的母亲，她“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去给儿子上坟，她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儿子的光荣就义，英勇牺牲是有损祖颜的事。母亲对儿子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不理解，不支持儿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悲哀！她认为花环是儿子显灵，希望乌鸦飞到坟头，是一个封建迷信者的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的是为谁，却还要因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鲁迅先生用他的一支笔，将当时整个社会浓缩到简短的文字中，字里行间都射出残酷的社会现实！发人深省。
希望这些能帮到你，
祝开心O(∩_∩)O~

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明线：一个秋天的后半夜，华老栓到刑场买“药”－→当天早上，小栓在茶馆吃“药”－→当天上午，茶客在华家茶馆谈“药”－→第二年清明，华大妈为小栓上坟。暗线：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 　　明线是主线，突出群众的愚昧麻木；暗线是次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 　　对《药》的线索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暗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药》的主线，夏瑜的主人公的地位是“摆好了的，确定了的”。也有人说，《药》描写了“两个主人公”，又有人说《药》“是一篇没有主人公的小说”，明暗两条线也就没有主次之分了。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么寂寞，多么悲哀。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又符合当时他的思想，是对《药》的主题的精当的概括
《药》的题目含义深刻。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全文以华老栓买药为儿子治病为故事的开头，题中的“药”即蘸着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 　　2.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给麻木不仁的人民群众的一帖药，意在拯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精神。 　　3.文章同样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药，指出革命不能脱离群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药”的表层意思是人血馒头。 　　贫民华老栓夫妇拿出长期辛勤积攒而舍不得花的钱，为小栓治病买“药”——人血；在茶馆里，茶客都对“人血馒头”津津乐道。广大的下层老百姓都相信人血馒头是治肺痨病的“包好”的良“药”，但是小栓服了人血馒头却还是死了，可见，这所谓的“良药”其实是使人早日丧生的迷信之药。从这点来看，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毒害，反映了广大民众迷信、愚昧和落后的社会现实。这样的主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小栓治病的馒头上，蘸的是为推翻封建制度而英勇就义的革命者身上流出来的鲜血，这样，这味“药”，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2、“药”第二层次的意思是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 　　夏瑜是为民众奋斗的革命者，革命者以不畏强权争取民主，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为“药”，去救治病入膏肓的旧社会，建设民主社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然而，就义之时，夏瑜却成为民众围观、取乐的对象；被害之后，本应“治国”的血却又成了拿来治痨病的“药”。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华老栓们并不知道夏瑜的血是为他们而流的，所以才“潮一般向前赶”看杀人找乐子，所以才对夏瑜的死无动于衷而羡慕夏三爷赚了一笔，所以才为小栓能吃上夏瑜的血而庆幸不已。尤其可悲的是茶客中有个“二十多岁的人”，年纪与夏瑜相仿，按说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但当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造反，他第一个“现出气愤模样”，还附和众人说夏瑜骂阿义可怜是“发了疯了。”茶客从老到少，没有一个是夏瑜的知音，“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秋瑾《宝刀歌》）真是可悲！ 　　“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劳流血叹无功。”（秋瑾《吊吴烈士樾》）革命行动失败了，不能救国；夏瑜的死也不能唤醒民众的愚昧和麻木，而且华小栓服错了药，还贻误了治病。国家疾未治，民众病未医，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可说是一剂无效的“药”。 　　3、“药”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探讨“病态”的社会要什么“药”才有“疗救”的希望。 　　鲁迅曾远赴日本学医，他写这篇小说是不是为了宣传西医西药？当然不是。老百姓拿人血馒头治病，方法固然错误，更可怕的是，“人血馒头”事件所反映的集体的思想的愚昧。,鲁迅清醒的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因此，即使使用先进的西药治好了肺病，但空有健壮的身驱，精神依然落后愚昧，也无助于国家民族的复兴。 　　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鲁迅赞赏其精神，但不认同其方法。夏瑜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不被民众所理解，夏瑜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大清”是谁的，国家什么概念、政体如何变迁，是华老栓这样的小老百姓所不关心的，他们只关注实际地影响到他个人、家庭的具体的事件。所以，他在监狱里劝牢头造反，招来的是毒打；甚至，夏瑜自己的母亲都不理解儿子的革命壮举，她上坟时，“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通过夏瑜的悲剧，鲁迅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轻视群众，脱离群众。至于如何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鲁迅先生作这篇小说时，还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战土，他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济世良“药”。鲁迅先生自己也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写华夏两家的悲剧，为的就是启发人们尤其是革命者，去探究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切实有效的良药。 　　此外，“药”本身又是联结情节的线索。 　　小说第一部分是买“药”，第二部分是吃“药”，第三部分是谈“药”，最后“药”无效而终结。“药”，不仅仅概括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而且在华家的求药治病与夏家的流血牺牲之间巧妙地搭建起一座桥梁，形成明暗线的双线结构，从愚昧落后的群众和无谓牺牲的革命者两个侧面来表现主题，线索分明，寓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