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戈尔医生读后感(电影 日瓦戈医生)

发布时间: 2023-05-09 08:27:36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读后感 点击: 79

电影,日瓦戈医生请评价一下男主人公。我不解为什么他会最终抛弃自己的家庭,而去追求别人?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

日戈尔医生读后感(电影 日瓦戈医生)

电影 日瓦戈医生

请评价一下男主人公。我不解为什么他会最终抛弃自己的家庭,而去追求别人?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
  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与拉拉虽然近在咫尺却忍受住相思之苦,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欺骗过拉拉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在与日瓦戈谈话以后,日瓦戈欺骗拉拉也会随后跟随他们而去,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拉和拉拉与安季波夫的女儿卡坚卡,日瓦戈却留了下来。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走。斯特列利尼科夫自知走投无路,思想绝望,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在于好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长谈后,离家出走,在坐电车时,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路上。

日瓦戈医生的人物介绍

尤利·日瓦戈(Yuri Andreyevich Zhivago):主角,医生。自幼父母双亡,由舅舅扶养长大。与冬妮娅结婚并有两子,但在军医院与拉拉相恋。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Nikolay Nikolayevich Vedenyapin):日瓦戈的舅舅。
尼奇·杜多罗夫(Nicky Dudorov):日瓦戈的童年好友。
米夏·戈尔东(Misha Gordon):日瓦戈的童年朋友,犹太血统,小时曾亲眼目击老日瓦戈自杀。
冬妮亚(Antonina Alexandrovna Gromeko):日瓦戈的妻子。
艾玛莉亚(Amalia Karlovna Guishar):拉拉的母亲。
拉拉(Larissa Fyodorovna Guishar):帕莎的妻子,日瓦戈的情人。
维克多·科马罗夫斯基 (Victor Ippolitovich Komarovsky):把老日瓦戈逼死的律师,同时又纠缠着拉拉。
帕莎·安季波夫 / 斯特列尔尼科夫 (Pavel Pavlovich Antipov/ Strelnikov):铁路工人的儿子,拉拉的青梅竹马。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 的对立面。书中有很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军所摧毁。尤利必须在那动乱的时代亲眼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于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俄国的旅程可以说是有种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人” ,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体思想。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爱。尽管日瓦戈知道拉拉如其本人所说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却仍然无私地爱着她。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的幸福,都鼓励对方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去。冬妮娅在即将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前夕给日瓦戈的信中则这样写道:“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那个还是少年的白卫军士兵谢廖沙,在危难中把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带到了莫斯科,设法把他送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也是他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真正的人永远活在别人之中,早在自传随笔中他就有言:“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尤里·日瓦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从莫斯科的一名医科大学生、经受过历次战争和革命风雨的洗礼,到20年代末成为一个潦倒知识分子的遭遇,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线索。处于日瓦戈周围、并对他的性格与命运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物,则有他的舅舅兼抚养人、还俗神甫韦杰尼亚夫,他的岳父、化学家格罗米科,他的妻子冬妮娅,他的情人拉拉及其丈夫安季波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与他一直保持着友谊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等人。作品通过日瓦戈的坎坷经历,借助于他的札记、创作、书信、独白和思考,经由他和上述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从这一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勾勒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的一幅幅生动侧影。读者可以看到因城市里夜间发生战斗而倒在人行道上的伤员,街头张贴的政府公告和法令,身穿皮夹克的权力无边的委员,被战火和饥荒踩踏的村庄,却很少能看到关于社会重要事件的具体而直接的描写,因为作品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正如俄国流亡批评家费·斯捷蓬所说,在作品所勾画的全部“混乱“之上,“始终闪现着精神的折光”。如作品中写到二月革命后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在列车上遇见一位年轻猎人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同他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这番对话,正反映了俄国两次革命之间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一特殊时期许多人共有的感觉。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后来,当日瓦戈在尤里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在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乌拉尔山区之后,日瓦戈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日瓦戈童年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走过了和前者不同的人生道路。20年代后期杜多罗夫曾被流放,但在服满期限后却恢复了公民权和大学中的教职。三位老同学在莫斯科相会时,杜多罗夫曾真诚地谈到:狱中狱外有关方面对待他的教育,使他清醒了头脑,擦亮了眼睛。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医生》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甚为接近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他还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和元历史。“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个性是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历史过程就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不存在任何高于个性的事物,因为从神学上看,只有个性可以期望复活。”帕斯捷尔纳克未必已触及别尔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实质,但是在《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建构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思想的隐约存在。
帕斯捷尔纳克对个体生活和个性独立的关注,使《日瓦戈医生》表现出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日瓦戈最为看重的是普通、平常的生活,他在札记中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引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来说明诗人对于诚实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的赞美。
在一战前线度过三年后,长期的隔绝使日瓦戈在归途中最心旷神恰的就是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感到“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生命和感受,就是为探险者所追求、艺术所指涉的东西。”
作品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是从个人幸福、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历史事件的,所以在和日瓦戈谈起她与安季波夫的命运时,她才会说:“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她深信落在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头上的所有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摧毁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崩溃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观念,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拉拉看到,“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信。一切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的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当拉拉看见年幼的女儿卡佳对已经降临的灾祸毫无所知,仍然在用积木搭房子时,不免触景生情:“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和孩子们不同,大人们却不得不“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拉拉最后在日瓦戈的灵柩前哭诉道:“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这便是这位女性眼中的历史,包括它那野蛮而虚伪的过程和灾难性的后果。“宏大历史”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的是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医生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称之为“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他对革命后的战乱和困境颇感迷惘,对于无论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反映了旧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曲折经历。作品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写法与以往的这类作品不同,别具一格。
对日瓦戈医生爱情的描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说作品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日瓦戈一生与三个女人有瓜葛——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玛琳娜。冬妮娅与日瓦戈青梅竹马,但他们之间亲情的成分大过爱情,如果理解为爱情,也不过是男女世俗的友爱、爱人般的体贴,缺少灵性的成分;玛琳娜在日瓦戈落魄潦倒时与他同居,但他们精神上无法沟通,他们仅是一种肉体之爱。日瓦戈一生真正圣洁的、癫狂的、“灵魂与灵魂相遇”的神性之爱实际上给了拉拉。
拉拉是上帝的馈赠。因此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具有超脱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它以疯狂、怪癖、激情和不可理喻超越了卑微的世俗之爱,他们的爱上升到了生命本真的神性高度。这种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短暂的本真之爱散发着超脱尘世的幸福的光辉和非人间的欢乐的天堂气息。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他的札记《游戏人间》,便是当时岁月的日记,其中有随笔、诗作和杂感。小说第9章“瓦雷金诺”的16节中,前9节就是日瓦戈的9篇札记。在这里,他记叙了自己为了一家人活下去而进行的鲁滨逊般的劳作,他和格罗米科一遍又一遍地读普希金、托尔斯泰、斯丹达尔和狄更斯,没完没了地谈论艺术的情景,冬妮娅怀孕后他对妻子的感情,以及他在注视这一片旧庄园周围随着四季转换而变化的自然景色时关于历史、日常生活、俄罗斯诗歌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还有泄露他深层心理的梦。在第15章“结局”中,也有一节是日瓦戈辗转回莫斯科以后写的札记,其中有他面对城市的荒凉萧瑟而发出的“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的设问。他写的诗作,或独立成篇,或是札记的一部分。如“失措”一诗写于革命后他带着伤寒病去拉一车劈柴回家的日子,写的是幻觉中的“入胎”与“复活”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冬之夜”、“圣诞夜的星”等诗,则是他在和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一个雪夜的创作,它们都被收进小说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中。这一章所有25首诗,或暗示日瓦戈的必然命运,或是拉拉精神境界的写照,或追忆两人的爱情、表现他们离别后彼此间的痛苦思念,或是借基督之口对时代作出的判决,均与前面各章的叙事形成艺术上的彼此呼应。
作品不仅将主人公的札记和诗歌作为书中的某些章节直接植入文本,还描述了他写作的过程和其间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手稿的命运,使文本中出现了”关于写作的”的文字。重返瓦雷金诺与拉拉在一起的日子,是日瓦戈写作较多的时期。那时,周围迷离、或隐或现的一切,都仿佛在呼唤着他加以表达。每天晚间,他浏览前一天写下的诗稿,推敲其开端与结束,琢磨其抒情风格,斟酌自己所采用的诗格,时而为自己写的东西而失望和伤心,时而又激动得流泪,惊讶不已。在仔细修改好初稿后,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这期间他写的诗,大部分是献给拉拉的。在她离开瓦雷金诺之后,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各种事物的涂鸦之作整理完毕,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像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这类“关于“写作”的叙述,常令读者感到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形象发生了某种交叠,甚至觉得这好似帕斯捷尔纳克在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书中没有忽略日瓦戈的札记和诗歌后来的命运。返回莫斯科后,日瓦戈的一本小册子得以印行,其中既包括他关于个性、历史和宗教的思考,也包括他写的小说和抒情诗。这本书当时就深得读者赏识。后来日瓦戈又避开喧嚣,整理自己旧时的诗篇、修改尚未定稿的作品,并开始写新作。不幸的是,不久后他便撒手人寰。但是此时,他的思想和诗歌已经获得了许多不相识的知音。奇迹般地回到莫斯科的拉拉,曾参与尤里·日瓦戈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整理其文稿的工作,但因被捕而中断。不过,叶夫格拉夫还是整理好了尤里的著作集,因此戈尔东、杜多罗夫在战后岁月里才有机会阅读和谈论它,并认为“这本书仿佛知道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关于心灵自由、关于未来等)的感觉。”读至此,读者又仿佛感到日瓦戈的创作好像就是《日瓦戈医生》,“书中之书”和书本身的影像重叠起来。
在叙事方法上,《日瓦戈医生》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运用隐喻与象征来表现人物心理、命运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作品中写日瓦戈一次生病时,曾有很长时间处于谵妄状态,在幻觉中看到一个长着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穿着一件在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的男孩;他认定这个男孩就是他的死神,可是这孩子又帮他写诗。这一幻觉形象象征性地预示了日瓦戈后来的遭遇。又如拉拉在受到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曾梦见“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让玛莎过小溪》”。在此之前,作品中已写到“透过左边的肩胛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显而易见,这个梦隐喻了拉拉刚刚被激起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处于审视之下的羞耻感和罪孽感。日瓦戈落入游击队之后,在听到一个暴虐的传说时,也在幻觉中仿佛看到“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好像有一把利剑“劈开了她的肩胛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这一幻觉和拉拉的梦遥相呼应,暗示日瓦戈早已驶入她心灵的隐秘之处。
同隐喻与象征手法相得益彰的是作品中的意象运用。小说中多次出现“窗边桌上燃烧着的蜡烛”的意象。学生时代的拉拉就喜欢在烛光下谈话,帕沙·安季波夫总是为她准备着蜡烛,每当他们在卡留尔格尔斯基街的那间租房里交谈时,他就把蜡烛放在窗边桌上点燃。这时,房间里便洒满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日瓦戈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曾和冬妮娅一起去斯文季茨基家里参加圣诞晚会,当他们穿过年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时,他曾注意到一扇玻璃宙上的窗花被烛光融化出一个圆圈,并下意识地念出了“桌上点着一只蜡烛……”这样的句子。 十分巧合的是,决定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拉拉此时正在和帕沙交谈;而日瓦戈正是在这次圣诞晚会上第一次看到拉拉的;许多年以后,日瓦戈去世后尸体停放的房子,恰恰是当年帕沙租的那间房子;当拉拉奇迹般地出现在日瓦戈灵柩旁时,她怎么能想到,死者当年驱车而过时曾看见窗前的蜡烛和被烤化了的霜花,“从他在外边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桌上点着蜡烛”也同样是“尤里·日瓦戈的诗作”第15诗“冬之夜”的主导意象。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意象,深印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识中,象征着他们俩心心相映的心灵之光。
《日瓦戈医生》中的景色描写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同样和作家对于个性的关注相联系。这尤其显示于作品关于自然景色的“转喻性描写”。作家一方面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另一方面又将人物的心情投射到自然界,甚至让人物渗透到大自然中去,着意强调人和自然的不可分性。整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始终以冷色调为主,较多出现旷野、冰霜、风雪、寒夜、孤星和冷月的画面,既与主人公超凡而忧郁的精神气质相和谐,又呼应了作品大提琴曲一般沉郁的抒情格调。

求《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

《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一):表面一件小事,引发诱因,造成一些列行为模式改变。
本书主题思想:表面一件小事,引发诱因,造成一些列行为模式改变。
颠覆传统的思想:
1、交通问题:马车和汽车的作用异曲同工,都是当时经济大发展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都造成社会问题,都有环境污染,汽车是马车替代品,什么又是汽车替代品,过度担忧环境污染是没有必要的,总有新的方案会代替旧的方案。
2、外部效应:实施一种行为,其他人被迫为此行为付出代价,叫外部效应,分正负两方面。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做出的保护措施,伤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就是自我利益的经典案例,比如防盗装了CLUB锁。
3、因人而异的效果:没名气的人,以低成本解决一件棘手难题,不被认可;名人用高成本,费时未必能解决难题的过程,已获得众人拥护。
在选取样本事,尽可能剥离复杂因素和变量。
4、决定薪酬的原因:除了供求关系,还有工作难度、工作不适程度、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数等。
5、价格歧视:实施价格歧视时,要做到无转卖可能性、可实施的对象清晰可辨。
6、样本选取:将现实固有的复杂因素剥离,尽可能公平评估试验
7、学会思考不同事情的共性:街头妓女和圣诞老人都是利用特地时间的需求猛增带来短期机遇赚外快。
陪同女郎和企业家的共性:找到合适销售渠道,去掉中间商使成本最低、独特的人格魅力能发现对方优点、质量控制(坚持理念和逆向思维),根据供求市场灵活掌握价格歧视。
《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二):人之初,本“利己”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一套四本80万字,只有引用了一小部分浅显的经济学词汇;虽然大量引用数据,但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也没有。作者的写作手法,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被我们忽略甚至完全误解的“经济学原理”,内容通俗、文笔易懂,所以读起来很流畅、很轻松。
第一册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副标题为“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作者通过几个颠覆性的话题引来热议,比如“教师和相扑选手为何要作弊?”、“毒贩为何还跟母亲住一起”等,每个话题都写得比较深入,数据详实。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莫过于“90年代开始美国犯罪率下降,源于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
第二册是“拥有清晰思维的艺术”,全书仍然注重用数据说话,告诉大家:酒后走回家比酒后驾车回家更危险、医生洗手的概率远低于“规定”、妓女减少主要是因为婚前性行为增加、儿童安全座椅并没那么“安全”、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是自杀的五百多倍......至于书标题所描述的“清晰思维”,我个人理解是“经济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利他”从本质上都能找到“利己”的根源。
第三册“用反常思维解决问题”,我个人提炼作者所指的“反常思维”就是指“诱因思维”,或者说是“动机导向思维”。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为了减少眼镜蛇颁布蛇皮换钱的法令,结果反而催生了一大批养蛇人;很多城市限号以后,汽车保有量反而猛增;在写有保护提示的标志牌前,石化木反而被偷的更多。如何正确利用诱因呢,我想有以下几点:找到人们真正关心什么,而非口头;给对方你能承受的更多价值诱因;注意人们对不同诱因的反应;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永远不要臆测人们会因为“这样做正确”而去做某事。
第四册“用有色眼镜看世界”,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本博客文集,集成了作者在成名后开的博客的各种内容,这是全套书最厚的一本,却也是最没有营养的一本。不仅缺少主题、杂乱无章,内容也缺少深度。
整套书看完,可能不得不承认,书里的许多内容确实都很“新鲜”,但其许多观点我个人并不认同,比如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监控摄像头的普及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吧。但我确实要承认,作为一套老百姓看得懂的“经济学”著作,它能帮助大众培养经济学“大脑”,用经济学的视角更清晰的看待世界,用反常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值得为之点个赞。
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学者在做类似的“经济学”大众化推广,我个人最推崇的还是北大的薛兆丰教授,他的许多文章,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胜于本套书的作者列维特。综上,我给这套书打7.8分罢。
《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三):经济学是你身体里的魔鬼
文/王福重(经济学家)
这是一本“耸人听闻”的书。
在学界,早就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意思是经济学跨过自己的范围,蚕食其他学科的固有领地,比如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而且已经有几位,凭此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有天下学问,莫不是经济学的架势。
《魔鬼经济学2》,是经济学攻城略地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
“super”,即超爆,意思是说本书所研究的问题,至少表面看,跟经济学沾不上边。但是,说实话,经济学并非只研究市场、赚钱这等雕虫小技,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关注的是人类的行为,一切行为。包括本书选取的街头妓女、恐怖分子、冷漠的案发现场看客等。
照“狡猾的”作者的本意,“超爆”不是关键词,“魔鬼”才是。中国人用“神出鬼没”来形容神奇的人和事。看了本书,如果你认为经济学就是这样神乎其技,作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魔鬼经济学的第一层意思是,言人之不敢言。别人避之犹嫌不及的,我也敢蹚浑水。比如观察街头妓女,分析她们的卖淫方式、定价方法,就必须有“魔鬼”的胆量。魔鬼的第二层意思是,事情的背后都有经济学这个“魔鬼”在作祟。第三层意思是“鬼点子”。比如气候变暖,似乎已成定局,令全世界头疼,但是,在作者看来,它也有简单至极而且“经济”的解决方法。
在第1章里,“遏制气候变暖:火山爆发?用烟囱桶破天?还是架一根18英里长的管子?”讨论的是外部性问题。当下最时髦的话题,是全球变暖。显然,作者对是否真的变暖,二氧化碳是否真的是一种“有毒物质”,以及变暖的前景是否真如媒体和一些科学家渲染得那样可怕,持相当冷静和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变暖并非言之凿凿,最近几年,全球气候是变冷的。世界末日,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噪。
假如全球变暖是真的威胁,这种外部性的解决需要的是全球的协同合作,但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的碳排放大国,似乎占有道德上的优势,这种协同是不可能的。哥本哈根大会的无果而终,就是不合作的结果。
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少用化石燃料,比如开新能源汽车,过低碳生活,正在成为一种新道德和新光荣。本书作者说这是美国前总统戈尔(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方法。
这种改变,即使能成功,也是杯水车薪。二氧化碳的半衰期是100年,现存的二氧化碳将存在几个世纪。更重要的是,戈尔的思路有逻辑缺陷,因为人类并非不知道如何避免破坏环境,而是不想这么做,因为成本太高(经济原因)。再说,也缺乏激励,没有激励,仅仅是教育,自利的人们怎么会真的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全球温度真的上升,办法并不是没有,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令人咋舌的“布迪科的毯子”计划,也就是“皮纳图博火山”(火山爆发能让地球变冷)办法,仅仅需要2.5亿美元!科学的实验证明,这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这个法子不行,还有两个替代的办法:“上天的烟囱”,以及“雾气腾腾的镜子”。这些简单的办法,听起来如天方夜谭,这也是作者所说的“魔鬼”。
第2章 “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围绕恐怖袭击事件展开,说的是信息经济学,也就是信息不对称下,人们应该如何行为。人的行为,哪怕是荒诞、极端的行为,都严格遵循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可以发现事情的本质,包括寻找谁是自杀炸弹。
诚如作者所言,先天的东西,不是恐怖分子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的东西。恐怖分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生于贫困家庭,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相反,恐怖分子一般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恐怖分子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相当“有理想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恐怖活动的代价,首先是造成人心惶惶,担心会遭到再次袭击。不过,统计数据表明,人遭到再次袭击的可能性,仅仅是自杀或者他杀的1/575,或者说更大的危害是经济上的。比如,“9•11”恐怖事件后,美国除了两场耗资数千亿美元的战争外,还加强了安保措施。以机场安检为例,假如每人需增加1分钟的安检,美国航空流量每年有5.6亿人次之巨,就是一笔不小的经济代价。
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依靠传统手段收集病人信息异常困难。所以,医生的可用时间,60%用于收集信息,纯粹诊病时间不过15%。所以,开发能够收集病人信息的系统,是“9•11” 恐怖事件后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除了疾病诊断,还可以预防恐怖主义。
与医生了解病人类似,患者也想了解医生的水平。根据治疗效果或者其他看似更实在的标准,往往是很不靠谱的,但是有些基本信息却更加要紧,更加可靠。比如,是否毕业于一流医学院,是否在出色的医院实习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招聘单位总是对一流大学毕业生青睐有加,因为文凭可以有效地识别求职者的水平。
但是,作者的出色工作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们认为,决定患者在急诊室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否存活的因素之一是其收入水平(贫穷患者比富裕患者的死亡率要高很多)。而统计也表明,购买了养老金的群体,活得更长;遗产税的征收时点和存废,也影响寿命的长短。
一个很有趣的疑惑是:为什么化疗效果实际上很小,医生还是不遗余力地推荐?原来,医生可以因此赚更多的钱,也会得到政府更多的研究资助。
对于反恐,最重要的恐怕是,迅速找到恐怖分子的所在。有多种办法,而且已经付诸实践。比如,搜集人力情报、监听电子通信、追踪跨国资金走向——也就是为恐怖活动融资的行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都几乎毫无斩获。
这个发现似乎让事情柳暗花明:潜在的恐怖分子不购买人身险。因为保险公司不会为自杀者支付保险金,这个特征正好可以用于识别恐怖分子。令人兴奋的是,实际上,根据这个提示,在一长串可疑名单中确定恐怖分子,变得相对容易,这个工作已经卓有成效!
第3章“难以置信:犯罪率升高是因为电视看多了?”说的是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近几年颇为流行,大有撼动传统经济学的架势,特别是,有数位经济学家(也许不是)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找到的突破口,是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是利己而非利他的)。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一个妇女受到连续袭击,而38个邻居眼睁睁看着她被杀,却无动于衷。
人们不是有利他主义的倾向吗?比如我们熟悉的好人好事,母亲为儿子捐肾,比如“最后通牒”模型中,当事人给予对方的善意。但是,当此危难时刻,人们的冷漠毫无利他的影子,到底哪个才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本书作者之一的史蒂文•列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个奖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某种前奏。
史蒂文把“最后通牒”试验进行变种,以便更接近现实世界,发现其结果与之前大相径庭,人们表现出的不再是利他,而依然是“利己主义”的倾向。
道理在于:由于存在“选择性偏差”,以及在“认真观察环境”下,参与实验的人会“主动”地配合实验者,因此那些“标准的实验室实验”结论是很不靠谱的,所谓的利他行为是一种纯粹的乐观想象。
而各种捐献的目的也并不那么单纯,背后或多或少都藏着利己的动机,或者说是伪装之下的利他主义。自愿捐肾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多,很多病人在等待中离世了。以至于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都支持成立一个受到良好监管的人体器官市场。很明显,这样的市场可以拯救很多人,但是存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巨大风险。
后来的调查证实,《纽约时报》的报道过于夸大其词,当时有人阻吓罪犯,也有人报警,是一个很普通的案件。
但是,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做壁上观,也不是不可理喻的。人就是有利己和利人的两面性。危险的是夸大利他,而贬损利己(关于利己的好处,传统经济学已经说得太多)。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更普遍,更有说服力。行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却很值得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人做了严格区分,而墨子却非同凡响地说“义者,利也”,终结了这个无意义的争论,即所有的人都是“小人”。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更是大胆道出了人性自利的本质。
第4章“疫苗、安全带和飓风:不一样的事情,一样的逻辑”,说的是市场而非政府才是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部门。最好的办法是那些成本低廉且简单的办法,不过它们经常受到指责和怀疑。
匪夷所思的是,出于好意实施的法律,总会产生有违初衷的结果。比如,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最终造成了更多非熟练工人的失业,这叫“非预期后果法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治病的医生,为救死扶伤开展的解剖实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丢命。
历史并非简单重合:最困难的问题,往往是用极其简单的方法解决的。例如,1950年后的50年,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原因居然是硝酸铵化肥的发明和使用。硝酸铵让人类可以依靠动物和水果作为食物。作为能源和动力,跟成本高昂的鲸油相比,石油是一种便宜、便捷得多的能源和动力。
脊髓灰质炎是可怕的疾病,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包括伟大的罗斯福总统(39岁时罹患此病)。在众多的抵抗方法中,疫苗是最出色的。固然,研发疫苗十分困难,但是从治疗方式和所需费用来说,疫苗是极其简单和低廉的。
心脏病人死亡率的下降,居然不是看似高超的搭桥手术以及昂贵药物,而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阿司匹林的功劳。
说到交通事故死亡率的下降,必须感谢美国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这个古板的统计学家首先提出配置安全带的。安全带极大地降低了汽车事故的死亡率,拯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这个办法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来避免生命的悲剧。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中国司机和乘客对安全带抱着抵触的态度!
飓风是美国人的噩梦之一。为了减轻飓风的破坏力,各种办法想尽,但效果不佳。但有人想出一个:在海中投放大量带裙摆的轮胎!这个人,是微软的前首席技术官、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的学生梅尔沃德。最妙的是,它简单,花费也出奇的少。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第一批去澳洲的人,是坐船去非洲的奴隶。开始的时候,资本家是按上船人数给人贩子钱。结果发现,上了船,能到澳洲的奴隶,所剩无几。在进行了各种技术改进(例如增加水供应、保安措施、医疗人员等)无明显效果后,一个极简单的想法彻底扭转了局面:按照下船人数给钱。这是从人的自利性出发的举措,自然奏效。
相信市场,相信人们从经济成本–收益比较出发做出的选择更有力,是本章的重点。
在第5章里,“街头妓女与百货商店圣诞老人有何相似之处?”在卫道士看来,题目很有些轻佻。但是,要说的主题却是严肃的劳动力市场如何运行,而即使是看似不耻的卖淫行为也得遵循经济学原理。
女人难找工作,收入比男人低,但不能因此就说社会歧视女性。男女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在经济上也存在差异,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女人更顾家,于是有限的精力被分散了,降低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作时间;女人的生理特点也不容忽视。所以,在某些劳动力市场上,包括WNBA教练,鲜有女性。但卖淫这个特殊场合,却完全相反,女性一统天下。
男人们好像越来越花心。这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男人还是那些男人,不同的是,过去卖淫市场小,价格高,光顾的男人就少,没法不忠诚。但是,卖淫市场迅速发展(部分是因为女性收入低),卖淫者间竞争加剧,促使价格下降,男人可以获得更低价的性服务,性道德因此败坏。
购买卖淫服务,满足了生理欲望,更有经济上的好处:不必承担怀孕的成本、承诺结婚的成本等。
卖方肯定想要高价。如果能降低竞争,街头妓女的服务价格就可以提高,但是妓女没有权力攻击同业竞争者,控告别人,或者争取立法,对外来者征收“关税”。但是,她们有别的办法。
街头妓女可以实行“价格歧视”,看人下菜碟,比如黑人低价,白人多要。可以单干,也可以找人看场子,这就形成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可以专门跟警察打交道,搞定警察,驱赶竞争者,双方是互利关系,而且考核代理人是否尽心是相当容易的。代理人的出现,促成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增加了妓女的收入。
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常发生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行为,比如企业投资亏损巨大,而总经理却享受高得离谱的年薪,就是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这一章的名字中有“圣诞老人”,可是压根儿就没说圣诞老人的事。因为圣诞老人的行为模式跟街头妓女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写起来更体面,但是本书作者却不屑于这种体面,他们更热衷于描写魔鬼。
不要以为说妓女的行为就是噱头,作者的真正用意在于,经济学不是好人的学问,也不是坏人的学问,而是关乎一切人的学问。无论是体面的工作、严肃的行为,还是难以启齿的活动,在经济学家看来,都没什么区别,经济学都可以检验、审视它们,廓清背后的决定因素。
结语 “猴子也是人”陈述的一个观点是:无论是食色性也,还是喜欢搭便车、推卸责任,抑或成为恐怖分子,猴子与人毫无二致。经济学这个魔鬼,也附在猴子的身体里。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不但研究人,也研究动物,“帝国主义”又向外扩张了。
这本书,在形式上,也许有些耸人听闻,甚至哗众取宠,但是如果认真读下来,就会发现作者的写作态度严谨而科学。他们总是依据第一手素材,不厌其烦地利用原始数据,以及可靠当事人,特别是始作俑者的陈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小心地运用逻辑推演自己的结论。特别注重运用统计方法,而非传统道德或者政治来分析问题,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我们能从书中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亲身实验、与街头妓女的亲密接触等,洞见作者的辛苦和认真。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经济学的“魔鬼”潜伏着呢。
《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四):少一些想当然,多一些思考
在写这篇读后感前,我刻意没有去读或者听其他人对于本书的看法,怕影响自己的思维。当然,别人可能比我理解的更深更透彻,但,在这里,只想写下属于自己的一些感悟。
虽然说这本书的名字中有“经济学”两个字,但作为一名对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的理工科生来说读起来也并不困难。因为作者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事例,经过深度剖析,传达一些信息,一些概念,一些逻辑。这里的“经济学”更多指的是用经济分析的方式描述人类行为决策和各类社会现象。作者希望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客观阐释世界的本来面貌,帮助读者更加了解世界。
简单的说说这本书带给我两点收获:
第一,一个关键词“想不到”。想不到酒后步行比酒后驾车还要危险,想不到火山爆发可以降低全球温度,想不到《劳动法》也会损害劳动者,想不到化疗对于多数肿瘤患者的作用微乎其微,书中还有很多例子……
这探讨的其实是思维方式问题,我们掌握的很多所谓的“常识”往往是一种思维惰性,也许是学校教育的,也许是社会舆论的宣传的,也许是自己的经验总结的,当我们接收到一个信息时,尤其是所谓的“权威”发布时,很少去深入思考和辨别一件事情的真伪。这本书给我们提个了醒,当接收信息时,多加思考和辨别,少一些“想当然”。
第二,丰富了知识储备。也许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好奇心,有探索精神,但我们未必能有去深入研究的条件。本书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以翔实的数据和统计分析,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尽量真实的世界。比如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性问题,如何判断医生水平的高低,人是否存在“利他主义”倾向等问题。
《魔鬼经济学2》读后感(五):“成本-收益”的正确算法
首先申明:在本篇书评里,“经济学家”是褒义词。
先抛结论:绝大部分人都是经济人,同时也是坡脚的经济学家。
经济人,简言之,就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总会对事情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而去决定做或不做。一些很奇怪的宏观现象,往细处分析、思考,归咎到个体层面的本性,其实也就很自然了。比如,那些为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的法规出台,导致残疾人就业率大大降低(雇了残疾人不能委屈他、辞退他,还不如不招!)。
经济学家当然也是经济人,让他们脱颖而出的,是他们能对“成本-收益”进行更准确地评估。比如这几种思维,考虑外部效应、对未来和现在收益的评估、更纯粹的数字导向。
外部效应,即某人实施某种行为,其他人要被迫付出代价。比如,在公共场合吸烟、随意污染环境,很多时候,外部效应是不易引人注意的,就是这种行为的成本是被低估的。所以,你身边那种损人损己额行为还少吗,很简单的例子,“羊来了”。
未来和现在收益的评估,人们一般不愿为了应对未来的问题、获取未来可能的收益而花费现在大量的精力,就是未来收益往往是被低估的。比如,投一个五年后才能盈利的项目,你愿意吗?那么多企业家拼了命的投资、布局,是为了什么?
更纯粹的数字导向,从统计上说,坐飞机比坐汽车安全,安全座椅并不比安全带安全。这些事实,你信吗?因为对信息的了解不足、也不愿意花多精力思考数字问题,人们往往会被媒体误导,会遵从自己所谓的“常识”去做出错误的判断。
经济学家,是更愿意思考、更遵从理性支配的人。从这点看,“成本-收益”的公式不变,经济人要做的无非是把外部影响纳入成本计算、把未来预期纳入收益计算、整个公式更加量化。拥有清晰地思维艺术,成为自己的经济学家
本文标题: 日戈尔医生读后感(电影 日瓦戈医生)
本文地址: http://www.lzmy123.com/duhougan/307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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