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年代》（1920）是美国女性作家伊迪斯·华顿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短期内在欧美销售10万册以上，给其作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和不凡的知名度。她还因此书获得1921年的普利策小说奖，成为第一位荣膺该奖项的女性。不过在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仅止于对老纽约精致浮华的社交圈的描绘和上流社会爱情故事的兜售，小说的畅销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商业的成功。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华顿的文学地位始终在低谷徘徊，上世纪70年代以前她被归于通俗作家之列。

纽兰·阿彻尔
纽兰在婚姻问题上的矛盾是他内心最激烈的挣扎。在19世纪70年代的男权社会中，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取悦男人，服侍男人；而婚姻于男人来说，可以是为了利益的扩充（如两大家族的联姻），可以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也可以是为了责任，总之无关真爱。纽兰在与梅的婚姻中，深知梅的幼稚无知，但梅满足了他所期待的一切，可以说是满足了男性极大的虚荣心。几千年来让人因循守旧的习俗，梅背后的坚固的封建世俗束缚着纽兰，压抑着纽兰内心对自由，对新事物的冒险。最终，纽兰情不自禁地追求艾伦，那种对真爱的向往的狂热是无法压抑的。然而纽兰似乎已经把遵循那个社会阶层的道德风尚视为他的第二天性，他胆怯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二者的矛盾就像是天杆两边的砝码一样深深的纠缠着他。当梅告诉他，她怀孕了。纽兰顿时感觉这一重磅法码压向了天杆责任的一边。多年后，梅去世了，纽兰和儿子受到艾伦的邀请来到巴黎，但最终纽兰没有上楼，纽兰最后的放弃，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复杂的心境的体现，可能是他的锐利的视角，潜在的反抗意识在长期与梅的婚姻中被完全的湮灭，他已恐惧去接受任何新的事物；可能是他对艾伦的真爱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回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完全的屈服于这个社会的强大压力下。
梅·韦兰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之一梅·韦兰是一个典型的“家中天使”。她美丽纯洁，富有活力。华顿夫人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将地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身穿银白色服装。头上戴着银白色花朵的花环，那位身材高挑的姑娘（梅）看起来就像刚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女神。”在纽兰的眼中，梅就是纽约上流社会训练出来的完美淑女的典范：“作为他归同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和纽兰的结合得到了双方家庭的祝福和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赞美，真正可以称为“金玉良缘”，注定有一个童话般的完美结局。
除了纯洁优雅，梅似乎乏善可陈，至少纽兰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优雅，到了最高境界竟变成其反面，帷幕后面竟是空洞无物，那将怎么办呢？”带着智力上的优越感，他将梅归类为肤浅狭隘的旧时代女性。直至梅提前告诉埃伦她怀孕的消息而成功将埃伦放逐，她更被贴上了“工于心计”的标签。
事实上，梅在整个故事里是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的。在接受了传统家庭的教养和上流社会的熏陶之后，梅已然成为—个完美的“他者”，永远生活在一个被观察、被要求、被评判的氛围里。梅纯真但绝不无知，优雅但绝不缺少勇气。在纽兰恳求她将结婚日期提前时，梅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焦虑不安。她意识到可能纽兰正为另一份情感困扰，因此说出了这段让他惊异非常的话：“我一直想告诉你，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他们的做法会违背公众舆论，那也可能是对的。”连纽兰都承认“这种置传统全然不顾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东西”，只可惜他没有深究罢了。
梅纯良友善的天性不允许她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因此她支持纽兰摆脱社会习俗的羁绊去寻求真爱，即使这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她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梅确实像她所酷似的那位女神，充满勇气和高贵。
埃伦·奥兰斯卡
与梅的天真单纯相比，埃伦·奥兰斯卡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她美丽自信、成熟坦率，有着更多的经历和阅历。她充满艺术气质和异国情调，正如纽兰深切感知的那样，她更像黄玫瑰，太绚丽太浓烈。这样一个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上流社会很明显是一个“异类”。仿佛一个外来世界的“入侵者”，她介入了人们如一潭止水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话题。
埃伦的父母是欧洲大陆的漫游客，在经历了幼年的漂泊之后，她失去了双亲，被具有吉普赛气质的姑妈收养。她从小接受了昂贵但很不连贯的教育，包括艺术和音乐方面。后来她与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波兰贵族结了婚，而这位伯爵，据说“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而且他对两者都不借任何代价”。在对自己的婚姻彻底失望之后，埃伦回到了纽约，寻求离婚。
在纽兰的眼里，埃伦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她身上散发着美的神秘力量，在她毫无做作的举目顾盼之间有一种自信。”而且，不幸的经历给她留下了烙印，“她异常地沉静——她的动作、声音、低声细气的语调都异常沉静。”甚至在范相卢顿夫妇举行的宴会上，尽管她是唯一一个年轻女子，但她的眼神却似乎比纽约那些高贵的老年人还要成熟。而造就这种成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
埃伦回归纽约是追寻自由而来的。她渴望在纽约这个她服里“像第五大街那样直来直去…一切都贴着诚实的大标签”的美好世界里重新出发，摆脱残忍霸道地囚禁她的丈夫，忘却所有难以言说的苦难，在家人温暖的怀抱里，重新变成一个彻底的美国人。但是她没有料到的是，“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埃伦的回来在她的家族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她所诉请的离婚更是一个不能提及的字眼，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丑闻。为了家族的名誉，他们情愿牺牲埃伦的个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