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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科学性
就“科学”这一话题，耶林的就职引言中从两方面提及了他对此的理解。一是“科学的土壤”。“研究的自由，以及与此密切相连而无法切割的批判，政治信念与宗教信念上的自由，还有就是即便当科学戮力追求的目标，看来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却仍然乐意给予支持——诸位先生，我认为这些条件就是科学所需要的土壤。”[1]Rn 34、35另一个则是个人的信念。“人们现在在这个人身上所要求的唯一正当化理由就是，他能不能作为一位献身于科学的人以及青年人的导师，而获得进入大门的正当理由。诸位献身，这才是科学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科学的生存条件。……具有不同血缘出身的人，会为了相同的目的一起贡献心力。”（《篇幅较短的、将前两份草稿予以整合的暂时草稿》）[1]Rn 45、46
在耶林看来，法律的科学，就是罗马法的法源，就是“在法律事物中获得揭示的理性”，就是“自由研究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法律科学与实证主义
当时柏林检查官Julius von Kirchmann的著作《法学作为一门科学之无价值性》（Die Werthlosig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提出了著名论断，“立法者改动三个字，就使整座图书馆变为废纸堆。”而耶林则开篇明义：“实证的法学或者说法释义学，也就是关于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实证法的学说，它有资格主张‘科学’这个名字吗？人们可以问道，有哪一门科学，竟需仰赖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于明日遭废弃，使于某处为假之事，于他处为真？有哪一门科学，竟需受国家边界界桩所限，使我们在跨越边界或者在引入一部新法典之时，陷入窘境？”
耶林将“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这一问题转换为法律的科学性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争论，并直言，国家立法实证性要素是“法学的阴暗面”、实证主义使法学家成为“法律机器中一块无意志的、无感觉的零件”、法学历史中的实证主义是“法学的死敌”。“法学所隐含的这项根本的恶，就叫做实证主义。”[1]Rn 55
法律科学与自然法主义
无论就理论角度或实践角度而言，耶林法律思想的枢纽系源于历史法学派。在耶林看来，近代法学的整个奋斗与追求的内容就是一个追寻的过程，是与实证主义的斗争。“促使近代法学开展的推动下思想，就是一种追求、一种在法学领域上对于科学的渴望，亦即要奋力争得一个不受外在规章、时空变换所影响的领域。”[1]Rn 58在这个过程中，耶林回溯了11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13世纪与14世纪的评注法学派、15世纪的人文主义与优雅法学、1654年格劳秀斯开创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然法学派，最终看到，人类的良知与实际的需求作为法之最终泉源，法律在人类的性情上获得它所需要的而且无法被国家取代的力量。
这个历程中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活有时会无法为科学的需求提供滋养，而有时有可以？[1]Rn 64、FN 69面对“生活无法为科学提供滋养”的情形，注释法学派从生活逃到罗马法中，立足实证法的根基，而自然法却完全放弃了这个根基，以至于科学与实证法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自然法的真理未触及生活的需求与经验、永远保持自身统一、无论何处均为有效，但是，这种不在生活中追寻真理、而是在学者头脑中的做法，纯粹先验的理念构建，与罗马法诸制度所具有的完全经验性的、对法律关系进行之活性建构，相去甚远。对这个尖锐的问题：“法律的理性如何进入到现实性当中？”耶林在对这些泉源所成就的事情——“在数千年历史中展开的心灵与悟性、在诸多法律制度中具体展现出来的人民的伦理生活直观，以及在法律制度中好似已经沉淀下来的积淀”——的强调中，[1]Rn 68继续发展了萨维尼的学说，将制度进一步阐释为具备合理性但不具备精神性，回到了人类性情、生活和经验的法律泉源上。